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道昆

摘要： 明代士人的隐逸思想经历了“以道自高”“抱道以隐”“市隐”“有所挟而隐”“通隐”等不同阶段,内涵复杂,意蕴丰厚。作为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的重要人物,汪道昆的隐逸思想呈现出较为丰富的面相。一方面,他继承发展了徽商的“贾隐”思想,倡导“宁以贾隐禅,毋以禅隐贾”,依托商贾丰厚的物质条件选择自己想要的隐逸生活;另一方面,他主张“隐不违俗,贞不绝俗”,强调隐逸生活并不是选择与世隔绝,而是贵在“适”,选择在世俗生活中吟咏情性、感悟生活、体悟人生。庄子是汪道昆隐逸思想的源头,汪道昆在庄子隐逸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环中隐”理念。大量的“沧洲”“衡门”“鸱夷”等隐逸意象是汪道昆隐逸思想的具象呈现。

摘要： 伴随着徽商的崛起和七子派文学思想的传入,长期闭塞保守的徽州区域于嘉靖、万历、崇祯朝掀起三次文学复古浪潮.它们虽是席卷全国、浩荡持久的前后七子派和复社、几社文学复古运动的余响和尾声,徽州文人却能借势发力,在修正完善复古理论、扩大复古影响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也迎来本土文学的盛世.由于主将汪道昆离世和政局恶化,盛行百年的明代徽州文学复古思潮于万历后期逐渐衰微,骨干成员思想转向呈多元化态势.明代徽州文学复古思潮的盛衰消长鲜明地折射出时代文艺思潮的演变与转向轨迹,在区域文化史和明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摘要： 明代中后期歙县西溪南曲水园为当时徽州地区的著名园林,但目前对此园的研究尚少.本文以汪道昆《曲水园记》为引,结合相关历史资料,考证曲水园的建置时间、位置与布局,园林变迁以及相关人物的园林活动,并作出曲水园的概念示意平面图,有利于了解明代中期徽州地区的造园方式和特点以及之后的园林变迁历史.

摘要： 明代大学者徽州名人汪道昆撰写的《陈令君霖雨碑记》原碑已在歙县新南街五梯阶梯上、乌聊山(长青山)脚下的民舍前被发现,实为幸事,但至今没有得到妥善保护,又是—件憾事。这块功德碑寄托了歙县人对知县陈九官为民祭神祈雨和申请灾年减免田赋税额、平抑米价的缅怀之情,值得留存。

摘要： 彭好古,字伯籛,湖广麻城人,明万历十四年(1586)任歙县知县。治安不遗余力,征收禁革加派。十五年,徽州发生自然灾害,十六年、十七年接连无收成,邻省皆荒,无米可杲,彭好古良法苦心,竭力赈饥,百姓全活者无数。乡士大夫敬服其才干,请汪道昆为撰德政碑,并在歙县迎恩门内与知县郑舜臣合建两贤祠以为纪念。彭好古治盗贼以峻法。孔子云:“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韩非子亦云: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

摘要： 明汪道昆"良贾何负闳儒"一语,被许多学者引为明清商人社会地位提高与士商融合的关键证据,汪道昆也因此被视为"商人阶层的代言人"、"徽商的代言人".然考诸汪道昆本意及传统文献的表达习惯,"良贾何负闳儒"并非是说商人社会地位不比士人低,而是商人在躬行"儒行"方面做得不一定比士人差之意,类似"贾名儒行"之说.所谓"儒行",是指符合儒家理想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的行为,并非指像士人一样从事某些具体行为.在明清及以前的文献中,不仅有"贾(商)名儒行",也有"仆名儒行"、"医名儒行"、"吏名儒行"、"佛(释)名儒行"、"道(老)名儒行"等说法.因此,对"良贾何负闳儒"之本义不宜作过度解读,也不宜据此对明清商人社会地位提高与士商融合之程度作过高判断,明清传统"四民社会"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摘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潘志义等人提出《金瓶梅》作者为徽州人汪道昆的观点.但这些持《金瓶梅》作者汪道昆说的学者们,在相关的论证过程中却多有失误——历史上徽州并未改称"兰陵",汪道昆并未参与编纂《水浒传》,《金瓶梅》中的徽州方言与习俗的论据也不充分.在尚无新材料发现之前,目前的研究很难证明《金瓶梅》诞生自徽州,更不能证明《金瓶梅》的作者就是徽州人汪道昆.文章认为,学者在进行相关研究的时候,应避免先入为主,避免被地方主义情绪所影响.

摘要： 明代中叶以降,三教之说,是诸多文人学士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对待三教的态度,往往标志着自身的文学主张及阵营.作为隆、万文坛的领军人物,汪道昆的人生阅历、社会地位,以及出儒入佛的思想转变,使他成为明代中后期三教论的标杆人物.“函三为一”的大道思想,“三和不偏”的实践方法,建构了汪道昆晚年精神世界的三教论,他的诸多诗文创作及社会活动,大都立足于此.

摘要： 吴晗在论证《金瓶梅》作者不是王世贞的同时,并没有指出《金瓶梅》的作者是明代徽州人汪道昆,后来《金瓶梅》作者"汪道昆说"的持有者们,误以为吴晗最早提出了《金瓶梅》作者是汪道昆的观点.另外,《金瓶梅》中所述的枇杷、雪梨、鲥鱼等物产不惟徽州所独有,《金瓶梅》中的"看桌席"也并非徽州所特有的饮食习俗,因而都不能证明《金瓶梅》作者出自徽州,也就不能作为《金瓶梅》作者"汪道昆说"的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