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本

摘要： 敦煌写本《普曜经》共10号。文章以敦煌写本为中心探究《普曜经》翻译来源及翻译完成后的流传情况。通过比较敦煌写本与三国吴支谦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可证《普曜经》部分篇章系《太子瑞应本起经》之“翻版”。从写本到刻本,《普曜经》语言经历复杂变化,通过考察异文推测南方系统诸刻本与敦煌写本最相近,中原系统刻本相似度最低,这个差异与其底本来源不同有密切关系。南方系统内部诸刻本《普曜经》有较明显的分野。

摘要： 在《清钞大兴县志校订本》一书出版付梓之际,笔者从一名图书编辑的视角,以出版札记的形式简要介绍它的主要内容和校勘整理出版过程。《清钞大兴县志校订本》包括按原书大小的影印部分和天头处的校勘记部分。其校勘整理及编校出版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广泛查找资料,确定参校本;二是遇到问题,积极设法解决;三是撰写校勘记,整理出版。

摘要： 福建省屏南县龙潭里陈氏家族留下了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的刻本书籍与手抄写本。文章利用这批实际被使用过的书籍,从四个方面讨论乡村的文本流通与文本知识的传播:一是,占刻本书籍比率最高的科举用书,显现出此山区社群在地方权力结构改变下,为培养参与科举考试能力而引进外部文本知识所做的努力。二是,陈氏能成为龙潭里唯一有功名的家族,从其家族仪式专家传统及其科仪本的传抄和收集来看,可能是因为之前已具备操作复杂文字的能力,这亦可见仪式文字传统较科举更早进入此家族。三是,从板刻与手抄的蒙书可以看出,作为吸收与使用文本知识的基础,培养识字能力在地方社群中非常重要。四是,龙潭里留下的众多文书的范本与参考书,表现出这些书籍正是他们生产地方文献的知识基础,以及文书使用在地方上日渐普及所制造出来的需求,但是,地方社群也不是对外来的刻本内容照单全收,龙潭里的读者不仅主动拣选刻本内容,且也留下了将普及性文本知识地方化并将地方性知识文本化的写本手册。

摘要： 石刻作为一种文献形式,具有写本、刻本、拓本、辑本等四种形态。石刻的四种版本形态,构成了石刻文献从生产、阅读、流通到利用的生命循环的完整过程。不同版本形态,代表不同的生产阶段,需要有不同的生产者参与,“四本”突出了石刻文献的物质性与复杂性。从这四个角度来分析和解读这一过程,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四本”彼此的异同和关系,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深入思考“四本”对于重建整个中国古典文献学体系尤其是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的意义。

摘要： 今藏于臺北故宫博物院的米芾《捕蝗帖》墨迹本,傳藏至今,影響廣泛.《捕蝗帖》墨迹真僞諸家觀點不一,筆者將包含此帖在内之三類十件墨迹及摹刻本進行比勘,以及對傳藏印章和題跋等人物考證後,得出《捕蝗帖》墨迹本爲臨本之結論,并推斷其成于清初.同時通過梳理,確認能反映米芾《捕蝗帖》原貌之最佳版本.

摘要： 南宋董煟所著《救荒活民书》的版本情况本身并不复杂,但因对目录书的著录内容考辨不够,尤其是在不辨抄本、刻本情况下径直采用《直斋书录解题》的说法,反而造成了混淆.通过史源学分析,发现最早著录《救荒活民书》的当是《中兴馆阁续书目》,而非《直斋书录解题》,刻本形式的"三卷本《救荒活民书》"说也难以成立.元明时期的《救荒活民类要》《救荒活民补遗书》等续作类著作则是产生混淆的另一重要原因,并一直影响至今日的目录书.此外,纵观《救荒活民书》的流传过程,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抄本与刻本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摘要： 宋代被称为刻本时代,抄本、刻本数量和种类的爆炸性增长,促使知识积累和信息流通加快,改变了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就墓志而言,宋代撰写、传播环境的变化促使其更向史传文学靠近,以塑造个性化人物、强调实录精神、借用“互见”手法等为特点。因为流通性的增加,墓志以“言天下之公”为书写原则,与各级文本互动,而撰者为墓主回护的“曲笔”也重塑着历史书写。纸本让墓志能脱离石碑,以附录形式出现在文人别集和家集中,为作品解读构建了阐释系统,但因文体功能限制呈现角度,使用时必须审慎辩证。

