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

摘要： 作家的书信、日记是作家自我创作的一部分,也是解读作家思想和创作的重要一手史料。《春秋逝去的贤者:夏衍书信》与《岁月如水流去:夏衍日记》,均为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夏衍自述文字”丛书,书信、日记尽管纸短,但体现出夏衍的创作思想及其处世态度。本文从夏衍写给友人的多封信件出发,结合相关史料,对信件中提到的史实略作钩沉与释读,勾勒出夏衍作为一位向往和平、关心文化事业发展、致力文化传播的智者形象。

摘要： 广州时期的夏衍有不少作品处于散佚状态,《在轰炸中生活》就是其一。此作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夏衍研究资料已有提及,但始终未见披露,呈现一种由"隐现"而"消失"的状态,且相关记载也值得辨析。此作初刊1938年6月29日上海《导报》第一版,后载1938年7月7日成都《新新新闻每旬增刊》创刊号,是夏衍又一篇描写广州大轰炸的力作,堪称夏衍名作《广州在轰炸中》的姊妹篇。《在轰炸中生活》表达更为曲折、细腻而又不乏机智与幽默,包含更多夏衍对自己及同人"在轰炸中生活"的个人化记录和书写,也更见理性深度与反思力度,具有重要文学价值,也是研究广州大轰炸的重要史料。

摘要： 《救亡日报》是抗战时期在党的领导下、由夏衍任总编辑的国统区统一战线报纸。在夏衍的努力下,《救亡日报》在培养青年记者方面发挥两大作用:一是在报社内部培养出独当一面的“救亡军”,如高灏、高汾等知名记者;二是将社会青年培养成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青年记者,为党的新闻事业提供了战时新闻力量,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储备了新闻人才。

摘要： 《上海屋檐下》(导演金山,设计陆阳春)是著名剧作家夏衍先生1937年创作的一部三幕话剧,该剧通过描写抗日战争前夕一群生活在上海弄堂中的小人物的悲惨遭遇和他们的喜怒哀乐,揭露了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现实,暗示出雷雨将至的前景,力图“让当时的观众听到些将要到来的时代的脚步声音”。①这是夏衍第一部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创作的剧本,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期三次被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简称“青艺”)搬上舞台,虽然每次演出都受到非艺术因素的干扰,有着不同的政治氛围,但始终恪守着导演金山和设计者陆阳春的现实主义风格,舞台美术遵循写实的手法,理性地、幻觉地、再现地创造了戏剧演出的外部形象,是话剧写实主义舞台美术的典范之作。

摘要： 《上海屋檐下》是夏衍创作的经典话剧,作者运用了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该作品通过描写一群生活在上海弄堂石库门中的小人物的悲惨遭遇,切实地反映出时局的动荡、政府的黑暗以及社会底层小市民不堪折磨、艰难求生的生活窘况,力图使观众“听到些将要到来的时代的脚步声”。

摘要： 夏衍创作《包身工》的时候,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当中,为了反映当时基层工人的生活,夏衍亲自到当时的东洋纱场进行采访调查,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夏衍所写的包身工所在的工厂,是日本资本家在中国开设的、具有高度侵略性和剥夺性的工厂。相对于普通的工人而言,包身工最大的特点就是缺乏人身自由,而由于长期缺乏人身自由,包身工对自己的人格也逐渐忽视,个人尊严的缺失,又反过来让他们在工作当中更多的缺乏自主性。这样的一个群体对于今天的学生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在当时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摘要： 在抗战时期,夏衍自觉担任文化战士,创作了大量与抗战有关的戏剧。后人对其抗战戏剧的研究也紧紧围绕“抗战”这个主题,但细读文本会发现,夏衍在其中也涉及对恋爱、婚姻及家庭关系的思考。本文试图从情爱叙事的角度去探讨夏衍抗战戏剧中所存在的几种情爱类型,并揭示其背后所蕴藏的深层内涵。

