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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分会学科学术委员会第10次学术年会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分会学科学术委员会第10次学术年会

  • 召开年：2009
  • 召开地：安徽芜湖
  • 出版时间： 2009-11-07

主办单位：中国教育学会

会议文集：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分会学科学术委员会第10次学术年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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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在一系列联合国组织的教育文件中，在主流教育系统里保障所有儿童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一直是其工作的主题。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萨拉门卡宣言，全纳教育指“学校应该接受所有儿童，而不考虑其身体、智力、情感、语言或其他差异。这也包括身体残障和天才儿童，工人阶级的子弟，来自偏远或者游牧部落的儿童，少数语言、人种或文化儿童，以及其他来自弱势或者边缘群体的儿童。”这一定义拓展了西欧和北美将全纳教育指代针对特殊儿童教育的外延，将包括社会弱势群体在内的所有儿童的教育也纳入其中。2006年6月2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了修改后的义务教育法。该法令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促进学校均衡发展，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不得以任何名义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公办学校的性质。”针对所有学生的教育首次作为国家意志被写入义务教育法，这一规定表达了中央政府对于在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公平之间保持平衡的关注。然而，废除学校分层制度的举措在实际执行时却举步为艰。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地方办学自主权的扩大，在中国大都市里新生的富裕阶层开始谋求将高质量的公立学校采取各种方式私有化。尽管政府一再禁止择校，但是就近入学的政策并没有真正得到落实。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重点班和非重点班的划分仍然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在许多学校维持着操作。本文拟从学生的学业成就、个性和情感发展以及社会机制三个方面对学校分层制度进行考察。
  • 摘要：长期以来，尤其是上世纪60、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十分重视家长参与学校管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逐步由家长参与学校教育上升到家长参与学校管理和决策的层面上，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在中国，随着教育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家长对学生除学习之外其他事物的关心和参与意识的不断提升，家长参与学校管理的呼声越来越高，并且开始了初步的行动，慢慢步入了正轨，同时这也是中国当前教育改革、提高学校管理效能的重要方面。
  • 摘要：阿米泰·艾兹奥尼(Amitai Etzioni)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组织理论家。他提出顺从理论(Compliance)、共同体成员身份(membership)等，在现代西方组织理论中占有重要一席。艾兹奥尼的研究涉猎政治、传媒、社会事务、学校教育等诸多领域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特别对学校道德领导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换言之，艾兹奥尼的组织社会学理论是道德领导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本文就艾兹奥尼与道德领导的关联作一些分析。
  • 摘要：当前，中国教育事业站在九年义务教育普及和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伟大历史成就的新起点上，又面临着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保障教育公平，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新任务、新要求。为此，国家已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并要求进一步明确政府与学校的责任。最近温家宝总理撰文指出：“教育方针、教育体制、教育布局和教育投入，属于国家行为，应该由国家负责。具体到每个学校如何办好，还是应该由学校负责、校长负责。”这表明校长在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过程中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职责。但考察当前学校管理的实际状况，尽管名校长不断涌现，但不少校长管理学校的水平还不适应办人民满意教育的要求，其学校管理的方式、统筹学校管理的能力还不适应学生成长和教师专业发展的需要；一些校长的办学行为、治校举措离“教育家办学”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如何提升校长办好学校的水平?如何实现校长治校向教育家办学层次的跃升?依“理”统筹学校，从管“你”走向管“理”尤为关键。
  • 摘要：中国以仅占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总数1.4％的财力，却支撑着占世界学历教育人口22.9％的庞大教育体系的成就，一直让很多国外学者倍感惊讶。大量而广泛分布的编外教师成为解决“穷国办大教育”的现实选择。应该看到，编外教师是我国教育发展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还将十分漫长。本文旨在从历史角度系统厘清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并试图站在时代的高度审视产生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编外教师的存在状态及复杂原因，以便为编外教师问题的治理和解决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与智力支持。
  • 摘要：近年来，提升西部农村教师专业素质和改进西部农村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的问题正愈益受到政府和学界的关注。围绕西部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困难，近年有关研究所甄别的主要问题大体为：西部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缺少必要的经费支撑，骨干教师和专业培训力量匮乏，东部城市支教资源调动不够，使两部农村教师难以分享优质培训资源等等。研究者们所提出的对策建议，也基本与此相对应。本文分析了变迁带来的机遇和变迁—回应视角的可能并提出初步的例证与结论。
  • 摘要：互动是组织中最基本、最普遍的现象，组织及个体的成长都是通过互动实现的。中小学作为培养人的部门，校长与教师作为组织的最高领导者与组织发展的最庞大、最核心的人员，双方一定存在互动。那么这样的互动呈现什么现象，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的现象呢，本文力求解决这一问题。本文主要对中小学校长-教师的互动现象进行了梳理与归类，在此基础上用双重系统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
  • 摘要：对基础教育薄弱学校改进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多集中于两端：宏观的政府政策和微观的学校内部因素改造，而对于中观环境—一定行政区域内社会与教育环境冈素对于薄弱学校改进的影响及其解决对策还研究不够多和不够深。实际上，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幅员广大、文化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对于基础教育薄弱学校的改造(也就是推进教育公平)更应当关注区域性行动，因为它的管理责任主要在地方政府，群众关心的教育质量也是主要是生活环境范围的学校发展质量。对于地方教育行政而言，从生态角度分析中小学薄弱学校的改进规律是政府履行责任的前提，它实际是一个促进区域性教育均衡发展的问题。
  • 摘要：支撑卓越学校的因素有许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名师”、“大师”。校长应成为学校的第一“名师”、“大师”，成为学校的第一品牌。杰出校长是校长中的佼佼者，他们使学校从优秀到卓越，或引领卓越学校新的辉煌。此即教育家校长，这无论在教育史上还是在当代都弥足珍贵，但却都有其例。那些卓越的学校，都是杰出的校长在领导学校，或者是在某一历史时期曾经出现了一位或几位杰出校长领导过这所学校。学校得以发展，特别是快速高水平发展，其首要条件便是拥有杰出的校长。本文介绍了当代校长肩负着领导和实现学生发展、教师发展和学校发展，致力于学校文化的创新和传承，不断为学校发展出谋划策，快速发展学校，倾力建设优秀教师队伍，课程改革等使命。
