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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世界古代史2016年会

中国世界古代史2016年会

  • 召开年:2016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16-09-17

主办单位:;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

会议文集:中国世界古代史2016年会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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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一般来说,仪式是对具有宗教或传统象征意义的活动的总称.古埃及(约公元前3000-公元642年)是一个宗教色彩非常浓厚的文明古国,宗教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当中,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活动紧密柔和起来.甚至可以说,在古埃及人的意识中,没有今日人们习以为常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界限分明的领域划分.古埃及那些"具有传统象征意义的活动"恰恰是在宗教环境中进行的,可以视作宗教仪式,进而古埃及的所有仪式都可以视作宗教仪式.
  • 摘要:国库是贮藏国家财富的仓库,本文以国库官员的头衔为主要依据,分析了古王国时期国库名称的演变和人员的设置情况,并结合相关坟墓铭文和王室文献,揭示出古王国时期国库的主要职能,即主管国家税收、物品贮藏、产品加工和分配.国库的职能范围相当广泛且十分重要,它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是埃及国家得以稳固繁荣的前提和保障.国库是古埃及行政管理体系中最核心的部门,对其职能的考察是透析埃及古王国时期行政管理状况重要的一环.
  • 摘要:公益捐助是古罗马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个人对罗马城提供捐助在共和前期时偶有发生,到共和末期时已成为常见的现象.进入帝国后,为城市提供捐助的做法仍然流行,尤以公元1世纪至3世纪为盛.在此期间,对罗马城的捐助几乎被皇帝及皇室垄断,而其他西部城市则主要受惠于地方捐助人.本文以西部城市共餐捐助人为研究对象,在考察其人员组成、捐助场合与捐助动机的基础上,将其置于帝国宏观的政治社会环境中,探讨其在维护帝国统治、促进城市发展以及推动地方城市罗马化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 摘要:罗马帝国巡视机制是基于巩固中央集权和治理国家之需而建立的一种监察模式.它由中央巡视机制和地方巡视机制两部分构成;在运作上以中央巡视为核心,发挥地方巡视的自主性,形成了中央和地方互相联系、形式多样、充分监督的巡视网络;在内容上覆盖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领域,重在发现问题并及时整改.罗马帝国的巡视机制是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维护中央集权稳定和提高国家治理效能,反映了古代帝国在巡视问题上的积极探索.
  • 摘要:在拜占庭时代,利奥六世的四次婚姻问题是颇为引人注目的事件.这四次婚姻并非缺乏联系的偶然现象,而是一组有机联系的事件.其核心是通过解决可能出现的继承绝续问题来维系马其顿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为了维护权力合法性的延续,利奥六世从政治、法律、宗教仪式等方面采取了措施,这些措施甚至深入到了日常生活,使得他化解了"奸夫争论"所带来的合法化危机.同时,这些措施在没有从根本上破坏皇权和教权之间的分际之前提下,尤其是在确保教会和修道院在道德、仪式上的特殊权力的前提下,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会和修道院的地位.就个体而言,利奥本人也在事件中走向成熟,在权力运行策略上更加圆融,更加知所进退.就整体而言,"奸夫争论"反映了皇室婚姻的特殊性,反映了皇权、教权在权力合法性进程中的利益分配格局,反映了仪式、法律等如何表征皇权和教权之间的关系.
  • 摘要:张竹明是著名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专家、翻译家.他的主要译作有《物理学》《理想国》《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等.他的治学有两个特点:一是在缺乏优越条件的情况下主要以自学成功;二是他有着顽强、执着的坚韧毅力,矢志不渝地从事西方古典文化研究.他继承了"学衡派"融汇中西的传统,深受"学衡派"学者郭斌龢影响.他重视对古希腊罗马原典的翻译,强调应直接从原文译介.他指出,国内的西方古典学研究尚处于佛学发展的玄奘阶段,需要有大量准确、优质的翻译.他提出,研究西方古典学应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重点.他认为,这三人的特点是:苏格拉底主张追求真知识,柏拉图提出"善的理念",亚里士多德发展出脱离物质的"形式".
