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
辽朝的相关文献在1979年到2022年内共计712篇,主要集中在中国史、社会科学丛书、文集、连续性出版物、中国文学
等领域,其中期刊论文643篇、会议论文1篇、专利文献68篇;相关期刊254种,包括内蒙古社会科学、社会科学辑刊、学习与探索等;
相关会议1种,包括第三届中国民族史研究生论坛等;辽朝的相关文献由663位作者贡献,包括陈俊达、张国庆、李月新等。
辽朝
-研究学者
- 陈俊达
- 张国庆
- 李月新
- 肖爱民
- 何天明
- 徐立
- 李斌
- 杨中海
- 高福顺
- 张志勇
- 丁大志
- 樊振宏
- 陈如山
- 孙国军
- 田广林
- 任爱君
- 孟古托力
- 尤李
- 景爱
- 杨福瑞
- 任崇岳
- 包华广
- 孟广耀
- 张宏利
- 李星
- 杨军
- 邢忠利
- 鞠贺
- 刘浦江
- 李锡厚
- 杨世彝
- 武玉环
- 王凯
- 王德忠
- 王欣欣
- 贾凌云
- 陶玉坤
- 黄凤岐
- 刘刚
- 刘璐
- 刘肃勇
- 卢修龙
- 吴凤霞
- 孙伟祥
- 宋德金
- 尹俊辉
- 康建国
- 张国庆1
- 张宏
- 李勇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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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凤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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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辽朝是契丹族在我国北部地区建立的王朝(公元九○七年至一一二五年)。根据对契丹文字的解读,其中期称“契丹·辽”的双国号,晚期称“辽·契丹”的双国号。西辽称国号为“哈喇契丹”即“辽·契丹”的双国号,是对辽朝法统的继承。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是辽朝的中心地带,这里有辽朝首都上京和中京以及辽祖陵、辽庆陵和辽怀陵。各旗县有大量的辽代遗迹和墓群,出土了许多汉字和契丹大字与契丹小字的碑刻。为了宣传和弘扬辽契丹的历史和文化,赤峰市新建了契丹辽博物馆。为了开馆进行展览,该博物馆向我借了两百多件辽金碑刻拓本,并斥资出版《刘凤翥李春敏收藏辽金碑刻拓本集》,让我为该书写篇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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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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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辽朝作为多民族政权,面对纷杂的民族关系,为了巩固王朝根基,推动民族融合,文化交融成为一种趋势。诗歌作为汉文化中一种抒情言志的文学体裁,用高度凝练概括的语言,生动形象地表达作者丰富情感,集中反映当代社会生活。作为统治者的辽帝王对诗歌的使用,推动了辽代文化上民族的交融发展。民族文化融合在辽帝王诗中主要体现在辽代诗歌特色和思想观念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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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文君;
向燕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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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与唐、五代的严格区分不同,除去特殊时期的“南面行营”,“行军”与“行营”的含义在辽朝已基本无别,皆指出征的军队。辽朝行军的兵员主要包括宫帐、部族、京州、属国四个系统,禁军、群牧兵等专支军队作为补充。行军的编制以各系统征发的某部、某帐、某军等为基本军事单位。基本编制之上分为中军、左翼军1右翼军,分别由行军统帅、副帅、都监统领。行军统帅拥有行军最高指挥权,与副帅和都监共同组成行军指挥体系,并受后两者制约。战时行军统帅需不定期向朝廷汇报战况。在军情紧急或战场偏远的情况下,行军统帅才会被授予全部军权,是为“便宜从(行)事”。辽朝行军体制的发展与演变,与其军事制度、政治制度的发展密不可分,体现了辽朝统治者不断完善国家管理、力图将草原与农耕制度交融互通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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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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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辽朝政府的官方赙赠自太祖初年即已开始施行,作为政府重要的抚恤政策,体现了国家的制度关怀。在吸收中原制度文化的基础上,辽代的官赙在对象、内容等方面都形成了相应的制度。其中以金银钱币、牲畜马具以及木制小帐、帷幔、网络、面具等葬具为主的赙赠内容,集中体现了辽朝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契丹民族特色,同时也反映了契丹统治者在官赙制度运行中根据自身特点进行改造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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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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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菩萨信仰在辽朝极为流行。尽管八大菩萨的形象经常组合出现,但在辽朝的菩萨信仰体系中,以观音、弥勒、普贤、文殊和地藏五位菩萨为主。诸菩萨信仰的流行程度,与其本身的宗教意涵、佛教信徒的精神追求以及部分佛教经典的流布情况关系密切。而由于密教兴盛,辽朝菩萨信仰还体现出明显的密教化倾向。菩萨信仰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辽朝佛教义学的发展,并在信徒间形成了践行“菩萨道”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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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达;
