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
高级搜索  >
历史搜索 清空历史
首页>中文会议>其他>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
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

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08
  • 召开地：敦煌
  • 出版时间： 2008-08

主办单位：敦煌研究院

会议文集：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会议论文

热门论文

全部论文

全选（0）
  • 摘要：法成是中唐吐蕃统治时期和晚唐归义军初期活动于河西敦煌一带的著名僧人，法成的生平事迹，敦煌写本p.4640《吴和尚赞》、P.4660《译经三藏吴和尚邈真赞》、P.2913《译经三藏吴和尚邈真赞》有记，对此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极其丰富。是本文对吐蕃名僧译经三藏法师法成在敦煌的功德窟，莫高窟第161窟神秘的窟主，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一尝试性推论。
  • 摘要：佛教是从吐蕃时期开始传入西藏的，但与各种藏文史籍中对吐蕃佛教的大量记载相比，可确定为吐蕃时期的佛教遗存却不多，涉及密教的尤其珍稀。随着近年来吐蕃古藏文密教文献研究的深入，以及西藏东部(含青海、四川藏族聚居区)、敦煌的大日如来及八大菩萨图像资料的调查、公布，吐蕃时期密教的传播和大日如来信仰的流行已经逐渐成为共识，佛、莲、金三佛部的思想也已经在吐蕃时期图像中得到体现。然而，密教金刚乘在吐蕃的传播情况仍然非常不清晰，金刚界五佛图像在目前所见吐蕃时期遗存中也少有实物。五佛部族体系是否已传人吐蕃，目前尚没有充分、确凿的图像依据，多数学者仍认为五佛部族思想是在后弘期初期才传人西藏的。五佛五智是密教金刚乘的根本哲学思想，并构成了金刚乘的基本结构体系;从神佛系统来说，五方佛或日五智如来的最终形成也标志着完备丰富的佛教神系的建立和系统化。对吐蕃时期五方佛思想、图像的传播及相关历史背景予以梳理，不论在藏传佛教密教的宗教哲学、神佛体系以及其图像表现上，还是对于汉藏佛教之间的关系，无疑都十分关键。
  • 摘要：敦煌文献I.O.755、P.1247、P.1252三个写卷被学术界公认为用藏文字母转写的象雄语文献，由英国古文字学家托马斯(1867-1956)于1926年、1933年先后两次，附加一篇短文后刊布，后来又经他的学生汤普森用拉丁字母转写刊布在《泰东》杂志上，共124行。托马斯师生都认为它是用藏文字母转写的象雄语医学文献，但当时他们未能作进一步解读。2006年我和刘英华先生在《西藏研究》上发表了一篇短文，题目是《象雄语医学文献I.O.755 试析》(《西藏研究》2006年.第1期)，文中对该文献做了一些初步探讨。
  • 摘要：本文所说的藏族原始宗教，是指佛教传入西藏之前固有的一种宗教，是一种万物有灵的信仰。调查研究证明，藏族原始宗教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变，但是并没有随着藏族社会的发展而完全消逝。直到近代，藏族聚居区还保留着比较多的原始宗教的“沉积物”—故人们常常称之为宗教学、藏学方面的“活的化石”。本文介绍了四川藏族聚居区原始宗教的遗存以及就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中有关藏族原始宗教的记载，来说明敦煌文化之贡献。
  • 摘要：唐朝安史之乱爆发后，镇守河西、陇右和西域的唐军东调，吐蕃乘势而入，开始了对包括敦煌地区在内的河西、陇右和关内道西部在内的几十年的政治统治。吐蕃的介入，与当地的主体民族汉族和主导文化汉文化发生接触，产生交流，推动了汉蕃文化之互动。学术界对吐蕃在敦煌的统治研究得比较多，但对汉蕃文化互动则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在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汉蕃文化互动情况进行系统地整理归纳，以期对此问题有更深入的研究。