  • 摘要:本研究介绍古希腊、罗马和早期中世纪的重要学院,这样说明从古代到基督宗教的中世纪的逐渐发展.从柏拉图的学院到本笃会隐修院中的抄书屋和学校有很长的发展.与西方道路比较起来,中国的国立学院和其教育体系显示中国特色的教育.本文的分析指出,东、西的古代学院在很多方面有重大的差异:语言、环境、学科、教科书和社会影响.
  • 摘要:本文从语言功能视角,探讨了拉丁语名词和古代汉语名词在语句中的表现形式.具体比照拉丁语名词格位功能,对古代汉语相应的表达形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发现古代汉语尽管缺少形态变化,但通过语序和动宾结构等形式,其名词也具有拉丁语名词格位所具有的表达功能.在容易引起歧义之处,则可借助丰富的介词使之清晰.
  • 摘要:罗马帝国早期的重要学者琉善与中国东汉杰出思想家王充,皆具有战斗的理性精神和对宗教批判的态度,也都生活在信仰与政治深刻交融的古代世界.对比二者的宗教批判思想和个人经历,在世界古代史的视域下考察古代东方的思想空间,为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发展环境提供了新的外在标尺,让我们看到:王充在东汉时期获得的思想空间,不亚于琉善在"理性自由时代"的罗马所拥有的.汉代文人的思想还是享有一定自由的.
  • 摘要:当今的历史研究不仅依赖传统的文字史料,也愈加倚重图像的史料.对文字尚未出现的史前时期和文字尚未成熟的文明初期的历史研究尤其依赖这种特殊的史料.文字成熟后,图像的史料功能并未随之减弱,而是继续发挥其补史证史的功能.本文拟通过埃及古史研究的具体例证阐明图像史料的重要价值:首先从埃及前王朝时期的纳尔迈调色板入手,说明图像在埃及文字形成时期的重要史料价值;进而考察埃及18王朝女法老哈特舍普苏特祭庙墙壁上的庞特浮雕壁画,阐明图像在文字成熟时期的叙史、补史和证史功能及其局限性.
  • 摘要:古希腊陶瓶艺术或滥觞于克里特人用来盛水的大陶缸,它直接影响到了迈锡尼的制陶工艺.雅典人的制陶业兴旺发达,他们一方面继承了迈锡尼的成果,另一方面还与其经济和政治息息相关.古典时期希腊的陶瓶艺术在雅典发展到了巅峰,以其多姿的造型和美妙的绘饰闻名于世.古希腊的陶瓶画更以其丰富的内涵,成为浓缩当时希腊人社会生活的画卷.
  • 摘要:在主要通过公元2世纪作家雅典尼乌斯保留下来的主体史料中,波斯帝国宫廷宴饮往往被丑化为奢侈无度、淫荡粗俗、阴森可怖的饕餮之徒狂欢场面.近年来的亚述学、考古学相关前沿成果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这幅场景的非历史性.笔者认为,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之前的古希腊知识精英历史记忆中,波斯宫廷宴饮场景的原型是一种以希腊哲学家会饮为模板进行的正面理想化建构.在兴起于亚历山大东征前夕的东方主义世界观影响之下,后世希腊史家对波斯宫廷会饮的形象不断进行着丑化与道德批判,最终将之转化为塑造近现代西方殖民主义世界观的历史记忆元素.
  • 摘要:陶片放逐法是雅典历史上最为重要和独特的制度之一,然而古代作家有关陶片放逐法产生年代的记载本就存在差异,现代学者也多有不同看法,或持克里斯提尼说,或认为始于公元前488年.本文在回顾了相关争论后,认为马拉松战役后,由于反波斯与防止僭主复辟政策完全吻合,因此相关法律应当颁布于该法初次实行之前,无论是克里斯提尼本人的年龄,还是陶片放逐法最初的流放对象,都表明克里斯提尼不可能是他的作者,而应是某个不知名的政治家.但是,陶片放逐法的本意,是把精英阶级内部的争议和国家政策的决定权交给民众裁决,故该法的颁布和实行,仍符合克里斯提尼改革的精神.