孙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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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首次将十至十三世纪东亚国际体系的特点总结为“封贡—认同体系”,指出册封、朝贡、认同三要素不仅界定国际体系中的成员资格,维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且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册封要素中内臣化官衔由辽朝册封高丽的六个方面(阶、官、勋、爵、食邑、功臣号)减少为金朝的四个方面(阶、勋、爵、食邑),同时金朝对高丽国王仅有初封,而无加册,体现出“中国”与“外国”“内臣”与“外臣”的区别意识不断清晰。朝贡要素上,高丽与辽金之间不仅有着翔实完备的朝贡制度,且高丽严格予以执行,使得“制度化的朝贡”在十至十三世纪的东亚北部得以成为可能。认同要素方面,高丽对中国北方边疆民族及其政权的认同最迟在显宗二十二年(1031)发生转变。在此之前,高丽以中原(汉族)政权为“正统”,此后高丽以辽金两朝为“正统”。此为显宗二十一年(1030)高丽遣使北宋贡方物后“绝不通中国者四十三年”在心态上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靖宗四年(1038)制度化封贡体系得以确立的心理认同基础。东亚制度化的封贡体系,“中国”与“外国”“内”与“外”的区分,朝鲜半岛政权对中国北方边疆民族建立的王朝由“禽兽”到“正统”观念的转变,皆可追溯至十至十三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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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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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辽朝通过廉政监察制度的建立,维护了国家机制的正常、良性运转。辽朝的廉政检查制度的研究是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已经取得了一批优秀成果,大体是围绕辽朝中央监察机构、地方监察机构和监察官员等问题展开研究。但在辽朝廉政监察制度的动态研究、辽朝监察官员群体研究上,体现出了薄弱性。综合多种学科研究方法和多重视角细化对辽朝廉政监察的研究,并将其与辽朝多民族政权的稳固相结合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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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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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辽朝在其西南边境配置以“威塞州城”“金肃州城”“唐隆镇城”为代表的重要城镇及其他城邑。其所构建“障塞”或“边城”防御工程自然分布于上述城镇所在地带。金肃州城即今达拉特旗南缘康家渠村古城,唐隆镇城即今准格尔旗南部纳林河古城,威塞州城即今包头市九原区的敖陶窑古城。据此推论,辽朝“障塞”延伸于今准格尔旗纳林河古城西侧、今达拉特旗康家渠古城南侧的东胜梁高地,并向西北延伸,随着辽夏边界的弯曲而转向北方,抵达与今包头市九原区的敖陶窑古城相望的黄河南侧终止。在达拉特旗南部与东胜区接壤的地带新发现一道古代长城遗迹,应该就是辽朝新建的“障塞”;而从南自今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镇纳林塔村、北达今达拉特旗白泥井镇敖包梁村的古长城遗迹,应是辽朝在战国秦长城基础上予以修复而利用的“障塞”局部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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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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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南北分治”是辽代政治结构的重要创举,统治者根据各地区和部族发展的不同程度,借鉴和吸收中原先进的组织和管理模式,结合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开创出了“以国制待国人,以汉制待汉人”的特色国家管理制度。辽朝在不同区域内,不同民族间建立了不同的司法管理制度,设立了不同的司法管理机构,采取了不同的刑罚处罚方法。本文从“南北分制”的角度入手,通过研究辽朝南北司法管理体制的发展和变化,了解契丹法制的发展历程,从而找到辽朝能够维系二百余年封建统治的司法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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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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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宋辽时期,辽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是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由于辽天祚帝是位亡国之君,自然要享受传统史学家们给亡国之君的准备好的一套评价,于是,辽天祚帝在后世的史书之中,必须并且只能是以残暴不仁、昏庸无能的形象出现。不过,从辽天祚帝在辽朝被女真族攻灭之前组建的两支奇葩军队来看,这位皇帝最起码颇有些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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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伟祥
- 《第三届中国民族史研究生论坛》
|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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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辽朝京城体系是辽朝特有的"二元体制"的产物,包括皇帝捺钵时的行宫与几个相继建立的京城.其发展基本上经历了三个阶段,较为稳定的体系至兴宗时最终确立.通过对辽朝京城体系演变过程简单探讨,可以看出,辽朝的京城体制与其他制度一样,经历了一个由草创到稳定的发展变化过程。首先,辽朝的京城体系是辽朝二元体制的产物,明显地保留了本民族的特色。辽朝能够出现这种京城和行宫共存的京城体系实际上是契丹人坚持捺钵文化的产物。其次,结合辽朝京城体系发展过程,京城体系的确立并不是偶然出现的,是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而出现的。辽朝京城体系似乎不应完全说成是引用唐朝或者渤海多都制的产物。当然,也不能否认辽朝可能无形之中对相近的唐朝与渤海政权的京城制度进行借鉴。笔者认为,辽代五京制与唐、渤海五京制的关系应当从辽朝京城体系与唐、渤海政权京城制度共同巩固统治的目的角度来分析,两者在这一方面的目的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