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

摘要： 据《日本书纪》载,钦明天皇二十三年(561)日本在任那府的驻军大伴连狭手彦曾与百济一同征伐高句丽,并袭破其国都,缴获了大量规格极高的战利品,这些战利品被详细地记述于何处缴获,并在带回国后谨献给天皇和苏我氏大臣等。通过考证可发现,该记事绝非独撰,只是由于《日本书纪·钦明天皇》纪年的混乱,因此造成了其记事年代和事件的混淆,该事件应当是发生在钦明天皇十二年(551),且该年前后的相关记事揭露了这一阶段发生在朝鲜半岛上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的军事动向和政治形势的变化。高句丽国都被袭破后,于次年(552)修筑了“长安城”,这是高句丽最后的一座都城。

摘要： 《日本书纪》中记载了日本6次向高句丽遣使的活动,既展示了日本在不同历史时期同高句丽开展通交联系的情况,也反映了东亚地区的几次重大政治变局。因为要抬高自身的国家地位,日本隐匿了日常性遣使高句丽的记录,只留下6次重大的外事出访历史,这就同高句丽频繁遣使日本的记录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也反映了日本一直沉浸在成为东亚世界“上国”地位臆想之中的心态。日本6次向高句丽遣使记录,表明在与高句丽通交关系的建立过程中,日本始终是处于积极主动的一方。

摘要： 韩国学界的靺鞨研究往往将其置于高句丽史、渤海史,以及韩民族主体形成过程的历史叙事中加以考察,因此,靺鞨史具有了韩国国史的意味,成为朝鲜古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韩国学界对靺鞨族群的种族系统多有关注,积极对《三国史记》中的“靺鞨”记载予以回应,对靺鞨七部的种族血缘背景作出辨析,提出靺鞨七部并不完全出自肃慎族系,白山靺鞨、部分粟末靺鞨可能源出濊貊的观点。对靺鞨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则较为全面地继承了俄罗斯学界的研究范式。

摘要： 鸭绿江畔的集安市,历史上曾为高句丽的王城所在。作为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高句丽在此筑有多种类型的建造,并存留下独特的建构。自东汉时高句丽在平原上与山谷中修筑了“双城型”王城,其中的丸都山城延续了北方民族构筑山城的传统,亦因地构筑了群山拱卫的都城态势。

摘要： 在唐山丰润城区向西10公里的丰津公路旁,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小村庄——小黑马甸村。村庄始建于唐代,相传李世民东征高句丽,黑马走失追至此地,故此得名。曾经的"小黑马"如今变成了"大白马",现在的小黑马甸村,生活宜居、环境优美、柏油马路直通村庄,鲜花翠柏生机盎然,党群同心、邻里和睦,呈现出一幅乡风文明的美丽画卷。

摘要： 使者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中承担出使任务,由皇帝临时指派,并非属于官职名称。高句丽模仿中原王朝建立官制,设立了使者职位,但没有专职使者,和中原王朝的运行模式相同。高句丽使者在建国初期就进入公共行政领域,在故国川王之后开始出现级别分化,地位开始升高,职能范围逐渐扩大,后来随着高句丽的领土扩张和国势的发展继续升位分级,其升级分化又主要是和中原王朝使者中的“谒者”发展脉络相一致。高句丽使者官职的设立发展体现了高句丽对中原王朝官制的认同和向化之心。

摘要： 在古代東亞的歷史上,曾發生過兩場攪動東亞的國際性大戰。第一場戰争發生於唐代龍朔三年(663),被稱作“白江口之戰”。此戰雖表面上看是唐軍與倭軍的一次海上遭遇戰,實際還牽涉到新羅、百濟乃至高句麗,而且戰後“大唐帝國在文和武兩個領域統禦東亞諸國的格局徹底奠定”(1)。規模更勝的第二場戰争發生於明代萬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1592-1598),這是一場中朝聯軍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軍的三國大戰,亦即本文接下來將述之話題。

摘要： 高句丽与日本都是古代东亚世界的重要政权,影响了东亚世界的历史进程。两国之间既有国家利益争夺中呈现出的军事战争,也有和平友好的交聘往来。高句丽方面涉及其与日本间发生联系的记载仅见于《广开土王碑文》,但该碑的记录呈现的仅是5世纪之交高句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并且只是二者间的战争情况,没有友好往来的记述,这是因为历史上高句丽不重视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另外,地缘因素也影响了二者通交往来,因为高句丽位于朝鲜半岛的北部,而西南部是百济,东南部是新罗,日本则位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的日本列岛之上,地理位置的阻隔成为影响高句丽和日本交往的重要障碍,二者之间在早期交往过程中不可能建立“称藩”与“朝贡”的关系。

