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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经济学会2013年年会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讨会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2013年年会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讨会

  • 召开年:2013
  • 召开地:杭州
  • 出版时间: 2013-11-01

主办单位:中国工业经济学会

会议文集:中国工业经济学会2013年年会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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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本文介绍了产业集群组织模块化及其升级方式,阐述了湖南省工程机械产业集群模块化发展现状,分析了湖南省工程机械产业集群模块化升级障碍,提出应在研发设计模块进行创新合作,加强“产、学、研”的结合,在主机模块调整产品结构,打造世界品牌,在配套模块扶持配套企业的发展,填补关键零部件的空缺,在服务模块建立模块化信息网络平台,完善服务体系,同时完善集群模块化组织网络的构建和发展。
  • 摘要:本文根据中国2011年30个省市区的CPEA指数,将其划分为创业高度活跃、创业一般活跃和创业不活跃三个区域,实证研究了不同的创业类型和知识溢出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的分析表明,由于中国各个地区创业活跃程度及经济发展状态的差异,不同区域内不同的创业类型和知识溢出水平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创业活跃度较高且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创业活动对经济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与该地区存在较高水平的知识生产能力和知识溢出效应以及由此带来的高比例的机会型创业有密切关系。在创业一般活跃的区域,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投资以及发生在在位成熟大企业内的研发活动。而私营企业创业行为在经济中的贡献并不显著,表明这些地区的知识溢出效应和机会型创业的比重较低,同时有利于创业的制度环境也尚未形成。创业不活跃区域主要集中于中西部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固定资产投资和对技术的引进与学习。创业活动主要由低能力的创业者所控制,且多为个体或非正式家族企业形式,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阻碍和破坏作用。以上研究结论对于中国尤其是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的实际经济状况有的放矢地实施创业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政府应明确本地区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和创业活动的特点,基于此确定实施创业政策的目的和手段。其次,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创业政策时,应注意避免过多干预,尤其是在被证明无效时需能及时停止,也就是说政府的激励应具有选择性,既要有利于具有发展潜力的创业者进入,又能尊重市场的甄别功能,通过市场竞争促进创业质量和绩效的提高。根据不同区域的特点,提出对于创业不活跃的区域,创业基础薄弱,私营部门活动主要分散在生产率较低的传统行业,此时,政府的必要干预是实现创业促进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创业一般活跃区域要实现创业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首先应注重制度环境的改善,对于创业高度活跃区域,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促进一个创业精英阶层的出现以带领经济向由创新驱动的创业型经济转变。
  • 摘要:本文利用中国创新型(高科技)企业数据库2008—2011年的406家制造业企业的数据,试图寻找一条高效完整的创新活动链条。结合上述结果,本文发现目前最为有效的一条是:政府通过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由企业创新能力产生创新产出时考虑产学研协同,在企业将创新成果转化为创新市场的环节,既要考虑产学研协同又要考虑企业应对市场的能力。本文研究结果对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义主要是:第一,对政府来说,虽然创新驱动是以企业为主体,但是政府作为创新主导也要加强对企业科技资源的配置,尤其是以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为代表的资源投入,第二,对企业来说,企业内部的研发投入不是实施创新驱动的唯一资源来源,政府的资源配置也会对企业的创新产生影响,企业在提升自身创新能力的同时,要注意保持与政府的良好关系,获得政府科技资源。
  • 摘要:本文采用1998~2010年中国汽车产业5个细分行业面板数据,对R&D两面性、技术引进与汽车产业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构建包括能源约束在内的“三投入-产出”的投入产出面板数据库基础上,采用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对中国汽车产业TFP进行测算发现,1994—2010年中国汽车产业技术进步明显,年均TFP增长率为9.1%,且TFP增长主要得益于纯技术进步增长。技术效率贡献较低。其次,采用生产函数法对中国汽车产业R&D产出弹性进行估计发现,无论是规模报酬不变情形还是规模报酬可变情形,R&D产出弹性均显著为正,介于0.64—0.65,且高出物质资本产出弹性10个百分点以上。再次,采用固定效应法和一阶差分法分析了R&D两面性和技术引进对汽车产业TFP的影响发现,R&D创新能力和技术引进对中国汽车产业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R&D吸收能力较低,导致R&D与国外技术引进的交互项对中国汽车产业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负影响,此外研究还发现企业规模对汽车产业生产率增长有显著正影响。近年来,尽管中国汽车产业在R&D经费支出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但是应当看到,中国汽车产业在R&D投入方面存在以下问题:一是R&D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二是R&D经费投入增长缓慢;三是R&D经费来源结构不合理。另外同国外汽车企业相比,中国汽车企业在R&D范围、R&D费用、R&D管理、R&D设施、R&D人员以及R&D水平等方面同外国汽车企业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应当进一步加大R&D投入,增强R&D的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从而既直接促进中国汽车产业生产率增长,又通过增强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间接促进中国汽车产业生产率增长。当前,虽然国外技术引进投资对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提高中国汽车产业生产率增长必须采取以自主R&D为主,国外技术引进投资为辅的策略。
  • 摘要:产业创新尤其是产业技术创新必须与商业模式创新实现有机结合,政府部门应努力创造有助于企业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有机结合的制度环境。政府部门如果过于自信地做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决策,替代了企业创新,这样的产业转型升级路径和方式是难以取得很大成效的,甚至会付出不合理的代价。通过分析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有机结合的机制和具体案例,结合现阶段我国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有机结合存在的问题,提出政府方面要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构建与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企业方面要建立自己的技术开发中心,提高技术开发的能力和层次,营造创新性企业文化,创新现有商业模式,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实施创新人才培养与储备战略,科研机构和高校方面要强化科技成果转化意识,加大技术开发成果面向市场的力度,切实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有用的技术开发成果。
  • 摘要:本文对区域创新能力现状进行了评价,重建了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区域创新能力评价进行了实证分析,总体而言,中国区域创新能力从东部沿海地区向西部内陆地区呈现由高到低的阶梯层次,区域创新能力各要素在不同地区呈现不均衡分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创新能力存在较高程度的正相关关系,提出在对布局国有战略性新兴产业时应发挥区位优势,避免战略性新兴产业趋同化,依托创新资源,合理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打破地方保护,强化顶层设计。
  • 摘要:本文系统考察了要素市场扭曲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双重抑制机理,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转轨时期我国正规要素市场的扭曲导致生产性服务企业畸形依赖社会网络,特别是政府关系网来获取生产要素,由此导致的经营目标短期化扭曲直接抑制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同时,要素市场扭曲还通过制约制造业的演化进程间接抑制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因此,要想切实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必须系统性地纠正我国要素市场扭曲对生产性服务业效率的抑制,应进一步加大要素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改革,改变政府主导的要素分配模式,降低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参与要素市场的交易成本,针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规模偏小、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缺乏有形资产抵押的情况,建立相应的融资机制和担保机制,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吸引外资的力度,鼓励本土生产性服务企业与外资机构进行合作。
