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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北京地区“科史哲”研究生学术论坛

第六届北京地区“科史哲”研究生学术论坛

  • 召开年:2015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15-11-21

主办单位:北京科技大学

会议文集:第六届北京地区“科史哲”研究生学术论坛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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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按照决定论的思路去考察掷硬币这一经典的"随机"事件,事件的结果将追溯到投掷动作的发出者.在机械抛掷的情况下,掷硬币将不再是一个随机性的过程,或者说起随机性将大大减弱;在人工抛掷的情况下,掷硬币的结果将取决于抛掷者的随意的初始动作及个人的习惯.若要对后者使用"概率",那么它既不是信念意义上的"主观概率",也不是由硬币构造决定的"客观概率",而似乎是由无知导致的带有"主观"色彩"随意概率",它难以超越频率去解释频率的发生规律.概率论中的"概率"失却其经验意义而得到更大的普遍性和应用范围,缩小内涵以扩大外延.然而其确定概率取值时的等可能性假设常常会遭遇经验直觉的挑战.从决定论的视角考察,掷硬币的结果并不是简单地由"什么硬币"即硬币构造确立的,而是由"怎么掷"即抛掷动作决定的.所谓均匀硬币的"1/2"的概率的假设,似乎并没有其理性基础.
  • 摘要:20世纪80年代,鲍勒开辟了19世纪进化思想史研究的"非达尔文革命"领域,批判以达尔文为中心的进化思想史研究,强调非达尔文思想在进化思想史上的突出地位.然而,2008年,鲍勒又提出"如果没有达尔文,同时代人无法提出论证充分的自然选择理论"的历史假设.通过分析鲍勒的相关专著及文献,探讨其看似矛盾的观点背后的"反辉格式"的科学史观及"反事实历史"的研究方法,消解其结论表面上的前后矛盾的对立,达到方法及思想层面的辩证统一.对鲍勒的达尔文进化思想的研究,可以进一步理解进化论的历史地位,同时,鲍勒的科学史观和历史研究方法对科学史的研究也具有启示作用.
  • 摘要:现代性已经成为全球正在经历的发展过程,其中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代表人物哈丁从立场认识论的角度出发,从新审视现代性与传统这一矛盾,为女性在现代性过程中的地位进行从新定位,成为后殖民主义与后库恩时期的科学哲学时期的较为代表性的理论之一,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从"科学中的女性问题"到"女性中的科学问题"的认识论转向.哈丁的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研究是具有对科学发展方向的建设性的意义的,但是科学毕竟有一套自己发展的模式,毕竟数百年的科学发展己经产生了巨大的成就,科学发展己经形成了自身的规律,这一事实是无可置疑的,多个视角的批判只是为了让科学变得更加全面性,并不是为了彻底消解掉传统的科学哲学观,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强调某种操作主义,从某种实际操作的效果出发来关注科学发展的合理性问题,因此女性主义科学哲学,作为一种视角是值得参考的,对于指导科学发展有一定的有限方面的意义,但是却很难动摇长期以来科学发展的传统的知识模式。这就说明了男性中心主义的科学模式的确是难以站稳脚跟的,但是女性主义独自建构的科学模式也是不存在的。
  • 摘要:铁剑作为西汉时期步兵的主要兵器应用于战争中,同时它也是一种社会历史和文化现象,其发展进程对研究汉代社会的历史变迁和文化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西安市雁翔路文化产业创意谷墓地出土的汉代铁剑为研究两汉时期铁剑的材质、成分、制作工艺水平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样本.本文对该墓地出土的12件汉代铁剑进行了金相组织观察,使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能谱仪对组织中的夹杂物进行了成分分析,判定有4件炒钢制品、7件铸铁脱碳钢制品、1件块炼铁制品,多存在折叠锻打痕迹.在块炼铁制品中发现浮凸组织.将铁剑的科学分析与社会文化背景相结合,进而探讨这一时期西安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面貌,以补充两汉时期西安地区铁剑的研究内容.本文对西安市雁翔路文化产业创意谷墓地出土的12件汉代铁剑进行了科学分析并就相关问题作了初步探讨。结果显示,经分析的12件汉代铁剑中有块炼铁、铸铁脱碳钢和炒钢三种材质类型,其中1件为块炼铁制品,6件为铸铁脱碳钢制成,5件为炒钢制品,且均为锻打而成。除此之外,在这些汉代铁剑的制作过程中,还运用了渗碳、淬火等技术。对汉代铁剑不同部位之间的工艺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其可能存在着某种制作规律。比较遗憾的是,本文发表之时,西安市雁翔路文化产业创意谷墓地的发掘报告尚未出版,这批汉代铁剑的背景空白使得墓主人身份与铁剑规格、材质及工艺间的研究无法展开。
  •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煤炭企业技术创新的总体状况,梳理了我国煤炭开采工艺发展历程,开采装备及技术发展历程,煤矿机械化发展路径,煤炭开采主导技术发展经历的三次变革和煤炭技术装备引进与研发路径,找出影响煤炭企业技术发展的影响因素:其中包括煤炭生产的需要、社会政治因素、社会经济因素、人才因素、管理体制因素.
  • 摘要:在西学与实学的双重背景下,徐光启完成了其军事思想所需的思想储备,明确了富国强兵的主旨.萨尔浒之战、宁远之战、己巳之变、吴桥兵变这四个关键性历史节点既贯穿着其军事思想践行和发展的过程,也勾勒出明末科技与宗教互动模式的轮廓.互动模式受到动力性因素与抑制性因素的双重影响,并都可以从科技之于宗教、宗教之于科技两方面进行剖析.从某种程度来说,徐光启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实践正是明末科技与宗教互动的体现.
