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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

第八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3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13-08-17

主办单位：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中国印刷博物馆;北京印刷学院

会议文集：第八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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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中华印刷之光”已经成为我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科普教育和行业印刷史教育的成功范例，为弘扬中华文明和传承印刷文化做出了贡献。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明蔓延数千年，从未中断，具有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多元一体、影响广泛而深远、不断进取和发展的鲜明特征。而印刷术的发明、发展和向世界的传播，对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为了把“中华印刷之光”巡展办好，人们对每次展览都进行一些改进和更新，不仅设置现场操作表演，增加与观众的互动，还根据不同的举办地而改变侧重点，并且尝试进行馆校合作、馆企合作，不断调整内容、增加重要展品，提升展览效果。“中华印刷之光”作为中国印刷博物馆的品牌巡展，至今已经在数十个国内外城市进行了展出，为弘扬中华文明、宣传印刷文化，为科学技术普及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内外重要媒体也都进行了报道和转载。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正确领导下，今后还要继续努力，勤恳工作，把“中华印刷之光”展览办得更好，继续为世界文明和科技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 摘要：科学家纪念场馆是人物类博物馆大家族中较为特殊的一个类型,随着我国科技文化水平的繁荣提高,展示科技创新成果、加大群众科普文化教育和宣传科技先锋、弘扬民族精神的时代需要日益增强,如何建设好科学家纪念场馆,充分发挥其教育宣传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思考.本文以王选纪念陈列室的建设为例,从筹建方式、展示宗旨、设计理念、管理服务等方面入手,对科学家小型纪念场馆的特色建设进行初步探究,以供交流探讨，并指出因地制宜、前期调研、多方支持是规划筹建的重点，主题分明、突出特色、形神兼备是陈列展览的关键，灵活服务、延伸功能是管理运行的保障。总之，科学家小型纪念场馆的建设要注重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灵活管理，更要力争走出象牙塔，扩大宣传和教育范围。期待更多更好的科学家纪念场馆层出不穷，树立科技典范，弘扬民族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激励开拓创新，让一代代人继承和发扬科学家的崇高精神，为祖国繁荣、民族昌盛做出更大贡献。
  • 摘要：《武英殿聚珍版书》是纂修《四库全书》的一项重要成果,因此,该丛书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学术界对书目种数之争,金简生平,武英殿建制和修书各处的研究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但是,对"书目种数"之争的认识误区,仍有必要做深入的探讨.通过对诸家的分析，辨别了“聚珍版书”与“武英殿聚珍版书”的区别，但翻检《中国丛书综录》时，《中国丛书综录》的分类标准则选择了“聚珍版书”作为标准，与陶湘的《武英殿聚珍版书目》不一致，特别是在卷数和补遗上有所不同。不可否认，正是从《国朝宫史续编》、《书目答问》到陶湘的《武英殿聚珍版书目》，杨家骆《四库全书学典》，乃至《中国丛书综录》的记载，为人们认清《武英殿聚珍版书》种数有很大的帮助，为人们在研究提供借鉴意义，具体表现在：确定《武英殿聚珍版书》种数，利用版本特征来鉴定丛书，版本学价值，以及《武英殿聚珍版书》的流传研究。因此，由《武英殿聚珍版书》书目种数之争引发的诸多争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多突破，为人们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借鉴，方便人们利用《武英殿聚珍版书》探究其历史成因与版本考证。
