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

摘要： 天宝十三载(754年),43岁的杜甫在长安向唐玄宗进献《雕赋》,他在介绍自家家世时用了八个字:“奉儒守官,未坠素业。”杜甫去世40多年后的唐宪宗时代,宰相李吉甫命林宝修撰了一部书——《元和姓篡》。元和是唐宪宗的年号,姓篡,表明这部书是研究中国谱牒姓氏学的专著。

摘要： 朱德作为现代政治革命家,战勋卓绝。由于其政治军事上的成就太过瞩目,人们较少关注到他的诗歌创作。朱德在文学创作中有较为明显的崇杜意识,其在晚年以兰草相赠成都杜甫草堂,这些都体现了朱德对杜甫以及成都杜甫草堂的深厚情谊。

摘要： 杜甫是一个非常清醒的人,他时刻都清楚自己是谁,活得怎么样,像什么。有时他用某个生动的词来指称自己,有时则把自己比成某个物象或历史人物。从这些角色或身份认同中我们真切地看到了杜甫一生多样的生存境遇,一个在巨变的时代既肩负着全家人的生存希望又心怀天下苍生的普通而又伟大的儒者形象,一个努力用诗歌描绘自己形象和真实人生的伟大诗人。而这背后,是杜甫“读书破万卷”的功夫、“日三省吾身”的儒者坚持、对遣词用典艺术的努力探索及渴望在当时和后世都找到知音的心愿。

摘要： 杜甫的“涉蕃诗”多达150余首,其内容十分丰富。诗人对唐蕃关系进行了贯通性的思考,提出“舅甥和好应难弃”的进步主张,对唐统治者的失策与吐蕃背弃“舅甥”大义都进行尖锐的批判。杜甫的主张与儒家“大一统”、唐代“华夷一家”的思想观念是一致的,其“涉蕃诗”是对唐朝“和亲”策略的肯定与支持,为我们了解唐蕃交流、交往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摘要： 杜甫名篇“三吏”“三别”以安史之乱为背景,深刻揭露了蛮横无理的兵役给广大群众造成的深重灾难,以及对群众抗击叛军积极性的挫伤。有的论者或肯定它们赞扬了人民群众支持政府平叛的奉献精神,或责备它们掩盖了人民群众和唐王朝之间的矛盾,这些都属误读。“三吏”“三别”不是当时现实生活的实录,而是诗人在切身感受基础上的艺术创造,是“内容的诗化”和“表达的诗化”的结晶,因而不仅真切感人,而且富有诗的魅力。有的论者认为它们是缺乏形象思维的纪实性散文化作品,也属误读。

摘要： “千家注杜,万家评杜”,对于杜甫这个我们十分熟悉的诗人,当下应该如何重构、重评?近日,四川大学教授、诗人向以鲜的新作《盛世的侧影——杜甫评传》出版,以诗解诗,让读者在赏析杜甫不朽“诗史”的同时,也可以从不同角度窥见一个独特人物以及他所处时代的侧影。廉政瞭望·官察室专访向以鲜,他向记者讲述了写作时的前前后后以及没有在书中表达的想法。

摘要： 2021年的杜甫研究呈现如下特点:杜甫人格精神与诗歌艺术依旧是讨论重点,杜诗文献整理不断深入,杜诗英语译介策略与海外传播研究活跃。综合运用新出碑刻、域外汉籍等文献资料及地理学、图像学、传播学等跨学科理论已成为今后杜甫研究的一大趋势。文章从杜甫及杜诗本体、杜诗文献、杜诗接受、域外杜诗学等方面梳理相关研究成果。

摘要： 杜甫长安求仕期间所作的《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等诗,以颂交游为主要目的,其意旨十分明确。但钱谦益等后代注家却牵扯史事,通过泯灭历史与诗歌之间的界线,提出了各种有违杜诗本意的讽刺说。在对这部分注解的分析中,我们能窥探到这些讽刺意味的传统诗学基础,能探究到注家误读的深层思想根源,能看到后代注家对作为“诗圣”杜甫的道德要求。这些深层因素提醒我们在面对杜诗注本时,不仅要在诗意层面做出对比以辨清杜诗本意,还要在注家行为层面对注解的产生原因和论证方式进行具体的分析。

摘要： 古诗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呈现方式。通过古诗词学习,学生可以了解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表达的思想感情,以此提高自身思想文化修养,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树立中华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因古诗词在语文学习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教学的重难点。本文结合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中杜甫的古诗词,探究古诗词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原因,并提出教学策略。

摘要： 杜甫共有三首诗出现弱水这一意象,弱水在不同的诗歌中以各异的形象建构起诗歌空间。弱水意象的形成,是杜甫将弱水实际局部特征纳入诗歌中进行主观虚构的结果。透过弱水意象的表层,可深入理解其中隐含的诗人情志。

摘要： 杜甫陇右诗从形式和表象来看,有相当一部分描写的是边塞战争危机以及作者抑郁悲愁、凄苦愤懑之情,给人有种压抑的心理.但从风格、内涵、内容等方面进行品赏、分析,其雄壮、沉郁的笔力,给人另有一种风情美的特点和美学价值的特性.

