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

摘要： 自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首次将"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符号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近年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诸多领域进行学术研究.基于符号学理论对楚国出土文物中的龙凤图腾进行研究,以期探究楚国龙凤图腾符号化多元表达方式.结合青铜器、玉器、帛画、丝织品、漆器之上的龙凤图腾验证楚国龙凤图腾崇拜文化,揭示楚人对图腾崇拜的希冀或是长寿或是引领魂魄升天或是庇护逝者免受妖魔鬼怪叨扰的意义阐释.

摘要： 凤彰显了楚人丰富的精神世界,对于楚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西周至春秋早期,通过对江汉地区的土著文化与诸夏文化的整合,独特的楚文化开始展现。到了春秋中期,以中原文化为骨架,糅合周边文明的楚文化已然成型。脱胎于上古时期的鸟图腾的凤纹,恰好是组成楚国的“楚公族”与“楚蛮”共有的信仰,因而受到楚国各阶层共同的尊奉。凤纹经历商周时期的演变后,逐渐由神权转向世俗,并在楚国落地生根,发展出繁复而独特的风格。楚国的凤纹在不同用途的器物上展现出或庄重或灵动的外表,是楚国社会吸收融合不同文化的体现,也反映出楚人的创作理念、审美意趣和精神世界,并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渊薮。

摘要：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收录的《吴命》,残缺严重,给全文的编连、缀合和释读都带来很大困难。笔者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意义群分析”和“关键词系联”的方式,对《吴命》原简重新进行了缀连编排。依据新的缀连结果,结合传世文献资料,可以认为《吴命》就是公元前484年吴国使臣献功于周的告劳之辞,主旨是表白吴国出兵陈国、维护周王至亲之国的功劳。《吴命》补充了《左传》哀公十年“吴救陈”的细节,同时也反映出这一时期吴、楚两国在该地区激烈的争夺。《吴命》的文辞反映出,吴国想仿效齐桓晋文先例,走“尊王攘夷”的争霸路线。此外,《吴命》“记言”的性质非常明显,在表述中人称转换频繁,更符合吴国方面向周王汇报时的原始完整表达,其原始性很可能在《国语》之上。

摘要： 在莒国及文化研究中,对莒国亡国问题至今学界仍无定论,把视野放归当时历史环境,结合相关史料,对《史记》记载真实性和准确性提出质疑,认为《史记》所载楚国灭莒一说并不可信。是时齐、越相征,莒与越国结盟,这为齐国灭莒提供了口实;灭国后,莒地归齐,侧面证明了齐国灭莒;与《史记》“简王元年,北伐灭莒”的简约记述相比,《墨子》《战国策》等所载“齐灭莒”一说更有说服力。

摘要： 宋襄公命题春秋时期,泓水之战,宋国第20位国君宋襄公以“君子不困人於呝,不鼓不成列”为由,拒绝了楚兵渡河前发起进攻的建议,等待楚兵渡河列阵后才开战,结果大败受伤。战后,国人皆怨其迂腐,可宋襄公说“君子不重伤(不攻击伤员),不禽二毛(不俘虏老年人)。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对方没有排好队不能进攻)。”早在泓水之战前,宋襄公已经有过因为楚国的背信而沦为阶下囚的教训,但终执“仁义”之迷不悟。泓水之战第二年,宋襄公伤病加重而死。

摘要： 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的重要物化载体之一是城墙。刘庆柱先生指出,都城首先是城,而城的空间形式是以城墙围绕,城墙是区分都城或宫城与其他地区的分界线。作为楚国最后一个都城的寿春城,探寻其城垣位置和范围是开展寿春城遗址考古学研究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

摘要： 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又叫重午、五月五。端午节处于湿热的仲夏时节,疾病瘟疫容易流行。所以人们将农历五月初五看作是毒气流行的恶月恶日,要采取各种措施避害驱邪。端午节的由来相传屈原是战国时期楚怀王的贤臣,他遭到坏人陷害,被流放到外地。后来,秦军攻破楚国国都,屈原悲痛欲绝,在五月初五投汨罗江而死。

