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

摘要： 狭义蜀学,即《宋元学案》所谓“苏氏蜀学”。苏氏(三苏)蜀学就哲学论,在路数上大别于由《大学》回归孔孟的程(颐)朱(熹)哲学(理学),却接近由《中庸》回归孔孟的程颢哲学,只是他们不像程颢那样以“心”为宇宙“本体”,却以“道”为宇宙“本体”,可谓之“道本论”。按照牟宗三的说法,程颢心学是正统宋学中的大宗,则接近程颢路数的三苏“道学”,即便难以纳入正统宋学,也不应该被归为宋学之异端或别调。客观地评价狭义蜀学,应将三苏“道学”视为并立于“气学”“心学”“理学”之宋学的一个分支,它对丰富北宋道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理论价值。

摘要： 宋元明经学或曰宋学的兴起,是经学史上一大标志性事件。宋学批评和否定汉学,从"舍传求经"到"疑经改经",是深入经典内部进行的经学变革。宋儒治经的重心,既在"依经立义",又坚持"以理义去推索",以便进达"圣贤藩墙",凸显了道统论意义的经学主旨。宋明诸儒虽多自出"新义",但实际也吸收了汉学的成果,是"尊经"而重道,为完善经典体系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体现了所在时代的经学发展水平。

摘要： 宋学作为中华民族思想史上的第五次思想重构,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价值、中国思想和中国智慧,是构筑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富矿”。中原学要把自己的学术追求融入民族复兴的伟业中去,宋学、洛学都是绕不开的话题。如何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宋学进行重新审视和再定位,建构起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宋学,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关键。

摘要： 文章以《戴震年谱长编》(简称《长编》)为研讨对象,评述了该书在戴震生平、思想、学术等方面的研究成就,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长编》恪守文献为本的原则,尽力搜罗与戴震生平、交游、著述相关的文献,巨细不遗,辨伪存真。第二《,长编》体例编排很有特点。正编之外,特设附编,始于戴震逝世的次年(1778),迄于戴震弟子段玉裁逝世之年(1815),进一步反映了戴震学术的传承和影响。第三《,长编》充分论述了戴震在清代学术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上的意义。作者特别指出,戴震的朴学成就固然举世公认,同样,戴震的哲学思想也影响深远。在戴震心目中,并无所谓汉学、宋学的严格畛域。戴震虽批驳宋明理学,但其治学方向更加宽广,实为建立一种新的义理之学。这是戴震学术高于侪辈之处。

摘要： 將中國經學的發展,定調爲漢學、宋學兩個系統的對立與競争,最早由《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叙》提出,並大量使用“漢宋對峙”(“漢宋之争”)此一觀念,用以解釋並觀察宋以下經學的發展與變化。這個提法普遍爲學界接受,乾嘉以下,論述經學的著作深受此説啓發,也莫不從“漢宋對峙”的觀點探討經學内涵與發展,影響既深且久,成爲經學研究的主流論述,只要談經學,必然觸及漢、宋學問題,至今依然如此。本文之作,並不在於全面論述《四庫全書總目》的經學觀點,主要在窮源溯本,探討《四庫全書總目》“漢宋對峙”觀點的淵源所自,以及此一觀點如何形成。

摘要： 西方创造的“Neo-Confucian(ism)”概念在历史上经历了从程朱理学(17世纪末期以来)到道学或宋明理学(20世纪初期以来)再到宋学(20世纪后期以来)的意义演变。最早在1926年由冯友兰翻译的中文“新儒家(学)”概念与“Neo-Confucian(ism)”概念在意义上一脉相承。由此,相应地形成了三种主要的研究立场和路径。首先,以理学为“新儒学”的学者主要基于宗教、观念(而非哲学史)的立场,强调理学对儒家信仰(新儒教)与观念体系(新儒学)的重建及其现代意义。在这一立场下,虽然程朱理学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儒学”,但陆王心学也被收摄到理学的发展脉络中,因此“新儒学”展现的是整个宋明新儒学。其次,以道学为“新儒学”的学者主要关注宋明哲学史的发展脉络及哲学诠释。在这一立场下,“新儒学”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最后,以宋学为“新儒学”的学者主要关注社会思想史上的主流与支流、正统与异端、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之间的互动影响。在这一立场下,“新儒学”的范围扩大到包括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事功学派等在内的整个宋学,并且注意历史背景与学派之间的交涉关系。这三种研究路径在实际中不可能截然分开,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必然是逻辑与历史、哲学观念与思想文化的统一。

摘要： 宋代士大夫引领的师道复兴,推动了当时的思想解放和学术重建,导致了宋学的兴起。钱穆说:“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令、创通经义、书院教育三个方面确实表达出崛起的“宋学精神”,而且这三个方面能够鲜明体现出师道的主导作用。

摘要： 瓷釉开片是由于釉面开裂而形成的碎纹裂痕,独具匠心的宋人加以利用改造成为宋瓷追求的一种纹饰美.它不仅蕴涵了"质朴自然"的老庄美学思想,还有文人士大夫独特的"气韵隽雅"的审美趣味,通过浅析宋代的政治社会背景和宋学思想来解读宋瓷开片艺术之美,探寻中华民族审美境界的一个高峰.