  • 摘要:本文将通过个案考察,对表演研究在阐释古希腊演说辞文本上的应用进行尝试,在阐释表演研究学术背景和方法论特征的基础上,从演说者与听众关系的角度审视古希腊演说家德谟斯提尼的演说辞《诉美狄亚斯》,重点分析演说辞中对陪审员特定情感的诉求、对事件性质的阐发以及对陪审员职责的强调这三种主要的修辞策略,以期在演说场合的具体语境下解读其表述方式并探讨其可能具有的社会功能.本文试图说明,德谟斯提尼在演说中调动陪审员的情绪,引导陪审员对事件性质和自身职责的认知,都是出于他对表演情境的考虑,而与之相关的修辞策略反过来又表达了对表演情境的否定,揭示出其重新定义演说表演场合的意图.在此过程中,德谟斯提尼塑造了陪审员的政治角色:这些因身处法庭现场而拥有政治权威的普通公民通过参与对案件的判决,而使诉讼当事人演说表演的影响力播及整个城邦的日常生活.由此可以展现出演说表演在雅典民主政治的背景中实现其社会功能的主要途径.
  • 摘要:公元前336年春,一名名叫克提西丰的雅典公民向议事会提出法案,称赞演说家德摩斯梯尼不仅在受命修缮城邦防御工事期间表现得尽职和慷慨,其一贯言行更是符合雅典人民的利益,因此他提议雅典人应当在狄俄尼索斯剧场授予德摩斯梯尼一枚金冠以示嘉奖和荣耀.但德摩斯梯尼的宿敌埃斯基涅斯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并提出三条理由来指控克提西丰的提案违反了雅典的法律.尽管这场诉讼在法庭上的被告是克提西丰,但埃斯基涅斯实际上控告的却是克提西丰在提案中竭力颂扬的德摩斯梯尼,而德摩斯梯尼本人直到六年之后才针对这些指控进行辩护,其流传于世的辩护词即是著名的《金冠辞》.无论是了解两位演说家的生平履历,还是分析当时雅典的荣誉授予和外交政策,这场诉讼都为后人提供了大量详实的信息.克提西丰的提案究竟是否违法?德摩斯梯尼辩护时所援引的法律和法令与埃斯基涅斯的说法多有出入,而他最终获胜的事实是否证明其证词真实可靠?除了嘉奖功绩之外,雅典人授予桂冠的举动是否还有其他目的?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理清这场诉讼的始末,更为我们解读公元前4世纪时雅典的桂冠授予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
  • 摘要:学界对荷马史诗"命运"和法制特征的研究较少,前者多集中在哲学领域、后者的主要研究者为迈克尔·加加林,而且至今未有把两者结合的研究成果.我们在正视"命运"地位并把其看成是一种准则的基础上,可以发现其受控于神明且主要作用于凡人的特点.这种关系也许正反映了在法制层面上、贵族与平民的对立,即贵族享有一定的法律特权且把持着法律话语权,跟古风时代的情况基本一致.
  • 摘要:郑若曾,明代军事家和学者,参加嘉靖抗倭斗争和编著《筹海图编》.他这些方面的活动及贡献,学人多有评论.郑若曾还曾从关注海疆防守的视角,致力于对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琉球和安南的研究.《安南图说》一卷是其著述之一,而学界鲜有论及.本文试从明代中越关系与中国海防史的视角,对《安南图说》的编撰缘起、版本、体例、内容及其史料价值,略作探讨.
