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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边疆学论坛

首届中国边疆学论坛

  • 召开年:2013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13-11-14

主办单位:中国社科院;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

会议文集:首届中国边疆学论坛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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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明治以来的日本极为关注中国情势发展,各种势力争相介入,广搜信息。地处华南边陲的广西,亦属窥探范围.1902年,受日本外务省委托,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多次以大旅行的形式深入广西进行调查,撰写了一批极具实证价值的旅行记和调查报告.还有不少各具背景的企业、团体或个人,到广西了解地域经济、政治、社会与军事情况.这一方面暴露了他们的觊觎之心,另一方面也留下一批宝贵的近代史料.
  • 摘要:珍珠港事件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结成同盟.作为盟国,中美一方面讨论对日合力作战问题,另外一方面,也开始讨论战后日本领土处置问题,特别是琉球问题.开罗会议前后中美围绕琉球归属的商讨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接管琉球的契机。但令人遗憾的是国民政府在此问题上未能做出积极回应,这固然与当时中美之间微妙的关系有关,但也反映出国民政府外交政策上过于保守,过于谨慎,在一定程度上说是错失了良机。美军占领琉球后,琉球群岛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吸引了美军。美国军方开始谋求长期占领琉球,并将其建成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军事基地。对中国在琉球处置问题上被边缘化的危险,国民政府对收回琉球的态度积极起来。为了继续维护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美国只好调整亚洲政策,美国罔顾事实,排斥和阻挠中国参加对日和会,意图通过限制新中国在国际舞台的行动,限制甚至消除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美国通过旧金山和会,侵占琉球群岛,在未经中国允许的情况下,擅自将本属于中国领土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划入托管范围,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中国家平等,不得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他国领土完整的原则。
  • 摘要:内蒙古自治区地处中国北疆,总面积118万平方公里,草原面积约占全国草原面积的1/4,是中国北方的生态屏障.如何对待内蒙古广袤的草原?新中国成立以来,内蒙古地区党和政府的认识经历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演变过程.这种认识的变化在政策层面上的表现就是保护牧场与开荒政策相互博弈,一个时期强调保护牧场,一个时期又强调开荒.政策在保护牧场与开荒之间来回摆动,从新中国成立前后到文革前,保护牧场政策与鼓励开荒政策经历了五次反复.第一次是1947年到1951年(内蒙古西部是1952年),鼓励开荒政策是政策的主流,保护牧场政策被束之高阁;第二次是从1951(内蒙古西部1952年)到1956年,保护牧场政策受到重视,开荒政策受到抑制,严禁开垦牧场;第三次是从1956年到1959年,政策在牧场保护和鼓励开荒之间徘徊;第四次是从1959年到1961年,开荒政策又一次成为政策的主流,掀起了内蒙古历史上又一次大开荒;第五次是1961年到1965年,政策向保护草原,保护牧场回调,对于开荒政策附加了保护环境和不影响畜牧业的限制条件.
  • 摘要:本文通过对蒙元王朝在畏兀儿地区建立统治的过程以及亦都护地方政权性质的探讨,进一步揭示元朝在畏兀儿地区实行有效统治这一基本历史事实.畏兀儿地区是元朝中央政府统治下的一个特殊政区.就其政治体制而言,首先沿用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体制;其次元朝在畏兀儿地区设立行政机构实施有效的统辖;再次以亦都护为首的地方政权在管理畏兀儿本地事务中起着重要作用.所以,"三位一体"的复合行政体制极具特色.
  • 摘要:高句丽与渤海都是我国古代东北地区的民族政权.对于历史上的高句丽、渤海建筑的研究并不少见,然而专就佛教建筑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尤其是两国佛教建筑的对比研究更是学界空白。从当前学界的研究现状来看,因高句丽灭亡久远,其建筑遗存相对渤海国较少,尤其是佛教寺庙建筑更是少于渤海国。以城内生活区中主导宗教信仰的寺庙建筑为着眼点,即将佛教东传至高句丽之后所兴建寺庙建筑和以后的高句丽与渤海两时期的佛教建筑做类比分析,找出这两个时期在佛教建筑中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从建筑分布来看,高句丽时期的佛教寺庙建筑大都分布于都城及其周边,说明其庙堂文化较重,上层统治阶级的礼佛传统为主流;渤海的佛教寺庙遗址来看,其流布较广,不仅限于都城及其附近,而是分布于大中城市及其附近或乡里的交通要道上,说明此时的佛教推广已经深入人心,植入广大民族的社会生活。从建筑形式和平面布局来看,高句丽建筑明显受北朝影响很大,都是以“三殿一塔”的格局建造的。而渤海时期的佛教寺庙建筑受唐朝影响,演变成为塔殿并列,或者是于主体殿院前后两侧建立塔院,出现塔寺分立的新布局。从佛像外形来看,从高句丽到渤海佛像经历了类似从北朝清瘦飘逸到唐代丰胶饱满的演变过程。从建筑构件来看,如瓦当、纹饰砖等,渤海对于高句丽都有一定的继承性,但渤海在其基础上也融入了新的民族好恶和文化特色,不仅仅是简单的继承。