  • 摘要：当前，人们谈到故事与教育管理的问题时，习惯性地想到的是如何通过管理或者教育故事激励与教育被管理者(学生与老师)；往往忽视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学校管理者如何通过倾听和分析自己学校的故事来进行学校管理的自我诊断，从而促进学校管理的优化。本文介绍了学校故事分析的管理价值、条件、局限性以及故事分析与学校管理的自我诊断。
  • 摘要：任何学校的校长在学校管理过程中，常常因为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而苦恼和困惑。培训对校长最大的帮助就在于，不仅要让校长知道该怎样做，还要为其解释他们自己为什么不会做。校长培训班实际上是为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校长们搭建了一个学习新知识，反思、研究学校管理问题、交流学校管理经验的平台。因此，培训过程中专业教师的作用至关重要。他们对教学方案的设计、课程组织与实施、实践环节的安排、自学的指导等，始终起着组织与引领的作用。专业教师只有认清自身的角色，不断地学习反思、深入中小学实际，积累经验。采取有效的行动策略，才能使校长培训工作卓有成效。
  • 摘要：在现代学校中，在教师个体自由被确立为管理的基本价值的背景下，平等、自由主体之间怎样形成学校秩序?在这一问题的各种解答思路中，教师制度的解答具有优先性，或者，我们可以说，教师制度是我们理解和把握教师自由秩序之谜的一把钥匙，而且可能是其中最关键的一把。然而，在制度的建构过程中，又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怎样的制度安排，才可能对维护教师个人自由有最大的助益?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都不可以回避制度的功能或作用。教师制度有分化、合作、约束、激励功能，这些功能的运作和完善是保障教师自由，增进和形成学校自由秩序的基本路径。
  • 摘要：自威斯康星大学确定了高校社会服务的办学职能后，世界其他国家的高等院校纷纷仿效这一办学模式，以不同姿态融入这一引领世界大学发展的洪流中。走出象牙塔的办学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高校和社会各机构之间的距离，提高了高校学术成果的转化速度，使服务对象在经济等方面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为社会各界人士所褒奖。但纵观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对此问题的关注基本集中于高校社会服务活动的具体途径、模式、方法等，对于服务活动的伦理价值问题则少有关注，但现实却无法回避该问题，它事关服务活动的对错与否。高校社会服务伦理是指高等院校在社会服务活动中所中产生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以及对社会服务制度和服务行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这其中会涉及多重具体问题，例如，服务行为是善的还是恶的?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是由什么造成的?我们如何确定自身利益或者他人利益在道德决定中或道德判断中起到什么作用?著名伦理学家雅克·蒂洛在其伦理体系构建中将伦理学史上出现的几个主要流派做了相应区分，其中以结果论(目的论)和非结果论(义务论)为主，前者以行为结果为基础，主要包括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后者不关心结果，以义务论为主;另外还包括美德论、正义论(兼顾结果与非结果论);并综合各派提出了人道主义伦理学.为此，本文以其基本观点为依据，分别探讨之。
  • 摘要：与公共政策科学研究一样，教育政策研究开始由对政策制定的重视走向对政策执行的关注。这是因为在教育改革进入深化阶段后，决策者和研究者开始意识到：在政策制定和政策评估之间，存在着一个遗漏的环节--政策执行。政府的政策执行功能出现了中梗阻现象，教育政策过程中的问题更多地体现在政策执行环节上。为此，本文对中国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文献进行文本检视，从文献的趋势、内容和研究视角三个方面进行梳理，以期夯实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基石。
  •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中国高等教育市场化趋势及大学竞争中的问题，反映出对高等教育市场的不了解，竞争意识和竞争策略还很不成熟。竞争战略的确定和准确战略定位，可以为大学对各种竞争力提供最佳的进攻和防卫。定位是差异化的结果，大学在目标市场中确立差异化基本战略定位同时，还要考虑进一步增加差异化优势，为大学公众提供更多的价值，并积极学习成功的大学差异化战略定位实践，避免常见定位误区。
  • 摘要：“中国的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在世界上也是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在中小学阶段，“他们的学习成绩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同年级的学生相比，都是最好的”!这是从事中外教育比较的人士经常发出的感叹。可是，到了大学后，中国学生为什么越来越不突出了呢?别的国家建国30年左右，便会诞生诺贝尔奖得主，而中国建国60周年，为何本土科学家还与诺贝尔奖无缘呢?本人带着这些疑问，思量再三，越来越觉得问题可能主要出在宏观层面，而不在微观层面。是我国现行的高考制度，诱导了学生选择对得分最有效而对发展最不利的平均化发展策略，也诱导了学校选择应试教育策略；是我们的国民太急躁了，不待小孩自主醒悟、自觉学习，就急于采用难以维继的灌输教育模式，结果是事与愿违，“赢在起跑线上”，却“输在终点线上”；是我们的教育分流模式选择不当，造成了教育教学的整体效能低下。本文对教育分流模式对教学效能的影响做建模比较研究。
  • 摘要：教育管理的道德价值向度和伦理精神己成为教育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但从目前我国教育管理伦理的研究现状看，教育管理中的行为伦理研究显得薄弱，亟待引起教育管理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关注。基于此，本文尝试着从中观的学校组织层面探讨作为教育管理伦理重要内容的学校管理的一种新的模式——学校组织伦理管理。
  • 摘要：在政策推行的过程中，常常出现所谓政策偏离现象，即政策实施的结果偏离了原定的政策目标。通常所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政策偏离的典型表现。政策偏离并非不执行政策，而是通过种种变通式方式，如替换性执行、选择性执行、象征性执行、附加性执行等，来影响或改变原定政策的实施进程。在教育领域，随着中国教育财政的日益地方分权化，政策偏离现象有时也在发生。如在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实施素质教育、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制止教育乱收费、课程改革等众多问题上。造成政策偏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政策本身是否正确，实施政策的资源条件是否充足，实施者是否具有良好的个人素质等等，对此很多学者作了细致的分析。不过，在分析政策偏离现象的原因时，有一点似乎还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这就是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特别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诉求及其协调问题。认识这一点对理解复杂的中国教育问题尤为重要，因此本文打算在这一问题上作些分析和探讨。
  • 摘要：约翰卡罗尔模式简介1963年，约翰卡罗尔发表了《学校学习的一种模式》一文，提出了一种模式来解释学校学习。他的大前提是学校学习是有关时间的一次函数。更为具体的是，卡罗尔提出这样一个函数公式：学校学习程度=f函数(所花时间／所需时间)这里，约翰卡罗尔模式鲜明地提出了两类学习时间—“所花时间”(time spent)和“所需时间”(time needed)的制约关系对学校学习程度所起的作用。本文介绍了学校效能与学校改进的相互关系以及对中小学学校改进的启示。
  • 摘要：今天，教育事业发展已经步入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我国中小学教育管理也面临着重要的发展机遇，时代发展不断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实现学校管理现代化、提高学校管理效能，成为学校自主发展的重要目标。在这一背景下，准确把握学校发展机遇，科学策划学校未来发展方向和目标，营造学校改革的良好环境，建立学校竞争的自身优势，自主控制学校发展的全部过程，正日益成为中小学校长领导工作中带有基础性、全局性、创新性的内容。本文介绍了学校发展策划的意义、类型和要素、依据、功能以及过程与方法。