摘要： 刘宋建构的“东服”秩序,将百济、高句丽、倭国等纳入其中,塑造了东亚的地缘政治结构。刘宋承认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霸权,但选择由百济承担“方位”之任。百济借刘宋权威清除亲倭势力,配合刘宋的“东服”秩序,此后其国势盛衰与刘宋相伴。高句丽、倭国是“东服”秩序中的不稳定因素。元嘉二十七年(450)宋、魏战争后,高句丽南击新罗、百济,二国被迫结好倭国,倭国地位上升,但倭国转而进犯新罗、威逼百济。孝武帝恢复元嘉时期的“东服”秩序,降低倭王官品、剥夺其都督权限。“东服”秩序的瓦解始于宋失青州后,百济被迫“奉藩”北魏。汉城百济覆灭后,倭国积极经略半岛,并在宋齐易代前夕上表影响南齐的天下构想,成为刘宋“东服”秩序瓦解的最后环节。

摘要： 唐代曲瑒墓誌,近年出土於洛陽南郊,現藏洛陽師範學院。墓誌記載了曲瑒家族世系、宦績功業、婚姻子女等史實。其中,誌文提到曲瑒在唐高宗龍朔三年(663)八月卒於“高麗都平壤城南魚鶴”,涉及高句麗末期都城平壤城及安鶴宫比定問題,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筆者擬結合傳世文獻及其他碑誌材料,對該墓誌略作考證,以期於相關問題研究有所裨益。

摘要： 在我国的吉林、辽宁两省分布着百余座高句丽时期的古城遗址.这些古城址经历了近两千年中自然和人为的破坏,承载着七百余年高句丽文明的物质载体逐渐淡出现代人的视野.为了更好地保护高句丽时期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本文从高句丽现存古城遗址保护的法规性文件编制的角度,简要介绍了我国目前对高句丽遗址保护的现状和主要问题,分析了直接指导遗址保护的保护规划编制质量不高、实施性差的根本原因,重点阐述了解决高句丽古城址保护规划编制的关键问题的工作方法.

摘要： 本文主要从弦乐器、管乐器及打击乐器的角度简述集安高句丽壁画墓中出现的乐器并加以分类研究,并与中原同时期壁画进行对比研究.通过对乐器壁画的分类研究与对比研究发现一些新的问题,从而对集安高句丽壁画的发展演变产生新的思考.

摘要： 汉唐期间,在我国东北地区有一个民族兴起,并建立了与其民族名称相同的政权,该政权不断壮大,最后占据了西至辽河、南到朝鲜半岛中部之广大地区,对整个东北亚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个民族和政权就是高句丽.中原政权对高句丽族和高句丽政权的管辖、册封是贯穿始终的，在这期间，一方能够长期持续地行使管辖、册封的权力，另一方能够长期持续地照例接受，则说明双方之间已经形成了在政治地位方面的主从关系和心理方面的相互认同，体现的是历史上的属縻、藩属体制，这也正是汉唐时期中原政权对周边民族和政权进行管理的通用体制。高句丽民族及其政权所在地区原来曾是中原政权的册封之地和正式郡县，这种意识一直到隋唐时仍被中原政权所坚持，因而对高句丽的管束也就更加严厉，高句丽接受隋唐王朝的册封仍持续不变，进一步说明了高句丽政权是处于羁縻、藩属体制下的属国地位。因此，在将高句丽历史写入中国历史和朝鲜半岛国家历史中时，都应该把这种羁摩、藩属体制和属国地位如实地写进去，这是对历史的尊重，并不影响前边所述高句丽在本国历史中的位置。如何恰当地处理和确定高句丽的历史定位，以上所谈分两步走来进行，是从实际出发，同时考虑到了历史与现实两方面的状况，具体操作起来也比较方便。