  • 摘要:自2003年以来,新疆在民族团结教育中,主要讲"四个认同",即国家认同,中华民族的认同,中华文化的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四个认同"中,最重要的应该是文化的认同,它是其他认同的基础.从历史上看,中华传统文化大体上是以农耕文化为主干,以游牧文化为补充逐渐形成的。新疆地域文化深受内地农耕文化的影响,但新疆地域文化,与内地的农耕文化不尽相同,一是它以绿洲农耕文化为主,二是它有不少外来文化因素。历代在面对新疆问题时都坚持大一统的国家观,其治理方式经历了羁縻统治—军府制—郡县制。总之,应不断增强文化认同,以文化的融合作为政治统属的目标。宗教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而不是相反。
  • 摘要:本文尝试从中国历史着眼探讨近代中国海权思想,以近代舆论俯拾皆是的有关海权思想的表述为基础史料,沿着以下思路展开,即在马汉《海权论》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有无海权思想,如果有,其导源何处?马汉的《海权论》既然能够对各帝国主义强国产生重大影响,那么它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本土的海权思想有何种影响。马汉的海权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但它对近代中国海权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在马汉的海权论传入中国以前,中国已独立产生了自己的海权思想。中国海权思想滥觞于明代发端的海防思想,其后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如同西方战争史是马汉海权论产生的思想土壤一样,中国沿海防御的历史尤其是威胁到王朝统治基础的海疆危机是近代中国海权思想产生的基础,由此也决定了其不同于马汉海权思想的本土防御的特质。马汉的海权思想传入中国后,其概念和部分理论逻辑关系与中国传统海权思想结合,在形式和内容上对传统海权思想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传统海权思想中的自卫防御特质仍然得到保留,这是近代中国海权思想的最大特点。
  • 摘要:边疆既是历史的产物,又是每个国家进行对外交流的前沿和窗口.中国未来的发展,离不开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建设好符合我国边疆特色的综合学科—中国边疆学,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边疆建设首先要坚持政策治边,这是关键,要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政策理论的法制化建设,加强民族人才队伍建设。其次要坚持教育兴边,关注边疆少数民族的教育发展,实现教育公平。再次要坚持合作兴边,指出新形势下的中国外交,要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加以处理。
  • 摘要:中国与中国边疆的传承与发展渊源流长,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国家(王朝)的疆土既有割据也有统一,民族的发展既有征服也有融合.研究历史上中国与中国边疆发展的环境条件,探索其对中国与中国边疆历史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是从宏观上深入研究历史上中国与中国边疆发展的重要一环.历史上中国与中国边疆有一个大致封闭的自我发展空间,可称之为华夏境域;历史上中国与中国边疆的大一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过程:即不同地方区域的局部整合与统一以及从不同地方区域的局部统一到华夏境域的整体统一。从历史发展的宏观看,边疆与中原内地只是所处的区位不同与不同区域的“特色性”发展模式;而历史上王朝治理中所形成的“边疆治理”,其核心是针对中原地区以外周围不同“特色性”区域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差异性治理”。传统的封建宗法与君主王权理念是维系地方区域分立与割据、局部整合与统一的推力;分而不离,聚而不散是华夏境域历史发展的传统。古代世界并无公认的“国际法”,以古代宗法制度为基础形成的主从宗藩体系结构和国家宗藩治理体制,是中国固有历史疆域版图的法理地位的核心。如何把握和处理好统一与多元的关系,把握和处理好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中,国家意识一定是先于、高于和重于民族意识,这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一条规律。
  • 摘要:图理琛出使土尔扈特汗国,根据途中经历见闻,满汉兼书,撰成《异域录》一书,详述道里山川、民风物产、应对礼仪、举凡庐舍市廛、服器饮食、鸟兽虫鱼、林木农产、蔬菜水果,靡有脱漏,并以是书进呈康熙,受到嘉奖.满文版《异域录》分上下两卷,汉文版《异域录》则不分卷。除四库本外,昭代丛书(乾隆五十九年、光绪二年)、借月山房汇钞(嘉庆中)、泽古斋重钞(道光三年)、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光绪三年)等,均收有《异域录》。汉文本因存在许多错漏,提出使用满文本校勘汉文本。日本天理大学教授今西春秋出版《校注异域录》一书,用日语和英语对《异域录》基本内容、版本流传、西文翻译做了详细介绍,并撰写了图理深传略,附带还探讨了图理深使团的出使目的,为此后各国学者的《异域录》研究,影响甚大。