摘要： 夏衍漫漫风雨人生路,与传记有着不解之缘。他与现代传记的关系,涉及自传、他传、传记电影等范畴。他留下了诸多传记佳作,有自传、话剧、电影剧本、散文等形式,也为他人传记电影剧本提出具体修改意见,而两部传记电影《武训传》《鲁迅传》的创作与命运也实在关系着夏衍的人生起落沉浮。于此,可见传记对当代中国文艺、社会发展的影响力。

摘要： 夏衍在1933中国电影年里向电影界贡献了《狂流》《脂粉市场》《前程》《春蚕》《上海二十四小时》《时代的儿女》6部风格各异、内涵深刻的左翼电影.在选题方面,夏衍着重选取了具有鲜明政治功利意识的暴露性题材,此外,夏衍对于妇女解放运动给予了关注,提出"现代妇女解放运动,与整个社会问题之解决有同一之命运".夏衍将茅盾的同名小说《春蚕》改编成电影与观众见面,实现了电影与新文学之间的第一次合作.

摘要： 杭州市夏衍小学是国内唯一一所以“夏衍”命名的公办小学。它的前身是创办于光绪三十四年五月(1908年)的机业第三初等小学堂,是一所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学校。学校以蕴含夏公精神的“种子文化”为引领,以“孜孜不倦、生生不息”为校训,以“让每一粒种子都能蓬勃生长”为办学目标,凸显“书香养性、翰墨怡情、礼乐修身”的办学特色。

摘要： 作为中国著名文学家、报人，夏衍抗战期间长期奔波在上海、广州、桂林、香港等地，以《救亡日报》《华商报》《新华日报》为阵地，从事团结抗战、反对日军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工作。夏衍在此期间，曾两次路经广州湾，并撰有《广州湾通讯》一文，在广州湾名人史上留下了浓烈的一笔。在他的笔下，广州湾既是抗战期间中国联系海外的重要物资、人员的交通枢纽，也是畸形“繁荣”的法国租借地，这提示需要客观看待广州湾历史的多样性。另外，也要客观对待名人史，不可一味夸大名人对于广州湾的意义，如误认夏衍曾在广州湾逗留两月，并推行“小先生教学法”，强调为广州湾、湛江历史添光。夏衍与广州湾的交集不是偶然的，它反映出当时广州湾独特的历史特点:抗战“第三号孤岛”的法国租借地、优越便利的地理位置。这些独特因素共同塑造了一个多样的广州湾，也使得这个偏居中国大陆南端的法国租借地第一次进入到夏衍等名人视野之内。

摘要： 1935年,在时局与"赛金花热"的影响下,夏衍创作了剧本《赛金花》.剧本搬上舞台后,商业宣传与商业运作使剧作演出大受欢迎,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改造了剧本,使舞台表演与剧作文本之间出现疏离.由于剧作的讽喻性质,《赛金花》终遭国民党当局禁演.中共建政以后，夏衍的《赛金花》进入了一种新的“政治语境”。这一时期对《赛金花》的评判，经历了从五十年代的肯定为主到文革时期的批判为主的转变。对《赛金花》的评判，像一面棱镜，折射出时人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和政治观念。而在文革的语境下，因政治斗争的需要，为了批判“国防文学”，《赛金花》被树立为“国防文学”的黑标本而遭受批判。诸多莫须有的罪名被强加在《赛金花》之上，使《赛金花》最终沦为政治宰制的对象。商业性的明暗宣传为剧作招徕了众多观众，但是商业宣传也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作者的创作意图，造成夏衍本意突出的“讽喻”在后来的宣传中几无体现。为了演出时更吸引观众，剧本在搬上舞台前经过了改编，这种改编同样受商业利益的驱动。由此可见，商业运作对《赛金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商业运作使得更多的读者观众看到《赛金花》，扩大了剧作的影响，引起了社会轰动；另一方面商业运作冲淡了作者的“讽喻”主题，舞台表演与剧作文本之间产生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