  • 摘要:明末士大夫对西方科学的态度问题是中国近代科学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引入心理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建立判断态度并归类的标准,以此标准对明末士大夫的态度进行考证和分类,最后根据分类结果进行简单的分析。从总体上看,仅少数明末士大夫西方科学表明了态度,其中以肯定态度为主,占已统计士大夫的86.1%;从传入的西方科学类别来看,尽管耶稣会士带来了西方数、理、化、天、地、生、医、农等多学科的知识,但明末士大夫比较感兴趣的仅集中在天文、地理、数学三方面;从士大夫的官职来看,对西方科学感兴趣的主要集中在钦天监和礼部,而礼部是发生争端的主要部门。事实表明,明末士大夫阶层与西方科学的接触有限,对西方科学的态度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并且与士大夫官职及其所接触的学科具有较高相关。尤其是在天文历算方面,西方的天文历数方法受到明末士大夫的高度关注,对中国明末及清朝的天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末士大夫对西方科学的态度是影响西方科学在中国传播进程的重要因素.应用心理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突出人的历史主体性.通过对明末士大夫的态度进行考证、分类和分析,不难发现,对西方科学表明态度的明末士大夫只占极小比例,而持肯定态度的占这部分士大夫人数的约86%.此外,士大夫对西方科学的态度与科学的类别、士大夫所处部门密切相关.
  • 摘要:结晶牛胰岛素人工全合成工作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随着糖尿病逐渐成为常见病,作为其主要治疗药物之一的胰岛素也变得广为人知.本文简述了我国胰岛素生产的历史,重点阐述了其与我国结晶牛胰岛素之间的历史渊源.一直以来,许多文章在介绍结晶牛胰岛素或胰岛素时都会将二者联系起来,但少有文章清楚说明二者的关系,已有的关于结晶牛胰岛素的学术研究多是从科学社会学、科学技术哲学等角度分析这一历史事件,尚未见讲述结晶牛胰岛素和商业生产胰岛素的历史渊源的论文。2015年是人工全合成结晶胰岛素成果发表50周年,笔者拟于此际结合相关史料,对二者的历史渊源做一初探,介绍了包括结晶牛胰岛素:从蛋白质到胰岛素;杨氏“胰岛萌”:从民国到新中国;从结晶牛胰岛素和胰岛素:从实验室到制药厂等问题,并对当时产学研链路不通的处境表示了无奈,科学研究成果到商业价值的转化,原本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以对历史事件的梳理,对此问题未行深入讨论,希望能够在日后了解更多详尽史料后进一步探讨该问题。
  • 摘要:围绕视觉经验之谜,传统知觉观与生成知觉观的争论焦点在于,个体与环境的感觉运动交互作用是对知觉经验的内容起因果作用,还是构成作用.阿瓦·诺伊的感觉运动理论采取生成的知觉观,认为知觉的本质是对"感觉运动知识"的运用,知觉与行动相互依赖,离开行动无法产生正常的知觉经验,感觉运动理论以"经验盲"症状为重要经验证据.但是,感觉运动理论对"经验盲"的构成性假设解释(COH)并没有优越于传统知觉观给出的因果性假设(CAH),也没有排除掉感觉损伤的可能性,"经验盲"的案例并不能作为感觉运动理论的充分证据.结合对行动概念的梳理可以进一步发现,感觉运动理论并未对传统的知觉观构成实质挑战.
  • 摘要:首先梳理了回回香药的传入和发展的历史.其次论述了香药对传统中国医学药物方剂的种类、配置等的影响,以及对中药药性的四气五味理论的补充.最后着重分析了以"真一流溢说"与"四元""三子"哲学思想指导下的回回香药与回回(回族)民族宗教、生存条件等的相互影响.追溯香药历史渊源,总结香药哲学来源及对中医药学的影响,回族医学作为一门带有浓厚宗教哲学色彩的医学,只有对他的哲学基础—“伊斯兰哲学”进行深入地研究,才能更好地继承回族医学的精华。运用哲学的方法和角度来提炼香药使用中的哲学思想,是继承和发扬祖国民族医药学的重要内容,对于继承发扬具有东西方医药文化特色的回族医药文化来说,也是有其重大现实意义的。
  • 摘要:卡尔·波普尔(KarI R Popper)是二十世纪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其学说曾引起世界学术界轰动,对当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中国学界早期引介波普尔学说的科学思想史研究中,一直延续着大量的模糊说法,对于波普尔学说引介入中国的时间、路径、领域和影响等问题尚缺乏了解.查找到的文献证据表明:第一,在时间上,波普尔学说进入中国始于"文革"之前,而不是"文革"之后、改革之初;第二,在数量上,文革前至少有近二十篇文章引介波普尔学说,并非"仅有几篇";第三,波普尔哲学的核心内容"分界问题"和"证伪主义"早在1959年就被完整的介绍到中国;第四,波普尔学说最初进入中国学界的领域是历史哲学而不是西方哲学;第五、波普尔学说最初在中国是作为反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反面教材进行批判的对象.
  • 摘要:从技术现象学的视角看,身体和技术均非二元对立的客体性的存在,而是双向地交互影响着.一方面,身体以其结构和功能影响着技术,表现为"身体化的技术";另一方面,技术愈加贴近身体,甚至内化于身体之中,表现为"技术化的身体".技术是身体的第二自然,身体是技术的有机构成,身体与技术相互交融,彼此互塑.身体与技术的关系的启示是,要跳出传统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即:从实体性思维转向关系思维,从概念思维转向实践思维,从静态思维转向动态思维.
