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

摘要： 宇文所安是杜甫诗歌首部英文全译本的译者,杜诗的研究也是其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以宇文所安的《杜甫诗》及其相关研究著作为对象,从比较诗学的视野出发,结合中国文学传统对杜诗的阐释,对跨文化语境下宇文所安的杜诗译介与研究进行讨论.首先,辨析宇文所安对杜甫诗人形象的解读与阐释;其次,考察宇文所安在译介与研究中对杜诗历史性的呈现;此外,对宇文所安兼有“诗”“史”性质的译介与研究做出综合评价,藉此发现杜诗作为世界文学经典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张力.

摘要： 杜甫在上元二年(761)写作的一组以枯病树木为题材的咏物之作《病柏》《枯椶》《病橘》《枯枏》,一变以往树木之咏的托喻方式,由寄托主体情志转向隐喻社会现实.其中包含着对个人、社会、王朝前所未有的深刻思索,涉及个人前途黯淡、民生凋敝、君主失德乃至王朝没落诸多重大主题.其中传达的从国计民生到个人命运的全面的幻灭感,折射出杜甫晚年思想的重要变化,透露了他最终释放政治抱负而专注于诗歌创作的心理动因.在这个意义上,《枯枏》四首也可以说是杜甫晚期创作中最具思想深度的开拓,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摘要： 天宝九载崔昌所献“以土代火”说系本之于阴阳家邹衍所创制的“终始五德”说,并历经隋王通、唐王勃、李嗣真等人的不断阐释,当朝廷集议讨论此说时,又适值“四星聚尾”的特殊天象发生,此天象历来被认为是有德受庆、无德受殃之兆,玄宗遂决心采纳崔昌之说,于十载正月举行三大礼、宣扬“以土代火”,制造有德受庆的虚假盛典以弥缝“四星聚尾”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河北安史之徒则径将此天象看作“昊穹有命,命燕革唐”之谶,遂开始潜构逆谋,以图金土之相代.崔昌献“以土代火”说的背后是天宝末李林甫、杨国忠两大集团的政治博弈,而杜甫此时献《三大礼赋》表明其与李林甫集团的政治立场具有一致性.通过《奉送崔都水翁下峡》《封西岳赋》等诗文可知其与崔昌、卫包的关系亦较为密切,相关诗歌的编年亦需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更改.

摘要： 杜甫称"诗圣",盖因其诗歌形式表现儒家情怀.杜甫诗歌中的悲剧意识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主流文化以悲剧意识为动力,超越生命有限性并上达人类总体观念的根本特点.杜甫诗歌悲剧意识的呈现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质疑政治本体而兴起悲剧意识,生命悲剧意识与价值悲剧意识的融合,在对历史的质疑中崛立价值,悲剧情怀中的审美超越.杜诗超越个人的"艰难困苦"指向对价值的新的建构,正是杜诗之"大"的要义.杜甫通过质疑世事人生来进行文化本体的建构,也体现出了中唐诗歌重要的本质特征.

摘要： 宋人诗歌创作学习杜甫,在不同阶段各具特征.北宋初期是学杜的初始期,杜甫在这个时期尚未产生足够的影响.北宋中期是杜诗的广泛影响期,杜甫在诗坛的崇高地位此时得以确立,杜诗产生了较大影响,得到广泛继承和响应.北宋后期是杜诗的艺术继承期,杜甫在这个时期被奉为诗学典范,江西诗派普遍注重借鉴杜甫的艺术成就.南宋前期是学杜的高潮期,这个时期呼吁抗金、叙写离乱、反映爱国情怀的诗歌大量涌现,诗人对杜诗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学杜的成就也最高.南宋后期,诗人学习杜甫的“诗史”精神,用诗歌歌咏和记录亡国的痛苦与悲哀,是以诗存史期.宋人学杜的成就表现在陈与义、陈师道等诗人写出了在内容和风格上极似杜诗的诗歌.但宋代诗人学杜在艺术技巧方面用力太过,大部分诗人并没有真正继承杜诗的精髓,多是得杜之一体.杜诗对宋诗有很大的影响,但宋代并没有出现全面继承杜诗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的诗人.

摘要： 杜甫有诗《投简成(一作咸)华两县诸子》,诗题中究竟是"成华",还是"咸华",存在着争议.进而对"二县"所指、创作时间,也演绎生诸多说法.本文在梳理该诗相关分歧的基础上,通过考辨,认为本诗题目仍当作《投简成华两县诸子》,"二县"指的是成都府附郭之成都、华阳二县.并推测本诗应为在乾元三年正月初,杜公初来成都,向成华两县诸子寻求接济所作.

摘要： 本文从文化地理的视角,在界定杜甫成都诗基础上,以文化批评的空间理论探讨杜甫成都诗.具体提出了"成都水空间"概念,论述杜甫入蜀前的历史、地理、文学诸经典文本对"成都水空间"的言说;进而解析杜甫成都诗对"成都水空间"的文学重构与特征.

