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

摘要： 我驾车离开白水县城不久,远远就看到黄河岸上的仓颉庙了。那座庙宇似乎像一座小小的古城堡,一排清代的歇山屋顶的门楼,一大两小深深的门洞。传说仓颉是黄帝的左史官,所以当地便将庙址所在地称之为史官乡了。

摘要： “学”出于“爻”,最初指史掌数占以定兵谋的活动和该活动发生的场所。数占是中国历史早期巫术占卜的方式之一,代表早期中国文明的理性跃进,对中国系统文字的诞生可能具有关键意义。数占被应用于战争决策,对数占技术的掌握是史官得以从巫官脱胎并向文官转变的原因,也是史定兵谋的场所“学”得以向西周以后的文教场所转变的关键。“学”的起源塑造了“学”的核心哲学精神,奠定了其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促进了“德”观念的形成与转变。

摘要： 《诗经·蒹葭》诗旨与男女爱情无关,诗中的"蒹葭""白露"是时令的象征,在上古月令政治中,这个季节意味着人们离开田野,"入室"与进入学宫"学习";诗中描述之"在水一方"之景,与上古学宫(辟雍、泮宫)之用水阻隔正同;"伊人"非指某女郎,其本义为乐官、太史之类的贤人,上古乐官、太史之类的人物正负有教育年轻人的职权,是古代的学官;本诗作于秦襄公时代,秦襄公是有为之君,《蒹葭》诗旨,非讽刺秦襄公不能用周礼,而是冀望襄公进一步步武周礼,以兴学育人也.

摘要： 在《北齐书》中未入《酷吏传》的厍狄士文,却被收入《隋书》《北史》的《酷吏传》,其"酷吏"的形象为世人熟知也多因《隋书》《北史》二书。厍狄士文先祖起源于西北弱水,保有游牧民族彪悍之风,而厍狄士文也沿袭了代人粗犷耿直的性格和武人能征善战之风。随着政局趋于稳定,厍狄氏家族的这份"遗产"在其任官时候得到"发扬",所表现出来的是为官保有豪放、彪悍之风,执法严苛。综合对比各方文献并结合史官笔法,厍狄士文言语行为虽与"循吏"相去甚远,但不至于为"酷吏"。

摘要： 仓颉宝莲灯柏仓颉是轩辕黄帝的史官,被后人尊为“字圣”。仓颉辞世后,葬于陕西省白水县史官乡武庄,并在墓地修建了庙宇。仓颉庙依山临水,周围高墙厚垣,南北长,东西短,呈长方形状。城垣之中庙居前,墓掩后,千年古柏环护四周,气势不凡。庙院内共有千年柏树42株,形态各异、郁郁葱葱。

摘要： 不同于《左传》《国语》,清华简《系年》是涵盖古今史事的通史类文本,其文本层次与“始”“至今”等语词的使用,标志着《系年》的纂集意图在于认识和理解“当今”天下形势得以形成的过程,而非展现好古非今的价值观念.《系年》的整体结构与编纂理念,与儒家的礼、德观念不符,其文辞及史事缺乏史官应有的严谨性和准确性,这意味着其书写主体并非是职官系统内的专业史官.文本在开端与行文之中强调上帝天神的信仰观念,暗含着书写的主体对春秋巫史合一传统的认可,而战国时期墨家“明鬼神”“顺天志”的学派理念与之契合.《系年》叙事以晋楚武阳之战为终点,并有意突出鲁阳公、阳城君等人的勇气与牺牲,其中蕴含的历史信息和情感态度展现出书写主体对墨家“舍生取义”精神的高扬.长台关楚简、传世文献对墨家活动的记载,呈现出清华简《系年》成书于墨家学者之手.