  • 摘要:本文先从理论上说明决定居民人均收入的关键因素,然后回顾近20年来我国居民人均收人增长情况并揭示其成因,接着分析2020年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可能性与条件,最后探讨促进经济增长与提高居民收入比重的矛盾及规避,提出应将提高居民部门增加值、增加劳动者报酬作为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重中之重;财产性收入尽管目前规模较小,但有很大提升空间与潜力,也可以作为增收重点;至于减税增支政策的运用,则要审慎、适度并突出针对性。
  • 摘要:中国过去34年的经济结构从整体来看处于“中度失衡”状态,从中国经济失衡的分项特征来看,中观经济结构失衡更加偏向于“重度失衡”,而宏观经济结构失衡和微观经济结构失衡更加偏向于“轻度失衡”。从中国经济失衡的变迁趋势来看,中国转型过程中的经济结构整体呈现出一种从均衡到失衡的状况,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当前的发展和转型面临着一系列新挑战,要应对这些新挑战,必须深刻把握经济失衡的特征,坚持深化改革,推进结构调整,实现科学发展。通过本文的论述,笔者将过去和当前的失衡特征总结为:过去的经济失衡是单方面失衡,而现在的经济失衡是全面性失衡;过去的经济失衡是中低程度的失衡,而现在的经济失衡是中高程度的失衡;过去的经济失衡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而现在的经济失衡则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阻力。未来中国经济要保持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必须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继续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通过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的路径转型,完成中国经济从“失衡式增长”向“均衡式增长”的转变。在宏观方面,一是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改善二元结构,二是扩大内需,提升消费贡献率,改善需求结构,。三是实施创新驱动,并增加基础设施投入,改善供给结构,四是平衡国际收支,改善国际收支结构。在中观方面,一是纠正要素扭曲,发挥比较优势,优化产业结构,二是平衡投资与消费,改善消费结构,三是处理好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关系,改善投资结构,在微观方面,一是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障碍,收获“二次人口红利”,改善人口结构,二是加大科教文卫投入力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人力资本结构,三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改善企业结构。
  • 摘要:本文基于政府扭曲的研究思路,把政府补贴作为主要研究变量,综合考虑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各影响因素,探讨地方政府投资冲动造成的企业生产行为扭曲的形成机理。对变量选取及变量含义做出说明,对补贴现象,包括企业获得政府补贴能力的影响因素做出描述与归纳。通过实证研究补贴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基于文章实证的结果做出的一些政策性建议,应当调整现有的财税体制,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配机制,重点应当改革以GDP等统计数据考核为核心的政府官员晋升体制,适度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考核指标靠拢,消除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动机。其次,应当改革现有的补贴政策,科学制定政策的补贴标准,把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的经济主体。现有的补贴政策无一不加剧了政策偏好主体的投资冲动,而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往往是存在融资约束的主体,同时认为对于所有具有“补贴效应”的优惠政策也应当做出反向的倾斜。除此之外,应当进一步推动金融体制改革,政策性扶持向成长性好而无法获得资本支持的中小非国有企业有计划偏移,让企业通过市场手段获得融资,优胜劣汰,提高金融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
  • 摘要:本文基于政府角度,以政府补贴为切入点分析了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在融资约束下生产率依然增长的问题。为此,本文在控制有效生产率的条件下,将融资约束和政府补贴纳入到前沿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框架下进行有效度量。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政府补贴的存在使得装备制造业的生产率超出其有效水平的27.90%,而融资约束导致装备制造业的生产率低于有效水平的19.73%,两者的净效果造成装备制造业生产率高出有效水平的8.17%,进而解释了中国装备制造业在融资约束下生产率依然逐年增长的现象。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目前金融市场不完善,融资约束严重影响企业的生产率,为缓解融资约束对生产率造成的抑制,政府应该对企业给予补贴。这样,政府补贴不仅缓解了融资约束,同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速度。第二,政府应当注意发放补贴的投向以及力度,通过切实地监督调查不同装备制造业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结合企业的实际状况,给予适当的政府补贴。即融资约束严重的多给予补贴;反之,适当减少。这样既能节省政府资源,又能切实发挥政府在缓解装备制造企业融资约束问题上的调控作用。第三,政府应对监管系统进行完善,针对政府补贴是否如实发放以及发放补贴数额与装备制造业企业融资约束程度是否相符等问题进行严格监管及审查,这样能够更有效率地促进政府补贴发放,从而避免过度发放和发放不足等问题的发生。
  • 摘要:本文在总结之前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初步选取了影响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度的七个因素:工业化水平、市场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投资与消费水平、劳动力素质、技术进步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在此基础上,结合偏最小二乘通径分析模型,构建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因素指标体系。并对选取的七个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从定量角度进一步进行了验证。从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度具有正向影响的因素有:投资消费水平、工业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和劳动力素质,它们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94、0.30、0.31、0.53,是影响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的主要因素。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度具有反向作用的因素有市场化水平、城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它们对结构偏离度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129、1.05和0.27。因此,为减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两者之间的偏离,促进两者的协调发展,一是需要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提高城镇化水平。二是继续进行改革、扩大开放,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具体到劳动力市场,需要消除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一切障碍,消除市场分割,提高劳动力市场化水平,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三是合理引进外资,并引导外资的流向,投资的领域要符合长期的产业规划。四是妥善解决技术进步与促进就业之间的矛盾。在积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减少技术进步对就业的“替代作用”,扩大其对就业的“补偿效应”。
  • 摘要: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产业结构演变对城市化的作用机理,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维度,选取1978-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城市化水平提升的相关政策,即夯实农业发展基础,调整农业内部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合理把握第二、第三产业内部层次提升的时序性,关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加快发展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通过两者协调发展,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以适应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