  • 摘要:本文通过对古埃及文字、文献中的"马"字及相关词汇的考察和分析,指出"马"(ssmt)和"马车"(wrryt)在古埃及语中都是外来词.在古代埃及,马主要被用于战车,在军事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尼罗河贯穿埃及全境,古代埃及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是船只,马和马车则鲜作为交通工具使用.然而,在古代中国,马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和作战工具,它对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本文使用比较的视野和方法,认为马在古代埃及文化中并没有占据重要地位,相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却占据了极高的地位。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能力”、“圣贤”、“人才”、“有作为”的象征,代表了华夏民族的主体精神,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的象征。此比较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代埃及与中国两大古老文明的差异。
  • 摘要:从1997年到2011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莎伦·赫伯特(Sharon Herbert)和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的安德烈娅·柏林(Andrea Berlin)两位考古学家在以色列北部加利利湖以北的一处名为Kedesh的遗址进行发掘.该遗址位于腓尼基城邦推罗以东约36公里处,位于一个山地高原的边缘,最主要的发现是一处波斯和希腊化时期的建筑遗迹.该建筑面积巨大,东西长约56米,南北方长约40米,始建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其使用延续至希腊化时期,最终于公元前2世纪中期遭到废弃.从面积和布局来判断,该建筑集中了行政办公和库房储存两种功能,服务于推罗王室.
  • 摘要:公元前2004年,伊朗西部的埃兰人在金达图带领下攻克两河流域的乌尔城,俘虏国王伊比辛至苏萨,标志着乌尔第三王朝的灭亡.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乌尔第三王朝灭亡原因的探讨多归咎于外因为主、内因为次,认为王朝灭亡是由于末期的经济危机与外族入侵,从而忽视了王朝内部因素的作用.自乌尔第三王朝建立初期起即存在灭亡的隐患与危机,至王朝中期政治经济改革的失策与内外矛盾弊端的涌现进一步加速了王朝灭亡的步伐.然而,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自始至终存在的统治阶级内部继位危机与争权夺利,至于王朝末期的诸省独立及外族入侵只不过是导致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
  • 摘要:《恩美卡与恩苏克什达纳》是一部重要的苏美尔文学作品,讲述的是乌鲁克国王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恩苏克什达纳之间"智斗"的故事.外交辞令在双方的"智斗"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部史诗的外交辞令具有绵里藏针、委婉含蓄、反讽嘲笑、借神之名宣传合法性、怀柔政策、诅咒等特征.外交辞令的运用在史诗中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加强史诗现实主义色彩,表现恩美卡有勇有谋的品质,也宣扬了苏美尔人"和为贵,志不弃"的价值观.
  • 摘要:古代雅典的建城神话主要是指以雅典城邦确立及早期发展为核心叙事的神话传说.它们多见于古典时期雅典的艺术作品,由此为我们所知.这类神话大致可归为两大主题:一是雅典城邦保护神雅典娜与雅典城邦的历史渊源;二是雅典传说中的王政时代,特别是埃瑞克透斯和忒修斯两位国王的个人经历.以雅典城邦确立和早期发展为核心内容的神话传说构成了雅典人对于久远过去的集体回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城邦历史的发展,这些集体记忆逐渐与雅典的城邦意识形态以及城邦文化相融合,形成了雅典城邦自身的文化记忆。在记忆传承的过程中,雅典城邦的公共节日扮演了传承载体的关键性角色。节日将这些神话仪式化、符号化,反复在在节日中出现的各种记忆符号构建出雅典人文化记忆的“记忆之场”,巩固强化了古典时期雅典人的城邦认同意识和文化认同感。
  • 摘要:本论文将介绍如何在文化中心理论(The Cultural Tum)的基础上建立身份认同的过程(Identity Process)并用它来制定一个新的研究古希腊经济的模式.在西方古典系的研究范围中,古希腊的经济制度和其相应的政治社会框架一直是一个很受争议的题目.七零年代时,著名的古希腊历史学家摩西芬利(Moses Finley)撰著了轰动一时的《古代经济》(The Ancient Economy).本文的经济研究以特定文化传统中对身份的建立和认同做为切入点,来进行社会经济研究。古希腊非常突出的文化传统就是对过去神灵和英雄时代的追忆(Memory)。这些文学故事直接触及到古希腊人的身份建立,并间接地影响到他们的政治和经济行为。笔者在论文将探讨古希腊劳工的这个基本经济元素,并证明它所受的神灵和英雄时代的影响。
  • 摘要:伊索克拉底试图通过演说辞的创作,在不同的政治情境下宣扬"正义"的伦理观念,便在《论和平》与《阿基达马斯》中,采用"相反论证"策略进行表述,向受众展现了关于"战或和"的主题不同的政治观点.他在《论和平》中认为雅典应停止对帝国霸权的诉求,实现和平,却于《阿基达马斯》中,号召斯巴达发动战争,重获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霸权.伊索克拉底指出,城邦的政治决策以及希腊诸邦间的外交政策必须遵循"正义"原则.他在《论和平》及《阿基达马斯》中,均强调了"正义"的重要作用以及正义与两座城邦利益的密切关联,并揭示了非正义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与正义行为的益处.在伊索克拉底看来,城邦采取政治行动时,应将"正义"作为首当其冲的考量标准,采取正义行为,获取城邦利益.