  • 摘要：后弘期藏文史家业已完成了对吐蕃王朝建立者松赞干布的重新塑造，在他们的笔下，松赞干布是吐蕃王朝时期无所不能并建立起一切美好制度的“法王”，显然的事实是：人们依照这类史书已经很难恢复松赞干布的原型，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同时，学术界通过后弘期的佛教及苯教文献记载，对吐蕃历史，特别是松赞干布时期的重要史实提出新的诠释，从而否认了松赞干布的首创之功。但是，使用后弘期史料是我们研究吐蕃历史不得已而为之，要珍惜也要慎重，尽管其中保留下不少属于吐蕃时代、十分珍贵的资料。我们认为，对于研究吐蕃历史，特别是松赞干布时期历史来说，《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无疑是除了金石碑刻之外最为极为重要的藏文史料。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汉文和其他藏文资料，对文献记载中的松赞干布生平事迹再做论述。
  • 摘要：吐蕃时期随着佛教的传播，因果报应、生命轮回等佛教的基本思想，也逐渐深入吐蕃社会。随之吐蕃的丧葬习俗中，也出现了佛教的超度仪式，吐蕃固有的丧葬习俗遭到了佛教文化的冲击，吐蕃的丧葬文化呈现多元趋势。这种丧葬文化的变化，也是吐蕃时代文化发展变化的重要内容。法藏敦煌藏文文献P.T.37号卷子，共有七个部分组成，本文对其各部分的内容分别加以解读，以求对吐蕃时期的佛教丧葬文化有所了解。
  • 摘要：从整个唐代敦煌佛教发展来看，由吐蕃统治的中唐时期是别具特色与价值的；自从20世纪初开启了藏经洞之后，敦煌的汉文与藏文文献打开了研究者与世人的眼界，引发国际敦煌学界的研究热潮，对敦煌吐蕃时期的研究成果堪称丰硕。本文选择莫高窟第360和361两个相邻洞窟为例，透过图像结构的比对，一方面能看到敦煌吐蕃时期的创意，另一方面也为晚唐敦煌灿烂的图像生命力寻得来源。
  • 摘要：P.t.1044号藏文卷子原藏于敦煌莫高窟17窟，现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该写卷首尾皆残缺，残存69行，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1～59行，在约有数行宽的空白后，有10行文字，但因右半部分缺损，无法连读。有关专家推测它的年代在8～9世纪之际。1983年，罗秉芬先生译本和王尧、陈践先生译本先后发表，同年，藏文原文和汉译文注释也正式出版，此后还有蒙文译本出版。这两个汉译本都是直译的，理解上没有什么问题。这份卷子与P.t.127号都是藏医火灸疗法专论，并被认定为现存最早的火灸疗法专论。因而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有关论文和评介文章发表了多篇。本文要讨论的是P. t.1044号中的部分内容，即第52～59行，这是完整无缺、相对独立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明确说明了它来源于印度。其次是它提到了“人神(brla)”的概念，提出了外治疗效与时间(季节)联系的观点，显示火灸疗法已经从经验积累逐步上升到理论。
  •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历来对“嗢末”藏文对音的研究，得出“嗢末”应是vog ma的译音，为了证明此观点，汇集敦煌古藏文中有关吐蕃各阶层相对应的名称。
  • 摘要：嗢末是晚唐五代时期吐蕃河陇奴部的自称.《新唐书·吐蕃传》云:“浑末，亦日喂末，吐蕃奴部也，虏法，出师必发豪室，皆以奴从，平居散处耕牧。及恐热乱，无所归，共相啸合数千人，以咀末自号，居甘、肃、瓜、沙、河、渭、眠、廓、迭、宕间，其近蕃牙者最勇而马尤良云。”《资治通鉴》卷250云:“是岁(862年)，嗢末始人贡，嗢末，吐蕃之奴号也。吐蕃每发兵，其富室多以奴从，往往一家至数十人·一及论恐热作乱，奴多无主，遂相纠合为部落，散在甘、肃、瓜、沙、河、渭、峨、廓、迭、宕之间，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本文介绍了学界对“嗢末”一词含义的研究情况和嗢末的含义。
  •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礼仪问答写卷》与“善净人道十六法”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内容的比较研究，得出《礼仪问答写卷》融合“十善法”形成“善净人道十六法”。