  • 摘要：上世纪中后期以来，教育组织研究领域对于理性化的学校组织结构表现出广泛的怀疑。其温和者认为学校组织结构作用甚微，其激进者则质疑学校组织结构的真实性。各种批判意见虽然揭示了一些学校组织结构形式化的“假象”，凸显了学校组织的微观互动与意义生成之维，但它们也存在混淆“真假”与“有无”的问题，且忽略了“假象”之“真义”的追问。其实，并非所有的学校组织结构都是形式化的；更重要的是，即便是形式化的学校组织结构，也有其实质性意义。仅从技术环境与合理性逻辑的角度出发，人们会认为学校中的部分组织结构是无用的、多余的;但制度环境及合法性逻辑的存在则告诉我们，那些看似无用的、形式化的组织结构却是不可或缺的。从消极意义上讲，形式化的组织结构是学校寻求认同、维持稳定的一种方式。它们向外界传递“学校正在像个学校的样子做事”这样一种信息，以免被批评或抛弃。譬如，当越来越多的学校特别是好学校成立教研组时，那些没有成立教研组的学校就会产生一种压力，害怕被指责不重视教学。从积极意义上讲，组织结构的形式化还是促进学校发展的一种竞争策略。学校之所以要透过组织形式与结构表明，与政府和社会在规则、观念、价值等方面的一致性，寻求他们的认同，这不单单表现为权力上的服从，也不只是贪求“虚名”，而是为了基于认同获得更多有形与无形的资源和支持。对学校而言，在获取资源方面，积极回应外部的规范与价值，与办学效率与教学效果的提升同样重要。
  • 摘要：中国的学校教育改革在经历了长期的探索后，取得了诸多可喜的成绩，尤其是针对诸多外部压力和问题催生了不少新的实践尝试和对策。然而反观学校改革的历程，形式上轰轰烈烈的改革实践与实质上变化甚微的教育现状却形成了强烈对比，这就对学校教育工作者改进学校教育的努力提出了诸多思考和研究任务。本文通过回溯学校改进的历史，对其发展方向作出新的回答。
  • 摘要：根据学校改革的直接发起者是谁，可以把学校改革分为强制性学校改革和诱致性学校改革。强制性学校改革指的是在“政府”的推动下启动和推进，由政府命令或法律引入和实行，政府以改革制度供给者的身份，设定学校改革的目标、基本路线和准则，学校的改革进程需要借助和利用政府所掌握的政治资源来完成，学校校内成员只是执行工具，没有多大的自主权和责任承担。 由于强制性学校改革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改革，作为改革实施者的学校未必能真正理解和执行。在许多以研究教育改革著称的学者看来，来自外部政府的改革规划的“接受和改革的实现成为内部争论的一个基本领域”。从时间的纬度看学校改革，学校改革是一个“过程”，各种具体的“问题”、各种力量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张巨人的信念、实践、规范、价值观、习惯、偏见、观点和社会关系组成的网络。改革所需要的未必是改革所能产生的。本文通过探究强制性学校改革过程中存在的现实困境及困境产生的原因，以促进改革的顺利进行。
  • 摘要：外来工子女能否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不仅关系到中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平等受教育权利的贯彻与落实，而且关涉到公平正义社会价值观的实现尤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成败问题。为此，2001年5月，中央出台了“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两个为主”政策。2006年6月修订后的《义务教育法》，也再次明确了流入地政府应为外来工子女“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的法律责任。然而，近来诸多实地调查均显示：外来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虽已取得了很大成效，但离“两个为主”的政策目标仍相去甚远，外来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法律权利仍未能得到切实保障。本文仅从解析现有政策和法律文本关于政府责任配置的相关规定入手，从一个侧面探讨“两个为主”政策难以落实的制度性根源，并对如何解决这一世纪性难题提出政策建议。
  • 摘要：通过对澳大利亚高校质量管理体制的介绍，可以看到，各级政府在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方面多了很多管理的规定和要求，并对大学在各方面特别是毕业生的质量检查方面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办法，充分体现了学校是以培养高质量的学生为主导的办学思想。这一质量保证体系中，分工非常明晰。作为大学，自己提出质量管理目标，以及保证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贯彻措施等。各级政府及国家教委则重在监督与提供质量保证的支持。大学资格证书审核机构则对大学成立的批准进行把关。质量管理机构则负责监测、审核与报告。这五个组成部分分别在不同的层面、过程中控制和保证着高等教育的质量。其中很多思想和方法是值得中国借鉴和思考的。鉴于目前中国高校所面临的挑战和冲突，本文就两个大的方面进行一些讨论与探讨。
  • 摘要：学校规则是学校教育管理的重要内容和形式，各种外显或内隐的规则通过所选择的规训技术，使教育对象进一步符合制度化教育的愿望。学校作为培养人的机构与场所，作为富有生命活力的组织，意在于使学生学会符合道德的思索、交谈与行为，使其过一种美好的道德生活。学校规则自然也承载着这一道德使命实现的任务，但由于学校规则在教育实践中出现种种伦理失范现象，使得学校教育并没有真正实现其育人的目的。随着我国以德治国及以德治教方针政策的不断深入人心，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则更加需要关注其伦理的向度，更加注重达成人的内在的自我实现价值，更加关注从外控式的道德灌输转向人的内在自省自觉的道德自律。因此，学校规则的伦理转向无疑对更好地实现学校教育的价值使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摘要：19世纪初，洪堡等人在进行大学改革时提出了一套独特的大学管理理念。该理念的核心在于：高校由国家举办，国家为高校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与制度保障，高校接受国家(主要是邦或州政府)的管理；高校作为社会团体享有学术自治权，学术事务由高校自行处理(主要是由正教授处理)。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德国高等教育形成了的独特管理模式，即“国家官僚一教授”模式。正是得益于这种管理模式，德国的高等教育开始摆脱长期的危机，在欧洲高等教育中脱颖而出，并一度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直至二战结束初期(纳粹统治时期除外)，这是德国高等教育管理的一般模式。然而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尤其是90年代两德统一以来，这种模式的弊端逐渐显露，无法适应新的时代的要求，极大地制约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关于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呼声日益高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也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
  • 摘要：学校管理与文化之间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的文化形态和文化心理对学校管理行为的影响早已引起人们的关注。学校管理不仅仅是技巧和方法，其在本质上更受到来自文化的深层影响和制约，这一论点也基本上成为众所周知的常识。大凡某种被认定为成功的学校管理实践，必然同时被解读和挖掘出富含独特的内在文化特性或文化内涵。与此相应，秉持不同的文化形态与文化特质，理所当然也会带来迥然相异的学校管理理念、管理模式及管理行为。本文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伦理型学校管理、伦理型学校管理文化的特征以及伦理型学校管理文化的现实影响。
  • 摘要：科学研究始于现实问题及其人们的自觉意识。我国学校管理中存在着严重的功利化、科层化和秩序中心倾向，这种倾向导致了学校管理教育性的弱化、遮蔽。本论题的针对性问题就是“学校管理教育性的遮蔽”，它主要揭示现实困境，这也是有关本论题价值的充分性问题。我们认为，“学校管理教育性”，不仅是一个具有逻辑性的理论命题，还是一个具有应用性的实践课题。就前者而言，它意味着学校管理活动具有教育的属性；就后者而言，它意味着解开学校管理症结的企图。人的可塑性与管理的可控性作为“学校管理教育性”的基础和依据，决定了“学校教育不能没有管理，学校管理不能遮蔽教育”。本文在列举“学校管理教育性”在实践中遮蔽表征后，进一步对问题背后的原因进行分析，探讨学校管理教育性回归的内在依据，即学校管理教育性实现的逻辑前提，呼唤学校管理教育性意蕴的回归。
  • 摘要：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法律意识的加强，受害者拿起了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受害者的维权之路充满艰辛，在这个过程中，受害者及其家属还会反复地遭受心理的二次伤害，受害者本已受伤的心灵，更是雪上加霜，千疮百孔。其结果往往是：官司还没有打完，心理却彻底垮了。
  • 摘要：清朝末年，为推进地方教育事业发展，清政府于1906年设立劝学所作为府厅州县教育行政机关。民国成立之初，鉴于劝学所为封建遗物，予以全面裁撤，1902年，统一于县公署之内设教育科管理全县教育行政。设科管理教育必然导致教育事业受到忽视，于是又恢复前清劝学所建制。劝学所名不符实，多有弊端，1922年又成立教育局作为新的教育行政机构。大学院与大学区制时期，教育局实施改组，实行集体领导，独立行政，后又随着大学院与大学区制的撤除又重新回归于民初教育局制度。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于自然灾害与民族矛盾激发，国民政府实施新县制，县教育行政实行设科办理，及抗战胜利，县教育行政又复归于教育局体制上来。