  • 摘要:康熙皇帝对冈底斯山一带的地理很感兴趣,所以1721年《皇舆全览图》木版第15幅"冈底斯阿林图"中有冈底斯山边外的一些中文地名,如"们巴楚木郎你艾满遮辰"、"们巴母马衣艾满衣遮辰"、"们巴浓的艾满衣遮辰"、"们巴衣的艾满衣遮辰"、"桑纳苏木多阿产衣巴"等,乃译自康熙满文的1719年的铜版《皇舆全览图》.道光二十七年的《筹办夷务始末》也记载了很多西部西藏边外诸部名称。目前,对于康熙《皇舆全览图》中西藏地名的研究还很薄弱,需要先从基础工作做起,即对康熙满汉文地图中的1721年木版第9幅《河源图》、木版第11幅《杂旺阿尔布滩图》、木版第12幅《金沙澜沧等江源图》、木版第13幅《拉藏图》、木版第14幅《雅鲁藏布江图》、木版第15幅《冈底斯阿林图》、木版第17幅《(早期的)雅礲江图》、木版第18幅《(早期的)扬子江-媚公河-萨尔温江江源图》、木版第36幅《西藏图》中的凡百个地名逐一进行考证分析,同时与法国耶稣会士安伟尔1733年法文的大地投影锥形或弧线有经纬度长方形方格的西藏地图、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著《中华帝国全志》法文英译本第四卷所附1717年几幅西藏地图和《乾隆十三排图》进行比对,这必将会促进清代西藏历史地理学的研究。
  • 摘要: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可以上溯到炎黄二帝乃至于新石器时代.然而,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形成,则始于春秋时期华夏民族的形成和华夷之别观念的产生.华夷之别作为民族统一体构成的历史实际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它一旦产生,对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形成和发展就会起到理论指导的作用.因此,考察华夷理论的演变,对深入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不无益处的.历史实际表明:华夏民族的形成和华夷之别观念的产生,是对中华民族统一体双方的确认;华夷理论的形成与汉民族的形成密切相连;唐王朝的华夷如一是开明民族政策的理论指导;华夷同风、华夷一体观念的提出和实践,说明中华民族已自发地形成;华夷的中华民族认同,标志着中华民族已完成了由"自在的发展"到"自觉的发展"的飞跃.历史事实表明,中国华夷理论的演变与中华民族的由“自在发展”进入“自觉发展”的历史实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探讨华夷理论的演变与中华民族的形成,揭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 摘要:2013年6月28日,和田地区发生了群体性持械聚集事件,该事件虽没有酿成特别严重的后果,但事态的严重性和凸显的问题,引起了大家的高度重视.兵团第十四师是兵团最小的师.十四师内部民族关系较融洽,宗教氛围相对淡薄,维稳形势总体稳定,全师没有一个人参与"6·28"事件,体现了兵团准军事化管理的优越性,在复杂的和田地区,堪称一方"净土",为治理南疆严峻的局面提供了思路.建议组建新团场,完善南疆兵团布局,提高兵团干部职工待遇。加强当地军队、武警力量,建立应对突发事件的特警队伍,恢复兵团民兵值班连制度,从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层面开展援疆工作,加强宗教管理,促进民族和谐发展。加强建设基层党组织,认真落实党的方针,发挥党的模范带头作用,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机制,边疆地区才能真正解决稳定问题。
  • 摘要:敌侨问题的产生,主要基于不同主权国家由于国家利益的冲突形成敌对政策的一种外交体现.抗战时期,民国中央政府通过出台一系列的法令措施和规范安置来实现对轴心国家的在华侨民加以管制和约束,从维护西南边疆的军事国防安全、社会经济发展层面上看,其意义是重大的.作为具体实施操作的滇黔地方政府,在管制方式、财产、移居等问题上采取"分而治之"的管理手段,不仅显现出中国政府宽大的人道主义胸襟和精神,而且避免军事、外交矛盾的进一步升级.但在管制敌侨的制度设定和实施过程中,中央与地方的绩效仍存在一定的距离.有的是中央的配套措施不到位,有的则是中央对具体区域的实际情况缺乏充分的掌控,出现地方行政机构臃肿、人员庞大,管理成本增加,效率低下等问题。但总体来说,政府在抗战期间对敌侨的管制还是相当成功的,这也为战后对敌侨管理和遣返工作的顺利开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 摘要:天安门"10·28"暴恐袭击案件发生后,"世维会"和美国有些媒体将暴恐行径与民族宗教问题挂钩,并以此为借口攻击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选择,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遏制民族分裂势力的制度保障;新疆暴恐活动主要是由于境内外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造成的.因此,攻击或质疑中国的民族政策是极端错误的.实践证明,正如江泽民于1998年在新疆考察时指出:"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是最好的.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民族政策也是最成功的."但"最好的"并不意味着完美无缺,"最成功的"也不意味着要固步自封.鉴于中国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改革不能犯急性病,"急性病就要犯错误",只有进行增量改革才是理性选择.要坚定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道路和制度自信。在实行增量改革的基础上,加快多民族地区发展,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 摘要:移民实边理论一般认为肇始于西汉的晁错,他为当时和以后的统治者奉献了一条绝好的巩固边防的建议.移民实边的实质在于"可移之民"、"可用之地"和"可迎之敌",即使在今天巩固边防的时候,仍然可以从中得出维护边境稳定的有益之策,诸如扩大移民实边人员和地域的选择范围,提供更为有利、合理的政策等等,使得边境地区迅速地成为维护国家建设的重要屏障和对外友好的窗口.移民实边的实践活动仍然要有军队的有力保护和正常的行政管理措施为保障,将部队和平时期的训练和帮助地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纳入移民实边的管理范畴中,是新时期移民实边理论和政策推行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点。
