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

摘要： 历史上南诏在统一六诏、不断扩张领土和势力的过程中,以兼收并蓄的态度,一方面主动接受大唐王朝的扶持和帮助,积极吸收儒家思想的精华;另一方面积极接纳佛教文化中对自己统治有用的内容,与本土原始宗教融合,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步确立起“以儒治国为主,以佛治心为辅”的政治策略。

摘要： 2021年10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在云南昆明召开,会议以“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主题,通过了《昆明宣言》。2022年上半年,将召开第二阶段会议。此次大会将会对全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产生深远影响,与此同时,生物多样性理念的普及,以及在各学科领域的拓展、延伸,也启发了地方文献研究的新模式。唐朝樊绰所撰的《云南志》全面展现了唐代云南地区丰富的植物、动物、矿产资源和民族文化,是研究云南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文献。本文以《云南志》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云南管内物产”一章,综合运用档案文献编纂学理论方法,梳理评述唐代云南地区的生物多样性资源。

摘要： 《南诏德化碑》作为研究唐、南诏、土蕃之间关系的重要碑刻资料,其价值不言而喻。本文根据碑文的相关记载并结合史籍资料,分析南诏立碑目的,结合南诏在“背唐投蕃”事件中所获得的丰厚利益,以及“天宝战争”对于南诏的积极影响,解释“投蕃”目的合理性。从南诏发展角度推断发动天宝战争的可能原因,从天宝战争及其后续结果出发,寻找更加合乎逻辑的事件目的,还原更有可能的“背唐”原因。

摘要： 在不断与中原文化的交往、交流和融合中,谱牒文化对南诏大理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南诏大理国时期谱牒文化零星文献记述的考释和研究,可为南诏大理国吸收大量中原文化提供实证,也可凸显少数民族家谱文化对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意义。

摘要： 南诏是唐朝时期西南边疆地区的地方政权,其数次迁都最终定都于羊苴咩城。其文化、制度、建筑“本唐风化”,修筑羊苴咩城时充分运用了“易学”思想与唐朝的建筑风格,建筑方正、对称,后来又受佛教的影响,增添了许多佛教特色。其利用苍山洱海的有利地形,以及龙首、龙尾两座雄关,庇佑了南诏及其后继者大理终唐宋两朝五百余年的安宁,是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向中原王朝学习并受益的典范,是边疆与内地交流交往交融的一种体现。

摘要： “永昌哀牢文化”是以濮—越文化特别是汉文化为核心的多元文化集合。异牟寻时代南诏统治者的族源认同向唐廷昭示和承诺了自身的多重历史文化角色:永昌哀牢文化的认同者、悦纳者和传承者;区域内多元文化的感知者和协调者;本真哀牢文化的反思者、地方多元文化引领者、主流汉文化的悦纳者和关系协调者。上述族源认同内涵的成功传递对于唐与南诏之后恢复同盟关系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摘要： 《舊唐書·楊國忠傳》云“南蠻質子閤羅鳳亡歸不獲”。本文考證認爲閤羅鳳似未入唐爲質子,其子鳳伽異雖在入唐時間上符合史書記載,但又非亡歸。此外,相關史料表明閤羅鳳在位期間或曾改革南詔的繼承制。

摘要： 大理历史文化名城喜洲历史文化街区是河蛮故地、南诏故都,历史文化悠久,是大理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方传统风貌特征保存最完整的街区。喜洲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白族历史文化古镇,是云南最早发展经济文化、文明历史最长的古镇。西汉时的楪榆国,设治所于此;唐代南诏的“十睑”之一,亦曾在此建都,史称“史城”“大厘城”和“史赕”;公元937年,段思平建大理国,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明清之季.

摘要： 龙尾古城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龙尾古城又称“龙尾关”,是南诏国初期唐开元27年(公元739年)修建的关隘,是南诏都城的南大门。历经1283年仍保持着完整的古城格局和生活活力。龙尾古城的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调查统计共有68个项目资源,其中文物有国家级1项、省级1项、州级2项、市级3项。历史建筑集中成片,古城中传统建筑占比达到80%以上。

摘要： 在藩镇体制下的中晚唐时期,西南边镇在唐朝与南诏的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西南诸边镇拥有一定的人事、行政、财税和军事的自主权,节度使往往拥有调动这些资源的能力。这些边镇为唐朝维护西南边疆的稳定提供了绝大多数的资源。同时,在对西南藩镇进行有效控制的前提下,中央的决策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藩镇体制对唐朝西南边疆经略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藩镇体制在西南边疆的运作大体是有效率的,且有效保证了唐朝西南边疆的稳定。另一方面,唐朝中央与其地方藩镇之间的博弈加剧了唐西南边疆的复杂性,也影响了其经略西南边疆的效果。