  • 摘要:英国著名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与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都是昆虫爱好者.首先对二人的生活背景进行了比较,并通过分析二人的著作和书信交流,透视了他们的思想和观点的碰撞.达尔文对昆虫的热爱源于"一种搜集的热情",法布尔认为自己对昆虫的观察是一种嗜好,是生活的乐趣.通过对各种生物的观察和研究,达尔文提出了进化论;法布尔则通过对昆虫的观察对进化论提出了深深的质疑.两人因昆虫而产生的思想的碰撞和交流,在科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 摘要:2008年北京花丝镶嵌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社会各界对花丝镶嵌的关注不断增多.然而,对于何时出现"花丝镶嵌"这一概念,少有人进行讨论;"花丝镶嵌"概念及其工艺内涵的界定,学术界更未达成共识.前人在研究花丝镶嵌时,往往直接叙述花丝镶嵌起源于何时,在各个朝代有怎样的发展等等。然而,几乎没有人关注过现代花丝镶嵌与古代细金银制作工艺的关系。为此,首先要探究的是“花丝镶嵌”这一概念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并被使用。主要考察以“花丝镶嵌”命名的传统手工技艺或制作工艺及以“花丝镶嵌”命名的细金银工艺品出现的时间。本文通过对古代文献的研究及在综合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探讨"花丝镶嵌"概念的由来及界定,认为中国古代并没有以"花丝镶嵌"命名的传统手工技艺,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才出现"花丝镶嵌"这一概念;花丝镶嵌是以金银珠宝为主要原料,以花丝、镶嵌为主要工艺,并灵活集合了其他如錾刻、镀金、点翠、镂空等细金制作工艺,是一项集成的传统手工技艺.
  • 摘要:罗森伯格的"兑现式"生物学还原论认为,生物学中还原的含义是用"何以必然发生"解释兑现"何以可能发生"解释,而分子遗传学和经典遗传学符合该含义下的还原关系.然而,罗森伯格兑现式的生物学还原论是否一劳永逸地化解了反还原论者的质疑呢?本文认为,罗森伯格通过重新给生物学中的还原行为下定义,解释了反还原论者的重要质疑,即,生物学中没有法则却为何有还原:不过,本文认为,标新也给这种兑现式生物学还原论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这种新定义之下还原的内涵已经全然偏离“还原”原有的内涵,罗森伯格笔下的还原更像是一种解释对另一种解释的补充,两种解释之间平滑地衔接,不具有还原所通常具有的断裂性,或者说跳跃性。不过首先,本文将过分简要地描本文认为,"兑现式"还原论中,被还原者设定了一个纲领,而还原者仅仅是对这一刚领的补充,二者平滑的过渡,不具有还原的跳跃性.因此,罗森伯格"兑现式"的还原过于偏离了还原的含义,它并不构成对生物学中的还原论的辩护,而是绕开了还原论和非还原论的争论.
  • 摘要:宜居城市是西方在工业化的浪潮下,面对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提出的关于城市建设的理念.北京市在这个理念下提出了符合自身特色的宜居之都建设.宜居之都建设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多重维度,其中最关键的进行生态治理.本文针对北京宜居之都建设中的生态治理问题,提出可能的治理对策;并在环境伦理的高度上,分析其"治"与"防"的辩证关系.为北京市的宜居之都建设提供参考,从解决具体的问题对策来讲,就是要做好科学的城市规划,明确各功能区的定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疏散市中心的机构和人口;同时大力发展生态科技,增进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正确认识和处理能力;通过科学普及、素质教育、政策引导、宣传等措施,提高居民的生态责任意识,使之能够能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的严峻性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并落实在生活习惯上,形成生态文化的氛围和生态文明的共识,最终做到预防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这不仅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最高阶段。
  • 摘要:权力是从外部干扰中国学术界的重要因素,有三种类型的权力在学术活动中起着作用.政治权力对学者的压力形塑了学者的价值观,求真长期不占据价值观的最高地位,政府机构以及学术机构中的行政权力对学术活动涉入太深,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一体化,权力得不到监督是造成学术腐败的重要原因.公权力在治理学术腐败时的缺席是学术腐败得不到根本解决的直接原因.因此处理好学术和权力的关系是解决中国当前学术腐败问题的关键所在。
  • 摘要:关于李善兰等译的《植物学》卷八中的分类术语和内容来源,学界看法不一.本文通过考证指出,英国植物学家林德利的《植物界》(Vegetable Kingdom)是内容来源之一.卷八中的分类术语科是Order的译语,相当于今天的科.卷八中出现的植物科名对后世影响极大,本文给出了其原文以及和今天科名的对比.通过确立《植物学》卷八所依据的内容来源,笔者首次发现了《植物学》卷八中部分术语的原文,为理解文本提供了重要依据,可以确定卷八中植物科名的确切含义。但是对于《植物学》卷八中的植物科名和现代科名之间的关系尚未探讨。要想理清这一关系,必须考虑日本在中国近代科学术语中的巨大影响.《植物学》中的术语对明治初期日本产生过巨大影响,并在甲午战争后通过各类翻译而直接影响中国科学术语的形成。因此,很难判定《植物学》中的植物科名究竟是直接影响了后来中国科名的形成,还是通过日本植物学著作的翻译而影响中国科名的形成。这也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方向。