摘要： 整理古籍,在选择校勘底本之际,有一个不文之惯例,即有刻本存世的情况下,一般不选用抄录之本。理由很简单,写本内文字讹误的概率往往大于刻本。不过,这一不文律也是仅就一般而言,不可一概而论。无论是刻本还是写本,因时、因地、因人,皆有很大差别。对于这个问题,北南宋之际的叶梦得在《石林燕语》卷八就讲到了雕版印刷出现之后宋代的情况。他说:"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

摘要： 《本草集要》由明代王纶编纂而成,现存明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罗汝声木刻本、明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朱廷立刻本、明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刘龙田木刻本及明木刻本。根据考析不同版本的馆藏情况、版本源流及各版本优劣情况,惟朱廷立本为善。该版本弥补《大观本草》只收录宋徽宗以前资料的缺陷,补充了后代王洁古、李东垣、朱丹溪的论述,并增加作者的按语,既便于初学,又颇为详备。

摘要： 《太平廣記》(以下簡稱"《廣記》")是中國宋以前筆記小説的淵藪,許多已經亡佚的著作賴此書徴引方才保存部分佚文,唐人張鷟《朝野僉載》即是其例^(①)。《廣記》一書今日通行的版本爲明談愷刻本,是現存刻本中時代最早者,20世紀60年代中華書局出版的汪紹楹校點本《太平廣記》以及近年張國風整理的《太平廣記會校》兩種^(①)。

摘要： 琉球，位于今日本海西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从明代开始，两国交往日益密切，琉球国王去世，新国王即位，明清王朝都要派使臣前往祭奠、册封。自从明嘉靖十三年(1534)陈侃任册封使返回后撰写《使琉球录》，以后每次册封使回国后，都要将出使经过和琉球国情写成专门报告，存留至今的有《使琉球录》、《琉球记》、《中山传信录》等等。以北京国家图书馆藏品为主的各种关于琉球的文献，近年分两次结集影印出版，名为《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及《续编》。其中的抄本《重修使琉球录》，是为明嘉靖十三年陈侃《使琉球录》所作的增修。rn 本文就《重修使琉球录》的刻本及陈侃、郭汝霖等作者进行介绍。

摘要： 清末沈阳城"儒商"邸文裕编撰的《陪都景略》首刻于1871年,1873年二次刊刻是与文友刘世英《陪都纪略》同时进行的.《陪都景略》并非《陪都纪略》的底本,《陪都纪略》也并非完全仿照《都门纪略》.无论《陪都景略》流传至今的抄本还是刻本,都已成为我国历史文化典籍中弥足珍贵的稀本、孤本.

摘要： 该文回顾了学术界对云南印刷业开端的讨论,并对大理凤仪北汤天发现的经卷《佛说长寿命经》的实物进行了分析鉴定,确认该经卷为刻经而非写经.本文认为,由于元代云南已有大量的印刷技术十分成熟的刻经,大理国晚期有印刷业的可能性是较大的.所以,从目前已有的实物证据看,云南印刷业的开端,上限可早到大理国晚期,下限则处于元代初期.由于《佛说长寿命经》属珍贵的文物，一直深藏于云南省博物馆的库房中，轻易不能见到，而此事又涉及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在云南的开端这样的重要学术问题。故笔者1994年专程到云南省图书馆家中拜访了李孝友先生，李先生介绍说，他曾亲见此经卷，认为刻本是一版一版地印刷，而《佛说长寿命经》没有这一特点，应为写经而不是刻本。而过了多年以后，此事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2002年1月，笔者寒假回到昆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专门研究佛教史的专家侯冲教授告知，他刚刚在云南省博物馆库房亲见《佛说长寿命经》，该经卷应为刻本而不是写经，这使作者感到十分惊奇和欣喜，但也希望能亲自确证一下。通过鉴定，确定了大理经卷《佛说长寿命经》为刻本，解决了多年来学术界的争议，这是一个重要的收获。但由于这一经卷上无年代纪年，多数专家从字体风格和内容各方面，推定其年代为大理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