  • 摘要:辛亥革命前后,英帝国主义在1913年策划了西姆拉会议,炮制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使中国西南边疆的危机进一步加深.陆兴祺等人以地方官员的身份参与到筹边、治边之中,陆兴祺还被任命为"护理驻藏办事长官",他把西藏、云南、川边的稳固、治理视为一体,为西南边疆的治理出谋划策.民国初年陆兴棋之所以能在西藏治理方面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得益于中央政府决策与民间建议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与社会环境有关,各界爱国人士的呼声仍然影响着中央政府的决策。所以中央决策与民间建议良性互动,官方政策与民间力量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才有助于维护边疆稳定、促进边疆发展。边界谈判并非“文雅、有经验的外交家”能够完全胜任,恰恰需要掌握专业的知识,更需要专门的人才。因此“治边”与“治国”、边疆与边疆、边疆与腹地的良性互动对于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与可持续发展—今天西藏、新疆要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目标——有重要意义,这也应当成为“中国边疆学”研究者的重要课题。
  • 摘要:本章的主旨在于通过对外国、外臣内涵的探讨,试图说明古代周边关系的特点、古代多民族国家的特征,以及文化观与国家观的关系."外国"是中国古代史籍中常见的词语.我国结束帝制进入近代国家以后,"外国"一词非但没有成为历史,在现代汉语中仍然是常用词,它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它国,这一点人们是非常清楚的.与此同时,近当代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人们仍然频繁地使用"外国"一词指称所要表述的对象,但是各自表述外国的内涵却不尽一致.早期华夏帝国与周边异文化民族或国家之间关系为不同类型,据其性质不同,可分为境内四夷与境外四夷,春秋战国时期逐渐产生了华夷文化体系,自司马迁以来,将王朝境内外四夷统称为外国,此后,历代正史中,四夷与外国的内涵并未发生变化。古代王朝将境内异文化民族称为外国、外夷,那只是说明其文化属性,与其政治归属无涉。外臣是一文化概念,在这一层面上它与外国、外蕃、外夷为同义,是与文化概念的华夏相对应的广义的四夷,即异文化民族。近代以前中国人始终是文化观与国家观交织在一起的。中国古代的华夷世界观或者说文化观与国家观本是不同层次上的不同概念,但是由于强调文化分野,在认识上弱化了国家观以及模糊了多民族国家界限。
  • 摘要:我国是多民族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各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疆地区,因此,就有了人们所说的“边疆民族地区”。加强和创新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管理,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从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把社会管理的理论、方针、原则、方法等与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社会管理工作。应加强信息化建设,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干部素质和能力。完善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要坚持尊重少数民族文化习俗与增强国家意识、法律意识、公民意识的统一。探索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的新途径新办法,把群众工作贯穿到社会管理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 摘要:如何在民族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更好地实现国家对于边疆地区认识的知识增量,进而对这些边疆地区本身的地方特征及其在整个国家体系中的位置有更为清晰的把握与认识,就成为在新形势下对中国本身加以重新认识与思考的一个重要渠道。在边疆学的建设过程中,民族志能够起到一个重要的、反思性的作用。“边疆民族志”,并非简单地对边疆民族作“志”,而是民族志方法在边疆社会与文化研究上的运用,从更明晰的角度来说,在现代田野调查理念与参与访谈等基础上形成的对于边疆社会与文化的民族志文本。通过对边疆民族志的书写,可以逐步型构出具有我国观察视角与叙述内涵的知识空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边疆研究方面的知识增量,进而逐渐构成具有充分解释力的、可加以推广的新的“边疆范式”。而这,也是构筑中国自身主体话语的一个重要方面。