  • 摘要:本文主要叙述195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泽尼克的生平经历,尤其是其在科学探索道路上的艰辛,文章也解释了其论证的相衬法以及利用相衬法发明相衬显微镜及其简要的应用介绍,不被看好到最终功成名就的历程,文章不仅要介绍获奖的发明,更是要通过获奖者的求真之路启发世人对思考梦想与创新的意义。荷兰物理学家弗里茨·泽尼克(Frits Zernike)由于论证相衬法,特别是发明相衬显微镜,获得了195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相衬法在光学成像方面具有重要应用,为全息技术奠定了基础。早期的相衬显微镜较多的用来生物学和医学观察透明物休,50年代应用到矿物晶体微形貌学中,在材料结构分析领域发挥作用。泽尼克在1930开始因为个人兴趣开始关注光学领域,泽尼克的相衬法和相衬显微镜是经典物理的一个重要应用,完全透明的相位物体使透射光的强度不发生改变,物体各部分对透射光的影响只引起相位差,卢末(Lwnmer)曾提出在理想情况下,显微镜成的像在结构和相位方面和物体相似。观察到各处光强相等,不能看出相位物体的结构。泽尼克通过引入相位板的方法把不可见的相位误差或者相位变化转成了一种可见的振幅变化,观察到了相位物体的明暗对比,这种方法就简称为相衬法,文中还包括相衬法目前的一些新进展,泽尼克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同时具有理论和实验研究的能力,尽管泽尼克处于一个近代物理发展的蓬勃时期,但他对那些令人兴奋的现代泰然自诺,从他的工作和著作中发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他最大的特点。兴趣与能力的结合是他成功的基础。尽管受到战争的影响,相衬显微镜因为其独有优势进入了大众视野,最终帮他赢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除了相衬法和相衬显微镜之外,泽尼克在波动光学领域和统计力学里也做出了很多贡献。今天在X射线成像上利用相衬法的研究还在不断发展,希望今天的科研工作者能在己经范畴内做出真正的创新成果,可能这些成果就能带来一座诺贝尔奖。
  • 摘要:本文通过技术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technology)这种专业哲学的视角来解读雾霆这一当代中国人“司空见惯”的现象。可以通过柴静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对雾霾进行一种现象学分析.文章介绍了技术中介的含义,指出雾霾不仅作为一种技术中介出现,而且也是一种"涉身的技术",还介绍了技术道德化的概念,指出可以通过维贝克所谓技术设计的手段和民主化的评估等方式实现节能减排,防治雾霾。
  • 摘要:1917年末,北京大学创办了理科研究所.其作为中国大学尝试进行科学研究的开端,自然十分重要,笔者通过对相关历史资料的挖掘和整理,梳理出北大理科研究所的创建背景、运行体制、参与人物以及研究活动.北大理科研究所的活动,一方面呈现了中国大学中科学研究起步阶段的情况,另一方面揭示了科学研究这项事业在中国大学中产生和发展的一些特征,因为科学研究在中国大学中的起源、确立和发展是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的研究议题。自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首创研究所制度,设立文、理、法三科研究所,开启在大学中进行科学研究的先河。本文依据相关史料,对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的缘起、体制、发展过程进行深入的考察与分析,1920年蔡元培决议改组研究所之后,由于学校的经费和人力条件的限制,到1922年仅开办了研究所国学门。纵观理北大科研究所三年左右的工作,它是民国初年,理科教育自身发展到要进行科学研究的体制化阶段、蔡元培从德国带回来最先进的研究理念、社会各方呼吁研究之下开办起来的,它是中国大学要进行科学研究的先声。这首创的意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大学里面进行研究的思想转变,正如数学研究所的学生张裕年所说,“蔡先生大力提倡思想自由,培养学术研究的风气。在北大经费没有保障、实验室仍在筹划的时期,很难要求研究所的教员和研究员们开展有价值的科学研究活动。从形式上看,理科研究所虽然建立起集合、讨论、编纂学术杂志等制度,但是所谓的“研究”不过是一些讨论班的活动,离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民国初期,北京大学基础薄弱,本身理科教育发展尚不完备善、想要进行科学研究之时,理科研究所作为一种将研究理念内化为具体研究制度的尝试,它的诸多方面都是当时中国大学中科学研究状况及水平的历史写照。
  • 摘要:文章由笛卡儿的机械论所完成的"和谐有序宇宙的解体",使得不同位置之间难以区分,给位置运动的数学化描述带来了威胁,进而指出牛顿通过引入独立于物质的绝对空间概念,为被笛卡儿"摊平"的物质世界提供了一个作为参照的基底,从而将运动在一个统一的度规下数学化.牛顿力学的成功来自于他保守的一面,即通过绝对空间在表面上保留亚里士多德赋予位置的差异性,从而以普遍、精确地数学化的方式,保留乃至强化了宇宙的秩序性.文章对牛顿力学的机械论观点所遭到的批判进行了驳斥,认为其牛顿在其物理学中(看似不必要地)引入绝对空间的概念是十分必要的,牛顿的绝对空间观念表现为牛顿反对笛卡儿式的机械论、并按照数学化的要求对其进行修改的自然结果。在当时的认识模式下,绝对空间观念对于“空间的几何化”之完成是不可或缺的:牛顿正是借助它,以一种普遍数学化的方式拯救了“和谐有序宇宙的解体”所带来的“无限的深渊”,然而这里对于“机械论”这个术语需要小心。一般认为,牛顿只是修改了机械论,而并未推翻它。这种常见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同的科学史家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机械论”一词导致的。它有时被与数学化等同起来,有时被用来指代微粒论的自然观;如果根据这两种看法,牛顿根本不是机械论的反对者,而恰恰是其热心的推进者。而其实牛顿所反对的那种机械论,正是特别为笛卡儿派所倡导的那种机械论—它描绘了一个惰性的、缺乏上帝之在场的世界。