  • 摘要：笺纸作为集书画刻印于一体的传统工艺,除了具有特殊的艺术风格之外,还是文人吟诗作赋、书信往来的实用文房用品.自魏晋兴起,历经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及民国,笺纸工艺由素趋彩、由简入繁、由实用品发展至艺术品.清末民初,为重振笺纸的文化品质、力挽其发展的颓势,众多文人画家亲自参与设计制作.清末民初随着晚清政府的衰败和西方文化的涌入，文化阶层走出书斋画室，放下吟诗作画的笺纸，开始了救国图强的实务，新思想、新科技、新机械设备的引进，打破了笺纸传统手工雕版印刷的格局。主要体现在机械印刷与化工颜料对传统笺纸制作的冲击，新的生活消费时尚对笺纸题材的丰富与拓展，文人画家的参与对笺纸品质的提升与促进，传统工艺复杂精细难挽机械时代笺纸发展的颓势。作为传统艺术设计与文化的载体之一，笺纸所具有的艺术魅力和手工特质，也必然在未来“行远及众”，影响深远。
  • 摘要：关于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古今中外很多学者参加了讨论,提出了种种说法,但迄今尚无令人绝对信服的结论.本文仍以探讨的态度提出一些论据,力图从中得出一个较为明确的结论,给人一个较为清晰的概念,确定一个发明的历史时段.总之，通过“印纸”的记载，无论是武则天发给王庆之出入宫禁凭证的“印纸”，太府寺承所用的“大摹印纸”，还是发给市牙作为交易记录的“印纸”，都是唐代中央政府采用雕版印刷技术的实证，只是还没有成规模地印制书籍。待政府采用雕版印刷技术成规模地印制书籍，人类文明已跨进了新的历史阶段。
  • 摘要：笔者曾在《试论中国印刷历史研究上存在的几个问题》中，提出了“给印刷术下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是研究印刷术发明问题的前提条件”的意见，并申明这个定义必须涵盖印刷术的三个基本要素——印版、转印材料和承印物。笔者认为，这个定义应为：一不限定印版是雕版还是活字版，二不限定转印材料是水墨还是油墨，三不限定承印物是纸张还是织物。印刷术的起源之源有头有尾，印刷术的发展之流也有头有尾。印刷术起源的头是“源头”，尾是“发明”;而印刷术发展之流的头是发明，之尾目前则尚未可知。原因是“源”已成过去，而“流”仍在演进中。众所周知，印刷术是应用技术，它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致使研究印刷史的学者来自诸如印书、印报、印钞、印布等众多学科领域，大家从不同角度审视、研究印刷史，在印刷术起源与发明问题上出现一些理念与观点上的分歧，是在所难免的。综观近年印刷史研究、尤其是在有关印刷术起源与发明问题上，一种意见认为:印刷术是工艺技术，属科学技术范畴，研究印刷史应以印刷工艺技术的发展为主线，旁及印刷设备、器材等相关领域，全面、系统地进行，中国最早发明的印刷术是雕版印刷，印刷术的起源是雕版印刷术的起源，印刷亦称刷印，意在刷而印之。而另一种意见把视角放在印刷术用于制作书籍的前因后果上。两种意见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认定印刷术是工艺技术，属科学技术范畴，将印刷史置于科技史层面上，其源头较远;后者则将印刷术等同于印书术，印书史隶属于文化史，其源头相对要近些。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即印刷术和印书术都是复制术。
  • 摘要：唐末冯贽《云仙散录》玄奘"印普贤像"是关于中国印刷术起源的最早的一条文献记载.《玄奘"印普贤像"质疑》一文的精神是对的,但考察的普贤崇拜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玄奘本人的佛教信仰这两个貌似证伪的证据,并没有把握住佛教史发展的实质.文中所说四大菩萨属于民间信仰的范畴,是有关菩萨道场说法兴起后才有的,是很晚的事.玄奘"印普贤像"与"菩萨道场"无关.普贤传入中国,始于西晋竺法护翻译的《佛说如来兴显经》、《度世品经》和《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这三部经典关于普贤行、普贤境界以及法身理论,着力塑造的修行达到最高阶段的菩萨——普贤,把普贤奉为菩萨修行的榜样.晋译华严在主要学说方面没有实质性突破.玄奘"印普贤像"更与后两译《华严》无关.因而《质疑》所说《华严经》传入中土的三个完整版本并不能用来证题.何况,华严部经典没有对普贤具体形象进行描述,普贤形象主要来自法华部经典及以后的密教经典.自普贤行作为佛教的一种重要修持方法后,就出现了形象各异的普贤造像及相关经变画.但不能根据五世纪六七十年代北方佛教造像、北魏佛龛造像和隋唐龙门佛龛造像中较多弥勒造像,来推断"唐代以前普贤像的雕造是极为少见的".玄奘对弥勒的虔诚崇拜与"印普贤像"并不矛盾,并不能否定玄奘"印普贤像".