  • 摘要:正确体认全球化扑朔迷离形势下中国疆域与边疆面临的新问题是从事边疆理论研究必须直面的现实,否则,边疆理论研究就有可能如陈寅烙所说不能“预流”,在几十年后再蓦然回首便显得不值一哂。中西方的边疆理论都表明,边疆不仅具有分隔功能,同时也具有沟通功能,在市场经济时代,应站好方位,采取灵活自主的政策。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疆域观念的不断演化,应重视“网上领土”和加强对“天疆”的开拓。应正确区分“国家领土边界安全”与“国家安全边界”。笔者一直坚持认为边疆之所以成其为边疆,不单纯由其地理位置所决定,其作为区域单位的空间观念建构实际上是以其“边疆属性”为基础。认为目前建构中国边疆学的最重大的意义即在于重绘中国学术地图。要认识到中国文化是多元的,应强调少数民族独立平等的地位。通过对国外边疆理论的考镜源流与前沿成果追踪,以虚心的态度加入到国际边疆理论这个兼听则明的学术研讨班,才能开拓中国学术界边疆理论的学术视野,提升中国学术界边疆理论的水准,为有中国特色的边疆学理论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 摘要:边界不仅是中国边疆史地、边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而且对边界的理解,直接影响着对边疆学学科领域、研究方法的界定.很多著名学者对边界、中国的历史边界以及历史时期中国的边界等问题,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讨,取得了丰硕成果.传统中国边界经历了一个日益明晰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边界的稳定性不断增强。与传统中国历史发展互为表里,体现了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与区域形的统一、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影响和制约传统中国边界线走向的因素很多。但前期传统中国与“四夷”关系,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随时间推移,传统中国居民的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中国与“外夷”、“外洋”之间的关系,以及全球国际关系格局,对边界的影响增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内外两个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确定边界。
  • 摘要:本文对杨增新执政新疆过程及《补过斋文牍》的版本、内容及资料价值等方面作了简单介绍,以期推动学术界对《补过斋文牍》的更深入研究.《补过斋文牍》汇集了杨增新主政新疆十七年时期内的函电和卷宗,内容包括呈文、勘定、建设、水利、防蒙、外交、令文、财政、国防等。其中的一些内容,曾以单行本的形式刊布过,其首编三十二卷共十集于1921年成书,由刘文龙、郑履亨、汪洋等编次,新疆驻京公寓初版,刻本。20世纪80年代中国书店和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并再版过《补过斋文牍》及其续编和三编,但印数非常有限。《补过斋文牍》首续三编陆续刊布后,很快成为研究新疆二十世纪初期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 摘要:海洋意识也叫海洋观念,是指人们对人类与海洋的相互关系的认识的总和。它主要由海洋国土意识、海洋经济意识、海洋资源意识、海洋环境意识、海洋安全意识等五个方面构成。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中国拥有海域面积300多万平方公里,公民的海洋意识与维护国家海洋权益高度相关.依托公民教育,在孩子的知识体系中增添丰富的海洋知识,是普及、提高公民海洋意识的重中之重。应扩大宣传力度,通过各种媒体传播海洋知识和海洋信息,让一般民众认识海洋、了解海洋、增强对海洋的情感,从而增强普通群众的海洋意识。加强对海洋的相关学术研究,开发海洋旅游,以增加公民的海洋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可以通过提高海洋管理部门的行政级别,增加编制和投入,加快海洋地方立法,强化海洋环境保护,积极防治海洋环境污染,规范管理海洋渔业生产,加强海事监管和海洋边界工作等加强海洋管理。总之,国家的海洋战略和海洋管理,并不单是政府的事情,它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参与。当国家强化海洋管理的时候民众就会关注海洋。
  • 摘要:张春贤书记多次强调新疆要"做到维稳工作常态化".维稳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争取民心,新疆地区维稳工作存在着太急于短期出成绩、怕出事等急躁心理,应转变工作作风,改变方式方法,克服形式主义,重视上层建筑,巩固意识形态阵地。要做到高调发展,低调维稳,多宣传民族团结的好人好事,以营造有利于维护稳定的宽松和谐的舆论环境。要做到内紧外松,落实好维稳工作责任制,增强群众的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
  • 摘要:本文仅就明清两朝时期西南地区土司动乱不断,作一历史考察,厘清土司动乱之源与两朝的对策,或许对土司研究有所补偿。指出土司之乱实质上是国家的统一问题,明代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至清朝雍正时,倡导大一统的治国理念,坚决实施改土归流,这就是从制度上,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废除土司的种种特权,直接由流官统摄,权归中央,铲除其动乱之源,实现对这一地区的真正统一。