世界之中不再有灵魂的作用,而成了一堆无目的地永恒。在“大获全胜”的牛顿科学之中,是不是有一些合理的、至少是貌似合理的因素,使得它最终完成了科学革命,上面的论证己经表明,绝对空间的概念就是这些因素中的一个:在一个仍然认为单个客体先于客体间关系的时代,作为高于物质的参照系的绝对空间保住了位置的差异性,万物仍然“各居其位”,甚至这种位置由于数学化的筹划而更加易于确定和比较。牛顿力学是作为古代科学理想的实现—而非对它的反叛—而获得成功的,它带给当时的人的感受,并不是万物的失序,而恰恰是万物的绝对有序。只不过,这种正当性的基础是牛顿本人的某些不够坚实的信念。他不愿看到机械论的上帝对物质世界的遗弃,不信任物质界的自我“立法”,而坚持要让上帝内在于世界中;他幻想以力的优先性一劳永逸地将绝对空间引入实在(而实际上力和绝对运动循环定义)。一旦这些信念被后人清除,物质界就能够自足,上帝也就不再必要。更为重要的是,就连牛顿本人也没有看到,由数学所规定的差别并不是真正的差别;绝对空间虽然避免了宇宙的无序化,却无法避免其平均化。通过分析牛顿引入绝对空间概念的理由,达到了这样一个有些令人尴尬的结论:这位据说是科学革命之“完成者”的人之所以会成功,恰恰是因为他还不够“革命”。
  • 摘要:在古代针灸文献中,“气”本身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固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因其于不同语境中具体意义繁多,在此因篇幅有限不逐一展开,仅以某几类具体、关键的气的概念作为探讨对象。针灸学中与气相关或由气构成的概念、术语十分丰富。主要可分为基础理论概念与临床实践概念。基础理论概念是指与针灸学理论相关的某些名词术语,是认识针灸学理论体系所必需的概念基础,如经气、营气、卫气等:而临床实践概念则是指在实践操作中用以描述某些现象、反应的名称,如得气、导气、守气等。关于针灸之气的现代认识主要集中于对气的实质的探索上。模型理论是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但模型与针灸之气结合的尝试尚少见.本文概述模型理论的主要内容,区分理想化模型与虚构模型,在梳理针灸之气的概念认识与现代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将针灸之气视为模型的可能及其类属,并与易混概念"以太"进行辨析.
  • 摘要:概率与因果的相互渗透、有机结合是现代归纳逻辑应用发展的一种新趋势.朴素概率因果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基于这样一种直观,即原因增加其结果发生的概率,但这种直观遭受概率增加非因果和非概率增加因果案例的质疑.近来不少学者从过程连接和概率增加以及将这两种视角综合起来回应这些质疑,但付出的代价是不同程度地忽略这样一些因果情形:远距作用和疏忽或缺席因果情形等.本文通过探析典型案例;比较研究现有解决路径;综合吸取它们的有利因素;结合格林的曲线图分析;建构出一种新概念"构成正生发"作为断定因果的本质要素,并提出"E-lwl"来刻画因果链的结构特征,进而逐步展开对因果分析的一种新方式.这种新方式不仅能解决朴素概率因果的问题,而且能为现有路径所忽视的因果情形提供一种合理解释.
  • 摘要:本文收集、整理了自17世纪的耶稣会士卜弥格、曾德昭到18世纪的肯普弗、林奈,再到19世纪众多植物猎人与植物学家,直到20世纪初的牧野富太郎,3个多世纪以来众多西方学者(包括西方化的日本学者),认识、收集、命名梅花、蜡梅的文献资料及其历史贡献,并比较此两种植物历史的差异,分析成因.最后分析梅花、蜡梅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的困境及原因.
  • 摘要:基础研究是一个在科技政策制定者面前熟悉而模糊的概念。对于基础研究的起源西方学术界一直争论不断,各种利益群体对于基础研究的概念定义有所不同,作者需要在纷繁复杂的史料中找到一条最合适的叙事主线。必须认识到,基础研究不只是重要的科技政策概念,它本身是一种对科学研究行为分类的产物。而对于科学研究进行系统分类的历史是清晰的,作者将顺着研究分类变化的脉络,梳理基础研究概念的演变过程。作者从研究分类的角度考察了基础研究作为一种政策概念的演变历史,梳理了二战前基础研究的概念、布什定义的基础研究概念和基础研究概念的国际化过程.说明了基础研究概念模糊不清的原因,讨论了基础研究的概念与相关科技政策之间的关系。
  • 摘要:心身问题一般是指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哲学史看,心身问题的探讨由来己久。从近代哲学早期的笛卡尔心物实体二元论,再到属性二元论、自然主义、物理主义、新二元论等,有关心身问题的理论可谓层出不穷。期间,诸多理论派别之间的批判恰如黑格尔所形容的哲学战场上的斗争。心身问题不仅引起了当代认知科学中的意识难题,而且对当代本体论的探讨构成了新的挑战.塞尔从本体论证明出发探讨意识难题,提出了生物自然主义的观点.但塞尔的本体论证明由于存在着三种理论疑难又是不成功的.虽然如此,塞尔本体论证明仍具有重要的启示,即本体论重构是分析心身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本体论重构的支持使它能成为分析心身问题的新理论资源.文章论证指出马克思的实践本体通过重构本体的概念,这种重构的本体先行地设定了意识现象与物理现象在生命体中的统一性,从而能够避免心身之间的二元对立或本体论鸿沟,也就是为心身问题的分析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理论平台。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把人这一特殊生命体视为意识现象与物理现象的统一体,从而为探讨心身问题提供了两个重要的启示。第一个启示主要表现在它是从心灵与身体的关系意义上研究心身问题。换言之,马克思的实践本体由于是一种关系论的思维方式,因而在心身问题上,它把心灵与身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本身作为思考的对象。在这种关系思维方式下,它既能思考身体对心灵的因果作用,又能思考心灵对身体的自由意志作用;把这两种作用视为这种关系内的共存性作用,而不是把这两种作用视为不相干乃至对立的作用,也不是把它们同化为一种作用。第二个启示主要表现在它拓宽了作用的内涵。