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

摘要： 1994年初,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黑水镇七贤营子村水泉发现两座辽墓,两座墓葬中壁画上两人所执的特殊器具,经考古专家研究后确定为骨朵。纵观骨朵的发展脉络,其由实用性发展到礼仪性,由辽代的盛极一时到最终从历史舞台消失,究其原因,主要是辽代的历史背景及契丹人对骨朵的“一器多用”所致。文章主要探讨辽代骨朵兴盛与最终在历史中消亡的原因,旨在总结经验教训,传播历史文化。

摘要： 916年(辽太祖神册元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围绕着耶律阿保机称帝发生了三件事情:首先是后梁与吴越派遣使者出使契丹,祝贺耶律阿保机称帝;其次是耶律阿保机亲征其他的部族,耶律阿保机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平定了其他部族;最后是耶律阿保机开始大规模的南下经略汉地,神册元年之前契丹南下的次数屈指可数,但自神册元年开始,契丹几乎每年都要派遣军队南下。在神册元年的前-年,晋主李存勖攻打后梁,后梁毫无还手之力,笔者想通过神册元年发生的事情探析一下契丹、后梁以及晋三者的关系。

摘要： 辽政权是我国北方契丹民族于公元916年建立,在建立之初辽政权就已经开始了“年号钱”的铸造。由于辽政权文字的原因使得辽政权的钱币种类复杂,既包括了汉字的铸币又包含了契丹文字的铸币,这使得辽政权“年号钱”的整理更加繁杂。对于辽政权年号钱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天赞通宝”是否是辽政权的第一款“年号钱”或者说神册年是否铸造过年号钱。笔者将结合现有的资料对辽政权“年号钱”进行梳理,试图理清辽政权“年号钱”的基本序列。

摘要： 对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群7号墓中出土的《山弈候约图》和《竹雀双兔图》的出土情况、装裱和内容进行梳理,结合考古实物和历史文献,探讨两幅作品的艺术风格和主题内容。这两幅作品既展现了中原绘画与契丹绘画之间的交融,同时也体现了辽代绘画中的道家思想。

摘要：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契丹之乱以来,唐朝先后尝试了组织行军、设置团结兵、增置军镇等多种方式,皆未能改变唐朝在东北防御方面的被动局面。营州陷落之后,并州一度成为幽州的后援,与朔州、幽州共同构成跨区域联合防御模式,其防御对象不仅包括契丹、奚,也包括突厥,这是防线被迫后移西撤的一种无奈应对。直到开元年间,借由突厥内部权力过渡之机,并通过和亲两蕃等手段,才实现了营州的复置。与此同时,河北五军相继设立。开元二十年左右,河北三层防御体系形成,东北边地便捷报频传。但幽州节度使统领河北二十四州府的全境防御模式也导致了地方军事化的加深,这成为天宝之乱的一大诱因,也是安史之乱后河北分裂割据的一大事实基础。

摘要： 契丹对唐朝贡经历了初兴、活跃、重构和衰落四个阶段:从武德二年到万岁通天元年为契丹对唐朝贡活动的初兴时期,从开元四年到贞元十年为契丹对唐朝贡活动的活跃时期,从贞元十一年到会昌元年为契丹朝贡活动的重构时期,从会昌二年到咸通末年为契丹朝贡活动的衰落时期。契丹对唐朝贡的变化与东北政局密切相关。

摘要： 西瓜素有夏令瓜果之王的美誉,作为炎炎夏日必不可少的消暑佳品,自古以来便深受人们的喜爱。西瓜原产于非洲大陆,在汉代丝绸之路开通后,至迟在隋唐时期,便通过丝绸之路,经由今伊拉克、伊朗、阿富汗等地区传入中国新疆,后经契丹从回纥引种,金国又从契丹引种,随后传入中原地区,至元朝被大规模引种和种植。明清时期,随着栽培技术的发展,西瓜的种植已经遍及全国。[1]在清宫档案中,常常出现有关西瓜的记载,其在清代宫廷中的备办和应用亦颇具特色。

摘要： 五代末期到辽金时期的东北大地物产丰富,土地肥沃,这个时期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契丹及女真族也因其丰厚的物产而得以发展壮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东北地区的契丹及女真族因在此地长期生活,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民族文化。关于辽金时期东北地区契丹及女真族的饮食、生活文化,一直都是有关专家、学者热衷的项目,因为辽金时期东北地区地理位置独特,其风俗习惯具有代表性,该地区的契丹及女真族的饮食文化也十分有特色,不论是民族还是气候和地域,都从多角度展现了该地区辽金时期契丹及女真族文化的不断交流、融合以及认同,这对相关学者了解和认识辽金时期东北地区契丹及女真族的社会形态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要： 契丹人有着特殊的空间方位观念,似乎与现代地理学的空间方位观念逆时针相差90度。从新的角度对《辽史》有关横帐、奇首可汗故壤、辽朝五京等进行考察,发现契丹的空间方位观念与一般不同,且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动态演变的过程,辽朝五京名称的变化或为其具体体现之一。另外,通过考辨相关文献记载,我们认为契丹始祖奇首可汗是历史人物,《契丹国志》所载“三个可汗”传说中“廼呵”的形象可能源自奇首可汗。

摘要： “塘泺”是北宋时期横亘在河北路宋辽边境线南侧的湖泊群,东西长达二百余公里。宋太宗时期,连结河北路塘泺于一体,作为“水长城”以防御契丹骑兵南侵,是为人工天险。以河北路塘泺作为防御工事,至迟在太平兴国六年(981)已经实行,并非由何承矩于端拱元年(988)提出。塘泺防御工事兴起于太宗时期,至真宗、仁宗两朝,发展最为完备,此后由于承平日久,逐渐荒废。河北路塘泺的修建,有效抵御了契丹南侵,是我国古代国防工程上的伟大创举。

摘要： 笔者将对辽亡以后到达斡尔民族出现的历史空白期，击鞠演变成贝阔的历史原因进行考察分析以并对达斡尔族出现后贝阔的发展演变等方面问题进行全面考述。通过这一思路的研究，旨在理清契丹击鞠演变成达斡尔贝阔的历史原因以及贝阔在达斡尔族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通过达斡尔贝阔与契丹击鞠的渊源关系来考证“达斡尔族是契丹后裔”这一观点。达斡尔族“贝阔”起源于契丹的“击鞠”，并对击鞠演变成贝阔的原因及达斡尔贝阔演变等问题进行历史考察。主要结论：契丹是达斡尔族的先人，契丹人受到当时唐宋时期步打球、步击的启发以及北迁避难所处的特殊环境是达斡尔贝阔形成的主要原因；贝阔产生以来就成为达斡尔族最普及最流行的传统体育项目，并作为达斡尔族文化的象征符号，为现代曲棍球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摘要： 文史两界之学者,对其多有论评。然细读相关之论著,却可发现余靖之事迹,尤其是出使契丹与蕃语诗致祸之史实,尚须再作考辨,而其蕃语诗致祸之潜在背景,即与当时宋朝和契丹交往问题之关系,亦未见论及。本文从余靖出使契丹与蕃语诗致祸这一问题入手,辨析事实,并从宋与契丹交往之角度考察其蕃语诗致祸发生之背景,敬祈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