  • 摘要：结构决定功能，合理的教育布局，能够使教育资源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作为深化我国农村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旨在通过结构优化，合理配置农村教育资源，促进农村教育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本轮布局调整，以撤点并校为基本特征；工作已历相当时段，成效是明显的：其优点如有利于提高规模办学效益；全面提教学质量推进素质教育；有效促进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但是，它在解决农村基础教育“老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矛盾”：如地方财政压力凸显；资源效率与义务教育推进难以兼顾，大部分学校基础设施不健全难合理；部分学校资产流失，处理成本太高等。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是一件利村利民的好事。对工作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及时敏锐地抓住—正视它而不是回避它—分析利弊，探讨症结，寻求对策，是十分必要的。
  • 摘要：小学教师教学效能是指教师在课堂教学活动中为实现教学目标，采用适当的方法调动各种有利因素，从而促进学生发展的有效作用及其结果。小学教师教学效能的高低与影响小学教师教学效能的因素直接有关，本文试就影响我国小学小学教师教学效能的因素做一探讨。
  • 摘要：要克服学校领导中存在的误区，学校就要在领导理念与领导风格上有重大转变，学校的领导要围绕学校的核心工作展开，并能促进学校核心工作的开展。学校的本真工作是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是提高学生学习能力的根本保障;教学是一项专业工作，要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就离不开高效率的集体学习与个人学习。本文尝试着提出聚集于组织学习的学校领导，试图通过这一领导方式解决学校领导工作中存在的误区，促进学校领导工作的深入开展。
  • 摘要：为了解农村小学教师激励机制的现状，在烟台市随机抽取了八所农村小学，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的研究方法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调查中发现，烟台市农村小学教师激励机制在激励制度、激励策略、激励方法中存在很多问题。完善教师激励制度，是从根本上完善教师激励机制。同时根据实际需要，采用不同的激励策略，制度的完善，策略的灵活运用，方法也会相应的有所不同。
  •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女性管理者的日益增多，女性领导成为领导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话题。由此延伸到对由性别所引起的两性领导在领导理念、风格、态度、行为等方面差异的比较研究，并证实性别差异确是导致领导行为、风格等不同的一个重要因素。很多学者尝试从社会学、哲学角度对两性领导的差异进行解释。然而，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文化才是制约两性领导差异的深层原因。从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大多数的调查研究将目光聚焦在企业管理中两性领导的差异，而对于学校管理中两性领导的差异研究却显得乏善可陈，从文化的角度来进行差异分析则更显得风毛麟角。因此，本文在对中小学校长进行调查的基础上，试图从社会性别文化的角度来探寻差异的本源。
  • 摘要：当前中国教育政策的重点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向，政策眷顾对象最为集中的是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这是民族复兴的奠基工程。而在义务教育中又特别强调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等诸多因素导致了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间巨大的鸿沟，这己严重影响了教育公平的实现。当中国从“教育机会起点均等向教育机会过程均等”前进的过程中，弥合这种差距势必应成为政府的重点作为。而农村教育的关键在于农村教师，农村教师素质的提升是农村教育发展的瓶颈。为此，2004-2007年浙江省教育厅师范处实施“农村中小学教师素质提升工程”，在此基础上，2008年开始，浙江省由省教育厅厅长主抓，组织实施了农村中小学教师“领雁工程”，计划用3年时间，培训省、市级骨干教师各1万名，县级骨干教师1.5万名，使全省农村中小学骨干教师的比例达到20％以上。本次培训是在前次培训效果不甚理想的情况下展开的，总结经验和教训，将农村教师培训落到实处，办成一件民心工程，是这次培训的愿景所在。本文拟对己经实施了五期的领雁工程学员进行学术性问卷调查，从若干维度出发，对学员通过培训的获得的实效性提升进行分析，以期为今后的培训和相关培训政策的修正与出台提供数据支持。
  • 摘要：当比乐中学经历了60年的历程、站在新的历史机遇面前，我们将“文化立校”作为新的发展战略之一。作此选择，不是为了简单地赶时髦，而是看到：学校已有发展历程积累了很多文化资源、形成了规范而具有整体性的发展基础、培育了更强的实力和信心，需要整合发展思路、提升办学境界；此时，从学校文化层面整体策划和实施学校发展思路，可以让我们超越并整合各种具体工作方法、发展措施、学校制度等层面的探索，从而充分挖掘深厚的文化底蕴，有效利用更为先进的教育思想，开拓出更为开阔的教育视野与发展空间。在沿着建设学校文化这一思路探索时，其中有三种途径；前两种途径较为常见。(1)“理性思辨”，即从思想内涵和文字表述上梳理学校文化理念。(2)“历史叙事”，即立足于学校活动事实、以回顾学校发展历史为基础进行教育叙事，用以提炼和建构学校文化。这是近年来出现的、力图超越前一途径的新尝试。(3)“主动生成”，即通过学校教育活动的改进、生成新的文化作品、进而创造新的文化故事(这显然不同于叙述已有的文化故事)，促进学校文化的主动生成。以辨析出这三种途径为背景，可以看到:比乐中学若要抓住新的历史机遇，就需要融合三种途径、使它们相得益彰，而不是简单择一、排斥他途。可以说，在学校文化建设的整体思路中，前两种途径的归宿止在于为第三种途径奠定基础、并在后续发展历程中融入第三种途径。这就可以逐步生成新的办学理念，并通过真实的教育改革、生成新的文化作品、创造新的文化故事，通过建设新的学校文化而切实提升办学境界。
  • 摘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就开始利用教育指标监测基础教育发展，而我国基础教育监测工作这几年才刚刚起步。从2003年开始，国家义务教育监测项目和教育部基础教育监测机构相继启动，基本奠定了我国基础教育监测工作的总体框架。然而，要对基础教育实施监测，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设计和建构教育指标。毫无疑问，任何教育指标的形成都需要从教育理论到统计技术做大最的研究，但在我国，当前人们大多把精力集中在译介国际教育指标体系或指标报告方面，而对背后的教育指标理论或方法问题重视不够。本文对基础教育监测过程中教育指标的一些理论或方法问题进行探讨。
  • 摘要：在中国基础教育阶段中，存在着一批在办学条件、师资水平、学校管理、生源质量等某个方面或多个方面发展滞后，未能达到通常应有的办学标准，从而造成教育质量不高、社会声誉不佳，进而又严重影响学校正常生存与发展的一类学校，这类薄弱学校作为我国基础教育发展不均衡的重要表现之一，直接影响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影响我国基础教育的整体质量和水平的提高，甚至还会引发诸多的社会问题。“办好义务教育阶段每一所学校，为每一位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是广大家长和学生的强烈呼唤，改造薄弱学校成为中国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的当务之急，成为教育界以至全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文介绍了薄弱学校内发式改革模式选择的依据、实施过程和推进策略。
  • 摘要：当人们谈论和谐时，大致可能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人与人和人与物之和谐。追求和谐，意味着有冲突或者矛盾的存在。要解决冲突，必须了解冲突或矛盾根源所在。和谐是一个不断解决冲突而得以构建的过程。学校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且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矛盾系统。其中最主要的矛盾存在方式有：人-人矛盾系统和人一物矛盾系统。而人-人矛盾系统作为学校矛盾系统的子系统构成学校矛盾系统的主体。管理既是环境的产物，又是环境中的一个过程。和谐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和谐的学校管理。和谐的学校管理又是基于对人性的假设基础上进行的。通常对人性的看法不同，所采取的管理措施不同，收到的管理效果不同，可能会影响到是否能够建立一个和谐的校园微环境，决定学生能否在一个和谐的环境中身心和谐地发展，从而逐步发展成为人们所期待的完人。故本文从分析人性作为切入点，期望构建和谐的学校管理。
  • 摘要：学校改进及其实践研究取向关于学校改进的概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指出它“是指把精力集中于教学变革和它所需的支持条件上以提高学生成绩的努力，是变革期间为提高教育质量而改进学校能力的战略手段”；西方学校改进研究，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经历了与学校效能研究的分化与融合后，理论体系日臻完善，实践模式渐具雏形，研究方法日趋成熟。我国的学校改进研究虽起步较晚，但亦成果斐然。综观现有文献可以发现，国内学者对学校改进的探讨多为理论建构性的宏观。本文介绍了学校改进及其实践研究取向、Q中学改进历程回顾与实践经验反思以及对普通学校改进的几点启示与思考。