  • 摘要:本文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的分析框架,刻画了最终需求对1992—2010年以来国民经济产业部门增长的作用机制,定量估算最终需求对各产业部门增长的贡献率,并利用非竞争投入产出表测算1992—2010年国内最终需求结构与产出结构的偏离度。研究结果表明:①1992~2010年三次产业的演进由不同的最终需求诱导,农村居民消费对第一产业、资本投入对第二产业、政府支出对第三产业增长贡献率最大,而且不同年份变化趋势也各有不同。②通过对最终需求诱导作用分解发现,扩大城镇、农村居民消费对工业结构的改善发挥重要作用,有利于调节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例。③最终需求对产业部门不同时段的增加值诱导作用不同,进而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不同产业表现出最终需求诱导作用在不同时段出现转换,而且根据产业的最主要需求诱导因素对国民经济部门划分为“居民消费驱动型”、“出口驱动型”、“政府支出驱动型”以及“资本驱动型”产业,而且前三类产业发展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④借助泰尔指数测算出1992—2007年全行业最终需求结构与产出结构偏离大致增加,而2010年偏离缩小,1992—2010年第二产业内部的结构偏离度变化趋势与全行业类似,而第三产业内的结构偏离度则呈现出先降低后升高的发展态势。以需求为视角,本文研究发现产业增长的需求诱因具有差异性,产业发展到不同阶段居民消费、资本支出、出口及政府支出对其影响作用有可能交替上升,所以认清不同产业的发展机制和其演进规律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提升产业的自身发展能力,相关的公共政策、投资政策、消费类政策及出口政策需要配合使用。为了提升产业的发展质量,大家普遍认为应提高第三产业比例。研究发现,第三产业的发展是以“居民消费驱动型”为主导,我国产业结构在进入21世纪以后升级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和居民消费升级缓慢。但随着政府越来越重视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积极的信号正在出现,2010年的数据表明第三产业无论是生产诱发系数还是增加值需求诱导系数都扭转了下降趋势,开始上升。这说明当前扩大内需,增加居民消费的政策导向有利于服务业发展,“居民消费驱动型”产业发展对经济结构调整有利。研究还发现,无论是城镇居民消费还是农村居民消费都有利于调节重工业和轻工业比例,也是2010年全行业最终需求结构与产出结构偏离度缩小的原因之一。若发展“投资驱动型”产业则有可能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因为投资只会带动重化工业和建筑业发展,加重目前的重工业产能过剩问题。而且研究还发现中国继续采取出口导向性政策也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因为“出口驱动型”产业主要涵盖了国民经济中传统和新兴的制造业,此类行业一方面能够大量消耗过剩的重工业及原料部门,而另一方面有助于调整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的比例,有利于消化一些行业的过剩产能,但“出口驱动型”产业发展容易遭遇外部条件变化的风险。因此,发挥消费需求的产业升级导向作用,应当成为未来政策的重点。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分析结果主要是基于产业关联和投入产出技术,实际上影响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重要因素还包括技术因素、劳动力配比及制度等因素,但是出于模型框架的局限,本文尚未深入研究上述因素对结构的影响作用,这些问题将成为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 摘要:本文分析了浙江纺织服装业国家价值链构建的现实基础和条件,研究了浙江纺织服装业的国家价值链构建与升级,通过具体案例分析,得出浙江纺织服装业应以国内需求为基础,构建自主NVC,重视自主研发,培育品牌和营销优势,品牌运营国际化,实现NVC与GVC平行对接,并从政府层面、产业层面、企业层面提出具体建议。
  • 摘要:根据模型化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两者的互动是长期的、动态的。两者的互动表现为:产业结构升级既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又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具有推动作用。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表现之一就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否稳定,取决于采取的主要转变手段、相应的制度变革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相互作用程度。使用全要素生产率方法对天津市经济增长方式所处阶段进行的测度,发现天津市的经济增长方式总体上仍属粗放型,但已表现出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的趋势;从全要素生产率和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角度看,天津市经济基本上仍属于高投入、高耗能、高排放、低效率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矛盾较为突出,低碳产业自主创新能力还较弱。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本文所分析的短期中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运用天津市1995—2011年有关碳排放与产业结构的数据,从低碳经济模式视角实证分析了天津市产业结构升级对发展低碳经济的作用。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基于第二产业推动的经济快速发展是导致天津碳排放增加的一个主要因素,天津市三次产业的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差异。实现天津市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逐步转变是长期目标,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对天津市产业结构升级提出了新的要求,低碳排放、更少污染和更高效益是天津市产业结构升级和实现第二、三产业均衡发展的目标。推进地方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建设和创新,从多个层面尤其是制度层面,探索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产业结构升级互动的方式、方法。天津应在积极发展第三产业,适度发展第一产业,进一步调整第二产业的同时,逐步改变环境管理主要依靠行政方式的模式,完善环境管理的政策体系。从而改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的资源配置不合理,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和对能源依赖较低的产业发展,以减少天津节能减排的压力,使天津经济向低碳发展模式转变。通过技术创新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转型,实现传统高碳产业低碳化。从天津目前的产业结构来看,经济主体是第二产业,这决定了能源消费的主要部门是工业,而工业生产技术的高碳消费特征又加重了经济的高碳倾向。高碳产业主要包括火电、冶金、石化、交通、建筑、化工等能耗高、污染重的产业,这些产业碳排放强度大,对环境的污染严重。天津应通过产业政策调整,鼓励高碳产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开发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以技术进步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逐步淘汰产能落后的高碳产业。发展绿色、环保型先进制造业,推动天津市区域经济发展中低碳产业集群的形成。增强天津市制造业的低碳产业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完善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和产业扶持政策,依据天津市本地条件大力发展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益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国际合作和产业协作来加快技术研发创新,鼓励本土企业创造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低碳产业技术,由技术引进、技术改造向原创型技术创新升级,注重知识、技术要素的投入,由加工组装型向精密制造型升级,鼓励发展低碳产业自主品牌。
  • 摘要:本文将以意大利数学家Volterra1926年提出的食饵-捕食者模型以及张泽一(2009)产业政策对产业竞争力的模型为基础,选取产业内弱者企业和强者企业的密度变化来代表产业演化的不同阶段,建立产业政策强度与产业内弱者企业、强者企业数量变化的关系模型。通过产业政策强度对产业内弱者企业和强者企业的密度变化的影响,从而得出了产业生命周期的识别,产业政策强度对产业演化的影响,随着政策强度的增大,无论是弱者还是强者企业,其平均密度都呈现递增态势。这说明产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促进产业演化的作用。但随着产业政策强度的不断增加,强者企业平均密度占比随着产业政策强度的增大而减少。这一模型的实践意义不仅在于可以识别产业演化的不同阶段,更重要的是,该模型证明了在产业演化进程中,应降低产业政策强度,弱化产业政策的强制性,促进产业间开展竞争,提高产业内强者企业密度,降低弱者企业密度,延长产业生命周期的扩展阶段,缩短停滞阶段的持续时间。因此,政府应采取间接性干预政策,以降低a的系数来提高强者企业密度。
  • 摘要:本文从地区角度分析制造业集聚的特征,研究了垂直专业化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利用内地27个地区2003~2008年的数据构造面板模型,分别计量检验了垂直专业在全国层面和东部、中部、西部分地区层面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从全国层面看,垂直专业化与资源禀赋是促进地区制造业集聚的主要因素,而且传统的要素禀赋已不是专业化的首要条件。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的集聚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垂直专业化对集聚的影响具有地区特性。垂直专业化的发展有利于东部和西部制造业的集聚,尤其是在东部的影响较为明显,对中部则产生了负面影响。本土市场效应不明显,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地区层面均不存在本土市场效应,在制造业最为发达和集中的东部地区甚至表现出逆本土市场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内市场潜力未能成为产业集聚的正向推动力,拉动力主要来自国际市场需求的刺激。可见,如何扩大内需仍然是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另外,人力资本的作用也不明显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劳动力统计上的不足,另一方面可能意味着制造业集聚的主要动力在于寻求“政策租”,即各类开发区、工业园所提供的政策优惠。本文认为,这一问题值得今后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进行思考,本文认为必须充分重视垂直专业化对地区影响的差异性。集聚在一定条件下具有自我强化能力,这可能意味着,垂直专业化对集聚的差异化影响将会日益扩大中国内部区域发展的鸿沟。从区域的产业发展上看,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各产业之间、各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文中指出的,垂直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尽管在全国层面上有利于产业、经济的发展,但却可能扩大区域间的差距,对某些地区造成不利的影响。