  • 摘要：该文回顾了学术界对云南印刷业开端的讨论,并对大理凤仪北汤天发现的经卷《佛说长寿命经》的实物进行了分析鉴定,确认该经卷为刻经而非写经.本文认为,由于元代云南已有大量的印刷技术十分成熟的刻经,大理国晚期有印刷业的可能性是较大的.所以,从目前已有的实物证据看,云南印刷业的开端,上限可早到大理国晚期,下限则处于元代初期.由于《佛说长寿命经》属珍贵的文物，一直深藏于云南省博物馆的库房中，轻易不能见到，而此事又涉及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在云南的开端这样的重要学术问题。故笔者1994年专程到云南省图书馆家中拜访了李孝友先生，李先生介绍说，他曾亲见此经卷，认为刻本是一版一版地印刷，而《佛说长寿命经》没有这一特点，应为写经而不是刻本。而过了多年以后，此事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2002年1月，笔者寒假回到昆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专门研究佛教史的专家侯冲教授告知，他刚刚在云南省博物馆库房亲见《佛说长寿命经》，该经卷应为刻本而不是写经，这使作者感到十分惊奇和欣喜，但也希望能亲自确证一下。通过鉴定，确定了大理经卷《佛说长寿命经》为刻本，解决了多年来学术界的争议，这是一个重要的收获。但由于这一经卷上无年代纪年，多数专家从字体风格和内容各方面，推定其年代为大理国时期。
  • 摘要：今人对“双印”的理解多有分歧，各家的理解存在着大小不同的差异，但是认为“双印”就是“套色印刷”这一点而言，几乎又是众口一词。将这些存在分歧且存在错误的意见，写人《中国印刷史》、《中国科学技术史》等著作中，客观上已经影响到对古代印刷史发展历程的正确总结。通过考察《笔丛》编撰情况及成书年代，可以知道胡应麟所说的“双印”不一定是指“套色印刷”，更不一定是“套版印刷”。换言之，将“双印”理解为描述套印前期的印刷状况，用“套印”来表述尚可以接受。这里使用的“套印”概念，专指“单版同色两次印刷”，“两次印刷”的本质是套印。这里要着重指出，区别“套印”和“套色印刷”语意存在的细微差别，能帮助人们真正了解“双印”的含义。文献里找不到“双印”的合理解释，其答案却存在于传统的雕版印刷技术的实践和实物中，并重点研究了保存在古代雕版印刷技术实践中的“双印”技术，由于双印技术在雕版印刷实践中普遍运用，从传世古籍中，大量书名页、书签、正文首页可以看到“双印”的效果。由此可见，胡应麟对“双印”的描述是非常准确的，他描述的“双印”是指特殊的“单版同色两次印刷”技术，可以理解为“套印”，但不能理解为“套色印刷”。“单印”是“双印”的基础，“双印”技术的成功使用源于印刷工具的改进，而所谓的改进就是使用了“压印印台”。套印方法发展到多版套色阶段以后，作为套色印刷的基础技术“双印”法，在多版套色印刷活动中也还能起到重要作用。
  • 摘要：远在希腊罗马以前,流行一种小木板,涂上一层蜡,用金属或骨针在上面刻写,另一端光头,用来擦拭,称为"记事版".但是,在蜡上刻出阳文反体字,刷墨覆纸印刷,则源于中国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当时用蜡版印刷了新科状元的传报.元明两代有关蜡版印刷的应用尚未见有文献记载以及实物发现.清代使用蜡版印刷据西方文献记载应是较为兴盛时期.而蜡版的制作流程主要有底版的制作，制蜡液，浇蜡版，蜡版上字，刻蜡版，以及拼版。宋代蜡版印刷大概是用水性墨汁，元明两代情况不明，清代则由印工自己用烟怠与菜油研磨制成油墨。油墨的制作方法是:取油烟怠、松烟怠放入无釉陶盆中，加人适量的菜油，用木棍或其他粗糙的棒形器具反复研磨，使烟怠与菜油混合均匀。蜡版刷印与木雕版刷印使用的刷印工具有所不同，因为蜡版相对木雕版来讲，版面相对较软，如果用刷印雕版时使用的圆棕刷，会将蜡版表面刷出一道道擦痕，而使用猪鬃制成的平口软毛刷刷印效果比较好，既解决了在蜡版上的上墨问题，又保护了蜡版表面不受擦伤。