在宇宙论下,世界的起源问题被表述为时间上的先后产生问题,时间上的先后产生又被等价为线性的因果作用。受限于实体化的思维方式,宇宙论所思考的因果作用中的“因”通常被视为本体,而本体又被实体化为特定的存在者,这种存在者或者是单数的或者是复数的。例如,上帝、理念、绝对精神等就表现为单数的实体性存在者,而物理粒子与主观心智二元本体则表现为复数性的实体性存在者。总之,对于心身问题的解释,诚如刘晓力教授所言,科学家与哲学家提供了两个不同的视角。科学家研究意识产生的机制,它依赖于生命体的物理性研究;而哲学家研究心智的形而上问题,它依赖于概念上的分析、论证、澄清以及思维方式的创新。就哲学视角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体所提供的关系思维方式或可以为心身问题的分析提供一条路径。就马克思主义在心身问题分析中的出场而言,它自然也无法在起源问题上解释意识是如何产生的:但就分析意识的形而上问题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体不啻为一种可行的理论资源。
  • 摘要:科学与宗教作为人类文化的两大系统,其关系一直以来便被争论不休.近代以来,争论主要形成了三种典型性观点,即冲突论、分离论及和谐论.冲突论在启蒙运动后曾长期作为主流观点被人们接受,但在二十世纪后(尤其二战后),随着现代社会诸病症的日益显露,人们开始对理性和科学失去信心,主张科学与宗教对立并冲突的冲突论受到挑战,而调和宗教与科学、主张宗教与科学内在一致、互补互进的论调越来越高,重新评价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成为时尚.在对宗教与科学互动历史的回顾中,通过对一些流行的支持宗教与科学互补调和关系的论点进行针对性的分析,包括冲突论、和谐论、复杂论、分离论,揭示这些论点各自的谬误性,从而重新发现科学与宗教的对立性质,在一个宗教复兴、科学被"反思"的时代里为科学与理性辩护.其中冲突论的观点主要是主张宗教与科学相互对立或冲突的,是自启蒙时代起便冲击了整个知识界,并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共识(与“后现代”相对)。冲突论以近代以来自然科学不断突破宗教阻碍而获得发展进步的史实为历史基础,以对宗教和科学间内容、精神、方法等存在根本对立的判断为理论基础,进而认为科学只有冲破宗教束缚才能实现自由发展。德雷伯、怀特和罗素被公认为冲突论的三位代表,其许多论述已成为该观点的经典表达。笔者在文章末尾再次表明自身立场,在坚持冲突论的基本立场下,认为当今社会仍需弘扬理性,捍卫科学,批判宗教,反对迷信和伪科学。
  • 摘要:大数据伴随着技术的演化,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目前也是一个研究热点,但是大数据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本文将大数据与技术的特征进行比较,确定大数据即是大数据技术.同时对大数据与传统数据进行对比,确定大数据的基本特征,比如永远在线、反应迅速、全面性等特征,最后将对大数据对社会的影响进行讨论,认为“海量数据”最大限度解决了人类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难题,其次,“相关分析”突破了传统简单的因果分析方法,并利用数据一致性法多方验证。最后,“瞬间互动”节约了巨大的社会创新的试错成本。
  • 摘要:牟宗三(1909-1995)是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牟宗三认为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观点,亦即开出民主和科学,乃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核心任务.牟宗三“内圣开新外王”思想系统阐释在“外王三书”中,内圣“即是内在于每一个人都要通过道德的实践做圣贤的工夫”,外王“即是外而在政治上行王道”,过去是内圣直接连着外王,现在则要由内圣开出新外王,这被认为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核心任务,这里有几层意思:既要开出科学给科学以独立性,又要让科学本于内圣;在民主和科学二者的关系上,民主更为重要;科学要摆脱传统政治和道德的束缚,又需要接受价值理想的指引。从科学一面来看,牟宗三内圣开新外王思想当作两层观,第一、必须开出科学,给科学以独立之地位,在笔者看来此乃是内圣开出新外王思想的第一义;第二、开出的科学必本于内圣。而从新外王二者关系来看,要求民主政治又是新外王的第一义。以上两点完成了牟宗三内圣开外王思想的全部内容,科学之地位问题于斯安立矣。当代新儒家之核心关切无非是文化传统之现代转化,故而主张返本开新,以守住中国文化之本位,这往往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当代新儒家还是只看重内圣而轻外王。重视内圣不错,但是作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的内圣开新外王实则是做了一个划界,即道、政、学各有其领域,政统与学统必须开出而有独立之价值,此步肯定乃是第一义的问题,此被牟宗三看作是儒学第三期发展之使命。人们往往只看到“摄智归仁”的关切,却忽视学统独立之用心,故笔者不厌其烦再次重申,在内圣开新外王思想中,科学摆脱政治与道德之束缚而有独立之形态乃是第一义的。在此意义上,摄智归仁才具有真正之理想性,而摆脱道德与科学间的纠葛,界限分明,科学之地位才在牟宗三之内圣开新外王思想中得以妥善的安放。
  • 摘要:经验往往被传统经验主义被理解为非语言或前语言的所予,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整个经验知识的大厦.塞拉斯指出,所予的获得独立于概念能力之外,并不处于信念辩护的逻辑空间之内,建立在所予基础之上的经验知识体系就是一个被制造出来的"神话".在本文看来,以非语言的所予为信念辩护的方式不仅是所予的神话,而且是一种范畴的错误.内在片段不能被理解为完全的所予,它同时具有私人性质和公共性质.如果将它可以为信念辩护,是因为它具有公共性质的一面.经验能够为信念辩护,恰恰因为它具有能够处于理性空间的概念性质.本文将试图论述,经验如何能够作为知识的来源的一种在于人类概念空间的获得与发展,信念伴随概念的生成而不断得以辩护,并在概念空间允许的范围内不断得以修正.
