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对赵树理的文艺作品及其思想和价值观的研究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一个经久不衰的论题。值此纪念赵树理同志逝世五十周年之际,本刊编辑部特别推出研究专题,对赵树理同志的文艺作品和心路历程进行介绍和再解读。本期专题包括了五位中青年学者的文章。李刚副教授的论文主要探讨赵树理小说中塑造的“扁平”人物形象。“扁平”的含义大概有:一是指赵树理小说注重刻画人物“群像”,注重描述乡村日常而繁杂的生活“联系”以及在这些“联系”中生活的普通人群。二是指赵树理的小说注重“说故事”、注重“讲情节”,注重刻画人物的言语和实际行动,不像传统文学作品“静态”描述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性格的复杂性。对人物“群像”的性格特点、心理活动的领悟和把握需要深入到乡村的真实伦理环境和故事发生的实际“情节”中。三是指赵树理小说中的“人物”不再完全是“五四”新文学以来乡村叙事中的“蒙昧者”和“被拯救者”,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主动奔向新生活的人们。这些“人们”的“历史实践性”和“主体性”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文学想象,似乎没有展示出更多的“灵魂搅动”和“矛盾挣扎”。这也许是赵树理小说作为“评书体小说”的重要特征,给后来者的讨论留下了广阔的空间。阅读此文,有助于我们展开“文学书写和人物塑造”等方面的深入思考。赵栋栋副教授的论文则以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为分析对象,来探讨赵树理心目中理想的社会主义“乡村共同体”。该文以“结构作者论”为理论视角和分析进路,详细讨论赵树理与其灵魂深处作为生命依托的“乡村”的联系:一是作为共同体的“经验性乡村”:即“熟人社会”。这样的“乡村”既是赵树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也是其笔下人物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这样的“乡村”赋予了赵树理也赋予了其笔下人物特有的情感和语言、特有的行为和习俗。透过这样的“乡村”,我们看到了太行山区人民的生产劳动、饮食起居、语言风俗等实在而生动的生活情景。二是作为“叙事单位”的建构性乡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乡村在变迁,在奔向一种新的生活和发展轨迹。这样的“乡村”已经不同于旧日宗族伦理统治下的乡村,而是逐渐生成“新面貌”的乡村。这样的“乡村”,人物在变化,事件、时间和空间也有了新的含义和隐喻。这样的“乡村”,正是赵树理心目中新的“共同体”:生产力的创造性发展、新的乡村民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农民。基于这样的分析,赵栋栋副教授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其他作家笔下的乡村是小说人物活动的“环境”,人物在环境中行动;而赵树理笔下的三里湾则是小说的“主人公”,乡村裹挟着其中的人一起向前。阅读此文,既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赵树理创作特点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重新回顾和评价历史。申莉莉老师的论文以赵树理脍炙人口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为分析对象,试图剖析作为乡村“外生力量”的政权意志、法律规则和乡村固有的“民间伦理”的博弈与整合。在一定程度上,该论文是一篇涉及“传统与现代”对话的文章,值得一读。闫卫芳老师的论文则试图解读赵树理的文艺创作与晋东南地域文化的关系。在这篇论文中,我们能够看到晋东南特有的语言、风俗、环境等等如何影响了赵树理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赵树理又是如何把这样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融入到他的创作活动和文艺作品中。与上述研究者专门分析赵树理的作品不同,张林霞老师的论文则在赵树理和当代著名作家葛水平之间进行了一番简单的比较。尽管同为晋东南沁水县人氏,葛水平面对的环境和赵树理有着天壤之别。赵树理面对的是一个走出旧中国、走向合作化和集体化的新中国农村;葛水平面对的则是一个告别了人民公社体制、走向快速城镇化的当代中国农村。赵树理自称“文摊作家”,自觉用通俗的语言做到作品“老百姓喜欢看”,并且“政治上起作用”。赵树理不仅是一个思想者,还是参与乡村变革的实践者。葛水平似乎是站在都市知识分子的情趣和视角对乡村进行回忆和怀旧。显然,即使同为农村叙事,赵树理和葛水平两者作品的语言风格、叙述视角、受众对象就会有很大的区别。这不仅是两者作为生命个体的区别使然,也是时代环境的不同使然。这样的比较有一定的意义也许会带给人们更多的关于农民命运和乡村前景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