摘要： 战国时期,一共有七个诸侯国,分别是齐国、楚国、秦国、燕国、赵国、魏国、韩国。到了战国中后期,秦国日渐强大,想要吞并其他六国。苏秦是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不断奔走于除秦国以外的六个国家,主张六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秦国。

摘要： 现代的“三军”是指陆、海、空三军。在历史上,“三军”的概念却与现代完全不同。“三军”一词最早起源于春秋时期。当时的大国通常都设三军,但各国称谓有所区别:晋国称中军、上军、下军;楚国称中军、左军、右军;齐、鲁、吴等国都称上军、中军、下军。“三军”各设将、佐等军衔,其中中军的地位较高,也更为骁勇善战。

摘要： 楚墓中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丝织品中大多以凤鸟纹为主题,对其装饰艺术特点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美学价值。文章以考古类型学、符号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将楚国丝绸上的凤鸟纹进行分类,分析对比不同造型样式、不同题材组合、不同构图布局的凤鸟纹装饰语言和艺术特点,并结合历史文献与考古实物二元互证探讨其中的内涵寓意和象征意义。研究表明:楚墓出土的丝织品上的凤鸟纹已成为当时表达浪漫主义思想感情的载体和追求自由生命信仰的寄托,也是早期楚人精神文化和审美意趣的象征,为后世凤纹等禽鸟类动物纹样的演变和多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摘要： 楚国的发展壮大与当时的气候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从物候学的角度,通过对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中对动物与水稻种植的记载与遗存的分析,说明当时的楚国气候与亚热带气候类同,更有利于农作物的种植与农业的发展.由此得出,楚国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是楚国称霸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摘要： 楚国的"汉北"地区位于汉水中上游西通关陇与经南(阳)襄(阳)隘道北达中原两条大道的交汇地带.本文提出了了"汉北"是楚文化和楚国的发祥地，“汉北”是楚国问鼎中原和屏障南国的根据地以及“汉北”是大诗人屈原的魂牵梦绕之地等观点。这里见证了楚国的崛起与衰败，这里是屈原和宋玉楚辞美文的诞生地，这里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南北转换的轴心地，这里留下了屈原的梦想与苦痛，这里记录了楚国的自豪与国殇。

摘要： 韩非子将先秦的墨家分为三派,即人们所谓"三墨".但何谓"三墨",历来众说纷纭.细致考察先秦墨学的发展,可以看出并不存在固定不变的所谓"三墨",墨学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着不同的特点.同样,不同时期的墨学在楚国的传播,也存在不同特点.墨子本人曾多次至楚,楚国第一代墨者应是亲承墨子说教的鲁阳文君等人,第二代为死楚国阳城君之难的墨者孟胜及其弟子,第三代则为《庄子·天下篇》所谓"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和"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楚国墨学的特点也可用《庄子·天下篇》中"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腑)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诸语加以概括.先秦时期的楚国,可谓"东方之墨"和"秦之墨"的交融点,为中国墨学的发展和交流起到了重要的融合和管道作用.

摘要： 春秋时期《左传》等文献中,楚国贵族常被华夏视为蛮夷,楚贵族亦有自称为蛮夷之现象,学术界依据传统文献对此问题已经有探讨.近年来,随着新材料公布,对楚王族世系的探讨得以进一步推进.这对楚国贵族族群意识的研究也有促进意义.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春秋时期楚国贵族融入华夏为渐进之态势,然而某些时期,如楚庄王时,楚国贵族表现出与华夏的特殊关系,反映出其族群意识某些变化的倾向.故本文重点分析史籍中庄王时期之事迹,以反映这一时期楚人族群观念的特征,进而揭示其发展历程.

摘要： 清华简《系年》讲述从武王伐商至战国早期六百多年的故事,描写重点在于以晋楚关系为中心的各国兴亡和外交历史.关于《系年》的编写地区,不少学者认为楚国的立场反映得比较浓厚,但有人保持比较慎重的态度.尤其从文字学的角度看,《系年》的字体或用字不尽合乎楚简中所见的一般特征.