  • 摘要：吐蕃是一个信仰佛教的民族，吐蕃赞普崇尚佛教，吐蕃统治敦煌期间，佛教活动得以继续发展。开窟造像、建寺度僧均有相当规模。抄经是此时兴佛的重要举措之一，经生成为一种有保障的职业，受寺院或指定部落的供养。S.5824《经坊供菜关系牒》：“先子年已前蕃僧五人长对写经廿五人，僧五人一年合准方印得菜一十七驮行人部落供。写经廿五人一年准方印得菜八十五驮丝绵部落供。”经生受供奉的数量似与部落大小，还和民族有关。蕃僧5人由行人部落供给，写经人25人由丝棉部落供给。本文拟从写经人题记、代表性佛经的翻译抄写等两方面来分析吐蕃时期敦煌写经状况。本文拟从写经人题记、代表性佛经的翻译抄写等两方面来分析吐蕃时期敦煌写经状况。
  • 摘要：8世纪中叶的敦煌(时称沙州)，是一个各种宗教集之所，除儒、释、道之外，景教、祆教、摩尼教等都十分流行，敦煌人把自己的家乡称为“善国神乡”，宗教祭祀活动频繁而隆盛。佛教在民间广泛信仰的基础上，在崇佛的世家大族的倡导下，持续发展。佛寺比前代增多，开窟造像频仍。大量宫廷写经不断从长安、洛阳传人，不少高僧从内地前来弘法，使这座著名的佛教城市继续受到内地佛教文化的影响。东来弘道和西行求法来回路经敦煌僧人的增多，使敦煌得以不断汲取西域、印度佛教文化的营养。由此，敦煌的佛教和石窟艺术发展到了全盛时期。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佛教名城，敦煌当时的宗教地位深深地吸引了吐蕃统治者，激起了吐蕃朝野对敦煌狂热的宗教热情。安史之乱成为唐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为了平息叛乱，唐军东撤，吐蕃趁机向西推进。广德二年(764年)，吐蕃攻占河西重镇、河西节度使治所凉州;攻陷凉州后，吐蕃以凉州为据点，一路西进，于永泰二年(766年)，又连克甘、肃州，大历十一年(776年)，吐蕃攻陷瓜州，并于当年八、九月间包围了沙州城。赤松德赞亲临前线，为了和平占领沙州这一善国神乡，遂定下了围而不攻的方略。为了促其早日投诚，吐蕃于建中四年(783年)放还前期掳撩的沙州周边地区的守军和僧尼(可能包括莫高窟等地的僧尼在内).终于在吐蕃的军事威摄和攻心政策感化下，沙州军民以“毋徙佗境”为条件，出降吐蕃。占领沙州后，吐蕃统治者立即在沙州实施了强有力的兴佛举措，开窟造像，建寺度僧，抄写佛经，在不到70年的时间里，使沙州成为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善乡佛国。佛教势力的迅速膨胀，促进了写经事业的兴旺发达。本文将就吐蕃在沙州的佛经抄写中的报废页作一概括介绍，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 摘要：建中二年(781年)至大中二年(848年)，是吐蕃统治沙州时期。此时，正值崇奉佛教的赤松德赞和赤祖德赞在位执政，两位法王热衷佛法，积极兴建寺院、开凿石窟，剃度僧尼，敦煌佛教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赤祖德赞时，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抄写佛经，写经事业在敦煌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写经的对象主要是汉蕃《无量寿宗要经》和《大般若经》。《无量寿宗要经》在敦煌写了数千部，而一部六百卷的《大般若经》抄写了数遍。要完成如此大规模的抄经事业，在抄经人员编制、监督体制、后勤保障等方面必需有一套完整、系统、持续和缜密的制度。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抄经制度做一尝试性的探讨。
  • 摘要：摩诃衍与吐蕃僧诤786年，吐蕃占领敦煌，吐蕃赞普邀请摩诃衍人藏传播汉地禅宗。摩诃衍所宣扬的汉地禅宗摈弃了印度佛教艰深的佛教义理和繁琐的修行仪规，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简单易行的禅修方式，适应了吐蕃普通民众了解与修习禅法的愿望。因而，其入藏不久便有不少信徒追随其后，而原来在藏地盛行的印度佛教反而势力日衰。本文介绍了靡诃衍禅法为敦煌佛教注入新的元素和活力以及摩诃衍在藏地的影响和藏族禅思想与摩诃衍禅法的关系。