摘要： 本文对杜甫诗歌《李潮八分小篆歌》所写道的篆书历史、篆体与草体书法的审美差异,以及对唐代分隶与小篆名家的评价、杜甫的书法美学观等问题,作了叙述与探讨.本文的目的,在于就一个较小的视角突破口,来看诗人杜甫对于书法艺术的文学表现,并总结这位诗人与他写的这首诗的书学价值.

摘要： 陇右时期在杜甫一生的生活和诗歌创作生涯中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一时期的诗作具有与其它时期不同的鲜明的个性.其成就的取得有诸多的因素,其中陇右地理环境、地域文化的影响是一个不应忽略的重要方面.主要表现在:陇右的独特自然风貌、胡汉民族浑融、文化多元情境及不时出现的边烽紧急情势对杜甫这一时期的思想和创作所产生的多方面的影响:激发了杜甫的诗兴;影响了杜甫山水诗的创作;陶冶了杜甫的心灵,升华了杜甫的境界.

摘要： 杜审言和杜甫是初唐和盛唐时期五言排律创作的代表,杜甫的五排是在继承乃祖的基础上而做出的发展.二者有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是不同,主要表现为题材与篇幅上的庄重典雅与变风变雅,风格上的浑厚有余与风骨大备,修辞上的通体铺陈与赋比事兼具.二者之比较,能够使更加清晰地把握五排在唐代的演变与发展.

摘要： 鉴于杜甫崇高的人格和高超的诗歌艺术,历代对杜甫多肯定性和赞美性的评价。但不必讳言的是,史上也有不少负面性的意见,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一是杜甫为人“言大而夸”；二是为文“无韵者不可读”；三是为诗瑕疵不少。这些负面性的意见虽然微弱但也不能因为杜甫是“诗圣”而忽视,它们的出现往往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也反映了不同评论家各自不同的诗学观念,值得我们认真审视。

摘要： 诗是诗,画是画,但中国诗与画素称「姊妹艺术」,原因乃在两者虽以不同之艺术表现媒介而各有专擅,然其欲藉创作而表现作者之艺术精神则互有共通之处。rn 本文拟透过杜甫、李商隐题画松诗之主体象喻为例证,以管窥「诗心与画境之感通」,旨在说明诗人以诗论画、题画、咏画,而在诗中呈现诗人以画为真、神游画境而达到物我合一之审美移情经验,并于其中体现诗人与画境遇合感通之审美主体象喻,乃促成绘画由要求形似而神似,进而追求「写意」,以致绘画趋向诗化,是使诗画关系由艺术精神感通,进而助成诗画艺术形式产生融合之可能的重要历程。因此,本文一方面以解析杜甫、李商隐题画松诗、及其与松相关之诗歌的审美意识及主体象喻为主要论逋,另一方面则意在阐述此一题画诗体式对诗画交流所起之关键性作用。并旁证沈德潜所谓「唐以前未见题画诗,开此体者老杜也」,指的即是杜甫开此一「以画为真并移情画境」之题画诗体式,而李商隐题画松诗无不在其影响之列。

摘要： 南方丝绸之路是祖先开辟的一条成都起步通往缅甸、阿富汗乃至地中海的古老民间商贸之路,是比西域丝绸之路更早的国际通道.在这条路上古蜀文明与异域文化不断碰撞融合,延展生发.这条神奇的道路上有奇特的风景、动人的诗句、美丽的故事.杜诗内容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尤其是流寓巴蜀时期创作的诗歌中留下了南方丝绸之路的蛛丝马迹,以下尝试梳理分析。

摘要： 南朝齐粱至初唐时期,出现了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次用典高峰期,刻意追求用典乃至流于夸饰炫博的风气使得用典手法与诗歌的抒情性之间似乎出现了矛盾.而这一矛盾的解决,正得益于“用典”与“咏怀”在诗歌创作中的结合.两者的结合源于阮籍的诗作,经过庾信的开拓发展和陈子昂的大力扭转,最终在杜甫手中壮大成熟,形成了“以典咏怀”手法。经过杜甫的努力,典故的运用与诗人情感怀抱的抒发完全融为一体,从而创造出浑融而丰富的诗境.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而言,一方面咏怀诗的发展呼唤用典的加入,反过来以典咏怀手法也丰富了咏怀诗的内涵.另一方面以典咏怀手法加强了用典的表情功能,从而使典故成为诗歌中重要的有机部分,而非可有可无的附属品.

摘要： 对于杜诗与外界事物的关系,古人以“诗史”总而论之.现代学者从各个角度深入其内部,就题材而言,有对其新题乐府、咏物诗、自传诗等的研究;就表现方法有杜诗“以赋入诗”、“以文为诗”、“意象叙事”等方面的探讨.本文试图使用“再现”这一概念,把它们做一个整体的归纳.大体上,长安十年和安史之乱两个时期杜诗对客观世界的再现可以分为四个层次:“以抒情为重心的简单再现”、“背景式、广角式的全景再现”、“以单一场面为主的戏剧性再现”和“客观故事的完整再现”.在这种归纳下,借助杜诗的研究可以在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性质的认识之上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国诗歌对于外部世界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