  • 摘要:关于卡尔纳普对于分析—综合命题的区分,奎因持否定态度,且于此发展出了本体论的相对性和翻译的不确定性理论.继迪昂所开创的确证整体论之后,奎因充实和完善了意义整体论,并由此产生了与卡尔纳普认识论的还原论之间的论争.针对奎因的反驳,卡尔纳普认为不应当放弃对于分析—综合命题的区分,且必须坚持还原论的方法,而奎因则反对卡尔纳普的区分,坚持运用意义整体论将相对性不断向前推进.事实上,若要理解意义整体论与认识论的还原论之间的论争,关键在于分析论争产生的根源,通过"约定"这一概念可以看出,卡尔纳普与奎因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对语词意义"约定"的程度的不同.
  • 摘要:李约瑟(1900-1995 )是英国著名科学家、科技史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64年他在《东西方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提出一个有关中国科技的疑问,被人们称为“李约瑟难题”。这一疑问有许多不同的表述方式,得到公认的表述方式是:“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4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于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超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技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它的核心思想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能够孕育出近代科技。对于“李约瑟难题”,曾经有三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爱因斯坦、汤川秀树和杨振宁根据自己的研究体会曾提出了自己的解答,有的观点虽然不是针对“李约瑟难题”,但无意间触及了这一难题,本文就是对他们的观点做一点分析探讨,批判性地介绍了三人分别的观点,包括缺乏系统实验说、缺乏原子论说和缺乏资产阶级说这三种论点。有关"李约瑟难题",无论是科技史学者,还是其它很多学术领域的学者,都能耳熟能详.对于这个问题的研讨,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学术界把"李约瑟难题"视为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无法回避的问题.李约瑟作为一个外国人,以他独特的身份向西方世界讲述了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辉煌,起到了中国人无法起到的作用,树立起一面研究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旗帜,由此引起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研究的兴趣.
  • 摘要:灌钢作为我国独创的一种制钢技术,其本身代表着我国钢铁冶金技术发展至较成熟的阶段之后,能工巧匠为节约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而进行的富有创新性的实践活动,在中国古代钢铁冶金技术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灌钢作为我国古代钢铁冶金技术体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与古代炼铁技术、"炒钢"工艺等均息息相关,其产生必然是经过了较长时间范围内钢铁冶金技术的积累而不可能是脱离整个体系独自存在的.本文就结合历史的时代背景对灌钢工艺的产生、历史记载、出土的实物证据,包括对历史记载中推演出的发展与演变过程进行了介绍,对理解中国古代炼钢技术有很大的意义.
  • 摘要: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体现着科学技术的作用和意义.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促进了人类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化,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在16世纪前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先进地位.文章介绍了技术哲学的发展过程,包括从经典的技术哲学到现代技术哲学的历程,并指出了现代技术哲学的局限,大胆提出目前的三条主要发展路径:面向社会、面向工程和技术伦理学,忽略了技术哲学的重要问题,比如技术哲学依然是有缺陷的,其关于技术影响的许多哲学研究不是基于社会以及社会与技术相互作用的成熟理论。所进行的大量工作依然是理论上不足的。关于特定技术对文化的影响所进行的研究缺乏成熟的文化理论或关于文化与技术相互作用方式的成熟理论。关于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交流对友谊之影响所进行的研究缺乏关于友谊、诚信和亲密的成熟理论,缺乏技术物对这些品质的调节或影响之方式的成熟理论。将思考目前技术伦理学特有的一些局限。最重要的是,与特定技术的应用伦理学相对,缺乏技术伦理学通论。尤其是,几乎没有关于推进技术伦理学领域的理论或方法论的研究工作。经验转向在技术伦理学中并未带来一部呈现该领域的理论和方法的单一作者的专著。
  • 摘要:作为公共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卫生不仅涉及学生个人的健康,更攸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校医在学校卫生事业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19世纪下半叶,学校卫生事业在世界范围内渐渐兴起,校医角色开始出现,各国纷纷启动校医的设置,政府机构也开始建立规章对校医进行规范管理.受西方科学及卫生观念影响,清末民初中国教育机构中出现卫生服务人员,但称谓多样,堂医、医官、医员、医士、校医等名称各不相同.至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的学校中从事学校卫生技术服务者普遍以"校医"一词指代.校医的身份历经学校职员到国家行政人员和健康教育者的转变,校医身份的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校卫生的建制化过程,及学校卫生服务模式和宗旨的改变,对梳理学校卫生的历史有很大意义.
  • 摘要:从东方红二号到东方红五号,中国通信卫星工程实现了迅速追赶,成为航天科技取得瞩目成就的代表领域之一.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其中的路径经验:一是处理好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即以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为根本,以加强交流、注重合作为借力;二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即初期主要依靠国家统筹,后期逐步面向市场、参与竞争.面向未来,要真正实现"后来居上",既要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加强交流合作,积极参与竞争,也要系统高度实施创新,综合采取措施,全面提升能力.
  • 摘要:通过整理1970年至1999年中国光学学会和地方(省级)光学学会的部分史料,本文发现两者历史关系并非仅存在简单的业务指导,而是呈现出"成立建设中交融、聚合功能上互补、学术交流间共进"的关系.成立时间早于中国光学学会的地方光学学会共有6个,中国光学学会的成立形成中国科协领导下新的光学学会发展模式与合作模式;在地方光学学会先行成立的专委会共计14个,承担起同行聚合的功能,中国光学学会专委会的起点高、交流多、影响深,两者均设立对方未设立的专委会,凸显个会特点;中国光学学会在学术会议举办数量及规模层次上具有天然优势,地方光学学会的国内学术活动起步则比其早,且地方光学学会的联合学术交流稳中显升.