就现状来看,中西部地区主要通过承接东部部分产业(以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的环节为主)的转移而促进垂直专业化的深化,但总体上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被就地消化在东部经济圈内的一些中小城市,无法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从而导致中西部地区无法公平享受对外开放过程中经济增长的果实。当然,通过本文的研究,也可以看出西部地区还是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的。这对于产业长期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 摘要: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均衡化三个方面进行的。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有:产业结构优化确实受到经济金融化水平的影响。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表现出正向关系。说明在中国,金融发展拉动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金融证券化和虚拟化为产业发展提供资金,市场机制下,资金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从而扶持了高盈利产业,淘汰落后产能,构成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形成机制。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均衡化表现出负向关系,产业结构均衡化表现出“去金融化”发展。产业结构均衡化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二是产业发展稳定化。金融化标志着大量金融衍生品出现,资金更容易进入高盈利部门,投机性增强,这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产业波动,导致产业结构的均衡性降低。近年来,西方国家的金融化趋势并没有侵蚀中国的金融发展,而是带动了我国的金融化。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它是政府制定产业结构政策的目标导向。本文从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优化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在当今全球经济金融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及效果。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本文针对产业结构优化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协调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第二,扩大完善资本市场功能,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第三,改善金融市场环境,减少投机性投资对产业结构均衡化的干扰。
  • 摘要:本文从构成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供给因素、需求因素、结构因素和可持续化因素出发,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造出2000—2010年各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指数,以评价中部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高低,并构建回归模型探析其影响因素。通过比较发现,三大经济地区整体的工业结构转换能力按照东部、中部、西部的顺序依次递减。中部工业结构转换能力有所提升,但与东部相比存在差距,潜力较大。另外,中部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提升有其特殊的影响因素。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程度的提高能够正向推动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提升,并且有利于缩小与东部发达省份和中部领先者的差距,分别存在“政策诱导效应”和“空间集聚效应”。中部工业集中度提高、优势工业产品的发展和工业污染的排放不利于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提高,阻碍了中部地区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并且会扩大各省与领先者的差距,导致中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分工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存在“结构惯性依赖效应”和“环保约束效应”。中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不利于中部各省缩短与工业结构转换能力领先者的差距,存在所谓的“投资结构失衡效应”。工业产权制度的改革有利于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转换升级和缩小各省与东部的结构转换能力上的差距,存在“制度改进效应”。金融业的发展不但没能发挥对工业增长的产业协同效应,反而拉大了中部各省间结构转换能力的差距。在“中部崛起”政策的推行和“十二五”规划“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的重大时代背景下,中部地区应当如何抓住政策机遇,推进地区工业结构的调整升级,集中力量发展比较优势工业,减少工业同构现象,加快推进中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增强中心城市积聚能力,转变粗放型工业发展方式,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结构,推进产权体制改革,实行国有经济有退有进的战略举措。
  • 摘要:本文阐述了当前产业结构调整的紧迫性,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体制机制成因,提出应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完善自主创新与技术进步机制,进一步健全收入分配体制,健全产业融合协调发展机制。
  • 摘要:本文在考察公共R&D对行业生产成本影响机制的基础上,运用2001—2007年微观非平衡面板数据集中的20个两位数代码分类的制造业部门的企业数据,估计了各行业的平均成本函数及要素份额函数,计算了公共R&D的平均成本弹性、要素需求弹性以及边际效益。研究结果表明,公共R&D投入对制造业各行业平均成本的生产率效应较弱:仅有8个行业的平均成本有所下降,其余12个行业的平均成本反而有所上升。与之相比较,公共R&D投入引起的结构效应更为显著:各行业的要素投入比例随着政府R&D投入表现出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随着公共R&D投入的增加,制造业各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均有所上升,导致所有行业的资本-劳动比和中间品-劳动比有所下降,而且公共R&D投入提高了劳动力与物质资本、中间品的搭配比例。从中间品-产出比对公共R&D弹性看,纺织业的分工协作有了大幅度提高,而一些增长较快的交通运输设备、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等行业的中间品-产出份额弹性显著为负,这表明公共R&D投入并未改善这些行业的分工协作,反而降低了生产迂回化程度。此外,通过测算公共R&D的资本边际效益,我们发现只有8个行业的公共R&D资本的边际效益数值为正,其范围为0.00836—0.25939。就制造业部门的比较意义而言,增加公共R&D投入在耐用品制造业的边际效益比较大。虽然近年来公共R&D的年增长率超过了20%,但本文研究结果发现,公共R&D对制造业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并不明显,其经济效率并不高,而重点在于改变制造业的要素需求结构,普遍增加了制造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促进了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换。在要素及产品价格外生给定的情形下,这意味着在行业附加值中,劳动收入所占份额将会提高,从而有助于改善中国的个人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现状。这表明充分发挥政府科技支出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中的引领作用,不仅要注重投入规模的增加,而且要建立健全公共R&D的管理体制和组织制度,实现产学研的有效衔接,健全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机制,提高公共研发资金的使用效率。
  • 摘要:研发投资在理论研究和经济影响上的重要性吸引了大量学者对其进行研究,然而关于研发投资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理论上存在两种相反的预测,相关实证研究也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使得研发投资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一个需要实证检验的问题,而专利活动和制度环境在研发投资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上,究竟起到何种作用,理论上同样存在相反的可能,因而也是一个需要实证检验的问题,这就需要对于研发投资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以及专利活动、制度环境对于研发投资与企业业绩之间关系的作用展开深入研究。基于这种研究背景,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编制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研究了研发投资对于企业业绩如何产生有效影响的重要问题,结果发现:研发投资与企业业绩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倒“u”形曲线关系,当投资强度低于某一临界值时,研发投资显著提升了企业业绩,当投资强度超过临界值时,研发投资对企业业绩的抑制效应开始显现,二者之间的关系曲线在企业拥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下变得趋于陡峭;相对于没有专利申请活动的企业而言,进行专利申请的企业研发投资对于业绩的正面影响幅度高出约8.2%,企业创新成果的专利申请(授权)增强了研发投资对于企业业绩的正面影响;当制度环境较差时,研发投资对于企业业绩产生了显著的损害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企业的研发行为和国家创新政策制定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研发投资对于企业业绩的影响不是线性递增的,研发投资强度的简单上升并不一定会带来业绩的增长,超过一定限度的“投资”也可能引起反效果,因此企业应当避免短期实施过高强度研发投资引发的业绩抑制效应,应该根据自身承受能力对研发投资的实施规模和项目结构进行科学安排,通过较高的财务弹性保持研发活动本身的稳定性,减少由于过度研发带来的负面冲击,最大限度发挥出研发投资对于企业发展的正面作用。其次,目前中国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为万分之三,99%的中国企业没有申请专利。基于这个现实背景,本文的研究表明,企业创新成果的专利申请(授权)增强了研发投资对企业业绩的正面影响,专利已经成为企业实现研发投资经济价值过程中所依托的外部平台,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需要充分认识专利活动在研发投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将研发活动取得的科研成果及时申请国家的专利保护,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水平。最后,地区内知识产权被侵权的风险越大,研发投资对于企业业绩的损害作用越明显,因此,企业在进行研发投资前,需要对制度环境状况进行仔细评估,当发现一个地区中存在较高程度的侵权风险时,企业就需要慎重考虑研发投资决策,因为这些地区的研发投资很可能会损害企业业绩。另外,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但是如果研发活动不能给企业带来足够的经济收益,政府出台的激励政策也终将成为空中楼阁.因此,政府需要创建一个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激发企业从事研发活动的内在经济动力。