摘要： 御史,是中国古代执掌监察官员的一种泛称。先秦时期,天子、诸侯、大夫、邑宰皆置"史",是负责记录的史官、秘书官。自秦朝开始,御史专门作为监察性质的官职,负责监察朝廷、诸侯官吏,一直延续到清朝。

摘要： 史官是商周时期的文官主体,后成为官僚体系之中的一个重要类别。它上可追溯至黄帝时期,贯穿了我国封建王朝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作为最早和文字打交道的群体,这些人也成为了一个国家中掌握书写、并且书写字数最多的人,与文字、书法的出现和发展有着分不开的关系,而因其职责的特殊性,早期也要承担部分书法教育的工作。我们可以借助各类典籍和相关资料,具体了解史官一职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摘要： 左右史分掌记言、记事说渊源甚古,不得轻易否定.记言、记事由史官分任,撰述与记注是性质不同的两种工作,《书》与国史《春秋》皆是撰述之作,既继承了史官实时记录的特征,又有其独创性.周代史官至少创造了两种记事文体,即策书体与简书体.《鲁春秋》继承了史官记事之体,孕育了经传二体.《书》体源自史官记言之体,保留了其实时记录的特征.周代统治者的执政传统是《书》与国史《春秋》从众多类型的文献中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尚书》与《春秋》分别脱胎于《书》与《鲁春秋》,其文体既继承了旧史之体又超越了旧史之体,兼具实时记录与反思性叙事的特征,以言事二分为标准裁判《尚书》与《春秋》体例是否纯正的做法不可取.

摘要： 简册和铭文是册命文本的两种介质形态,前者多为册命仪式上宣读、传递的文书,后者则是史官对册命仪式过程的全面载录,因此,册命文体研究应高度关注铭文文本.册命铭文的基本要素包括时间地点、仪式过程、作器用途和祷祝语.这些要素在西周中期的铭文书写中逐渐聚拢,形成册命铭文清晰而典范的书写风格,至西周晚期又再度归于简洁.由于铭文的撰写者供职于受册命贵族,铭文侧重体现受册命者的意志,在凸显册命仪式荣耀的同时强化了周王室的权威.铭文语词的一致性可能与工匠对底稿的润色有关.册命文体是国家意志与贵族愿望的综合体现,也是史官与工匠共同参与礼乐文明建构的结果,并推动着周代意识形态的生成、凝聚与发展.

摘要： 史官是史馆修史的主体，同时也是专制官僚体系中的一分子，并在专制官僚体系的运作之中生存。清代史无专官，史馆中史官的来源较为复杂，既有占主体地位的翰林院官员，也有内阁、军机处以及其他政府机构派充的官员，还有根据实际情况举荐、延请、招考和征用的人员。清代史馆中史官的流动性很大，统治者根据需要，可以随时将史官调离史馆。从现存的档案可以看到，当时史官离馆的原因很多，有陞任、降调、学差、回籍、告假、丁忧、试差、终养、患病、革职、休止以及馆员外选、钦点庶吉士等。清代史官多是知识精英，有着修史以经世的政治情怀，但由于清廷设馆修史，目的是借修史来作为其推行官方意志和政治教化的途径，所有修纂事宜，从思想到方法，必须秉承皇帝意志，对于历史事物的认识和解释，都是皇帝定了调的，史官没有任何发挥的余地。在史馆之外，他们有较大的可能通过私撰史书来批判现实，将忧国忧民的史官本色表达出来。rn 他们的以史经世的思想因为有了史馆而变得自相矛盾，多数史官表现出政治上的保守和迟钝，无法在社会变革面前做出相应的反应。

摘要： 我国很早就设置了史官,春秋时期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是孔子同时代的晚辈，著成远比孔子的《春秋》翔实生动的《左氏春秋》，后人称其为《左传》，实际上，左丘明既无为《春秋》作传的意识也无作传的必要。从《左氏春秋》的文体、传授体系、写作时期、作伪窜乱、编写体例、写作目的等方面看，它不是注释阐发《春秋》经的“传”，而是一部极富创新的“史”，代表了春秋时期史学与文学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