摘要： 宋朝其实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经济科技高度发达,学术文化也高度繁荣,有重要研究价值.中国文化的发展需要"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研究宋学,要坚持尊重史实、解放思想.要繁荣文化,我们不能单单把模仿西方当作文化现代化的门径.要借鉴宋学"更生之变"的理念,在积极汲取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把社会主义的定向和重建的传统整合到新文明类型的构造过程之中,为人类做出伟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贡献.

摘要： 焦循《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以唐前文献为主要依据,对宋元明著述观照较少.此外,该书所引宋人书目欠缺代表性,且多与《诗经》无关.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焦循有意架空理学与主张废《序》的宋儒《诗》说.焦循之所以推崇《诗序》,一方面是因为《诗序》乃阐明孔子之意与"风人之旨"的门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诗序》具有感人通情而施于礼乐教化的作用.尽管该书并未体现出明显的汉宋门户之见,但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焦循融汇众说、兼容包并的学术主张.焦循反对据守汉学之努力,也在此书架空宋代《诗》学文献的举动中有所消解.

摘要： 本文主要就宋学与民国新民族主义史学的构建展开了详尽的论述。首先描述了由宋学而浙东史学，然后分析了宋学、浙东史学与民国新民族主义史学的产生，介绍了民国新民族主义史学代表作—《通鉴胡注表微》。

摘要： 清代《易》学研究是清代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学之发达是清代学术的一大特色.研究清代《易》学有助于加深对清代学术特色的理解,有助于更为全面深入地了解清代学术.笔者在广泛披阅清儒《易》著的基础上,精心遴选出足以代表清代《易》学主要成就者,将清儒《易》学置于宋学和汉学的学术体系中,系统而有选择地加以探讨.rn 纵观清代《易》学，经历了由宋学《易》到汉学《易》的发展历程。清代《易》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乾隆以前宋学《易》居于主导地位的阶段。这一阶段的颇具代表性的《易》学著作是王夫之的《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和李塨的《周易传注》。此一阶段汉学《易》崭露头角，其突出成就是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和胡渭等学者对“河图洛书”的考辩。清代《易》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乾隆以后汉学《易》居于主导地位的阶段。这一阶段的颇具代表性的《易》学著作是惠栋的《易汉学》、张惠言的《周易虞氏义》和焦循的《雕菰楼易学三书》。rn 无论是宋学《易》居于主导地位，还是汉学《易》居于主导地位，都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紧密相联的。透过清代《易》学的发展，可以从小见大，得出一个抽象性的宏观认识：每当社会处于变革时期，宋学就会居于主导地位；每当社会处于平稳发展时期，汉学就会居于主导地位，汉学是学术发展的内在需求，宋学是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宋学与汉学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是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宋学取代许郑之学是否定，乾嘉汉学又取代宋学是否定之否定，由此而推动了学术的螺旋式发展。学术发展需要唯美的研究，社会发展需要实用的研究。社会发展与学术发展既存在统一性，又存在对立性。由于宋学和汉学分别适应了社会和学术发展的内在需求，所以当宋学居于主导地位时，应学术发展的要求，汉学也不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而当汉学居于主导地位时，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宋学也不会完全销声匿迹。汉学和宋学的结合是兼顾学术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最佳选择。

摘要： 明末清初以来，考据之风日盛，至干嘉时期蔚为显学，凡不通考据、擅言义理者，无不见屏于主流学术之外，宋明理学发展至此，遭受到严重的打击。然而考据蓬勃发展之际，却也渐渐产生脱离现实的流弊，其以文字、声韵、训诂、典章制度为掌握圣学的唯一徒径，以及对欲的高度肯定，亦激起了部份学者对仁义道德废之不讲的恐慌。江藩《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出，更是正式宣告汉、宋两家各成门尸，否定了宋学的学术地位。

摘要： 本文以清代(石朱)卷以及其他相关文献为依据，分析乾隆中晚期以后科学考试中汉学考据之风对制艺的影响，提出清代乾嘉时期的考据学风，由民间兴起至乾隆中晚期而影响到官学和科学，清代中晚期制艺中形成的尚典实、重训诂、好用佚书奇字等风气，皆由考据学风侵染所致。通过对刘显曾(石朱)卷和其他清人制艺的研究，具体分析了不考据方法应该的特点，指出其局限性，认为科学考试的目的和程式规范，注定了宋学在清代官学中不可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