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谏

摘要： 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是《楚辞》学奠基之作,也是汉代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著作。在汉安帝朝约20年里,不论前期太后临朝,还是后期安帝亲政,政治闇乱,佞幸当道。但政坛多骨鲠之士,兴起了苦口诤谏,甚至直言讥刺的峻烈士风。朝廷重视广开言路,鼓励直言极谏。王逸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身为校书郎,在校定典籍中发明思想。同样是依经论骚,他迥然不同于此前扬雄和班固的明哲保身,而对屈原的讽谏精神给予高度的推崇。任东观著作郎、校书郎的南阳刘氏宗室在编撰汉家礼仪时发挥《春秋繁露》“公子无去国之义”的思想,强调刘氏宗族护卫大汉江山社稷的责任,这影响了王逸首次阐发屈原“同姓无去国之义”的理念。

摘要： 讽是一种精妙的讥刺,擅讽者以妙语做针,往往一击便中要害。这很像名医针砭,不同之处在于病患常常满怀期待,对名医感恩戴德;而被讽者却不会认为自己“有病”,更不会以为讽者是在“治病救人”。被讥讽而生恐惧痛苦悲伤乃至恼羞成怒,极易对讽者造成伤害,所以讽刺这件事,是极其危险的。

摘要： 在汉赋的发展过程中,张衡做出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贡献,对赋的发展趋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不拘泥传统辞赋的结构框架,在体量体制上敢于大胆突破;他把前人极少涉及的题材引入创作之中,极大地拓展了作品的取材范围;他在作品中增加了强烈的批判主义精神,强化了讽谏功能,使辞赋的思想内涵得到了延展,主题得到了深化。

摘要： 杜甫在天宝十载献《三大礼赋》以求仕,三赋在歌功颂德的同时,"讽"亦贯穿始终.以《有事于南郊赋》为例,他在赋中多处运用讽谏以规劝唐玄宗.杜赋讽谏功能之体现固然与扬雄赋讽谏意识有关,亦与时代及其淑世情怀有关.

摘要： 晚清的腐败,在一些诗词中得到充分体现。清代文人竹枝词注重对现实社会的隐含讽刺乃至直面抨击。清人杨静亭在竹枝词集《都门杂咏》中说:"思竹枝取义,必于嬉笑之语,隐寓箴规,游戏之叹,默存讽谏。"托人事而隐喻,状情景而比兴,寓事物而寄情,反映国事民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于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晚清官绅图享乐、讲派头、摆官谱、耍威风的习气,风靡京城内外各地,大小官员乡绅无不攀比大搞排场,在衣食住行各领域豪奢之风无以复加。

摘要： 东汉辞赋批评有两组非常重要的线索.一是创作思维和意图层面的讽谕、讽谏思维和"宣汉""颂今"意识.讽谕指向文士不遇之情的抒发,讽谏指向对帝王不当作风的劝谏,均是委婉含蓄的政治写作艺术."宣汉""颂今"意识则是到东汉才明确发展出来的一种歌颂当今王权的意识,是大一统思想和经术意识加强的结果.二是审美批评层面的"弘丽温雅"风格论和"香草美人"系统.前者既是班固对屈原和司马相如作品风格的总结,也是辞赋采取密集象类式铺陈的结果,是"丽以则"的美学呈现.后者是一套严格指向政治道德隐喻的语言象征系统,在理论上是对"比德"说和"赋比兴"的完善,在创作上是对《诗经》、《楚辞》和汉赋政治道德隐喻实践的总结.这两组线索既是历史上理论批评的延续和发展,也是辞赋创作实践在东汉的总结与升华.

摘要： 东汉辞赋批评有两组非常重要的线索。一是创作思维和意图层面的讽谕、讽谏思维和“宣汉”“颂今”意识。讽谕指向文士不遇之情的抒发,讽谏指向对帝王不当作风的劝谏,均是委婉含蓄的政治写作艺术。“宣汉”“颂今”意识则是到东汉才明确发展出来的一种歌颂当今王权的意识,是大一统思想和经术意识加强的结果。二是审美批评层面的“弘丽温雅”风格论和“香草美人”系统。前者既是班固对屈原和司马相如作品风格的总结,也是辞陚采取密集象类式铺陈的结果,是“丽以则”的美学呈现。后者是一套严格指向政治道德隐喻的语言象征系统,在理论上是对“比德”说和“赋比兴”的完善,在创作上是对《诗经》、《楚辞》和汉赋政治道德隐喻实践的总结。这两组线索既是历史上理论批评的延续和发展,也是辞赋创作实践在东汉的总结与升华。

摘要： 最古老的“笑话”出现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散见于《庄子》《孟子》《韩非子》中充满笑料、诙谐风趣、寓意深刻的故事。那时还产生了宫廷艺人“俳优”。从《史记》《汉书》等古籍记载来看,这类艺人不仅能歌能乐能舞,而且“常以谈笑讽谏”,进行规劝。

摘要： 汉赋延续楚文化对空间的关注,并使空间营构呈现出新的时代特色,体现了人对万物的征服心理.本文通过研究《上林赋》中空间营构的特点,探讨了虚实相间的空间营构方式,也从人物思想方面分析了空间营构的原因,以及司马相如规劝帝王关注国计民生的政治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