  • 摘要：教育质量是衡量某一层次教育发展程度或一所学校办学水平高低的最基本标准，然而，对“什么是教育质量”这一问题，至今却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关于教育质量的不同理解，形成了不同的教育质量观，而这些教育质量观也深刻影响着当下的基础教育实践。对基础教育质量观进行深入的反思，首先需要澄清“基础教育质量”的核心内涵。一、基础教育质量的内涵质量的概念来源于工业界，并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变迁。在前工业化时期，手工工场通过工匠的个体劳动生产产品，产品的质量由工匠自己设定标准，自己维护，他们的名誉和生计均有赖于此。该时期关于质量还没有形成一种非常清晰的概念。“质”和“量”在中文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指事物的根本特点，一是指事物的数目，跟现今的质量概念在意义上相去甚远。英文词源来自于拉丁文的“qualis”，意为“某一种的”，这样的意义既难以理解也难以定义。
  • 摘要：自从1636年在美洲新大陆成立Harvard学院这个第一所高等学府以来，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美国的高校管理模式经历了深刻的变化。“随着高校教育管理实践的变化，高校管理模式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开始从‘象牙塔’的管理模式，走向‘知识工厂’的管理模式，并进一步走向‘超级市场’的管理模式。”当历史的车轮驶入21世纪，美国的高校管理开始步入“专卖店”式管理模式。本文介绍了美国高校管理模式的演变和美国高校“专卖店”管理模式产生的背景、特点、评价以及中国高校管理的启示与借鉴。
  • 摘要：科学完善的内部规范体系是学校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应该说，任何一所学校自建立之日起，都会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规范。问题是：这些规范，在发生学的意义上，它们是如何生成的?在遵循的态度上，师生员工是自愿、自觉还是被迫、盲从的；在合理性的意义上，它们的对与错，废与留，可行与不可行，又是如何评价的?本文拟从规范论的视角做些探讨。
  • 摘要：促进和实现教育公平是党的十七大提出一项重要战略决策，而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无疑是落实这一战略决策的理性抉择。在这一进程中，相对于城市学校来讲，农村学校无论是从其硬件如教育设施、设备还是从软件如教育理念、师资、生源、教育质量等方面均处于劣势，是城乡教育一体化进程中亟待改进的重点和难点。本文介绍了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村学校的改进需历经三个阶段、学校内部改进策略。
  • 摘要：学校改进既不是为了追求时尚而改进，也不是迫于改进而改进。学校改进的行动萌生于对学校生存意义的反思，是学校自主发展的需求，这种改进不仅需要关注其结果，更需要审视其过程。实践中，不同理念、不同价值准则的学校改进行为以不同的学校发展定位、不同的资源组合、不同的检测技术都在影响着学校改进的效果。
  • 摘要：在总结五所初中成功办学经验的同时，本文介绍了学校管理的理论追求、学校全面提升的四大表征因素和关于学校管理和学校全面提升相关性分析。
  • 摘要：学校改进是近年来提升基础教育质量的重要议题，无论薄弱学校还是优质学校，其教育教学均需要不断优化。学校改进需要专业支援。作为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师资培训的前沿阵地，教育学院密切贴近中小学，是支援学校改进的中坚力量。如何解决教育学院学者参与学校改进遭遇的现实困境，完善有效参与学校改进的行动策略，是当前学校改进实现质性飞跃的突破口。本文通过分析教育学院学者参与学校改进遭遇的现实困境，得出职能错位是教育学院学者遭遇困境的关键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参与学校改进困境的行动策略。
  • 摘要：后进生转化是一个已经被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所重视，但是在教育实践中又没有能够真正解决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所谓的“择差教育”理念被提了出来。并付诸了教育实践。本文介绍了择差教育兴起的原因以及择差教育的教育手段。
  • 摘要：提高教育质量是各国教育改革中持久不衰的主导话题。当今世界，各国教育系统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政府以及公众对教育质量和效能的不断高涨的要求，这一现实常常导致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是政府不断增加教育的投入，二是家长和社会不断要求提高教育的质量责任(agcountability)。两种结果都要求学校系统持续地改进。1980年代以来，欧美各国在研究领域迅速增长的对学校效能与学校改进的兴趣，正是对这种现实需要的回应。本文阐述了学校效能研究方法的发展以及学校效能研究的经验及其反思。
  • 摘要：康德有一句名言，为后世人广泛传颂，被追求人类精神产物那些形而上的东西的人们奉为指导。这句话是这样的“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另一件就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由此，后世人就将对几乎一切精神的产物的追求喻做对顶上灿烂的星空的仰望。仰望星空这个命题也就一直为人们铭记，屡屡提及。但是，在现代，快捷现实的社会中，人们更多的只是在为当下或者长远的实际打拼，有多少人已经忘了我们头顶上那灿烂的星空，那些关于真理、信念、道德、正义的信条。这一切现象，究其原因，多少人要将其归因于社会的发展、环境的变化。但是折射到教育大环境中，问题所呈现出来的表征就是：一方面，学校在建设自身的时候已经完全忽略了“星空”的部分，几乎忽视了文化的建设，而只是把精力、注意力放在学校的硬实力建设上。另一方面，教育已沦为向社会输送这些看不到“星空”的人，甚至是教育始终就为向学生强调星空的美丽，教育没有教，也没有叫学生仰望星空。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教导学生不忘记头顶的星空，教他们不忘仰望。由此得知，学校需要重视的不仅仅是硬件方面的建设管理，文化建设才是引领学生成为健全的人的重要环节。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首先明确学校文化的深刻内涵，充分认识学校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从而在思想上给予高度的重视，行动上采取切实的措施。
  • 摘要：国共产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反映在教育上就是要以学生为本，使学生能够获得科学、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这为教育改革特别是学校改进指明了方向，也为探索学校改进的本质及路径提供了新的视角。
  • 摘要：对于我国公立中小学的法人地位目前至少有以下几种论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中小学不能完全被认定为“法人”，学校可以但却不必然是法人。一种观点认为，学校法人是独立的组织。法人最基本的特点是其组织体的独立性。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小学不具备独立的财产，办学活动受制于各级教育行政机关。那么他到底是不是法人，或者说我国公立中小学在各类法人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本文从公法与私法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 摘要：学校改进与教师的政策体验国家或政府对学校改进的管理和规范，主要是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来实现的。而教师是教育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重要主体。教师的基本任务是教学和课堂管理，他们既是课程政策实施的主力，也是教育教学问题最重要的发现者，因而学校改进的相关教育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对教育政策的体验。本文介绍了学校改进与教师的政策体验以及教师政策体验的基本范畴和基本路径。
  • 摘要：农村小学教师是我国教师队伍的重要力量，在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工作中，发挥着基础性与关键性的作用。实现农村教师的可持续性发展，保持教师队伍的年龄平衡和专业平衡，直接关系到农村经济以至整个社会发展的全局。然而，种种数据显示，我国现有农村小学教师存在年龄结构老化，专业结构失衡等严峻问题。可以说，按部就班地吸收年轻专业人才、更新教师队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但是，农村教师特别是农村小学教师超编严重，使得补充年轻和急缺专业教师的工作举步维艰。本文试图以安徽省太湖县为例，对制约农村小学教师队伍可持续发展的超编现象做出分析。
  • 摘要：教育督导制度是我国教育的一项基本制度。《教育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实行教育督导制度和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评估制度。”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督学队伍是顺利开展教育督导工作的前提条件。在中国，对于教育督导问题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已有20多年的时间，研究的重点集中于督导工作的理论分析、各国督导的比较研究以及面向实际督导问题的工作探讨等，对已有研究的检索表明，有关教育督导的实证研究很少，以督学为对象的范围广泛的实证研究就更少了。为充分了解当前我国督学队伍建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索提高督学素质的途径，进而促进教育督导工作的健康发展，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控中心“基础教育阶段学校办学质量评估体系研究”课题组于2009年2月至3月期间，对中国8个省市自治区的督学进行了抽样调查。通过此次督学调查，获得了诸多第一手资料。现将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和总结，以供教育督导队伍建设实践和研究参考。