在蜡版上刷墨时，先将软毛刷蘸墨，平行地涂刷在蜡版上，然后将固定在刷印台上的宣纸覆盖在上好墨的蜡版上，用长棕帚按一个方向压印纸的背面，将蜡版上的油墨转移到纸张上，一张蜡版印刷品即可完成。另外，在蜡版上墨过程中，人们又采取了另外一种上墨方法，即使用铅印用的胶辊在蜡版上墨，效果仍然不错，并且可以印出质量较好的印张。蜡版在印刷完成后，要将版面上的蜡层去除掉，版材以备再次使用。在蜡层去除过程中，如果直接用铲子铲除版面上的蜡层，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如果将固蜡稍微加热至较软，再用铲子直接铲除效果比较好，很快便能完成。
  • 摘要：雕版印刷历史告诉,雕版印刷术的产生和发展是与社会文化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雕版印刷术产生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物质技术条件,一是社会文化条件.早在秦、西汉(公元前211-公元8年)时期,在中国就有了成熟的金属、竹木、砖石雕刻拓印技术,到了东汉(公元25-220年)又有了轻便柔软的文字载体——纸张,至此产生雕版印刷术所需的物质技术条件基本具备.但是,只有物质技术条件还不能产生雕版印刷术,必须要有相应的社会文化条件.需要有大量的"知识需求"和相对广泛的"阅读人群",才会激励人们创造使用便捷、成本低廉、存容量大的,能满足人们思想文化需求的雕版印刷术.自隋唐(公元581-907年)雕版印刷术发明以来,其技术不断发展完善,用途不断扩大延伸,到明清(公元1368-1911年)时期,其技艺达到登峰造极之阶段.社会文化需求推进技术创新发展,技术创新发展满足社会文化需求.雕版印刷术是社会物质文化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雕版印刷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一个创造革新的过程，是一个承传延续的过程。反之，雕版印刷术的创新发展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文化需求，有力地推动长期使用雕版印刷技术的东亚地区文化交融和发展。雕版印刷术产生后，大量的汉文字印刷品很快传向全中国，直至东亚各国各地区，影响着各国各地区的文字发展。社会对印刷业的需要随社会发展越来越大，许多经济文化发展较快的地区，纷纷将这一技术用于各行各业，出现了雕版印刷术功能大拓展现象。
  • 摘要：说到印刷术,通常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印刷出版的书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印象呢?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就都耳熟能详一句话:印刷术是人类的文明之母.这里所说的印刷术确切地说就是指印书术.书籍出版是印刷术在古代最主要的应用领域之一,但是,即使是在古代,印刷术也并不局限于新闻出版文化领域,印刷术对于美化生活、商业推广等方面同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它应用于人们生活的许多方面,印品种类多种多样:印花织物、纸牌、墙纸、年画、票证……追溯起来印刷术的发展已经历2000多年的历程.人类因为对美的追求,对文化知识的渴求,2000多年来不断地改革印刷技术,形成了一系列的技术发明里程碑.印刷术的定义和应用领域也不断延伸.但是无论如何演变,中国都是印刷术的故乡.2000多年以来，印刷术不断探索新的承印物，从织物到纸张，从平面到立体。人类开始准备迈入信息社会，承印物将变有形到无形，印刷术的定义将不断延伸。一个可能的趋势是，传统的出版物在文化传播中的比例逐渐减小，而以彩色印刷技术为主的装饰性、商业性的领域还将高速发展，不断创新。2011年我国包装装潢印刷总产值占全行业的73 %。可以说，包装印刷已经成为中国印刷业增长的支柱。随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3D打印技术的发展，印刷术还可能作为一种新型制造手段服务于中国现代新型制造业。