  • 摘要：中国与印度(包括印占克什米尔)有着漫长的陆地边境线，其中在喜马拉雅山西段地区一般习惯称为中印边境西线(或西段)。古格王国以佛教作为其立国之本，在其境内广建寺院、石窟寺和佛塔等各种佛教建筑，从而遗留下来大量的佛教考古遗迹和遗物，近年来中国学者在对西藏阿里地区象泉河流域所开展的考古调查当中，不断取得新的发现。但是，由于中印边境地区长期以来处于非常状态，在上述调查中由于各种原因，在上述地区所开展的考古工作均受到限制。2007年，在西藏自治区文物、旅游部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阿里军分区的大力支持下，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组成调查小组，终于得以深人到这一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本文将概要介绍这些新发现的资料，并对其中一些相关问题提出初步的认识。
  • 摘要：莫高窟第361窟建于吐蕃统治敦煌后期，以密教思想统摄全窟，是中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洞窟之一。在这一洞窟中，《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忽略了一种重要图像，即窟顶井心凹进部分每壁分别绘有一天王并二菩萨，书中还提到西壁兔内屏风画的内容有待考证。这两处图像的解读对本窟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 摘要：2006年西藏山南地区措美县当许镇附近信教群众重新维修一座破旧的佛塔——噶塘蚌巴奇时，发现塔中内存有大量的古文书残卷，时当地群众和督导维修工程的县民宗局领导及时采取了一些初步的保护措施。《当许出土吐蕃笨教文书合编》一书的出版对我国藏学界意义不凡。笨教文书的出版必将进一步推动吐蕃史和笨教的研究工作。
  • 摘要：“古拉(sku bla)”，吐蕃文献中出现较多的神祗之一。通过文献记载不难看出，“古拉”信仰在吐蕃社会影响重大。就研究状况而言，学术界对其名称及其性质仍存在歧义。本文拟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吐蕃时期的“古拉”信仰进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 摘要：吐蕃起源于公元前后，最初是分散在青藏高原各地的原始农、牧业部落；大约从公元600年左右开始，高原诸部落中最强盛的雅砻部落渐次兼并了其他各部落，统一了青藏高原；此后不久，吐蕃在民族英雄松赞干布的统领和治理下，平定内乱，安抚周边四境，创造文字，制定法律典章，引进佛教，通好天竺，特别是与唐朝和亲，结甥舅之好，学习唐的先进文化，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由藏族先民所建立的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从公元7世纪下半叶开始，处于奴隶制上升时期的吐蕃王朝，发动了对周边各国的掠夺战争，占领了唐朝及西域各国的大片领土。在其最强盛的公元8、9世纪的百余年间，其统治了中国西南、西北以及中亚的广大地区。当时地处中西交通要道上的重镇敦煌，也在吐蕃管辖和治理的范围之内，并且雄居东西方之中部，与吐蕃首府拉萨南北相望。敦煌的吐蕃历史文化遗迹，反映的是吐蕃历史上最发达、最先进的文化。所以，敦煌在吐蕃历史文化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起过重要的作用，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敦煌曾经一度成为吐蕃的文化中心。
  • 摘要：洞窟基本情况莫高窟第75窟是盛唐时期初建后来重修过的一个洞窟，开凿于莫高窟中部一层，平面方形窟。根据《敦煌石窟内容总录》的记载，该窟时代为盛唐(晚唐重修)；形制为覆斗形顶，西壁开一佛龛。本文就洞窟基本情况、藏文题记、供养人身份关系以及重修问题进行了介绍。
  • 摘要：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先通过对《阴处士碑》碑文进行研究，分析阴氏家族在吐蕃占领敦煌前后的不同表现，以此来管窥敦煌的世家大族在敦煌面临巨大的政治变革面前所作出的反应.同时对阴嘉政所开凿第231窟西壁完内顶部四坡所绘的瑞像图与东壁门上的阴伯伦夫妇供养像的对应关系进行分析，并进一步对阴嘉政绘制父母供养人画像于东壁门上的佛教目的进行探究。