  • 摘要：新课程改革呼唤教师的团队精神与合作意识。在此思想指导下，许多中小学纷纷通过组建团队来推进新课程教学和科研的改革。不可否认，相当多的团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展现了旺盛的生命力。然而，也有不少学校对团队的含义存在着误解，以为“团队”无非是一种管理策略，将传统的部门冠名以“团队”，就能激发传统部门内的教师的团队精神与合作意识。于是，以往的年级组、备课组、课题组，尤其是教研组，都纷纷以“团队”冠名。作为一种短时的管理策略，这种做法可能会收到一时之效，但这对于真正的教研组团队培育和管理显然是不利的。作为一种观念的教师团队精神与合作意识，可以通过各种培训或冠名而获得，但作为一种态度的教师团队精神与合作意识，只能在富有团队精神与合作意识的教研组中生成。什么样的教研组有利于生成教师的团队精神与合作意识，它与不能生成教师团队精神与合作意识的教研组有什么本质区别；现行教研组为什么难以生成教师的团队精神与合作意识，是它的组织性质使然还是它的组织功能未能完全发挥而致;如果是教研组的组织性质使然，我们应该如何改变教研组的组织性质，使其转变为真正的教师团队。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开展学校教师团队建设必须考虑的问题。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团队精神与合作意识都属于组织文化的范畴，其产生与发展均离不开组织结构，因为组织结构是以工作划分作为基础的，而工作划分决定着工作方式，工作方式决定着工作精神与工作意识。所以，有必要对传统的部门与现代的团队的本质差异作一些组织结构方面的探讨，对教研组的部门性质作一些组织结构方面的考察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教研组转变为教师团队的组织结构方面的策略。
  • 摘要：基础教育对个人和国家的未来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随着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教育质量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基础教育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的主题。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两基”任务，实施素质教育，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我国基础教育领域在新形势下的重要课题。关注学校的改进和变革，以提高整体教育质量、追求学校卓越发展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在这种背景下，教育督导评估承担着更为重要和紧迫的职责，被期待在学校改进和教育质量保障中发挥更加明确、更具效力的作用。教育督导在学校改进中可以发挥怎样的功能?当前的教育督导评估在学校改进中的现实状况如何?作用大吗?怎样才能更好的实现教育督导功能在学校改进中的真正落实?这些是本文拟要说明的问题。
  • 摘要：“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这句俗语至少隐含着两层意思，一层意思强调“制度是死的”，制度一旦制定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和规范性，这种稳定性和规范性不能随意变更，是“比较死的”；另一层意思强调“人是活的”，人具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现实世界具有丰富性、复杂性和多变性，人不可以在灵活多变的现实世界中，被极具稳定性的制度给“憋死”。然而，制度在什么情况下“会死”，人又在什么情况下“能活”，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就牵涉到制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问题，制度的原则性既是判断其是否应该“死”的标准，又是灵活性的基础和前提，制度的灵活性既是原则性“活”的体现，也能点燃制度原则性重构的燎原之火。具体到学校教育领域，明确学校制度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内涵及其关系，分析学校制度原则性和灵活性冲突的表现，探讨解决它们之间冲突的思路，对于促进学校制度不断创新、提升教育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 摘要：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开始，伴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的“国际学校改进计划”，以“学校改进”为主题的教育改革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教育发展与研究的重要内容。基于提高教育质量和学校效能的目的，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均在学校改进运动上投入了大量的努力和热情，实施了多种多样的学校改进计划，试图通过扩大学校自主权、加强教师培训、改革课程设计以及增加教育投资等方式，实现学校的改进。但是，各种耗资巨大的改革与学校改进计划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本文介绍了有效的学习改进应从重视学校组织结构变革到关注教学、从重视制度建设到关注情感与精神，同时完善相关的支持条件与协助。
  • 摘要：强化教育公平，促进均衡发展，是我国当代教育所面临的时代性命题。我国的教育公平问题，核心体现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校际之间的教育事业发展水平存在巨大的差距和差别。在上述三类差别中，东、中、西三个经济带之间的区域性发展不均衡，是一种带有宏观性、全局性的突出矛盾。自进入本世纪以来，党中央和广大人民群众均已不愿意再看到“东部学校像欧洲，西部学校像非洲”这样的巨大差异再继续存在下去。时下，中国政府正在研究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以期将对未来十二年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战略做出全面规划与部署。《纲要》起草小组将20个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全局的重大问题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如何改善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促使农村义务教育优质资源均衡发展”也是一个重点征询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结合西部的实际，本文拟就如何促进和保障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向西部农村义务教育流动提出几点看法与建议。
  • 摘要：公开课作为一种本土的教学活动，在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一直饱受争议，对公开课“可不可以打磨”、“是不是造假、作秀”、“要不要集体备课”、“费时费力值不值”、“能不能赛课”等存在诸多不同意见。这些争论，一方面说明公开课问题的真实性与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目前对公开课问题的讨论和质疑往往停留在操作层面，缺乏更深入地思考：为什么中小学会有公开课?其背后的支配力量是什么?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必须回到公开课所产生的学校组织环境中，这也就为我们通常的教学研究增加一种组织视角。本文通过在具体的学校组织环境中来分析公开课活动的来龙去脉，初步构建起一个解析问题的框架。
  • 摘要：中国教育发展的问题和地方政府失衡的激励机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现在有很多研究文献都把中国的教育发展问题归结于财政投入不足与结构不合理所致，并认为加大财政投入和转移支付的力度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教育发展问题不仅仅是个钱的问题。由于存在着自上而下的、过分倚重GDP的考核与晋升机制，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教育发展问题上很难有足够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简单的加大教育投入和转移支付的力度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相反，地方政府可能会通过夸大自身的困难来争取更多的中央财政补助，以达到逃避自身教育投入责任的目的。因此，本文认为，激励机制失衡才是造成地方政府发展教育行为扭曲更为根本的原因。
