祭天

摘要： 中国的经史传统,有着极为复杂的内涵。以圆丘祭天之礼为例,在两汉经典中,只有《周官·大司乐》提及过一次“圆丘”,而无论是今文经典,还是两汉典礼,在祭天典礼上都只有南郊祭天,没有圆丘祭天。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统合今古文经学,平衡经典异义,并以《周礼》为基础构建了一套新的礼学体系。郑玄将《周官》的圆丘纳入祭天典礼,认为在南郊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圆丘祭天。这是郑玄以经文为本,统合今古文经学的结果。经学的改变马上带来制度的革新。在政治层面,当“郑氏家法”被普遍接受之后,魏明帝开始以郑玄经学为基础构建祭天大礼,首次制定了圆丘祭天之礼,这表现出经学塑造历史、制度的特点。另外,郑玄把《周官》理解为周公制作的一代大典,周公又是一个历史人物,那么,周公制作的大典,便成为周代的历史,而且因其具有“经”的地位,而成为最可信的历史。因此,郑玄的经学在杜佑《通典》等史学著作中,成为构建周代史的材料。可以说,经学不断在塑造制度、塑造历史,同时,又不断在塑造三代的历史书写。从郑玄论圆丘礼中,便可以看出经史关系的多层面相。

摘要： 2020年4月14日《辽宁老年报》第7版刊载了《沈城印记街道阡陌人神坛》一文,其中写道:“从汉代开始,祭天大礼即在南郊圜丘举行。古代文献记载郊祀分南郊和北郊,南郊祭天,即祭吴天上帝,其祭坛制为圜丘……”这里说的“吴天上帝”有误,正确的应是“昊天上帝”。

摘要： 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了解到,考古人员近日对位于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境内的北魏皇帝祭天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这是我国首次发掘北魏皇家祭天遗址。这一遗址在呼和浩特市区北面的大青山蜈蚣坝顶上,分布范围约1万平方米。这处遗址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被发现,但一直未被发掘。自2019年开始,考古人员对遗址正式进行考古发掘,目前已初步明确遗址形制和结构,并对其性质有了较为明确的定位。

摘要： 正月十四,年节将尽,大多数人一年中最为和乐喜悦的日子接近落幕。而对于远在昌邑市东永安村的乡民来说,一年一度的民俗盛会——“烧大牛”即将上演。~①以燎烧方式的祭祀活动历史久远。《礼记·祭法》有云:“燔柴于泰坛,祭天也。”~②这句话是指将玉帛、牲畜等圣物置于堆积的柴火上焚烧,是古时极为盛大的祭天礼仪。而东永安村的乡民们最为期待的,也是一种与之类似的活动。至于烧的是什么牛,又是为何而烧,便要从腊月间的筹备环节谈起。

摘要： 春节在尧舜时叫“载”,夏代叫“岁”,商代称“祀”,周代时叫“年”。在汉代前历法曾多次变革,曾将24节气中的立春这一天定为春节,以示春天从此开始。先说秦朝,秦朝虽只有二世,但也有元旦春节,那个时候称作“腊祭”。皇帝的庆祝方式也比较简单:祭天地,祭鬼神,然后和后宫佳丽以及部分大臣一起吃一顿。直到汉代才定正月初一为春节,不过当时不叫春节,叫“元日”。

摘要： 我被响亮的锣声惊起。我的耳膜,我的身体。我刚刚在村里巨大的古树下行走,再顺着古石阶爬往祭天山的祭天平台。这响亮、震撼、短促、沉重的锣声,在这个古老彝族村寨震荡,打破了它的寂静。这个古村的底色是寂静的。李方村,在原始森林密布的白竹山下,它是“三笙”之一大锣笙的发源地。三笙指彝族的老虎笙、大锣笙、小豹子笙。笙是舞蹈的意思,这是一种古老的傩舞,一种图腾之舞,是彝族在自己的生活历程中创造的独特的艺术语言。

摘要： 在古汉语中,“羊”“祥”通假。西汉大儒董仲舒说:“羊,祥也,故吉礼用之。”在很多汉代墓葬中都发现了羊的形象,一些表示吉祥善美的字都有羊的影子,如祥、美、羲(“义”的繁体字)、善、羡、鲜等。神话传说,女娲造人之前,先造六畜,第四天造出羊,用羊祭天神,天神才赐福气,吉祥如意。大约一万年前,人类驯化了山羊,继而驯化了绵羊。

摘要： 中国为“礼义之邦”,时人对三代古礼的探究,多集中于周礼体系。《周易》是我国存世定型最早的典籍,是记录殷周之际人文精神与社会现象的最重要载体。与周代礼乐文献的理论性阐述不同,作为当时礼典施行记录的《易》礼,是研究殷周古礼的可信史料。周礼得以建构是损益前代,尤其是殷商礼乐的结果,故可由周礼来反观追溯《易》礼相关细节。周人“翦商”大业的正统性建构,祭天是其重要内容。本文运用“二重证据法”,对《周易》祭天古礼文化背景,文王“受命”祭天尝试正统性建构,周人对殷商祭天“几”“丘”设置的破坏改制,即“改命”作了探讨。

摘要： 创世史诗《布洛陀》与《崇般突》在文本结构、演述方式、故事范型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相似性,但在叙述主题方面存在着不同的旨归,《布洛陀》史诗突出了稻作文化的特质,《崇般突》强调了祭天文化对纳西族历史文化的深刻影响.从全观的史诗视域而言,南方史诗类型的划分是多元的.《布洛陀》称作“稻作史诗”,《崇般突》称为“祭天史诗”,更符合这两部史诗的文本主旨,也更契合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而仪式类史诗是从南方史诗的演述载体来定位的,祭祖史诗则是依据南方创世史诗的共性主题来界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