  • 摘要：在敦煌令人眼花缭乱的492个窟洞繁复慑人的壁画与尊像之中，其实直接体现佛教“空”的含义:在不同的缘起之下，会表现不同的果相。于看似不同外貌的果相背后，总有导致其表显的原因;其因果关系或许极其隐晦，但也必然有迹可寻。如史先生言，禅宗顿教在敦煌地区导致金刚经变的兴废，此概念可令人们开始绘制金刚经变;后来又因同一概念而使金刚经变销声匿迹。毕竟，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这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然是“现象”或者“事故”，端视描述者的立场而言:符合描述者的期望者为现象，不符合者即成为事故.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所以载舟未必是好事，覆舟也难说一定是坏事。唐前期的敦煌，因对禅宗顿教的了解，始绘金刚经变;然而到了唐末，或许对于此概念已内化，了解“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因而不再图绘此经文。而导致概念内化的原因，或许是外族吐蕃的统治，也许是唯识思想的影响，尚需更深入研究。本文试着要以莫高窟217窟的“金刚经变”为例，透过图像与敦煌文献的结合，指出一条研究盛唐时期的线素，让状极混乱的中唐敦煌壁画得以抽丝剥茧，理出一缕头绪。
  • 摘要：现代藏语书面语的语法，尤其是其中不自由虚词的用法，仍然基本上遵循着著作年代最早的藏文经典文法《三十颂》的规则，在近千年间并不紧随口语的变化而改变。但在一千年前的吐蕃藏文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语法在不断演变的一些情况，突出的表现在不自由虚词的用法上。可能当时的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尚密切，不像现在这样脱节，口语的变化能及时反映到书面语上，形成了不同时代的写卷在文法上的不同差异。本文内容是通过对敦煌几份有关吐蕃历史写卷文法的分析，探讨吐蕃时期藏文不自由虚词的演变，并兼议与此有关的藏文文法《三十颂》的写作年代问题。
  • 摘要：敦煌在吐蕃占领时期敦煌寺院籍账等文书中家具的资料较多，尤其南方输入的漆器不论数量，还是种类为数不少。而介于家具边缘的较小的日常生活木质用品器皿种类也很丰富，其种类有盆、盘、碗、樏、杯、碟等，数量颇多，据此也可看到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河西地区小器皿包括漆器类用品的交流情况和使用概况。唐代中原乃至西蜀和江南地区的漆器制造，经常不断地通过丝绸之路输送到河西包括敦煌和西域地区，并影响当地的漆器等器皿的制作技艺、审美观等诸多方面。
  • 摘要：自1900年敦煌莫高窟的古藏文写卷发现已过去了100多年。由于该写卷对研究藏族古代社会、历史、民族、宗教、民俗、文学、语言、文字等方面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多年来吸引了国内外从事藏学研究的专家学者。20世纪40年代，法国学者巴考(J.Bacot)、杜散(Ch.Toussaint)和英国学者托马斯(F.W.Thomas)分别用法语和英语对敦煌卷子进行了分段译注，并于1940-1946年在巴黎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relatifs a L’historire du Tibet)。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王静如教授于1957年开始直接从法文释译巴考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并由常凤玄先生协助译为藏文。此版本使读者对吐蕃历史文书有了较全面的认识。此后，王尧、陈践先生于1992年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黄布凡、马德先生于2000年出版了《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甘肃教育出版杜)。