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

摘要： 本文利用多年田野调查资料,通过对清代河南西北部怀庆府一带的村落组织、地方政府、宗族在赋税征解和差役应付、灌溉水利、地方治安、民间信仰等地方事务中角色表现的研究指出,村落组织、地方政府在清代地方事务中发挥着经常性和主导性的作用,而血缘性的宗族力量只是配角和补充.

摘要： “南华九老会”是清代乾隆年间影响较大的尚齿之会,属于宗族型的怡老社团,其成员皆为常州庄氏一族。庄氏一族在常州地位较高,宗族实力雄厚,“南华九老会”就是效仿唐白居易晚年居洛时期的“九老会”,以此来展示宗族的兴盛与宗族精神。本文将从“南华九老会”的发生背景、具体与会盛况以及“南华九老会”所体现的文学精神三个方面进行基本的研究。

摘要： 春秋时期,宗族在整个社会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曲沃代翼”的完成,使晋国宗族社会中出现与其他诸侯国不同的情况,即异姓宗族力量在晋国政治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晋国强宗大族中,郤氏、栾氏与赵氏宗族,面对着相同的政治环境,有着类似的发展情况,但最终走向却完全不同。分析郤氏、栾氏极盛而骤亡与赵氏重创后复立背后的原因,除却共同面对的政治矛盾外,“德”是宗族绵延极为重要的内在因素。“德”非泛泛的道德言语,而有其切实的内涵。春秋时期,宗族之德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为政治国、修己教育、日常行为等方面。

摘要： 明代徽州民间长期藏有大量的公私文书,这些文书被明代徽州家谱编修者所用,成为书写族人生平、描述宗族发展的重要史料。在载人篇章方面,编谱者多用公文书证明族人的任官履历或个人身份。而在纪事篇章上,编谱者则以收录全文或节录内容的方式利用公私文书,展现宗族所占有的资产,以及举办的活动。文书入谱现象是在编谱者求真思想、家谱编修体例演进以及地方社会情境三者共同作用下出现在明代徽州的,它是中国家谱编修史上的重要变化。

摘要： 族谱一向是宗族史研究的主要史料,但在正式刊刻的族谱之外,族谱编修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关文书并不多见,却往往具有特殊的学术研究价值。本文聚焦的歙县南乡东源张叙伦祠文书抄稿本,是反映1920年代徽州修谱、理主的民间历史文献,其内容具体而微,从中可见民间修谱之实际运作情形。特别是书中收录了大批信函,为我们了解民间修谱之复杂过程,提供了不少生动的细节。由张叙伦祠文书可见,在温情脉脉的宗情族谊背后,宗族成员之间有着诸多讨价还价甚至恶语相向的对话与谈判。较之正式刊行的族谱文本,该文书展示了宗族社会背景下颇为真实的一面——民国时期,旅外商人与桑梓故里亲族之关系呈现出松弛的迹象。而之所以出现此种现象,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是迁居外地的支派,有不少已将生活重心由祖籍地缘转向了新的社会圈,他们以侨寓地为中心重修族谱、重建祠堂。随着岁月的流逝,不少人由最初的侨寓转而逐渐土著化,年深日远,对于故土乡族之感情日趋淡薄,对桑梓旧里之修谱活动亦不再热衷。二是由于故土乡族对于异乡侨居族人之资金支持存在着过高的期待,但在其时年年军阀混战、传统商业普遍不景气的时代背景下,一味要求后者为远在数百里之外的修谱活动提供太多的支持,显然极为困难。因此,在修谱过程中,宗情族谊与经济利益时常发生矛盾,彼此之间的冲突遂在所难免。

摘要： 明清时期,新安吕氏科举功名鼎盛,代有闻人,是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中州望族。该家族世代接续编修家谱、兴建祠堂、设立祭田、兴办家塾,努力进行全方位的宗族文化建构。通过新安吕氏个案研究并结合当地其他家族情况,不难看出,明清洛阳地区宗族意识和文化建构,既受这一时期宗族观念和文化发展的普遍影响,同时也具有自身的发展轨迹和区域特色,如重视祖茔祭祀、绘制或刻制世系图,体现出更多观念性和文化特征,在时间上也相对滞后,等等。这也提示我们,对于包括洛阳在内的广大北方地区宗族文化,不应立足以往经验简单否定或标签化,而应对其发展历程与形态特征作更多具体分析。