  • 摘要：中国古代广告是古人商业意识混沌初开时的表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古代广告的发展历程及设计系统且全面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辉煌的设计文化.同时,古代广告也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审美特征和智慧.而宋代进入印刷业的全盛时期,广告印刷发展尤为突出,可以说是古代广告印刷史上一次质的飞跃.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市场经济逐步扩大，竞争日趋激烈，广告的应用在宋代已经十分普遍，并且较前有大的发展和创新。而这种变化表明，宋代商人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标记式的广告—简单的信息传达，部分地走出了“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低浅层次，迈向讲文化、塑品牌、重承诺、讲信誉的较高层次。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与商业密切相关的广告业得以发展，此中当然离不开宋代人强烈的广告意识。而宋代广告印刷类型主要有商品类广告，书刊类广告。宋代书籍广告具备一定的广告意识和品牌意识，通过印刷业的传播，不仅是消费者识别商家的重要凭证，同时也是商家品牌信誉的表达方式，是商人早期广告观念的体现。总之，广告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为广告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让广告文化从最早的市声、招幌等形式，发展成为形式多样，更具内涵并与商业密切相关的广告形式。
  • 摘要：从地区经济环境和市场规模来看，徽州作为刻书中心，“盖书之所出，而非所聚也”，其产品或通过道路与水路网络，到达江南的消费中心城市;或者，出版商直接在那里开设分号，雇请画师、工匠刊刻梓行，进入当地的图书市场。徽州产品的出版面向是判断其刻书性质的重要因素，对此，需要从出版者的角度对书坊进行具体的考察。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中将徽州书坊计为10家，但从现有资料来看，该数字并不准确。事实上，从刻书内容和书商的身份来看，徽州存在着“刻工书坊”和“文人化书坊”两种不同类型的书坊。所谓文人化书坊，是指出版商在刻书的性质、出版目的，以及预定的受众方面，都显示出士人刻书的倾向。具体而言，即指出版商并不把获利作为经营书坊的唯一目的，而是注重书籍质量和文化消费功能。与刻工书坊大致可以对应，这类书坊的选择，多是医书、史书、儒家典籍、诗集、文集、小说、戏曲和赏鉴图谱。在徽州的出版业中，这类书坊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不仅经营者资本雄厚，刻书规模较大;内容求新，注重学术价值，与刻工书坊相比，出版的视野也更宽广;文人读物较多，较少日用生活类书籍;刊刻技术求精、求异，成本较高，其刻本及插图的艺术价值亦远非刻工书坊所能企及。在江南和福建地区，来自各地的书商往来负贩，流寓于经济、文化兴盛的各主要城市。便利的商业交通，使得不少出版商—特别是来自徽州的书商，选择将他们的事业扩展到更大的领域。