  • 摘要：调整学校与政府的关系，是当下中国教育改革绕不过去的重要环节之一。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其核心也在于政府教育职能的转变与重新定位，在于学校自主办学动力的激活。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家管理模式下的学校与政府关系不断显现出其弊端。而公共治理模式正在世界范围内的公共事务管理领域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教育管理改革，对推动学校与政府关系的转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 摘要：随着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实施，我国基础教育开始进入一个不断变革的时期。在这20多年里，许多中小学校为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在学校改进的研究和实践中进行了许多大胆的尝试和实验，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和令人瞩目的成绩。在近些年的相关研究中，大部分研究者主要从学校的组织文化、领导者的理念、教师的专业发展、学校的组织结构和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学生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我们知道学校是一个与外界环境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社会系统，二十一世纪知识经济对人的素质的要求是以高度主体性品质为核心的全面发展，它要求每个学生都能够全方位健康和谐地发展。要实现这个培养目标，就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三者的紧密配合，最终实现“教师用心，家长关心，学生开心”的三赢局面。本文试图从家校合作的视角，重新审视当下学校对家庭教育指导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期翼通过拓展学校改进的研究视角，更好地促进学校教育质量的提升。
  • 摘要：本文介绍了Q民办中学的面向市场，迎合家长和面向特殊学生群体，“因材施管”的治校方略以及Q中学治校方略的实施效果，并分析了Q民办中学问题归因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 摘要：学校效能是学校在固定输入下可以表现出来的功能的程度。重视学生进步、关注教师专业发展、优先改进教学、明确目标等是学校效能的重要特征。提升学校效能是学校改进和教育管理的核心目标。在当今世界，基于人的发展的学校改进模式特别强调政府、大学和中小学之间的合作。学校改进就是这三方能动者合作、协商、运用各种文化工具提升学校发展能量的活动。课例研究就是这样一种文化工具。
  • 摘要：针对一些地方和学校出现的教师特别是班主任教师不敢管学生、不敢批评教育学生、放任学生的现象，教育部在近日印发的《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中明确提出：“班主任在日常教育教学管理中，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规定》一发布，便招来众多非议之声。有的认为，规定班主任批评学生犹如规定人要穿农吃饭一般，教育部实在是多此一举；有的质疑，班主任批评学生也需“授权”?非班主任老师批评学生，算不算违反规定?而班主任教师对此又有什么看法呢?有的认为，“我现在可以批评学生了!”；有的认为，“作为一名有18年教龄的班主任老师，我想说的是：对不起，我还是不敢批评学生!”等等。就权利和能力而言，班主任更缺乏的是批评的能力；就权利而言，班主任并不缺乏批评权，而是现有的批评权难以操作。
  • 摘要：所谓学校品牌，是指学校在长期办学实践中形成的，体现在学校成员行为、学校物质载体和学校各项活动过程中的，以独特的学校价值观为核心和独特文化和传统为代表的个性化标志和社会影响力状况。学校品牌建设应该遵循品相、品质、品位这三个循序渐进又相互促进的步骤。学校品相、学校品质、学校品位三者的关系不是机械的、割裂的，而是有机的、整体的、互为表里、相互促进的。学校品相、学校品质体现着学校品位，学校品位为学校品相和学校品质提供了精神营养;学校品相、学校品质是学校品位的载体，它是学校品位得以传承与发扬光大。学校品相、学校品质、学校品位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造就学校品牌。
  •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5年至今的十多年间，云南基础教育阶段有不少发展和进步，以云南省教育行政部门推行的基础教育改革为例。本文通过对试点学校教学质量调查与分析，提出了薄弱学校教学质量管理的改进对策。
  • 摘要：本文拟在界说基础教育阶段学校办学标准概念的基础上，简要回溯中小学办学标准的发展历程，进而讨论制定基础教育阶段学校办学标准应该坚守的目的与原则。
  • 摘要：薄弱学校改进问题不仅是一个有关学校自我发展的管理问题，也是一个如何更好地促进薄弱学校学生更好发展的教育问题，更是一个有关社会和教育公正的政治问题。自薄弱学校问题提出以来，人们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展开了讨论，并进而提出了各种有关薄弱学校改进的举措和策略。薄弱学校在薄弱学校改进的语境中产生，由此而引发出各种改进的努力与行动，诸如提升校长的领导力、加强学校的文化建设、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倾听学生的声音并给学生以更多的自主性等。然而，悖论的是，各种改进的努力似乎并未见有多大的成效，相反，薄弱学校反而有进一步薄弱化之趋势。这一切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对于薄弱学校改进，人们到底又能够做些什么?本文将循此问题检讨薄弱学校改进策略背后的基本理念，在理性分析和探究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有关改进策略。
  • 摘要：本文以一个县为案例，以交流学校中的“交流教师”为切入点来考察交流教师的产生、任用、考评和激励，以及交流教师对于交流政策的满意度和需求，进而评价教师交流政策的实施效果，并通过深入探讨当前城乡教师交流中所存在的问题，分析其主要影响因素，为进一步完善该项政策、提高政策效能提供一些参考。
  • 摘要：领导对于保证学校的持续发展和改进具有重要作用，也是影响学校课程和教学效率的重要因素。在世界许多国家，各国政府正在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力图为儿童呈现开放、民主、科学的课程，把改进学校的课程作为解决国家宏观教育问题的一种重要途径。尽管课程改革面临许多困境，而且课程改革的路径非常复杂，一些学校不仅课程意识淡薄、课程观念落后，而且课程管理教条、缺乏有力的课程领导者。但如果校长能对课程知识有较深入的认识，校长的领导角色和功能就会有更好的表现。课程领导(curriculum leadership)的管理思想已经成为学校改进的重要内容，学校改进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恰当的、得力的课程领导。本文介绍了课程领导的内涵与本质、校长在学校课程改革中的领导角色与功能和课程领导对学校改进的基本策略。
  • 摘要：受到知识经济、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思潮的影响，学校改进(School Improvement)和永续发展成为当今改善学校教育质量的核心课题。学校改进是“一种系统而持续的努力，旨在改变校内的学习环境和其他相关的内部环境，最终能让学校更有效的实现教育目标。”科学合理的规划能够帮助学校找到改进的方向，但有了规划不等于学校就有了改进。本文通过分析执行疲软的表征及原因，提出建立执行组织制度保障、规范学校改进规划的执行流程以及培育规划执行文化。
  • 摘要：教学是中小学的中心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教学这个工作为核心展开的。教学管理是为了实现教学目标，按照教学规律和特点，对教学过程的全面管理。教学管理是教学工作的有效保障，因此中小学教学管理的改进是学校改进的重要一环。本文通过分析当前大部分中小学的教学管理效果不佳的根本原因在于不重视、不能够提高课堂教学效能，得出改进中小学教学管理必须以提高课堂教学效能为方向和目标并提出了以提高课堂教学效能为目标改进中小学教学管理的主要措施。
  • 摘要：教师质量既是教育质量的组成部分，是学校质量的要件之一，又是教育质量的决定因素。因为教师是学校的主体，学校品牌取决于教育质量，教育质量取决于教师质量。“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名师传扬着学校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名师赢名校。同时，教育质量的落点与结点是学生质量，而学生质量—学生成长成才成人，根本上取决于教师的质量，名师出高徒。鉴于教师素质观之缺失，本文提出以教师质量观超越教师素质观，并就教师质量意义、内容及行动诸方面作一探讨。
  • 摘要：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科尔曼报告，标志着以学校效能与学校改进为主题的教育改革运动开始被教育工作者所认同，与此至今，学校效能与学校改进一直占据着世界各国教育发展与研究的中心位置。20世纪60、70年代，发达国家的学校改革主要集中在改善教学方法、增强教师培训、变化课程设计、增加教育资源投入等方面，但事实证明，这些改革的成果并不显著。美国已向教学革新和学校设备改革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学生的学习表现和成果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人们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了学校组织重建与学校文化的重构，以促进学校的改进。办学理念在学校组织重建和学校文化的重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国基础教育的办学理念仍受控于传统的教育思想、僵化的教育管理体制和顽固的应试教育模式的制约。学校改进的基础性工作就是树立现代办学理念，以人为本，推进学校的改进工作。