  •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大致经历了"放权让利"、"两权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四个阶段的改革。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传统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大中型国有企业基本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企业竞争机制初步形成,企业运行机制和决策机制逐步健全,实现了机制转变;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以人为本理念、个人利益理念、优胜劣汰的竞争理念、环境保护理念、可持续发展理念初步确立,实现了社会理念转变;国有企业盈利面逐步扩大,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但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体制仍存在诸多不协调之处。尽管部分国有企业已从竞争性行业退出,但国有企业存在的行业和领域仍然过于宽泛,垄断国有企业在行业准入、要素使用等方面对非公有制企业形成了不公平竞争,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构建。在“后改革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鉴于此,必须明确国有企业的特殊职能与存在领域,使国有企业从竞争行业逐步退出,并规范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行为。对于竞争性领域不承担“特殊职能”的国有企业而言,应逐步完全退出;对于垄断行业承担“特殊职能”的国有企业而言,应适当引入竞争机制,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形成有进有退、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 摘要:传统的产业关联理论过于强调产业间的技术经济联系而忽略了对产业内生性的研究,本文将多国多部门投入产出分解技术模型应用于一国产业结构的研究中,试图兼顾产业结构在演进过程中的产业内生性和产业关联性。通过对中国1992—2007年投入产出表的回顾和对1970—2005年美、日两国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产业内生性和关联性的考察,得出中国投入产出的技术结构对经济的拉动性在1992—2002年较为平稳,而在2002-2007年大幅增加,产业内生性和产业关联性在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中对各类产业的重要性是存在巨大差异的,从美、日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转型经验来看,内生增长在转型期及转型期过后将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美、日经验也表明,在转型过程中各类产业的内生增长变化和产业关联演进也是不同的。通过对中、美、日的比较研究,笔者认为未来中国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投入产出技术无论是在内生增长还是关联演进上都会出现滑坡,但是内生性的重要性将更为重要,因此产业政策应当注重加强产业生成机制的建设。但是美、日经验表明,通过对未来产业方向的把握,对其重点扶持以发挥其关联效应也是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因此国家要加强对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引导,重点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扶持,发挥未来产业对传统产业的关联效应。此外,在第一、二、三产业之间,对于第一产业,在产业政策上要更加强调其对于其他行业的溢出效应;对于第二产业,加强对未来可能具有更加广泛技术经济联系的行业的扶持;对于第三产业,则应当内生性和关联性并重,同时注重产业生长机制和关联影响的建设。
  • 摘要:本文首先提出中国流通产业安全的经验方法,包括指标选取原则和计算调整方法,然后基于2006-2011年的数据测算出各项指标值,汇总计算中国流通产业的“序数安全度”,分析结果并结合测算过程讨论可能的政策选择,另外还将专门讨论中国流通业“逆向型”开放路径,作为前述经验结果的一个重要补充解释,最后得出中国流通产业安全在2006-2011年呈加速恶化的态势,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针对流通业的法律缺失和政策规制不完善、外资商业总体实力增强、进入速度过快、地理布局不均衡等,都有助于促成这种不利的趋势,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民族商业实力相对增强,是中国流通产业安全状况在未来可能好转的基础性力量。尽管经验结论没有指出中国流通产业当前究竟是安全还是不安全,或者说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安全度数值,但是,相对于那些基于当前外资商业总体比重或基于主观赋权及判别标准的分析,通过科学的指标选取、计算和调整而测算出中国流通产业安全度相对变化趋势,更能客观地反映真实情况,相应的政策讨论也更有实际意义。并且,分析具有动态可持续性,可以根据外资商业在中国未来的实际发展情况,把分析逐年扩展,这其实就意味着建立了中国流通产业安全的动态监控机制。同时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摘要:我国当前正处于重要的经济结构调整阶段,比如如何扩大内需,尤其是提高居民消费率就是当下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之一。由于支出受到收入水平的约束,因此,很多研究注意到在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背后,伴随着劳动报酬占比的下降,并据此提出通过提高劳动报酬,增加居民收入,进而提高居民消费率的指向性政策建议。然而,针对上述问题,收入法或支出法GDP层面的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把最终需求看作宏观经济系统中的资金最终使用方,将增加值看作初始的资金供给方,则增加值账户与最终需求账户之间是资金流总量相等的经济平衡关系。从资金流动的角度来看,增加值账户的资金流可视为初始的资金供应,最终需求账户的资金流可视为最终的资金需求,其间有两账户间的直接资金往来,还有大部分是经过其他各类交易间接流转的。调整经济结构在资金流动的层面上意味着调整资金流向。本文应用项目-项目型投入产出式资金流量表及相关资金关联分析模型,考察了中国经济系统中的资金流动结构和内部关联关系。(1)增加值账户和最终需求账户之间的直接资金流结构及其变动趋势是影响内需账户资金流结构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控制企业部门将增加值资金直接运用于资本形成将有直接和明显的效果。(2)增加值账户和最终需求账户之间的间接资金流占全部资金流的大部分,是影响内需账户资金流结构的另一重要因素。(3)通过从资金供给的角度对资金供给链的考察发现:提高增加值账户对实物交易项目的初始资金供应将有效地从供给层面上推动最终需求账户的资金流结构调整;对于与外部经济有关的金融交易账户则需要控制;证券账户的表现值得关注;提高实物交易账户资金的中间流转环节,能够进一步提高其结构调整效果。项目之间的资金流转背后反映的是经济主体的资金筹措及运用行为,因此,一个进一步的研究方向是在此项目-项目型投入产出式资金流量表(模型)基础上加入主体部门维度,与各部门主体行为相关理论结合,从而更深入地考察资金关联关系的形成。
  • 摘要:本文利用1994—2009年中国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了引入基础性变量的四变量PVAR模型,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的研究,基本的研究结论表明:第一,从全国样本的整体情况上来看,无论是金融中介还是金融市场的发展都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向互动关系,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关系。但是PVAR和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对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影响作用更大,而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微弱。这也基本上符合目前经济发展阶段所体现出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即初步形成了“需求跟随”的情况,经济增长引发了更多的金融需求。进一步地,通过将不同省份所在区域划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之后的分析表明,在经济发展较快的东部地区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即金融中介的发展较为有效地分配了信贷资源,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增长;但是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金融中介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这也和王晋斌(2007)的研究结论一致,可能的解释就是金融控制程度降低了金融中介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同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同。