  • 摘要："编辑"在汉语中有多种含义,既有"编辑活动"之义,也有"从事编辑活动的人员"之义.人类的编辑活动在"编辑"一词产生之前就已存在,最初为将零散材料汇辑成书的一种著作方式,属于图书作者的活动,但现在常指将他人作品审读、加工成书的特定专业工作,属于图书作者与读者间中介性的活动.作为图书著作方式的编辑活动，以及从事这种编辑工作的专职人员，在远古的时候就已存在;而连接作者与读者的中介性职业编辑活动，虽然早在唐以前写本图书时代的官府中就已出现，但在民间则应该是紧随印刷术发明之后而逐渐兴盛起来的。大约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出版行业内部形成了分工较明确的各种行当，从官府到民间，专门“为出版准备稿件”的职业编辑从此就诞生了。
  • 摘要：《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综合类图书,印刷时字采用聚珍铜字排版印刷,图以雕版印制.采用的纸张有两种,一种为开化纸印本,一种为太史连纸印本.两种纸均质量上乘,印刷精美.纤维检测样品为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藏《古今图书集成》描润本残页，中缝题:明伦汇编皇极典第135卷帝纪部会考，一百二十九之三。所用造纸纤维测量软件V6. 0，使用计算机操作软件控制计算机操作数码摄像显微镜拍摄载玻片里的造纸纤维原料样品形态图像，把数码摄像显微镜里的图像信号转变为电子数码信号输送到计算机，经计算机处理后在显示器屏幕上显示出来。与显微镜数码摄像相配合的造纸纤维测量软件可方便地从显示器屏幕中观看和测量造纸纤维原料的形态指标，并进行数据分析。
  • 摘要：自中国祖先发明了造纸和雕版印刷后至今,随着近代科技的高迅发展,传统的手工造纸和雕版印刷行业,不再像古代那样兴盛了,即使能够在生存中求发展的为数不多奋斗者,仍不足以重振传统造纸和雕版印刷之雄风.而历经千年的现存大量珍贵古籍、书画等,与当代机制印刷,机刻印刷,机纸印刷或低档宣纸印刷成书册书画的,二者比较,优劣显见,利弊分明.纸的优劣精粗，全在于原料。古籍纸基本以传统造纸原料和工艺合成，如收藏得法，原料优质的麻、皮料、竹成纸，可以历经千百年而不自行老化消失。但近代、当代的书籍，耗巨资机制书，采用强漂白的低劣宣纸印刷，成本虽低，刚成书时美观，但过数年后书籍会产生许多黄点，如收藏不合规矩，其胎里带来的老化，返黄等质变更令人烦恼。据粗略统计，目前出版界已极少采用传统竹皮合成纸了。再说古籍极少见到用宣纸做成书的，叫人烯嘘不已。托福国家重视，抢救了一部分古纸再造厂，但因成本高产量低而稀见出书者问津。笔者提议，今后如有重大题材重印，能否配上传统优质纸印刷极小套，企求纸寿千年之奢望。
  • 摘要：在历史上,印刷术是包括两大类,即雕版印刷和活字版印刷.这两种印刷术在发明的时间上有先后,在制作技术上有传承,在实际应用上有交叉和衔接.中国最早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后来经过几百年的应用和发展,又于北宋年间发明了活字印刷术.1991年维修宁夏贺兰县宏佛塔时出土的数量巨大的西夏文木雕版,使中国早期木雕版零星传世的局面得以改变,大大拓展了中国早期雕版印刷的实物资料,显示出中国中世纪雕版印刷的丰富多彩的内涵和高度发展水平.杭州及附近一带是古代印刷业最发达的地区，以刻印精良的书籍而闻名全国。作为当时的印刷中心，这里一代又一代刻工雕刻了数量巨大的木雕版。用这些木雕版刊印的文献遍布全国各地，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 摘要：图像印刷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有些人把这种艺术的起源，推溯到接近公元1300年，又有些人认为近公元1400年，或者甚至认为是15世纪开始以后的事。衡量现有的证据，似乎倾向于以14世纪较后的几十年为欧洲雕版印刷开始的时期。而欧洲的木刻技术就是由中国的木雕版印刷技术传播过去的，当时的欧洲技术人员结合了宗教的内容，用相似于中国的雕版印刷技术，制造了一批木刻雕版印刷品，按照西方说法就是西方木刻印刷品。