摘要： 本文以辽东太子河上游新宾太子城和衫松山城为对象的个案研究，推而广之，在辽东青铜时代考古和高句丽考古中应具有普遍意义。应当指出的是，作为聚落形态文化载体的辽东各类山城，无论是近年越来越多发现的青铜时代早期“貊系”的“石垣聚落”，还是高旬丽早期山城，一般都具有较长的建筑过程和使用周期。少则几十年，多则几百年。所以很难从建筑形式和材料（如石材）上，在短期内细分其时代差别。相对而言，墓葬的形制结构以及葬具和随葬品，则具有考古学断代的相对准确性。如近年发掘的沈阳市石台子山城以北1.5公里的柳沟高句丽墓群和抚顺高尔山下的施家墓地，以及太子河下游的辽阳燕州城周围墓地，其年代都在与山城一致的高句丽中、晚期（以晚期为主）。而辽东“两江”、“两河”上游的高句丽早期山城的分布区，正是同一区系青铜时代大石盖墓的集中分布区。这种现象如上述已经指出的，远离辽东“两江”和“两河”上游的浑河以北及千山以南，在先秦时代并不是辽东貊族的中心区，自然也不是高句丽起源的核心地区。只有在辽东“两江”和“两河”上游，辽东貊族部落时代的“石垣聚邑”，应是其继承者高句丽早期山城的直接来源。今后在深入探索辽东“貊系”青铜文化与高句丽起源的关系问题时，应当加倍关注以辽东“两江”和“两河”上游区域的青铜文化与高句丽早期文化的演变关系。并在辽东（含鸭绿江两岸）青铜时代的貊系“石垣聚落”形态的文化内涵，与早期高句丽山城的演变规律等方面的研究中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摘要： 通过对高句丽古坟壁画中建筑的解读，可以发现高句丽的建筑结构存在一定的特点，表现为柱头结构的不断发展、粱枋结构的不断强化、从纵架向横架方向发展等，而这种演变关系有可能受到北朝建筑的影响。

摘要： 夫余、高句丽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曾经在汉唐时期具有较大影响。学界对于夫余的研究，由于受到资料的限制，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少，专门性著作近几年才出现，相比之下，高句丽的研究尽管充满着波折，但建国60年来还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不仅有了众多专门性著作，而且发表了大量论文，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拓展，涉及到了高句丽历史的方方面面。

摘要： 公元4世纪,佛教经由中国传入朝鲜半岛。此时,正值高句丽、百济、新罗鼎足而立之际。虽然三个国家都接受了佛教,并把它看成求福护国的工具,但由于三者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同,而使得佛教传入三国的时间上,高句丽最早,百济次之,新罗最晚。

摘要： 1949年春天,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安岳有一项重要的田野考古发现,在对俗称"河丘垡"(河坟)的丘台进行的考古发掘,发现一座高句丽时期的大型壁画石墓,编号为安岳3号墓.据墓内的墨书铭记,表明墓内所葬死者是辽东平郭人冬寿,埋葬的时间是东晋永和十三年,即升平元年,为公元357年，表明在公元4世纪上半叶，前燕系统的壁画石墓在原汉乐浪地区已经出现。德兴里口镇墓纪年为408年，又表明这类壁画石墓在这一地延续己达半个世纪。与德兴里墓相近似的壁画石墓，这里还有发现，如日占朝鲜时发现的龛神、双楹等墓，墓中都有类似的墓主正面坐帐像等壁画。在高句丽领域内的原乐浪地区，从4世纪上半叶开始流行的承袭辽东汉魏葬俗的前燕系统壁画石墓，明显对高句丽墓仪制度的改变具有深远的影响。季庚先生早已指明，冬寿墓的发现，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应该划归我国墓葬系统之内，这样也就明白了高句丽中期为什么突然放弃了他们以前的‘冢上石墓’的做法而兴建了壁画石墓的缘故”。

摘要： 集安舞踊墓是高句丽早期壁画墓,由两个耳室和主室组成.其壁画的主要内容是:墓主人生前在上苍的庇佑下,通过勇武、参与国事,取得了相当的地位和成就,并在晚年过着安逸平和的生活.舞踊墓壁画在借鉴、继承中原及辽东地区的汉文化元素基础上,发展为独特的高句丽壁画墓,并成为汉文化壁画墓向朝鲜半岛传播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摘要： 在唐修《晋书》之前，已经有十数种有关晋史的着作流传。那麽，贞观二十年，唐太宗下诏重修《晋书》，其意何在?联系唐朝刚刚征辽失利的政治形势，修《晋书》乃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其政治意义远远大於其学术意义，是唐太宗巩固帝国权威，强化国家认同诸步骤中的一环。从太宗亲撰史论、载记体裁的运用及文学入史等方面，可见《晋书》的重要政治意义，笔者试图将魏晋以来至隋唐时期族群认同与国家凝聚的现实与唐修《晋书》之内容相结合，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观察唐初政治形势，希望能对促进唐朝历史地位及族群关系等问题研究的深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