本文意在针对英国黎吉生对敦煌残片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对比王、黄以及黎吉生等三个不同的版本，对黎吉生敦煌残片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 摘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自居易所作的《缚戎人》一诗，是他众多作品中最辉煌的篇章之一，国内已经有不少独具慧眼的学者从各个角度入手，对这一不可忽视的优秀作品进行了精辟的研究。清末民初人杨钟曦先生《雪桥诗话》、近人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已经进行了精深的研究。2001年，赵其钧先生《试为自居易<缚戎人>一辩—兼谈陈寅恪先生对该诗的看法》一文，就对元稹、白居易同题之作《缚戎人》加以辨析，提出了一个与陈寅恪先生不同的看法。陈寅恪先生认为，“乐天贞元既未尝在西北边陲，自无新所见闻”，因而不能“超越微之之范围而别有增创”。而赵其钧先生认为诗歌是文学艺术，允许虚构，未必都要“亲所文见”，所以从叙史的艺术性审美性角度综合考虑，则自居易诗显而易见超越元稹诗。陈寅恪、赵其钧看法的差异实际上是文、史学者从不同的学科研究本位出发，得出的见仁见智的结论，应该说都是有道理的。陈寅格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的《缚戎人》一篇中，以史学巨家的眼光，抉掷幽隐，逐一笺证，精到地为学界展现了《缚戎人》这首诗。本文根据陈寅格先生的考证，着重从白居易《缚戎人》的写作背景、全诗的缺憾、具有的时代意义等几个方面人手，略作阐述.
  • 摘要：关于敦煌藏文禅宗文献的研究，早先就被拉露、戴密微、杜齐、石泰安等欧洲学者所关注①，之后，在日本以上山大峻为首的几位日本学者积极探研，在20世纪70年代形成了一股研究热潮，发表了数十篇突破性的很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使我们更为深入地认识和了解了有关中国禅宗与西藏佛教间交往关系的具体内容和历史状况。本文对这几位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一简要评述，并进一步探讨有关敦煌藏文禅宗文献研究的方法和意义。
  • 摘要：2008年8月1日至6日，敦煌研究院在敦煌莫高窟举办了“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这是敦煌历史上，也是藏族历史上，更是国际学术界第一次以敦煌吐蕃文化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甘肃、青海、西藏、四川、湖北、江苏、台湾等地的20多家敦煌学、藏学、民族学、考古学、佛学等专门研究机构的近60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会议收到论文50多篇，其中绝大多数论文在大会中都有宣读。这些论文集中展示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国敦煌学、藏学、民族学、考古学、佛学界老中青三代专家学者对敦煌吐蕃文化的丰硕研究成果，是一次学术的盛宴。作为敦煌吐蕃文化的专题研讨会，会议分别从敦煌与藏族早期历史及原始宗教、敦煌与吐蕃历史、敦煌吐蕃石窟和藏地佛教艺术与考古、敦煌吐蕃文献、敦煌吐蕃文化综合研究等五个方面作了深入的讨论，解决或初步解决了敦煌学、藏学、民族学、语言学、佛学等相关学科领域内一系列重要而有意义的问题，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同时在一些领域有了重大发现和突破。

客服邮箱：kefu@zhangqiaokeyan.com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29741号 ICP备案号：京ICP备15016152号-6 六维联合信息科技 (北京) 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 客服微信

  • 服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