摘要： 本文结合传世文献和已有的研究成果,拟就简文所载穴熊至熊绎居地及与楚丹阳的关系加以分析、讨论,并对芈姓族人南迁的时间和路线进行考察,分析表明，《楚居》所载芈姓始祖季连氏早期居住的“騩山”即位于今河南密县、新郑与禹县之间的古之大騩(隗)山，正处于其先祖祝融曾长期活动的新郑与嵩山之间，并与其同族的昆吾、郐人诸支相去不远。“穴穷”当读为“空同”，即《庄子·在宥》所言黄帝拜见广成子之空同山，在今河南临汝与鲁山县交界处，《太平寰宇记》以来多称为崆峒山，位于騩山西南不远。资料可见，季连之裔的芈姓族人于商代后期离开中原逐渐向西南迁，穿过秦岭东端的伏牛山地，商周之际抵达南阳盆地西部的丹浙地区。熊绎所徙之“夷屯”，可能就是文献所载的丹阳(因位于丹水之阳)，其与鄀人相近，应在今河南浙川县境内的丹浙汇流附近不远处;“京宗”亦与鄀人有关，距夷屯和鄀应该不会太远，大致不出南阳盆地西部、丹浙流域偏北地区。西周早中期，楚以“夷屯”为基地前后经历了五代共六位楚君，一个半世纪左右，由此说明“夷屯”在楚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后世文献对楚人早期所迁的多处居邑概以“丹阳”称之，或与突出楚国始封、发祥之都的特殊作用密切相关。此前学界关于丹阳问题的讨论之所以出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当与文献记载过于简略、缺遗甚多，后世学者又多以相对静态的思路解释楚人迁徙频繁、居邑甚多的动态过程有关，因而陷入互相矛盾的境地。

摘要：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主要习俗。相传起源于古时楚国人因舍不得贤臣屈原投江死去，许多人划船追赶拯救。他们争先恐后，追至洞庭湖时不见踪迹。之后每年五月五日划龙舟以纪念之。借划龙舟驱散江中之鱼，以免鱼吃掉屈原的身体。竞渡之习，盛行于吴、越、楚。后来，赛龙舟除纪念屈原之外，在各地人们还付予了不同的寓意。

摘要： 本文对传世和出土文献所记的数名楚国封君的封邑地望逐一进行了考察,分析认为怀王时期的"(都)阳君"封邑在今湖南常德市东北境、古澹水北侧;宣王时期的"彭城君"封邑并不位于今徐州市一带,而在今湖南岳阳市东北的古彭城地;"夏侯"封邑在《战国策》所说的楚国东境之夏州、《汉志》沛郡之夏丘县地,即今安徽泗县城关一带.

摘要： 盟誓是古代的一种约信行为,《礼记·曲礼下》有"约信曰誓,莅牲曰盟",并且在盟誓的过程中为了确保参盟者按照约定"做某事或者不做某事",通常会邀请神灵进行监督惩戒.笔者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出土的文字实物,对楚盟誓行为的具体存在状态进行了初步的分析，盟的使用大致分为三种场合:与诸侯国之间的盟，作为楚国对外扩张的一种方式，盟约双方地位并不对等;法律诉讼中的盟，与诉讼相关的各方要进行盟证，以此确保所述属实;卜筮祭祷中的盟，是主盟诅誓告之神或其带给现世的灾祸，在这里，盟不再是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宗教性的仪式行为。盟的使用场合的多样性反映了当时盟在楚国社会中所具有的重要的维系功能，上至国与国之间的邦交，下至普通官吏小民的日常生活，均与盟密切相关，也正是在这种使用的过程中，盟的社会功能被延伸扩展，而在多样化的背后确也都昭示了盟作为一种约信行为的本质特征。

摘要： 清华简《楚居》是战国中期楚人自己撰作的一篇重要文献.篇中记述楚先、楚君的居处及其迁徙,阐述了楚人源于中原，地处洛阳，其后北迁殷商腹地，盘桓楚丘一带，与殷王室保持着密近关系。殷商末年，为避祸殃，楚人的一支在穴熊带领下，沿黄河西进，暂居故地洛阳，以做开拓江汉的据点。待熊绎之时，楚人南迁丹水之阳，立国江汉，从而揭开了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新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