这些资料充分说明，中国的雕版印刷技术传向了欧洲，并使欧洲产生了一批相似于中国的雕版印刷品。既然大英博物馆都承认这些雕版印刷品是印刷品，那么西方也应该有一段雕版印刷史，这里的印版是木版雕刻(在欧洲木刻史也有金属板的雕刻内容)。那么印刷的刷，它的核心内容是大量复制，事实说明这些早期的木刻宗教故事图像，就是大量印刷的。因此，从大英博物馆认为是印刷品和这些印刷品的印刷技术都说明，中国的雕版印刷技术在当时是传到了欧洲。作者认为百年多来的中国铅字印刷史，人们相对于古代史来说，研究较差。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印刷史，甚至有关的资料人们还缺乏系统的整理。因此建议印刷史研究会可以以适当的方式来推动近现代印刷史的研究与西方印刷史的研究，让人们在世界印刷史的研究和中国印刷史的研究上不断开发新课题，取得新成果。
  • 摘要：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术肇始于隋唐之际,至清朝渐被石印、铅印、珂罗版等近现代印刷技术所取代,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古代的出版家和工匠雕刻了浩如烟海、汗牛充栋般的图书雕版,至今仍有不少存之于世.不言而喻,这是中国古代印刷术的宝贵实物遗存,是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的历史文化财富.但是,古今的藏书家、研究古籍版本学、古典文献学的专家学者,很少有人注意雕版在古籍版本鉴定和古籍文献发掘中的巨大价值和实际意义.为此,笔者特撰著此文,略述古代雕版的兴废散佚,并以故宫博物院所藏明清雕版为例,对其在研究清内府刻书中的价值和意义,笔者认为，为了使这些劫后余生，保存至今的雕版能够长久流传，应该尽快将其纳入古籍保护中心的工作日程。并参照古籍保护的经验和做法，适时地开展工作：比照古籍保护，对全国现存雕版进行普查，摸清底数，根据存世雕版的特点，对雕版进行定级，制定雕版保护的统一条例，制定雕版的统一著录条例。此外，对雕版的再次刷印图书应该有统一的办法和安排。结合故宫博物院的一些做法，笔者认为，用清以前遗存的旧版刷印新本，应遵循：对于那些文物价值较大，书版磨损较重的书版，应做出硬性规定，不得再用于刷印新书。对于现有纸本传世，社会需要量又较大的图书，采用纸本影印，不得用遗存雕版重新刷印。确需雕版刷印的图籍，需由专家对文献价值、刷印的必需性及雕版情况进行论证，报有关主管部门备案;特别珍贵的雕版，更应由文物部门组织论证，报省市或国家主管部门批准，方可实施刷印。
  • 摘要：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元至正元年刻朱墨套印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解》,一向被看成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雕版双色套印本.但对此书是如何印成的,学界看法并不统一.王重民先生较早对此书进行研究，而王先生的结论很明确，认为此书只是用一版涂上两种颜色印成的，并特别说明也不是用一块版涂两次色印两次。从大小字一同断裂，以及“若干地方原该是墨色之注文，却误刷成朱色”等版面现象看，台北“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元至正元年刻朱墨套印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解》，应该如王重民和昌彼得先生说的那样，是用一块整版分涂两色印成的。至于是“涂两种色，印一次”，还是“涂两次色，印两次”，根据影印本无法判断，还需要根据对原书的观察分析得出结论。