第二,通过引入居民收入的四变量计量模型结果发现,居民可支配收入对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都具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发展越快的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发挥的作用就越大,而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对经济增长、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作用基本可以忽略。认为这一结果的可能解释,就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整体偏低,因此其对于金融服务和消费的需求很弱,这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变量对于其他变量的影响很小。通过对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地区的比较分析可知,作为实体经济发展血脉的金融体系,其在不同地区的作用也不一样,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出了区域性特征,这就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地区的实际情况,加速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缩小差距并刺激经济增长对于金融发展的需求。此外,要进一步支持欠发达地区企业的公开上市,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在经济发展较为发达的地区,应引导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资金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流动,更好地发挥金融体系的资金配置效率,同时,在较为发达的地区应该鼓励金融创新,促使金融中介的多元化,鼓励金融机构间的竞争,进一步做大金融中介存量和流量,降低金融业进人门槛。近期中央在浙江温州地区进行的金融试点改革应该是一个突破口,这可以使民间资本正式进入金融体系,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 摘要:新一轮技术变革催生了新技术和新兴产业,也给传统技术经济范式带来了冲击,在新旧技术竞争过程中,新兴企业能否替代传统企业成为市场主导,不仅取决于技术属性,还要受到消费者偏好的影响。本文以N-W模型为基础,通过企业投资、进入退出和研发决策分析以及市场选择机制的构建,探究了新技术冲击下的产业演化过程,并利用系统模拟方法进行了数值仿真,得到如下结论:当传统企业率先进入市场时,能够凭借先发优势保持较稳定的利润水平,新兴企业进入不会影响传统企业的主导地位;如果消费者偏好发生改变,新兴企业和传统企业的竞争态势也会随之变化,消费者对产品性能和价格的更高要求将促进更多新兴企业进入,但新旧产品仍然会共存于市场之中;消费者的异质性偏好为新产品提供了利基市场,促使新兴企业利用其产品性能和价格的潜在优势完全占领市场,而传统企业不得不选择退出。
  • 摘要:本文介绍了精明增长与新型城市化,讨论了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互动关系,指出在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从而支撑城市转型的过程中,应注重协同发挥市场协调、企业主导、政府引导的作用,注重战略先行,谋定而后动,建设支撑体系,加快以“政产学研相结合”为特色的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向自主设计、自主品牌、自主标准为主转变,建立健全鼓励人才创新的激励机制,加大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力度,加强企业经营管理者培训和职业技术培训基地建设,加强与相关国家及行业协会、大院名校的对接,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人才支撑体系,根据不同行业特征,探索推进多形式、多层次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建立部门分工协作机制,科技、教育、国土、金融、财政等部门按照各自的分工和职能,加强协调配合,逐项分解落实推进服务业发展的任务,形成政策合力。
  • 摘要:本文阐述了生态工业的特点和优势,分析了河南省在发展生态工业中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河南发展生态工业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以生态工业理念加快新型工业化体系重构是一个艰巨宏大的长期工程,需要从更新发展理念、优化产业结构、建立完善共生网络和支撑体系等多方面寻求发展突破,加强学习借鉴,制定发展规划设计,培育生态工业板块,完善体制机制法规体系。
  • 摘要:本文首先通过价格走势、市场一体化进程和市场利益分配三个方面来描述当前全球碳交易市场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其次解读当前全球碳交易市场的不确定对中国的意义,挑战与机遇并存;再次对在不确定环境下中国的低碳优势重构进行机理分析,认为当前的不确定性对中国的积极意义大于负面影响;最后提出应加强顶层设计,确立市场偏向型低碳发展战略,结合国情,构建国内碳交易市场,完善碳金融体系,提升国际碳定价权,加强与国际市场交流合作,提升碳话语权。
  • 摘要:本文从微观层面的企业决策角度出发,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产业升级的制度基础。理论研究表明,致力于推动产业升级的政府,应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同时降低政府对要素价格的控制力度。实证分析表明,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某地区某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越大,政府对要素价格的控制能力越低,则该地区该时期产业升级程度越高。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到的一致结论是: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越大,政府对要素价格的控制能力越低,越有助于推动产业升级。根据上述结论,为推动产业升级,本文提供如下政策建议:一是政府不宜强行干预产业升级的进程。尽管产业升级是一种宏观现象,但它实际上是一系列企业利润最大化决策的结果。换言之,产业升级是结果而非原因。进一步地,实现产业升级这一结果的主体是企业而非政府。但是没有微观企业决策做支撑的产业升级将缺乏根本的原动力,注定只能是昙花一现,政府的一系列强推措施也只能是揠苗助长、适得其反。因此,政府应摆正自己的位置,认识到产业升级归根结底必须由企业来推动实现。政府不应通过扭曲要素价格,甚至借助行政强制手段来强行推进产业升级,而是要着力打造出有助于产业升级的制度基础,并通过市场竞争自主实现产业升级。二是政府应逐步放开对要素价格的控制。对企业而言,推进产业升级不是目的,而是其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一种重要手段。当政府对要素价格的控制能力很强时,企业将会发现,进行政府关系投入而非研发投入,可能更有助于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事实上,只要政府对要素价格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即使这种影响力并不大,也会使企业将自己的初始资源在政府关系投入和研发投入上做一个分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产业升级的进度。只有政府完全放开对要素价格的控制,让要素价格完全由市场竞争决定,才能使进行研发投入成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唯一途径,从而推动产业升级。三是政府应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企业而言,进行研发投入面临着被其他企业模仿的风险。进行研发投入,改进产品质量,本身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市场份额,但如果这一技术被其他企业模仿,则收效会很有限。考虑到研发投入需要前期成本,且具有一定的研发失败的风险,故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很低的情况下,进行研发投入很可能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此时企业将选择较少地进行研发投入,极端情况下甚至不进行研发投入,这样一来,产业升级将成为空谈。因此,政府应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解决企业进行研发投入的后顾之忧,使企业能够真正从研发投入中获益,从而积极参与研发,最终推动产业升级。总之,政府应将产业升级的主体地位还给企业,逐步放开对要素价格的控制,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打造好有助于产业升级的制度基础,激励企业进行研发投入,这样产业升级自然会水到渠成。
  • 摘要:本文以制造业内分地区、分行业的劳动投入为研究对象,尝试通过产业内区域间的劳动力转移,来探讨制造业内的产业梯度转移。研究表明,整体上制造业内的产业梯度转移并未大规模地由东部向中部西部转移。出现这种结果的可能原因有:①东部各省(市)之间及其各省(市)内部的地区之间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发展失衡,这些欠发达地区,如冀、闽、琼、粤北与粤东、苏北等,自然会成为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的“首选之地”。尤其是粤北与粤东、苏北等东部省份内部的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更是鼓励省内产业向这些地区转移。②尽管中西部具有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资源、政策优势,但受地理区位、劳工成本等因素的影响,中西部并不具备产业梯度转移所要求的“地理比较优势”;而东南亚诸国由于具有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便利的海运条件与丰裕的自然资源等,已开始与中西部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展开了激烈竞争。在东部,制造业内FDI主导的部分产业已开始加快在东南亚的布局。源、政策优势,但受地理区位、劳工成本等因素的影响,中西部并不具备产业梯度转移所要求的“地理比较优势”;而东南亚诸国由于具有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便利的海运条件与丰裕的自然资源等,已开始与中西部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展开了激烈竞争。在东部,制造业内FDI主导的部分产业已开始加快在东南亚的布局。以耐克运动鞋为例,2000年我国生产了世界40%的耐克鞋,全球第一,同年越南的生产份额仅为13%;到2010年,越南就已取代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耐克鞋生产国。