  • 摘要:汉唐期间,在我国东北地区有一个民族兴起,并建立了与其民族名称相同的政权,该政权不断壮大,最后占据了西至辽河、南到朝鲜半岛中部之广大地区,对整个东北亚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个民族和政权就是高句丽.中原政权对高句丽族和高句丽政权的管辖、册封是贯穿始终的,在这期间,一方能够长期持续地行使管辖、册封的权力,另一方能够长期持续地照例接受,则说明双方之间已经形成了在政治地位方面的主从关系和心理方面的相互认同,体现的是历史上的属縻、藩属体制,这也正是汉唐时期中原政权对周边民族和政权进行管理的通用体制。高句丽民族及其政权所在地区原来曾是中原政权的册封之地和正式郡县,这种意识一直到隋唐时仍被中原政权所坚持,因而对高句丽的管束也就更加严厉,高句丽接受隋唐王朝的册封仍持续不变,进一步说明了高句丽政权是处于羁縻、藩属体制下的属国地位。因此,在将高句丽历史写入中国历史和朝鲜半岛国家历史中时,都应该把这种羁摩、藩属体制和属国地位如实地写进去,这是对历史的尊重,并不影响前边所述高句丽在本国历史中的位置。如何恰当地处理和确定高句丽的历史定位,以上所谈分两步走来进行,是从实际出发,同时考虑到了历史与现实两方面的状况,具体操作起来也比较方便。
  • 摘要:"商上"一词屡见于清代的文献,常用于内地对达赖喇嘛(有时用于班禅系统)所属办事机构总体的代称.关于"商上"一词的由来,学界已经有过探讨,基本意见一致,即"商上"一词源于"强佐"、"商卓特"、"商卓特巴",意为财库、管家.尝试补议以下几点:在指代达赖喇嘛办事机构整体意义上,"商上"一词的使用可能最初由蒙古语而来;"商上"用来代称达赖喇嘛整个办事机构或说其地方政权的历史背景,即为什么用"商上"而不用"拉章";"商上"作为达赖喇嘛(或班禅)办事机构总称这一含义,在蒙、满、汉语言中都有使用,但在藏语里面并不这样使用,藏语中的原词"强佐"也仅仅意指仓库、管家,最多也是一管理机构;"商上"一词使用,体现的是外部视角,反映出了西藏地方领主政体的特性,但忽略了政府功能性的一面.也即达赖喇嘛的统治机构既可以看作是政教合一的政府,也可以看作是其个人的领主体制。体现领主体制的“商上”一词有时也难掩西藏地方政府形态的存在,所以词义在使用中会变小,仅表示达赖喇嘛布达拉“内廷”,而不包括设在大昭寺的噶厦。
  • 摘要: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促使中国边疆形态也出现了很多变化,中国边疆问题研究所需要关注的领域和范围大大拓宽,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和解答的问题越来越多.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治理边疆、稳定边疆和发展边疆方面所提出的一系列战略思想和我国边疆形态的一系列变化值指深入研究。我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彻底地解决了边界问题,与越南解决了陆上边界问题。我国与印度边界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中。香港、澳门回归彻底终止了我国近代以来所形成的香港、澳门被“租借”状态,彻底改变了香港、澳门殖民地的历史状态,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实现了香港和澳门的回归祖国这一历史壮举。两岸关系实现重大转折,两岸实现了全面直接双向“三通”,形成了两岸经济合作的战略框架。我国疆域行政区划出现新的变化,成立海南省意义重大,最近又组建了三沙市,昭示了我国在南海行政化管理方面新的思路。我国沿边地区形成了一系列开发开放战略,与周边各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我国沿边地区初步形成了北、西和南三面能源管道输入战略布局。
  • 摘要:秦汉时期是中国沿海疆域早期开发的重要历史阶段.它承前启后,是先秦时期沿海疆域奠基性开发的扩大与继续,也是统一之后中央政府对边疆国土继续开拓与整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也为隋唐时期对海疆进行的接续性开发打下了重要基础.它既有别于先秦时期的早期沿海开发,也不同于已经趋于成熟的隋唐两代对沿海疆域的管辖与经略.由于秦汉两代三王朝的社会条件特殊,因此这一时期沿海疆域开发呈现出重要的历史特征.秦汉时期沿海疆域(尤其是南方沿海)的开发进程,在包括今江浙和闽北在内的沿海疆域中段形成了“点网式开发”模式,在岭南沿海采取的是“强制与渗入式结合”的开发模式;包括了以军事征服方式实现的政治统一,更是农业生产方式在沿海区域的推延与扩展的过程,更涉及到对落后文化习俗进行匡一。因此,海疆开发也是沿海与陆域之间的交流过程,并两者的同化亦自此而始,逐渐走向融合。这成为其后中国沿海疆域开发进入更深的层次奠定了重要基础。
  • 摘要:中国古代边疆意识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具有十分突出的特点与局限性.例如,早期传统士大夫更强调以"中国"国内为重,强调爱惜民力,然而不免鄙视周边领土与民族,边疆甚至被视为"无用之地",故而又常常将固守疆土与穷兵黩武混淆起来.对域外地理认知的匮乏,在很大程度上上影响到边疆意识,边疆争端与边疆争议是激发边疆意识成熟的催化剂,而对于周边民族与地理环境认知水平的进步,也是深化边疆意识的最重要前提条件之一.从"无用之地"到"一寸山河一寸金",再到"不可轻言弃也",都标示着中国古代边疆意识的阶段性提升、成熟与进步.中国传统边疆意识中最大缺陷之一,便是所谓“家天下”或“朝廷天下”的观念。国家之实力是维护边疆的保障,直面争议,才能找出解决之道,绝对没有单靠妥协、乞求而得到的和平与稳定。疆土之争,便是现实利益之争,是生存资源与权利的争夺。摒弃“内地”与“边疆”之别,没有边疆的稳定,就没有国家整体疆域的稳定,也就没有民族生存及延续的基础。
  • 摘要:汉魏晋时期中原王朝经历了由统一到分裂的历史过程,东部鲜卑则经历了从分散的氏族部落到建立强大政权的发展历程,汉朝在东北边疆建构的朝贡制度是最初连接双方政治、经济关系的纽带.在双方利益与力量的博弈下,东部鲜卑由汉魏时期不稳定的塞外朝贡成员,发展成为在郡县地区追随北方边郡长官角逐势力的朝贡成员,到十六国时期诸燕鲜卑政权开始营建自己的朝贡体系.考察这一时期中原王朝建构的东部鲜卑朝贡制度与诸燕政权自身的朝贡制度,可为理清这一时期东部鲜卑如何从塞外游牧部族发展成为仰慕华风兼行汉制的北方政权的发展道路,探讨各王朝和政权如何确立和经营东北边疆统治提供一个新的路径.