  • 摘要：中国古代社会,历书的运用十分普遍.历书,也称"历日"、"通书"、"皇历"、"黄历"、"时宪书"等.传说黄帝创造历法,"黄历"乃黄帝历简称.另外,往往由皇帝颁布天象历法,故又称为"皇历".所谓通书,乃农历正月至腊月一年的季节表,可查一年中二十四节气在某月某日.中国以农业立国,务农切不可误节气,错过节气播种轻则减产,重则颗粒无收.历书年年皆有，这种文献与其他书籍不同，具有特殊时限性，当新岁到来后，去岁历书按理已成废弃之物，不复为人保存。特别是民间历书，过时即弃。因此，历书从设计、排版到印刷，民间刊印者都必须考虑一个实际问题，那就是如何节省版面，降低成本，以利销售。历书的字体细小，图表多，版式非常复杂，雕刻十分困难。历书内容年年不同，民间书坊不大可能耗时费工专门刻制一套复杂的历书雕版，只使用一年便报废，如此成本势必太高。从晚清历书的排印来看，从择吉黄历活版实物来看，古代作坊的活版印刷技术细腻，形式多样，说明活版这一先进的印刷技术曾得到广泛应用。
  • 摘要：当前学者对民国时期出版物的研究多限于对其中的书籍装帧、史料、鉴赏价值的研究,很少从设计的角度去捕捉民国时期书刊出版标记所折射的历史动荡和印刷文化的变迁.本文试通过民国出版标记为切入点,通过对史料的梳理,探讨在民国特殊复杂的历史背景影响下,其书刊出版标志印刷、设计的起伏跌宕.民国历史动荡擅变，随着其书刊印刷出版业的起伏跌宕，小小的书刊出版标记设计，不仅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民国时期印刷出版环境的发展变迁，还直接展示了中国近现代标志设计中的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设计文化的沟通与交融的轨迹。随着现代印刷出版业迅猛发展，电子图书、音像制品市场的强劲崛起，旧藏民国图书上的这些出版标记，在自然与人为消耗衰减中，面临着即将销声匿迹的危险境地，而印刷在版本封面、封底或扉页之上的中国早期标志设计也将随之逝去。
  • 摘要：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中,用木刻插图来记录自己的人生轨迹或旅程行踪的著作稀如星凤,大抵不过《泛槎图》、《鸿雪因缘图记》、《花甲闲谈》数种而已.而后两种的插图都是著者请别人画的,唯独《泛槎图》是著者自己绘稿并自费梓行的.他在《泛槎图序》中对自己的行踪和绘制并刊行《泛搓图》的主旨叙述甚详，颇有参考价值。 在以后的十二年间，他又陆续刊行了五集。总之，《泛槎图》六集共刻图一百零三幅，除去《乘槎破浪》、《家园乐宴》、《大山庐墓》不是风景名胜外，其余百幅俨然就是一部中国风景名胜图集。涵盖当时全国十八省，名山胜景，收罗殆尽，其中有十四省的名胜，凡九十三图，是绘者亲历过的。张宝不仅为自己心仪的风景名胜作画，同时还为每一幅画配以小诗。这些诗在形式方面，有五言、六言、七言诗，有绝句，也有律诗，还有少量的词。诗风出人李白、陆游之间。这些诗是画意的升华与延伸，充分展示了画家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才情与成就。如果将这百余首诗词汇为一编，其实就是一部中国风景名胜诗集。这些诗，都是对祖国壮美河山的讴歌。有些诗歌的附注，或对所绘景观的位置与特点加以简介，或记录自己的行程，以及与朋友的聚散情景等，尤有文献价值。本书还有一大特点就是汇集了大量的名人题赠诗词。张宝在描绘风格迥异的名胜风景时，每每采用不同的表现手法，以使画面生动而富有个性。他在《泛槎图》初集与续集创作的每一幅画作上，均标明是采用了哪位名家的画法。令人称奇的是，他在三十五幅作品中，分别采用了王维、李思训、李公麟、郑虔、董源、荆浩、郭熙、范宽、黄公望、王蒙、吴镇、沈周、唐寅、文征明、蓝瑛等近三十位画坛巨匠的独特技法，展示出深厚的绘画功底与丰富的表现技巧。由于《泛槎图》中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作者亲临其境，现场写生，然后再加工创作的，所以，它比那些仅靠凭空想象而创作出来的作品具有更大的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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