针对上述研究结果以及可能的原因,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西部现有的区域发展战略需要寻找新的着力点,经济发展更需要着眼于内生发展能力的培育。由于东部产业并未大规模转移到西部,暗含“产业梯度转移”的区域发展战略将很难实现西部的跨越式发展以及东部、中部、西部的经济收敛,这也就决定了除川、桂之外的整个西部,甚至包括中部的晋、吉、黑等,都不可能简单复制东部依靠产业承接与发展外向型产业的成功经验。因此,只要西部的发展战略暗含了“产业梯度转移”的战略部署就需要进行调整并寻找新的着力点。在这个过程中,培育西部的内生发展能力将十分重要。这种能力包括区域积极应对外界挑战的能力、学习创新的能力与自我发展的能力等。第二,中部的产业承接应坚持“有所为”与“有所不为”,重点引进符合区域发展战略的产业。目前,虽然制造业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已出现由东部向中部的转移趋势,且资本技术密集型、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出现了向赣、湘拓展的趋势,但转移的产业更多的还是集中于传统产业。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为例,向湘、赣、皖转移的产业主要是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塑料制品业等,这些产业都存在污染环境等外部影响。因此,中部固然可以依托“产业梯度转移”来加快自身的经济发展,但指望由此实现中部的跨越式发展以及东部、中部间的经济收敛则不现实;盲目而不加选择地承接东部的转移产业不仅会进一步加大中部的资源环境的承载压力,而且会存在“挤出效应”。因此,中部的产业承接就需要坚持“有所为”与“有所不为”,重点引进符合区域发展战略的产业,尤其是已出现转移趋势的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中西部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均需要充分发挥“国内市场需求的规模优势”,产业发展要着眼于区域与国内市场的庞大需求。目前,尽管中西部的绝大多数省份均依赖陆路(铁路)运输,而陆路运输的“冰山成本”意味着中西部将明显缺乏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地理比较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中西部在产业承接中无竞争优势。近年来,伴随我国本土市场的整体规模逐步走向世界前列,并开始扮演全球产品购买者的角色,本土市场规模已成为我国最大的比较优势。从这个逻辑出发,只要着眼于区域或国内市场的庞大需求,中西部的产业承接就会具有新的“地理比较优势”。事实上,近年来制造业内的饮料制造业、家具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已开始向西部转移,显然内部市场是吸引这些产业大规模进入的重要原因之一。第四,中西部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还需要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即降低与市场化程度、产业配套环境、政府效率等密切相关的成本。一般而言,影响产业转移的成本包括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其中,要素成本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影响较大,而交易成本对资本技术密集型、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影响较大。因此,尽管中西部在要素成本方面并不具备优势,但只要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仍然可以在资本技术密集型、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承接方面与东南亚诸国展开竞争。
  • 摘要:本文利用LFI指数对我国HS2位编码的产业的比较优势进行了静态比较分析与动态马尔科夫链的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一是从静态比较分析的结果来看,技术与资本密集行业的竞争优势处于上升的态势,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依然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而一些初级产品与资源型产品的竞争力处于下降的趋势。二是由马尔科夫链的测算结果可知,具有强比较优势和强比较劣势的产业延续性较强。也就是说,一个产业如果具有了强比较优势,就较难改变其比较优势状态。具有弱比较劣势和弱比较优势的产业流动性较大,这一类的产业通过培养很有可能进入强比较优势的行列,但如果发展不顺的话,也有可能落入比较劣势的陷阱。培育产业动态比较优势不等于培养动态比较优势产业,还包括体现动态比较优势要素升级的环节。它涉及人力资本、技术能力、营销能力、产业组织和制度保障等方面。在全球化过程中,国别之间的分工已由产业之间和行业之间的分工向行业内、产品内的分工演变,培育产业动态比较优势并不是简单的产业调整或扶持,还应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角度,培育体现动态比较优势要素的价值链环节。这意味着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重心应由结构性政策为主向支持关键环节的功能性政策为主,兼顾结构性政策转变。基于此,培育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应针对不同比较优势的产业实施差异化的发展策略,第二,在发展动态比较优势的过程中应重视具有一定潜力的价值链环节与功能的培育,第三,打破产业调整的各种壁垒,提高其转换能力,降低产业转型升级的成本。
  • 摘要:基于对先前研究的总结,为了更好地研究FDI、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避免先前研究的总量分析、单向影响分析、忽略产业结构域就业结构相互关系等的问题,本文通过构建VAR模型,将FDI按照三大产业来划分,然后分别研究FDI与各产业生产总值和各产业就业人数之间的关系。第一产业FDI对第一产业GDP具有短期效应,对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具有正的减少作用。第二产业的FDI对第二产业GDP的发展不仅具有短期积极的带动作用,而且具有很好的中期作用。第三产业的FDI对第三产业GDP的发展有积极的带动作用,这种带动作用在短期内较为明显。
  • 摘要:当今世界经济正趋于服务化,ICT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生产者服务业的可贸易程度日益提高,贸易成本不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服务业贸易使得它自身与制造业的空间集聚关系正发生着深刻变化。本文基于贸易成本视角,研究了制造业和作为其中间投入的生产者服务业空间分布集聚关系,笔者构建了一个反映各产业特征的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特别体现了生产者服务业只作为中间投入品、规模报酬递增和可贸易性增强的特性,引入生产者服务业的贸易成本这一关键变量,通过模型推导及其数值分析得以下结论:(1)不管制造业产品的贸易成本高低程度如何,只要作为制造业中间投入的生产者服务的贸易成本较低,两种产业就会分别集聚和分布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形成“分离式集聚”,而只要生产者服务的贸易成本较高,不管制造业产品贸易成本的高低如何,都会导致两种产业在相同的国家或地区内部均匀分布和集聚,形成“协同式集聚”。(2)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式集聚”和“分离式集聚”在贸易成本视角下是统一的,即两种集聚关系在引入生产者服务业的贸易成本这一变量后就可以相互转化,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3)当生产者服务业的贸易成本较低时,就会形成新中心外围格局:“生产者服务业中心-制造业外围”,即生产者服务业集中分布于一部分国家或地区,而制造业集聚于其他国家或地区,至于两种产业分别集中于哪些国家,可能会根据国家间的比较优势而定。
  • 摘要:本文通过构建服务关联指数体系和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服务关联水平对国际分散化生产地区集聚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服务关联水平自东向西呈递减趋势,东部沿海地区服务关联水平最高;除此之外,计量模型的实证结果得到以下结论,总体与前文理论预期一致。①服务关联在中国参与国际分散化生产中的影响是正向显著的,在其中扮演关键的融合作用。FDI和加工贸易偏好集聚在服务关联水平较高的地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服务关联水平明显优于西部落后地区,这种服务关联水平的差异最终影响到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加工贸易的吸引力,对东部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集聚的影响力更大。②地区的开放性和市场规模是促进加工贸易和FDI集聚的显著因素,但劳动力工资水平却并非如此,地区的服务关联水平、开放性比劳动工资力水平更重要,FDI和加工贸易更多地集聚在工资水平更高的东部地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服务关联使分散的国际化生产得以实现,跨国公司在全球构建了庞大的网络生产体系;而中国地方经济正是借助于良好的服务关联水平,通过吸引外资、参与加工贸易并在此过程中形成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来提升产业进步和国际竞争力。服务关联指数构建的体系充分显示了生产服务业的重要性;本文的研究表明各地区服务业与国际生产性集聚存在互动效应。因此,提出应完善国际分散化生产中服务业与制造业良性互动机制,各地区园地制宜、差异化地大力发展服务业,完善集聚区内分工协作,加强关联产业发展。
  • 摘要:本文从官员激励视角分析了政府补贴的动机,检验了政府补贴促进创新的用途和粉饰企业业绩的用途两者之间的关系。在Ruixue Jia等官员晋升选择理论模型基础上,在有粉饰业绩需求的企业对政府而言,有更多的寻租机会,并且更愿意对政府讲真话的假设之上,分析表明政府补贴兼顾了促进创新和粉饰企业业绩两个用途,并不是单纯地促进创新或者帮助企业粉饰业绩;随后利用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254家上市公司2007—2012年的面板数据,对政府补贴、受补贴企业的特征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以此来分析政府补贴的用途。结果表明,在有盈余管理需求的企业中,创新支出与政府补贴有更强的相关性,这就表明政府在选择补贴用途时,促进创新能力和帮助粉饰业绩两者是相互影响的,而不是纯粹为了粉饰业绩。这意味着补贴用在促进创新的“刀刃”上是政府考虑的重要动机,政府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的较大力度的补贴并未完全地扭曲资源配置。这也表明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言,政府补贴已成为粉饰上市公司业绩重要手段这一观点并不完全正确。作为国家产业扶持政策,国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大力度政府补贴,旨在促进技改扩能、研发创新、转型升级、市场开拓、品牌建设等,这一重要举措并未完全扭曲为帮助企业粉饰业绩的手段。目前,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企业的创新能力和企业粉饰业绩情况共同影响了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多少,当企业有粉饰业绩的情况时,企业的创新能力越强,企业得到政府的补贴越高。政府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补贴,用于粉饰企业业绩和促进创新的两大动机是相互影响的,并不是单纯的粉饰业绩或者促进创新。一方面,尽管存在“寻租”的可能性,但促进创新的功能还是存在的;另一方面,政府补贴旨在用于促进创新,而实际上粉饰业绩的用途也是客观存在的,并未全部用在“刀刃”上。下一步研究如何通过制度约束来实现政府补贴更大程度地用在“刀刃”上时需要关注这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的机理。对此提出以下几方面的政策建议:首先,要细化政府补贴对象选择标准,进一步明确政府补贴可应用的范围;其次,完善补贴资金监管机制,对于不符合要求的企业进行惩处;最后,建立政府补贴信息披露机制,规避企业利用政府补贴粉饰业绩。