  • 摘要:本文研究的主旨,乃是将特定条件下拥有重要政治地位的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合理念作为考察对象,从近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及民族国家认同与统合的角度,探究此期中央政府与边疆民族地区之关系,并检讨此期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统合历程及构建边疆民族地区之国家认同问题。民国中央政府创出了统合边疆民族地区之理念,先后利用“五族共和”、“中华民族”、“国族主义”、“国族—宗支”理论统合边疆民族地区之国家认同。
  • 摘要: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起国与战败国,"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都应被剥夺,但战后为什么已被盟国从日本领土剥离出的琉球群岛又被美国私相授受给了日本?其根源在于日本对殖民扩张和侵略战争没有进行彻底清算,但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却仍在影响着日本政界,导致日本在战后实施的领土政策不是心甘情愿地放弃侵占的邻国领土,而是采取诡辩与抵制手段,从而为日本向盟国索要领土埋下了伏笔,也为日本与中国、韩国、俄罗斯领土争端种下了祸根.
  • 摘要:本文对是事关历代治边政策认识的关键词汇"羁縻"做了深入分析.认为"羁縻"的要义是"控制"而非"笼络";历代史书尤其是正史中同为"羁縻"但表现的的"控制"程度不同,具有宽泛和灵活的特点;多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出现的夏"、"夷"二元民族结构的观念和现实是"羁縻"政策形成和实践的基础;作为一种补充方式随着多民族国家构建的完成"羁縻"政策也会为直接统治所取代.随着多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族群的整合、疆域的整合及“大一统”统治的需要,“一体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而“一体化”不仅仅是统治方式的划一,经济和文化的趋同,更重要的是族群的整合,夏人、商人、周人、秦人、汉人,这些名词的先后出现,已经揭示出了这种族群整合的轨迹,而在清代,“羁縻”增加了用于指称英、俄等列强的含义,虽然是边疆外围环境变化导致的必然结果,但也是多民族中国构建过程中,“夏”“夷”之间差异逐渐缩小,尤其是清王朝注重辖区内不同族群的整合,“国民”初步形成的表现。多民族国家族群整合的结果则是国民(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而国民(中华民族)的发展也将推动多民族国家发展成为单一民族国家,当然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 摘要:适应气候变化政策所带来的好处往往被低估了,因为他的价值不能够被直接感觉到.在北京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得到的数据表明,居住在北京的居民对于遥远的西北边疆的环境保护的价值认知不高.研究提醒人们在制定边疆地区适应气候变化政策的时候需要考虑不居住在这个区域的居民的因素,以达到全民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 摘要:笔者认为,边疆是有空间性的,而这种空间性又在三个层面上具有意义,即地理、物理意义上的第一空间;历时性的第二空间以及观念、想象意义上的第三空间。因为边疆是连续不断的想象、构造和传承的结果。因此,中国边疆的形成也与中国的朝代演替一样,是有规律可循的,由先秦至今,总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在中国古代,以“天下”为基本世界观认识的儒家社会,是没有“民族国家”概念的。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传统帝制,建立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由此,“边疆”的语境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说,在前近代,中国人用“边疆”的概念还只是蛮荒之地的泛指的话,那么近代在民族国家框架下的“边疆”则是有了明确的价值预设,即指的是有明确边界的、在国家领土之内的边疆。总之,今天的“边疆”概念是在民族国家框架下的、经过长时段发展而来的、被想象和被支配的、靠近边界地区的地理空间。
  • 摘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是1983年3月19日正式成立。边疆中心的成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为面对中国现实需要,完善学科建设,落实中央相关精神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指出改变边疆史地研究长期从属于其他学科的局面,使边疆史地作为一个整体而成为研究的客体,置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大背景下展开全方位的研究,着力完成中国边疆学的构筑重任。边疆研究要有大视野,也就是说要有中国视野和世界视野。例如清朝的边疆治理,只沉迷于“内边”的传统边疆政策,而不思防备外患之策,因为不具备世界视野,而致使边疆政策全面破产。应理顺研究与政策的关系,应本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保持政治警觉,潜心深化研究,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在坚持学术问题与政治分开、历史问题与现实分开的前提下,倡导和而不同,增信释疑,求同存异,在学术的轨道上心平气和地展开讨论。做为一个负有推动、组织学科发展的一线领导者,应心怀学科发展的全局,及时制定有可操作性的举措,并能取得实实在在的社会效益(指学术著述出版和成果的决策参考率)。