摘要： 南诏、大理国是唐宋时期，在西南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地方民族政权，其在西南特别是云南历史上是一个承先启后的时期，不但是中国西南边疆的重要时期，也是云南历史的重要时期，对中国西南边疆的稳固，作出了重要贡献，基本奠定了中国西南边疆的基础，对该地区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对于唐宋王朝，南诏、大理国始终在起着“桥头堡”的地位和作用，南诏、大理国也自觉不自觉地扮演着“桥头堡”的重要角色。“桥头堡战略”是推进我国向西南开放、实现睦邻友好的战略需要，也是云南推进“兴边富民”工程、实现边疆少数民族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现实需要，对促进云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有必要对南诏、大理国历史进行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

摘要： 和亲是一种重要的政治策略,历代中原王朝在不同时期都曾经采用过.唐与南诏及与吐蕃形成了唐代重要的"三国"关系,具体到唐与南诏以及唐与吐蕃的和亲中，将之与前述这些和亲相比，唐与吐蕃的第一次和亲历史作用非常明显，效果非常好；唐与吐蕃的第二次和亲历史作用不明显，效果也不好，不过它至少起到了唐与吐蕃之间和亲政策的延续，是唐与吐蕃外交延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唐与南诏的和亲，是唐利用这一政策达到某一具体目的权宜之计，基本没有长远的考虑两者之间的长久利益，因此在和亲的过程中坎坷曲折，和亲的结局也不甚了了，其实是一场有名无实的和亲。

摘要： 张虔陀事件是唐代云南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之一。史家与研究者们多认为是张虔陀激化了矛盾，使这一影响唐与南诏关系的事件发生。根据《南诏德化碑》的记载，可知吐蕃与这一事件实际有关。分析当时的形势及相关材料，可以认为是南诏与吐蕃关系的加强导致了这一事件的发生。

摘要： 752年(唐天宝十一年),南诏与吐蕃公开结成战略联盟,在西南地区共同对付唐,阁罗凤被吐蕃册封为"赞普钟",并以此年为南诏"赞普钟元年".几十年后,794年(唐贞元十年),西南地区形势出现根本变化,异牟寻亲率南诏军队破吐蕃于神川,夺取滇西北地区铁桥等十六城,降其众十余万,并遣使赴唐献捷.从天宝十一年到贞元十年，南诏与吐蕃结成的战略联盟仅维持了四十余年，双方最终兵戎相见，南诏转而与唐恢复关系。南诏与吐蕃结成联盟后，双方相互支持，协同作战，曾使唐在南线十分被动，但也存在一些矛盾。究竟有哪些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又为何激化，双方为什么反目成仇，这是南诏与吐蕃关系史中的重大问题，需要深人探讨。

摘要： 西南地区彝族的两次迁徙都是从“五尺道”一线出进的。“五尺道”经汉、唐及其以后的扩修“西南夷道”、“石门道”，该路已延伸到印度、缅甸以至中亚等处，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南方丝绸之路”。从“五尺道”到“南方丝绸之路”，疏通了历史上中原与云南边疆的经济、文化交流的阻隔，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谐。

摘要： 唐代，南诏与安南交州港之间开辟了两条具有重要军事战略意义和商贸经济作用的充分利用红河航道的著名交通道路，即南诏通安南步头路和安南通南诏的通海城路。两路均利用了红河水道航行，但受红河流域地理环境的约束和红河航道通航条件的限制，两条道路的差异在于对红河航道的利用程度不同：南诏通安南步头路是从南诏王城羊苴咩(今大理古城)陆路行至步头(今元江)下水船行直达安南，利用红河水道西顺流行船约1 000公里。安南通南诏路的通海城路是从安南前往南诏，首先通过红河航道船行500公里左右至贾勇步(今河口)上岸，再由陆路经通海城转道南诏王城羊苴咩(今大理古城)。唐代南诏与安南间交通利用红河水道的两条道路，说明在一千三百多年前，云南人民与越南人民已经对红河的地理环境和航运条件有了深入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创造性地开辟了两条最能充分利用红河航运功能的交通道路，使地处内陆的南诏政权能够利用交州港作为自己最便捷的出海港口，密切了南诏与安南问的经济文化交往，也扩大了这一时期云南与海外各国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