摘要： 杜甫有诗《投简成(一作咸)华两县诸子》,诗题中究竟是"成华",还是"咸华",存在着争议.进而对"二县"所指、创作时间,也演绎生诸多说法.本文在梳理该诗相关分歧的基础上,通过考辨,认为本诗题目仍当作《投简成华两县诸子》,"二县"指的是成都府附郭之成都、华阳二县.并推测本诗应为在乾元三年正月初,杜公初来成都,向成华两县诸子寻求接济所作.

摘要： 本文对杜甫诗歌《李潮八分小篆歌》所写道的篆书历史、篆体与草体书法的审美差异,以及对唐代分隶与小篆名家的评价、杜甫的书法美学观等问题,作了叙述与探讨.本文的目的,在于就一个较小的视角突破口,来看诗人杜甫对于书法艺术的文学表现,并总结这位诗人与他写的这首诗的书学价值.

摘要： 本文从文化地理的视角,在界定杜甫成都诗基础上,以文化批评的空间理论探讨杜甫成都诗.具体提出了"成都水空间"概念,论述杜甫入蜀前的历史、地理、文学诸经典文本对"成都水空间"的言说;进而解析杜甫成都诗对"成都水空间"的文学重构与特征.

摘要： 陇右时期在杜甫一生的生活和诗歌创作生涯中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一时期的诗作具有与其它时期不同的鲜明的个性.其成就的取得有诸多的因素,其中陇右地理环境、地域文化的影响是一个不应忽略的重要方面.主要表现在:陇右的独特自然风貌、胡汉民族浑融、文化多元情境及不时出现的边烽紧急情势对杜甫这一时期的思想和创作所产生的多方面的影响:激发了杜甫的诗兴;影响了杜甫山水诗的创作;陶冶了杜甫的心灵,升华了杜甫的境界.

摘要： 杜审言和杜甫是初唐和盛唐时期五言排律创作的代表,杜甫的五排是在继承乃祖的基础上而做出的发展.二者有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是不同,主要表现为题材与篇幅上的庄重典雅与变风变雅,风格上的浑厚有余与风骨大备,修辞上的通体铺陈与赋比事兼具.二者之比较,能够使更加清晰地把握五排在唐代的演变与发展.

摘要： 鉴于杜甫崇高的人格和高超的诗歌艺术,历代对杜甫多肯定性和赞美性的评价。但不必讳言的是,史上也有不少负面性的意见,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一是杜甫为人“言大而夸”；二是为文“无韵者不可读”；三是为诗瑕疵不少。这些负面性的意见虽然微弱但也不能因为杜甫是“诗圣”而忽视,它们的出现往往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也反映了不同评论家各自不同的诗学观念,值得我们认真审视。

摘要： 诗是诗,画是画,但中国诗与画素称「姊妹艺术」,原因乃在两者虽以不同之艺术表现媒介而各有专擅,然其欲藉创作而表现作者之艺术精神则互有共通之处。rn 本文拟透过杜甫、李商隐题画松诗之主体象喻为例证,以管窥「诗心与画境之感通」,旨在说明诗人以诗论画、题画、咏画,而在诗中呈现诗人以画为真、神游画境而达到物我合一之审美移情经验,并于其中体现诗人与画境遇合感通之审美主体象喻,乃促成绘画由要求形似而神似,进而追求「写意」,以致绘画趋向诗化,是使诗画关系由艺术精神感通,进而助成诗画艺术形式产生融合之可能的重要历程。因此,本文一方面以解析杜甫、李商隐题画松诗、及其与松相关之诗歌的审美意识及主体象喻为主要论逋,另一方面则意在阐述此一题画诗体式对诗画交流所起之关键性作用。并旁证沈德潜所谓「唐以前未见题画诗,开此体者老杜也」,指的即是杜甫开此一「以画为真并移情画境」之题画诗体式,而李商隐题画松诗无不在其影响之列。

摘要： 南方丝绸之路是祖先开辟的一条成都起步通往缅甸、阿富汗乃至地中海的古老民间商贸之路,是比西域丝绸之路更早的国际通道.在这条路上古蜀文明与异域文化不断碰撞融合,延展生发.这条神奇的道路上有奇特的风景、动人的诗句、美丽的故事.杜诗内容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尤其是流寓巴蜀时期创作的诗歌中留下了南方丝绸之路的蛛丝马迹,以下尝试梳理分析。

摘要： 南朝齐粱至初唐时期,出现了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次用典高峰期,刻意追求用典乃至流于夸饰炫博的风气使得用典手法与诗歌的抒情性之间似乎出现了矛盾.而这一矛盾的解决,正得益于“用典”与“咏怀”在诗歌创作中的结合.两者的结合源于阮籍的诗作,经过庾信的开拓发展和陈子昂的大力扭转,最终在杜甫手中壮大成熟,形成了“以典咏怀”手法。经过杜甫的努力,典故的运用与诗人情感怀抱的抒发完全融为一体,从而创造出浑融而丰富的诗境.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而言,一方面咏怀诗的发展呼唤用典的加入,反过来以典咏怀手法也丰富了咏怀诗的内涵.另一方面以典咏怀手法加强了用典的表情功能,从而使典故成为诗歌中重要的有机部分,而非可有可无的附属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