  • 摘要:在兵团的176个团场中,79个非贫困团场的发展条件虽比贫困团场要好,但因自地理环境、产业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其发展同样存在诸多问题.应以大的垦区为单位因地制宜地制定中长远发展战略,合理进行产业布局和分工,既避免这些团场、垦区内部之间的恶性竞争。非贫困团场的最大优势是种植业水平高,应增强农业的辐射带动能力,以建设农产品基地、发展农产品加工和促进新型农工合作组织为重点,围绕棉花、畜牧业、果蔬业、种子业、中草药加工等,引进、培育一批有实力、有竞争力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引导和鼓励具有市场开拓能力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建立原料生产基地,为团场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系列化服务,形成贸工农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化经营,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因地制宜形成特色区域性主导产业。应大力引进人才,用市场的手段留住人才,大力推进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
  • 摘要:乾隆年间三次停闭恰克图贸易,这成为清朝压制俄罗斯的最高政策。乾隆二十七年开始停市,二十八年完全停市。停市造成的后果之一便是遣返商民事件。分析这次商民遣返事件,可知恰克图停市其实对清朝造成不少的麻烦,在贸易上自闭门户,在社会管理上,自讨苦吃。停市带来的并不是清方起初强调的会办、界栅、收税都得到圆满答复。到乾隆三十三年(1768)复市时,会办不了了之;界栅始终没有拆除,而是后来野火烧毁(乾隆四十四年)。清方唯一得到的效益,就是逼迫俄方停止向其商人征收税赋,从而稳住交易价格。但是,清朝官控边境贸易,视边境贸易为政治工具,履次贸然停市,甚至愚顽地认为可以茶叶和大黄控制俄国,与当时的世界潮流聊不相合,久而久之,导致本国商业发展与国际贸易脱节,经济模式未能与时改进,为后来的衰败埋下祸根。
  • 摘要:迄今为止,世界级前近代帝国在大国游戏中被淘汰出局后,其嫡传文化继承者能够凤凰涅磐且成功地重返世界大国之列者,惟有中国.古代中国的世界级帝国均形成于中原地带的边缘,他们为中国链条式世界级帝国的形成提供了源源不断、前仆后继的能量.虽然这些帝国建立者出身的民族(族群)各不相同,但维系帝国链条运作的"大一统"思想、"天下观"理论、"华夷共祖"谱系等古代中国文化却从来没有中断过,从而使得古代中国的各个世界级帝国之间具有内在的文化承继性与疆域连续性.虽然在1820年以前,“中国”一直处于非统合状态,但各板块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却是一种将国家统合作为终极追求的“大一统”领土观。无论是“大一统”思想,还是“天下观”、“华夷同源”谱系,实质上都是一种意识形态。中国各个时期的较强大的王朝,如唐、元、清等统治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的能力,确实依赖于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能够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论理。
  • 摘要:印度在非法侵占中国西藏门隅、洛渝、下察隅地区之后宣布成立的"阿鲁纳恰尔邦",一直被中国政府所拒绝承认.进入21世纪以来,该地成为中印两国争议的焦点.中印边界东段争端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中印两国都应该心平气和地面对争议立场。目前而言,维持现状是手段不是目标,目标是通过谈判形成中印边界的真正合法状态。习近平主席表示,当前,中印关系保持全面快速发展势头,中方始终视印度为战略合作伙伴,真心希望同印度一道,抓住机遇,排除干扰,携手合作,推动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辛格总理表示,进一步发展与中国关系是印度外交首要任务之一,印方愿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和人文交流,增进相互信任和相互理解。在这个积极的大背景下,两个亚洲文明古国在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应该能找到妥协的解决办法,同时,在中印两国边界谈判中,应该积极利用历史档案与证据,利用其中的西藏因素,为我方谈判多争取利益,同时打击在““阿鲁纳恰尔邦”活动的藏独势力。
  • 摘要: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东北属于边疆地区,这不仅表现在政治方面,而且也表现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传统等诸多方面,所以应该把边疆理解为一个综合体,即政治的边疆、经济的边疆和文化的边疆.正因为边疆是个综合体,故影响其社会变迁的因素也来自诸多方面。松辽分水岭以北,各地自然地理环境差异也很大。东北南部“辽泽”、西部的大兴安岭以及高纬度和高寒等都影响着东北社会的变迁。松辽分水岭以北,由于远离中原,其文化带的分布呈现出从南到北中原文化影响递减的趋势。与中原文化向北传播受到强大“顶托”相比,白山黑水的渔猎文化和大兴安岭东西的游牧文化之间的互动则相对容易一些。文化带是相对稳定的,但是,人是文化的载体,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随时会冲击和改变相对稳定的文化边界。中原人口不断北上,原来处于分水岭以南的文化边界不断向北移动,改变了东北地区文化格局。此外,由于历代中央政府对东北边疆的不同管理方式对社会的控制力度不同,从而直接影响到边疆文化结构的现状和社会变迁。
  • 摘要:中国历代都有修史的传统,这个传统绵延不断,经久不息.纂修清史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标志性学术文化工程.清史编纂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中华民族,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美国的清史研究经历了若干次研究范式转型。从国家范围的政治史、外交史、制度史,转移到社会史和文化史,从研究具有全国影响的人物转移至地方的普通民众,形成了跨学科研究的发展趋势。1970年代以后的美国清史研究拓展了历史研究的时间和空间,不仅为史学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也在方法论上带来创新,必将对清史纂修和国内的清史研究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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