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

摘要： 五代宋朝时期的“六谷”,是泛指石羊河水系众多的河流谷地,构成了凉州地区的绿洲地带。这里民族众多,成分复杂,诸多民族与吐蕃高度融合,西凉府吐蕃是以六谷蕃部为中心组成的凉州吐蕃政权。历经形成、兴盛、衰弱的发展阶段,实行部族兵制,具有世袭首领与册封官爵并存的双重政治特色。这是西北地区形成的第一个吐蕃部落联盟,维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发展了凉州地区的社会经济,成为西夏、宋朝的物资基地,对于西北地区的历史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与作用。

摘要： 自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始,唐朝逐渐放弃对吐蕃的攻势战略,转而在边境屯驻军队防守。鉴于此前唐蕃双方的交战场所主要集中于陇右地区,唐朝起初设军驻防的区域亦在陇右,为保障边军粮饷的供应,在此地大力发展屯田。突厥第二汗国建立后,河西面临着突厥与吐蕃联兵进犯的威胁,加之防御力量薄弱,顿时岌岌可危,在河西之地增设军队已势在必行,屯田积谷随即展开。由于当时吐蕃政局一度动荡不安,对外攻略势头放缓,陇右地区的边防压力相对减轻;河西却面临二蕃联合寇扰的风险,为满足当地军队的粮饷需求,唐廷将河西地区的屯田作为重中之重,河西屯田由是大兴。

摘要： 学术界对于敦煌文献ITJ.0570中关于“Chibs-sde-bzhi”的阐释存在分歧,有学者解读为“四骑队”,也有学者认为“马场四部落”。据吐蕃时期的军事律法和编制、传统教法史等的记载,“Chibs”一词最早指赞普及尚论等上层人物所属乘骑,可见所谓“Chibs-sde-bzhi”为吐蕃时期叶茹“十大东岱”所属“西部护卫东岱”下的护卫兵马四队,应在“Rtsang-gling-kar-tshal”一带,现今为后藏南木林县邬郁地方。

摘要： 对“吐蕃”读音学界长期争论不休,亟须统一认识,而统一认识亟须商榷明理。《“吐蕃”读音之辨》一文认为“吐蕃”读吐bō的观点失之偏颇,值得商榷:藏族自称bod因而就遵循名从主人原则将吐蕃注音为吐bō,看似合理,然而阐释还不足以让人完全相信;所谓藏族自称bod乃至农业活动的bod都与汉文“吐蕃”读音无关;所谓诸学者从汉语音韵角度论述的“吐bō”论多主观臆测并不成立,相关论述也难免偏颇;将“吐bō”论与“吐fan”论两相比较、辩证分析,也不能说“吐蕃”就读吐bō。所谓“吐bō读音更符合当地人的拼读与语言习惯”的说法本质是一种求“好”的主观倾向而非历史唯物的求“真”精神。实际上时至今日,有关古藏族bod部“吐蕃”的语源问题学界还没完全解决。

摘要： 本文主要针对吐蕃时期金银器纹饰中的鸟形象进行讨论研究,把金银器上的鸟纹分为三大类,一是人头鸟身纹——神鸟纹;二是凤鸟、交颈立鸟——瑞鸟纹;三是鸭纹、鸳鸯纹——禽鸟纹。把吐蕃金银器上的鸟纹与唐代中亚等地的鸟纹进行对比,以探求出图像的本质和特征,同时就这三种纹样的文明起源、演变发展和象征意义进行论述和推理,进一步探讨其存在的艺术交流与祥瑞文化形态,从而找出此纹样在吐蕃发展过程中融合本土文化产生的新变化。

摘要： 铸造于吐蕃时期的叶尔巴钟上的藏文铭文,经研究发现是佛经《圣普贤行愿品》中的四句经文,即“愿持诸佛微妙法,光显一切菩提行,究竟清净普贤道,尽未来劫常修习”,而悉昙文铭文则为五方佛种子字和《缘起心咒》,其中《缘起心咒》与后期藏文转写有细微差别,故列出3种《缘起心咒》供参考。

摘要： 英藏敦煌藏文康寄满书写《阿弥陀经》(IOL,ch.ii.3,瓦雷·普散ValleéPoussin编号为C130,新编号为IOL,Tib J 1410)的跋文书写于张氏归义军时期,具体时间在858年或870年,反映了张氏归义军政权与当时漠北黠戛斯政权的关系,与之相关的英藏千佛洞(IOL,ch),73,iv,14(125,68卷,29号)号文书(新编号为IOL Tib J 134)书写时间则为862年,其中出现的黠戛斯人来自漠北地区。

摘要： 河湟诗不仅反映了唐王朝和吐蕃交好时的“舅甥”关系,也记录了为利益而产生的战争与矛盾。通过对近六百余首的河湟诗分析,探究诗歌中蕴含的大一统思想和对和平的向往。