  • 摘要:本文基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相关论述,探讨了海德格尔与库恩的科学观的若干相似点.二者都强调科学进步的飞跃性、革命性,而不是渐进的知识累积.二者都关注科学中的危机现象.海德格尔把一门科学的基本概念经受住危机的程度作为衡量这门科学发展水平的标准,而库恩把危机看作是导致科学革命和进步的契机.海德格尔的"基本结构"、"基本概念"、"基础"也与库恩的范式具有类似性,基本概念的修正也就是范式的转变.在海德格尔看来,基本概念对科学研究具有指导作用,而库恩的范式也指导一门科学的研究活动.
  • 摘要: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群体为研究对象,运用集体传记和个案研究方法,对25位获奖者的出生年代、早年活动区域、当选院士时间、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留学、师承关系、所在机构、任职情况、研究方向和成果等特征进行统计分析,从时空特征、学缘结构和研究的选择与创新总结获奖者的分布特点,对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提出一些有益启发。
  • 摘要:现在的社会是一个技术的社会,技术充满了整个生活,小到一睁眼就看到的镜子,大到衣食住行,技术存在于生活的每一处.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强调世界是知觉的世界,知觉是世界的知觉,人类和世界共在在知觉中,技术作为人的知觉延伸,人的发展史是进化的、延续的,那么对于技术呢?本文从知觉现象学切入,解释技术的进化.因为知觉的技术进化与物种进化是相类似的,技术进化规律与生物进化规律上也有异曲同工之处。技术是进化着的技术,进化着的技术像物种进化一样也存在着遗传、变异、过度繁殖、生存竞争的自然选择生态过程。技术的遗传体现了技术进化的继承性和累积性,然而,技术的繁殖总是大于社会和自然的需求,面对有限的发展名额,并不是所有的新技术都能存活下来,选择过程就自然地发生了。在竞争中,技术不仅要顺应自然界的规律,还要满足人类社会的各项要求,只有被社会和自然选择了的技术才能够存活下来,以技术体系的新旧更替来实现技术的进化。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的活动决定了社会的意志和需求,技术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技术,作为人的知觉的延伸,必然被社会所影响,只有被人类发现的科学原理、由人类发明的科研成果才可能被运用到人类的技术实践中。因此,技术进化中的诸多因素是与人类的行为紧密相关的,这意味着他们为人类的行为所影响、作用、甚至是控制。所以,在顺应技术进化规律的前提下,如何调整人类的行为,就成了规范技术、引导技术、促进技术进化、使技术更有效地为人类服务的关键。在这样的前提下,以达尔文主义的理论作为指导,分别研究如何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的领域调整人类的实践行为,就成了规范、引导技术,促进技术进化,让技术为人类造福的有效途径。总之,技术作为知觉的技术,是与人在一起的,人本身是自然界中的人,又是社会中的人,所以技术也是与人、自然、社会协同进化的。
  • 摘要:博物学家奥杜邦是博物学文化和美国鸟类学史上难以忽视的重要人物.他的著作《美国鸟类》和《鸟类学纪事》为美国鸟类研究,尤其是命名做出了贡献.可是,就其学术成果而言,奥杜邦获得了远高于许多鸟类学家的名誉和声望.一方面,这是因为他前往美国,深入荒野持续考察异域鸟类,并提供了丰富的美国鸟类信息。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他的著作贴近公众,深受公众喜爱,也激发了公众对鸟类的热爱.稍后成立的奥杜邦协会和开展的奥杜邦运动更是使其在美国家喻户晓,并使"奥杜邦"一词成为鸟类保护的代名词。
  • 摘要:在环境起主导作用的适应性进化淘汰机制中,文章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环境淘汰机制.在环境突变和环境渐变两种情况下,生物进化遵循着不同的模式,具体隐含了进化的相对必然性.“适应范围”与“适应程度”这两种视角,主要探讨在个体和环境互动的层面上进化的规律,那么这种规律是否适合分子层面和种群层面。作为对客观现象的描述,它们又是否能谨慎推广到生物领域以外的包括人类社会领域。在科学史上,范式的竞争和替换,是不是和理论的“适应范围”和“适应程度”有关系。政治上政权的更替是不是和统治阶级相对于全国各阶级人民的“代表范围”和“代表程度”有关系。这些都是可以探讨的有趣的话题。鉴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争议,这种推广肯定是谨慎小心的,但是这两种视角(如果可以推广,可以称作广义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是有根本区别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建立在一种积极竞争,主动进取的精神本位上,而“适应范围”与“适应程度”更强调被动的客观描述,这种被动性建立在承认生物有适应极限,承认环境对进化拥有主动权的基础上。可以说,这两种视角天然的有被动进化,消极竞争色彩。这种被动和消极凸显了生物(包括人类)在大自然严酷生存压力下的无奈和求生欲望。
  • 摘要:中风,又称为卒中,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在西方医学中,自从希波克拉底首次使用apoplexy指代中风以来,随后便被一直沿用,直到20世纪才逐渐被stoke一词所取代.中西医学对中风的研究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其疾病名称也经历了各自的变化过程,中医中从"风邪"到"中风",从"中风"到"卒中",西医从apoplexy到stroke,历史上还出现cerebrovascular accident等名词.中风病名的变化反应了中西医对中风认识的不断深入,也体现了中西医学的相互影响.
  • 摘要:在对中国"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电视公开辩论进行话语分析的过程中,通过并置"挺转"科学家与"反转"人士的话语实践,发现"挺转"科学家的科学陈述存在解释弹性空间,从而进一步揭示了"挺转"科学家话语依赖的认知和价值前提以及为其辩护而采用的修辞策略,最终归纳了"挺转"科学家的话语特征:科学表述实践中所谓的"过度客观性"只不过是二种修辞意义上的"弱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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