  • 摘要:本文从对外部融资、企业技术研发和企业绩效之间相互关系和作用机制的研究入手,以2005年BEEPS的中国营商环境企业调查数据为样本,利用企业逾期应付账款虚拟和地区历史因素作为外生的工具变量,较为有效地解决了在研究金融因素和经济增长关系中的内生性问题。通过分析外部融资约束、银行信贷获得以及它们与企业技术研发活动的交互影响,得到如下有意义的发现:企业技术研发创新活动和技术研发投入强度的提高都对企业生产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外部融资约束不仅对企业绩效和企业成长有直接的抑制效应,而且其通过企业技术研发途径间接损害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即企业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程度越高,其缺乏资金进行技术研发创新并相应地减少研发投入费用,从而对企业成长产生负面影响。引入工具变量的2SLS回归结果表明,银行信贷对于企业生产效率具有负面影响,但获得银行信贷的企业如果采取技术研发活动则会显著促进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这恰恰说明了金融需求与技术创新相结合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或经济绩效的微观机制。由于银行信贷获得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和企业信贷资金利用问题,银行信贷与企业技术研发支出强度的交互项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总体来看,银行信贷资金对于企业成长的支持作用并不突出。本文从企业层面的分析,有助于理解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微观作用渠道和机制,外部融资约束和金融市场不完善不仅直接阻碍了企业生产效率提高,而且会将通过技术研发创新途径对企业成长产生阻碍。如果金融体系的改革能够有效缓解企业外部融资需求、减少信贷配给和歧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则会提高企业技术研发积极性,并进而促进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最终支持整个经济可持续增长。此外,如果银行在发放贷款之后对贷款使用加强监督,企业能够更加有效利用银行信贷将其更大程度上用于技术研发创新活动,则会提高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对企业成长起到实质性的促进作用。
  • 摘要:本文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视为新兴技术链与新兴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演化过程,首先从理论上探讨新兴技术链构建、新兴产业链发展以及协同发展模型;其次以物联网产业为例,从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的案例实践检验新兴技术链与新兴产业链的协同发展机制;最后探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选择,一是支持产业链两端延伸,鼓励产业高端化发展,聚焦核心技术环节,鼓励企业创新发展,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引导企业基于本土市场构建国内价值链。
  • 摘要:本研究利用2009年中国426家创新型企业截面数据,对政企关联、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支持了本文提出的两个假设,即政企关联企业在获取政府资金支持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政企关联为企业带来的政府资金支持优势尚未转化成其创新发展强势,与此相反,政企关联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总体影响是负面的。这两个结论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当前环境下,企业在创新过程中面临着制度性缺陷,存在创新的系统性失灵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对企业科技研发的资金支持无助于解决创新过程面临的制度性障碍,反而可能会因为三种负面效应(寻租成本效应、非效率效应和非市场化导向效应)产生消极影响。研究还发现: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关系密切,显示出对创新型企业而言,研发是其立足之本;国有企业在获取政府资金支持方面具有很强的优势,然而,这种资金优势尚未转化为创新强势,和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相比较差;创新型企业的多元化经营不利于其创新绩效的提升,专心做核心业务的创新提升是所有创新型企业的明智选择;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会给企业获取政府资金支持带来优势,同时这种优势有效地促进了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大规模企业在获取政府资金支持方面具有优势,但是大企业的创新绩效反而不如小企业,这可能揭示了一个问题——政府对创新型企业的资金支持是无效的。
  • 摘要: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3—200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面板数据,从规模分布的视角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水平进行刻画,并寻求创新等因素对于产业规模分布的独特影响。研究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分布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向下偏离齐夫定律,中小企业在产业发展中起主导作用,但大企业比较强势,与传统产业呈现出较大差异;创新在规模分布的塑造中起到显著作用,进一步使企业规模偏离齐夫状态,而政府补贴收入和企业进入则减缓了这一趋势。通过对研究结论的分析,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下一步发展政策的制定应考虑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必追求最优均衡分布,但仍需强化中小企业的竞争力与发展活力。第二,技术创新对产业发展至关重要,下一步应在提高整体创新能力的同时,注意“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问题,激发中小企业的创新动力。
  • 摘要:本文在分析新能源产业国际发展趋势及中国竞争力的基础上,探讨了新能源产业特征及政策扶持的基本逻辑,然后分析了扶持政策类别及其适用范围,最后结合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现状,指出政策执行中利益博弈关系与制度障碍制约了新能源产业的健康发展,新能源产业扶持政策的支持重心须进行根本调整,应该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范围内,调整补贴内容与方式,取消禁止性补贴,减小可诉性补贴,需要整合和梳理新能源产业扶持政策。
  • 摘要: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遇到了严峻挑战;同时,世界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密集时代,重大发现和发明将改变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这关键的战略转型期,知识创新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战略力量.通过强化企业与知识融合、产学研结合,实现协同研发和生产无缝对接,从而提高产业间知识的关联度、交叉度和融合度,实现关联产业间的知识扩散、知识创新及成果转化,对于改造传统产业、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培育性新兴产业尤为重要.本文站在演进博弈论的角度,从知识链产业协同创新的新视角,构建了知识链产业协同创新系统模型,并以中国通信制造业作为实证对象,对该模型进行了验证。在知识链产业协同系统中,产业氛围良好、知识主体信誉高、知识共享意愿强烈、知识链上下游知识主体风险控制机制较为完善时,合作者以较低初试费用围绕核心企业实现纵向协同创新的知识共享和整合,产业内的知识链协同会呈现三大演进机理:(1)主博弈役使演进机理。核心企业作为产业链上的创新来源,掌控着主导产品的核心知识,具有优先博弈权。故产业内的知识链的核心企业与其他产业成员所形成的博弈单元形成了产业博弈中的主博弈层。主博弈层对其他层级博弈起到决定性影响,核心企业主博弈单元“役使”其他博弈单元,将对知识链上其他成员的博弈单元传递知识放大效应,促进知识链不断延伸,对知识链均衡结果有决定性影响。(2)合作均衡与整体协同演进机理。产业成员围绕知识创新合作博弈,进行知识互动,形成相互依存的组织关系,从而在前后向知识协作博弈中达到高效协同创新均衡,成为知识链基于博弈存在与延伸的基础及产业整体协同演进的基础,实现了产业内基于知识增值效应而出现的产业整体协同创新演进。对产业整体知识加工和应用能力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3)主体自聚集与自增强演进机理。产业成员在受到内外动因的影响和产业主博弈役使的作用下,逐渐向产业成员整体知识协同创新均衡方向演进,表现出自组织的特征。知识链不同层级上的知识主体均会受到知识链知识传递效应的影响而实现知识协同增值放大效应,出现产业整体升级与优化。此外,产业成员在上下游工序衔接和知识链核心企业极化效应作用下,会使知识创新过程表现出自增强和旋进的特征。知识链演进路径在知识水平、知识转化系数、知识可共享度、风险系数等因素影响下形成,因此,产业最终以集群方式发展,能得到更多政策引导及调控并获得更加完善的创新环境,从而更易获取异质资源,企业创新能力、学习速度、知识存量能够更快提升,对博弈最终演进到趋向合作的区域,并稳定收敛于双方合作的均衡点,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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