摘要： 随着2002年8月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海西州民族博物馆工作人员对德令哈市郭里木乡的两座古墓进行的清理和发掘,墓葬中的棺板画迅速进入大众视野并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和热议。目前至少可能有3具棺木中的棺板画可供研究,学者罗世平、许新国、林梅村和霍巍等人从服装、器物、习俗等视角挖掘出很多具有学术价值的线索。结合学者们的见解对郭里木棺板画1号棺A板中的人物、动物、场景等图像进行探析,试图挖掘其背后蕴藏的风土人情及文化内涵。

摘要： 贞观十二年松州之战的爆发与唐蕃间的边界问题密切相关。从新出《拓拔驮布墓志》可知,贞观七年时,吐蕃势力已经发展到了唐蕃交界附近,双方在党项问题上已经出现了对立的趋势。吐蕃在贞观八年首次遣使唐朝,是为了解决党项问题,与吐谷浑问题无关。贞观九年,唐朝击败吐谷浑后,唐朝与吐蕃在吐谷浑问题上又产生了矛盾。松州之战的爆发是唐蕃在党项、吐谷浑问题上谈判破裂的结果。松州之战后,唐蕃达成了新的边界划分协议,吐蕃退出吐谷浑、白兰之地,党项部落则分属唐蕃双方,文成公主的远嫁就是协议达成的标志。

摘要： 和亲是一种重要的政治策略,历代中原王朝在不同时期都曾经采用过.唐与南诏及与吐蕃形成了唐代重要的"三国"关系,具体到唐与南诏以及唐与吐蕃的和亲中，将之与前述这些和亲相比，唐与吐蕃的第一次和亲历史作用非常明显，效果非常好；唐与吐蕃的第二次和亲历史作用不明显，效果也不好，不过它至少起到了唐与吐蕃之间和亲政策的延续，是唐与吐蕃外交延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唐与南诏的和亲，是唐利用这一政策达到某一具体目的权宜之计，基本没有长远的考虑两者之间的长久利益，因此在和亲的过程中坎坷曲折，和亲的结局也不甚了了，其实是一场有名无实的和亲。

摘要： 本文所说的藏族原始宗教，是指佛教传入西藏之前固有的一种宗教，是一种万物有灵的信仰。调查研究证明，藏族原始宗教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变，但是并没有随着藏族社会的发展而完全消逝。直到近代，藏族聚居区还保留着比较多的原始宗教的“沉积物”—故人们常常称之为宗教学、藏学方面的“活的化石”。本文介绍了四川藏族聚居区原始宗教的遗存以及就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中有关藏族原始宗教的记载，来说明敦煌文化之贡献。

摘要： 吐蕃起源于公元前后，最初是分散在青藏高原各地的原始农、牧业部落；大约从公元600年左右开始，高原诸部落中最强盛的雅砻部落渐次兼并了其他各部落，统一了青藏高原；此后不久，吐蕃在民族英雄松赞干布的统领和治理下，平定内乱，安抚周边四境，创造文字，制定法律典章，引进佛教，通好天竺，特别是与唐朝和亲，结甥舅之好，学习唐的先进文化，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由藏族先民所建立的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从公元7世纪下半叶开始，处于奴隶制上升时期的吐蕃王朝，发动了对周边各国的掠夺战争，占领了唐朝及西域各国的大片领土。在其最强盛的公元8、9世纪的百余年间，其统治了中国西南、西北以及中亚的广大地区。当时地处中西交通要道上的重镇敦煌，也在吐蕃管辖和治理的范围之内，并且雄居东西方之中部，与吐蕃首府拉萨南北相望。敦煌的吐蕃历史文化遗迹，反映的是吐蕃历史上最发达、最先进的文化。所以，敦煌在吐蕃历史文化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起过重要的作用，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敦煌曾经一度成为吐蕃的文化中心。

摘要： 752年(唐天宝十一年),南诏与吐蕃公开结成战略联盟,在西南地区共同对付唐,阁罗凤被吐蕃册封为"赞普钟",并以此年为南诏"赞普钟元年".几十年后,794年(唐贞元十年),西南地区形势出现根本变化,异牟寻亲率南诏军队破吐蕃于神川,夺取滇西北地区铁桥等十六城,降其众十余万,并遣使赴唐献捷.从天宝十一年到贞元十年，南诏与吐蕃结成的战略联盟仅维持了四十余年，双方最终兵戎相见，南诏转而与唐恢复关系。南诏与吐蕃结成联盟后，双方相互支持，协同作战，曾使唐在南线十分被动，但也存在一些矛盾。究竟有哪些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又为何激化，双方为什么反目成仇，这是南诏与吐蕃关系史中的重大问题，需要深人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