  • 摘要:春秋时期《左传》等文献中,楚国贵族常被华夏视为蛮夷,楚贵族亦有自称为蛮夷之现象,学术界依据传统文献对此问题已经有探讨.近年来,随着新材料公布,对楚王族世系的探讨得以进一步推进.这对楚国贵族族群意识的研究也有促进意义.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春秋时期楚国贵族融入华夏为渐进之态势,然而某些时期,如楚庄王时,楚国贵族表现出与华夏的特殊关系,反映出其族群意识某些变化的倾向.故本文重点分析史籍中庄王时期之事迹,以反映这一时期楚人族群观念的特征,进而揭示其发展历程.
  • 摘要:古代两河流域的性爱生活深受宗教神学的影响,掌控性爱力量的神灵长久受到人们的崇拜.性爱巫术在两性生活中发挥强大的作用,渗透在求爱、失恋、结婚、性交等很多方面.性爱巫术是一种感应巫术,建立在相似生成相似、接触导致传染、形象生成物体本身、部分被认为等同于整体等原理上.性爱巫术接近于一种心理治疗方法,借助巫师、委托人和社会三方面的集体体验发生作用.巫师操作巫术必须借助象征进行,正是象征的效力保证了幻想与行动的协调和同步发展,从而实现预想的效果.
  • 摘要:在罗马共和早期,平民与贵族争夺权力的冲突中,贵族反对平民执政的宗教理由是nemo plebeius auspicia haberet.auspicia一词一般被译为"占卜权".本文第一部分讨论该词的译法.认为该词的内涵与中文的"天命"更贴近,可根据上下文分别译为吉兆、神佑、天命.古代罗马国家的政治具有高度仪式化特征.统治权是否合法取决于统治者是否拥有天命.在罗马共和前期的平民运动中,围绕auspicia问题,平民与贵族至少发生过三次争论.平民为何被认为是"没有天命"的?后来是如何取得"天命"的?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揭示罗马共和体制权力运作的特殊方式.本文围绕罗马共和早期贵族与平民的"天命"之争和平民与auspicia的关系演变进行论述.着重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分析早期平民执政官虽然享有治权,但直到公元前4世纪中后期,一直因"没有天命在身",而存在重大的功能缺陷;而是剖析文献中隐含线索,梳理平民是如何通过宗教手段,逐渐证明天命在身的过程.
  • 摘要:前5世纪中期,雅典的民主制达到顶峰,雅典男性获得更多的权利,而此时父权制却得到强化,雅典女性受到了更多的束缚.色诺芬的《家政论》代表着一种男性话语下反思雅典父权制的声音.他推崇的家庭是一个丈夫主导的夫妻共同体,在其中丈夫对妻子的权力是一种温柔的责任;夫妻双方在家庭财富上是共有者,在家庭内外事务上既有分工,又有亲密合作;夫妻双方也是情感的共同体,彼此真诚无欺;作为主人的夫妻也应该关心奴仆,尊重其中的优秀者.在前5世纪后期到前4世纪早期,在一系列战争环境中,雅典的民主制和父权制家庭同样面临着危机,男性思想家们在反思民主制的同时,也在反思父权制家庭,《家政论》是这种反思的一部分.色诺芬并非简单的理想主义者,他基于雅典父权制的现实,以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求真精神,表达了一些极具颠覆性的性别观念.