  • 摘要：义务教育适龄儿童的监护人，与地方行政机关在确定适龄儿童就读学校的问题上发生的争议，是义务教育就学方面常见的纠纷。这类纠纷表现为，监护人认为地方政府未合理设置义务教育学校、教育行政机关指定义务教育学校不符合就近入学原则、户籍所在地学校拒收适龄学生等。
  • 摘要：派遣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工作，是统筹城乡教育协调发展、解决农村师资力量薄弱问题的重要举措，对于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促进支教政策的有效实旌，需要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走向进行深入探讨。本文从文化的视角，以宁波市为例分析支教政策的发展特点与趋势，并探讨支教政策的新路径。
  • 摘要：上世纪90年代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公平价值受到更多关注。其中，均衡发展作为教育公平课题在实践中被不断探索并成为公众关注焦点。实现教育公平挑战很大，需要破解的难题很多。铜陵市先行一步，他们的探索被称为“铜陵经验”。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报、中央教育电视台等重要媒体先后多次报道。“经过多年努力，铜陵市城区内义务教育总体质量不断提高，不同学校硬件建设方面的差距明显缩小，办学水平大体相当，小学和初中基本刹住了‘择校风’，教育乱收费现象也得到有效遏制。”中央和省市领导给以充分肯定。“铜陵经验”的要义在于，将教育资源真正向薄弱学校倾斜，保证公民享受基本的公平的教育。本文先行分析制约教育均衡发展的冈素，并以“铜陵经验”为基点，讨论城乡教育均衡发展路径的拓展。
  • 摘要：随着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开通，宁波作为港口城市经济发展进一步提速，对外来务工人员需求加剧。2008年全市流动人口己近400万，总量居全省各市之首。当地政府对义务教育段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政策逐步改善，家长们支付的子女教育成本逐年降低，所接受的教育质量逐步提升，对外来人员子女吸引力近年来骤然加大，使得在宁就读的适龄人口呈急剧上升的态势。据统计，全市流动人口子女在读规模由2000年的1.99万人上升到2008年的23.16万人，八年增长了10倍，年递增速度约为30％。随着免除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段学杂费以及实行居住证制度等相关优惠政策的继续出台，在读流动人口子女的增速将可能进一步扩大，也给流入地政府的财政支付能力和义务教育的统筹、协调与管理带来严峻的挑战。虽然中央政府以“两为主”政策鼓励公办学校接纳和随班就读，但鉴于现实各种因素制约，2008年宁波市公办学校接纳比例为60.7%，各地举办了120所流动人口子女学校弥补公办学校系统的不足。在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学校办学体制问题上，当前宁波市各级政府正积极采取应对措施，逐步探寻提供各方能够接受的有效方式。目前大致看来有三种基本模式:一是以江北区等区县为代表的公办学校接纳模式;二是以余姚市等为代表的民办学校接纳模式;三是以慈溪、郸州等区县为代表的民办公助模式。究竞哪种模式具有可持续性还有待实践的进一步检验。本文拟就三类办学模式的现状、特征和优、劣势进行比较，以期为流入地政府探索和选择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办学模式提供借鉴。
  • 摘要：政府对民办学校提供资助是民办教育获得健康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一点，不管是学界，还是政府部门已达成共识。随着地方民办教育促进条例的出台，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对民办学校的资金投入，特别是宁波等沿海发达地区。但在对宁波各市(县级市)、县、区的实际调研中，可以发现:并不是当地政府资助的经费越多，民办教育发展就越好。对于民办教育，政府要资助，而且要加大资助力度，但仅明确“要花钱”、“多花钱”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对提供给民办教育的财政资助的方式做出合理安排，即这个钱“怎样花”的问题。后者才起关键性作用，决定着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实际资助效果。而从中央到地方颁布的有关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法规中仅仅涉及了对民办教育提供资助的一些非硬性规定，如“要积极扶持”，很少涉及财政资助方式问题。学界对此问题研究，往往从资助必要性入手，提出要加大政府财政资助力度，而对民办教育的资助方式讨论尚嫌欠缺，即使少量文章中有涉及，也大多停留于国际比较和粗浅的经验判断，缺少深入地论证分析。本文对政府资助民办学校的方式问题做一简要探究。
  • 摘要：义务教育的需要主体是社会，权利主体是公民，责任主体是政府。因此，合需要性、合权利性、合责任性是衡量义务教育年限合理与否的三把伦理实践标尺。而效率、平等与人本则是义务教育年限安排的三种价值诉求。对于社会来说，义务教育首先是一种发展需要，社会发展需要的满足程度体现出义务教育制度的设计与安排是否合乎效率价值诉求;对于作为社会一份子的公民来说，义务教育是一项受教育权利，公民受教育权利的保障程度体现出义务教育制度的安排是否合乎平等的价值诉求;而对于政府来说，义务教育则是一份应尽的责任或义务，政府责任的履行程度体现出义务教育制度的安排是否合乎人本价值诉求。因此，满足社会发展需要、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利、履行政府公共责任应该是确定义务教育年限的基本标尺，而实现效率、平等、人本则是确定义务教育年限的具体价值诉求。只有充分满足了社会发展需要、有效保障了公民基本权利、完全履行了政府公共责任，实现了效率、平等、人本价值的义务教育年限才是合理的年限，年限合理的义务教育制度才是公正的义务教育制度。
  • 摘要：政府作为社会公共行政机构，是按照国家宪法和有关法律建立起来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体。现代中小学，绝大部分是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举办的。在我国现阶段，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通过管理职能的行使，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党和政府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措施，直接领导与具体管理中小学。在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现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如何有效的履行对基础教育及其中小学的管理职能；中小学如何贯彻和体现政府的意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及其他教育机构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介绍了政府教育管理职能转变的客观必然性、路径选择和应突出的重点。
  • 摘要：理性思辨、历史叙事和主动生成这三种建设学校文化的途径，并非截然相异、更不是相互对立的。事实上，它们应该融合在一起。也许，前两种途径的归宿正在于为第三种途径奠定基础、并在后续发展历程中融入第三种途径。这就可以通过真实的教育改革、生成新的文化作品、创造新的文化故事，通过建设新的学校文化而切实提升办学境界。“文化世界是一个以人为本体的世界，是一个以人的意向性为动力和指向的世界，是一个以人的活动为基本运动方式的世界”。也就是说，任何文化的存在其实都预设了文化主体的存在这个前提。不过，人作为文化主体的地位，有可能出于不自觉的状态:如果人能自觉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就可以从文化所具有的主体性的角度，看到土动生成文化、包括学校文化的可能性。相比于其他途径，学校文化的主动生成之路不仅关注对学校精神因素的揭示、反思和提炼，更关注其自主敞现、并在学校成员积极创造的教育活动中得以不断创生。如此主动生成学校文化的途径之所以可行，就在于学校教育活动属于承载着人之理想、体现人的专业智慧的人为活动。
  • 摘要：根据《义务教育法》的相关规定，本课题组在咨询专家、校长、教师等相关人员的基础上，自编问卷与访谈提纲，经过试测与修订，以广州市12县(区)的公办义务教育学校为研究对象，根据城乡类型、学校级别、学校类别进行分层抽样，每区抽取16所，共计192所公办初中、小学进行问卷调查:并对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学校校长(副校长)、教师、家长共计230余人进行了深度访谈与座谈。问卷从经费投入、办学硬件、师资调配、生源管理与教育管理五个方面设计，发放2880份，收回2880份，有效问卷2838份，有效率98.5%，数据采用SPSS16.0进行整理分析；访谈提纲结合问卷内容，用于对分班方式、教师发展、学校发展等情况进行深入探究。义务教育学校均衡发展既包括校际间的均衡发展也包括校内的均衡发展。本文仅对校际间均衡发展的研究结果进行探讨。
  • 摘要：本文通过对高等教育公信力危机的透视，以及对公信力形成机制的剖析，提出要提升高等教育公信力，必须立足于公信力形成的三个维度，聚焦于高等教育组织这一主体，并监视社会公众的心理变化，关注两个主体在交汇口互动指标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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