摘要： 两宋时期的检校制度,旨在保护孤幼、嗣子等弱势群体财产安全,确保其继承权的实现。检校制度尽管是官府主持,但在操作中尊重主体意思自治,维护诉讼双方法律地位平等,彰显了其民事制度属性,其灵活多样的财产处理方式,在降低行政成本的同时,更好地体现了保护当事人财产权利的宗旨。检校兴盛于两宋却在后世消亡,背后主因是土地和宗族制度的历史变迁。宋代土地私有制确立后,宗族内部财产纠纷处理机制的相对粗疏,为族人侵吞孤幼、户绝财产特别是土地提供了可乘之机,检校制度在社会需求和官方倡导下形成并趋于成熟。元代之后,宗族“乡约化”使其基层社会控制力增强,并在内部形成较为完善的财产纠纷解决机制和慈善制度,检校制度因失去用武之地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摘要：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池塘养鱼业历史悠久。入清以后池塘渔业日益发展,并在清末及民国时期达到鼎盛,珠江三角洲也成为我国重要的塘鱼生产基地之一。本文通过梳理珠江三角洲池塘渔业的历史变迁,认为其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自然生态环境发挥着基础性制约作用,而宗族社会和商品经济则是池塘渔业发展的内在结构性要素。从环境史、社会史和农业经济史的角度解读珠江三角洲池塘渔业的近代化历程,可为当前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摘要： 墓祠及墓祠祭祖是认识宗族制度的一个关键,学界一般认为其在明嘉靖年间随宗祠的普遍化而整体走向衰落,而婺源汪氏湖山墓祠的案例表明,大体于清中后期徽州出现了墓祠复兴的现象。汪氏湖山墓祠的形成既是婺源汪氏元明以来频繁联宗活动的承续,也是清中后期新兴婺源商人宗派主动因应国家“联宗祠禁”、与族内其他商人宗派及仕宦宗派进行合作的结果。湖山墓祠实质上是一座新兴婺商主导的联宗祠,从祭祀仪式、参与方式、管理模式、运营原则等方面都体现出减少联宗成本、扩大联宗范围的意图。从湖山墓祠的案例可见,明清以来宗族制度的构造是持续的、因时因地制宜的,宗族在适应国家政治变化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传统的发明”实现了地方认同与国家象征的再结合。

摘要： 皖南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种类繁多,且文化特色鲜明。其形成受当地的自然、地理及人文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皖南宗族力量在传统手工技艺文化的形成发展中发挥着直接或间接作用,与宗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皖南传统技艺文化的繁荣发展又反哺宗族,巩固宗族地位,提升宗族势力。

摘要： 魏晋南北朝是宗族组织兴盛的时期，宗族组织之所以在此时呈兴盛局面，有其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魏晋南北朝由于长期分裂战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因而引起空前的北方人民向南方或边远地区大流徙。在战乱和流徙的苦难生活中，人们经常受到死亡的威胁。求生存的强烈欲望，唤起了他们组织起来，用集体的力量应对险恶环境的意识。作为社会组织最理想的形式，便是用血缘和地域两条纽带维系着的宗族。流徙到外地的人民，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要建立新的立脚点，都需要共同应付与当地土著民户之间的各种矛盾。这些是宗族兴盛的外部环境。

摘要： 曾对近代中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淮系集团,发端于近代皖北乡村具有浓厚宗族色彩的地主阶级团练武装.这一方面是由近代皖北乡村严重的社会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的社会统治危机决定的,另一方面,又与皖北乡村宗族制度的盛行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本文拟对后一问题作一粗浅的探析.

摘要： 目前为止,关于江南地区的民间信仰与地方宗族的关系尚无系统之研究,本文欲以明清时代的苏州、松江地区为例,从信仰与家族结合之形式、目的、途径等方面入手,对两者关系作一简论,以为进一步研究之基础。

摘要： 金门在明朝时只是同安县的一小部分，局促海隅，明初金门千户所设在旧金城，成了地区设置武职之始，是一个军事防御的中心。但是后浦的开发始自宋元之交，到明朝中叶时期，后浦己发展成一座「长幼四千余指」的单(许)姓大聚落，人文荟萃、百姓殷实，甚至自力建筑城防，保卫一方，俨然成了西半岛的经济、文化中心。后浦的开发，可由当地人最通俗的一句话获得启示，所谓「陈厝埔、许厝墓」，所指的便是这一段令人含混不清的历史写照。说明的正是陈氏宗族和许氏宗族的历时兴替。聚落的发展，无时无刻不存在这种竞争与无奈。rn 本文从研读两家族谱以及相关的数据入手，第一部分讨论金门氏族的来源与后浦的开发，第二部分以陈氏为中心讨论陈氏的开拓与后浦的得名，第三部分以许氏为主轴讨论许氏的入居与陈氏族人之间的关系，最后讨论明季后浦许氏的开拓、移民与单姓村的崩解。试图解读明朝时期金门后浦的氏族发展，作为地方文献的参考。

摘要： 本实用新型的宗族典藏纪念册，包括嵌设有纪念物品的多个活动板页，所述各活动板页经由位于一侧的连接件相连，且各活动板页因所述连接件的连接而呈扇形或圆形状展开。获得的宗族典藏纪念册由多个活动板页构成书册结构，各活动板页可展开成扇形或圆形，构成具有一定摆放造型的展示品，使纪念册更具观赏性。在活动板页上通过镶嵌一些具有纪念意义和收藏价值的纪念物品，使纪念册更具收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