  • 摘要:贝斯神,在古埃及神话体系中一直作为孩童的保护神而被推崇着,其与荷鲁斯神的联系被刻画在雕像和浮雕中而被完好保存到今天.对贝斯神的研究,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好的了解古埃及人的宗教崇拜习俗而且也可以更好的建构古埃及的神话体系.而其在艺术领域也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古希腊罗马时期埃及的文化特色及艺术风格.
  • 摘要:节日是古希腊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古希腊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尽管,古希腊节日的活动既有宗教的,也有世俗的内容,但由于古希腊城邦的节日一般都起源于对神或英雄的崇拜,并以宗教仪式进行庆祝,所以,古希腊城邦的节日事实上就是宗教节日.对于古希腊的宗教节日西方古典学者做过较深入的研究,多数成果集中在雅典人的节日庆典上.
  • 摘要:奥西里斯神是古埃及人崇拜的主要神明之一,他的崇拜没有随着亚历山大征服埃及戛然而止.在托勒密时期,奥西里斯神的崇拜不仅表现在伊西斯神庙的赞美诗和神庙浮雕中,而且在古典作家普拉塔克笔下形成奥西里斯神话最完整的版本,奥西里斯神甚至被认同于希腊人的塞拉皮斯神,得到托勒密王朝官方和民间不同程度的崇拜.奥西里斯神崇拜作为古埃及文明存续在希腊时期的文化标签,他的崇拜既是古埃及文明与希腊文明在碰撞中实现融合的结果,也是埃及文明影响希腊文明最显性的标志.
  • 摘要:公元前322年,托勒密一世率领希腊雇佣军在埃及建立起统治,但他在王朝建立之初即面临希腊化王国的攻伐和本土统治的压力,希腊移民对于维系王朝统治不可或缺.在托勒密一世统治期间,托勒密政府通过大量优惠政策吸引希腊世界的移民前来埃及,他们或加入王朝军队,或参与政府行政,或作为商人注入资本,激活了埃及的经济.托勒密一世还仿效亚历山大一世建造希腊城市,并对城市中的希腊移民和本土居民进行了隔离管理,使希腊城市生活和公民特权成为招徕移民的重要筹码,利用希腊城市平衡本土埃及人的影响.托勒密的政策取得了相应的成效,大量希腊移民的涌入,推动了埃及多元文化社会形成.
  • 摘要:赫梯文明是一个多元文化因素共存的文明形态,赫梯国王的名字是赫梯多元文化的一种体现.赫梯国王名字的音节特征和构词方式是古代两河流域地区以及古代安纳托利亚半岛本土地区上不同文化之间共同作用的结果.赫梯国王名字由来和构成还体现出了赫梯人对自然事物和神灵、乃至对其祖先的一种崇拜文化.赫梯国王的名字一般都蕴含着积极正面的寓意,一些名字的寓意还与赫梯王国的历史时代特征密切相关.对国王名字避讳现象也只是出现在官员给国王的书信之中,而对先王也或者是当朝国王的名字并不存在避讳的原则.
  • 摘要:米哈伊尔·普塞洛斯的《编年史》是11世纪拜占廷帝国的一部史学名著,其价值不仅仅体现于作者在书中提供的重要历史信息以及他独特的撰史方法,更在于书中所蕴含的人文主义因素.普塞洛斯的人文主义鲜明体现在他对古希腊、罗马作家的模仿及对古典知识的运用,表现为他的历史叙述是以现实社会中的人为中心而展开,最终体现为他对人在历史进程中积极作用的肯定以及对上帝决定论的挑战.普塞洛斯《编年史》中的这些人文主义因素与后世文艺复兴时代流行的人文主义思想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两者之间所具有的本质区别,唯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更加准确地评价这部史学著作,进而客观地认识拜占廷史学在西方史学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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