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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四地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发表会暨山东大学“海右”博士生论坛

两岸四地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发表会暨山东大学“海右”博士生论坛

  • 召开年：2013
  • 召开地：济南
  • 出版时间： 2013-10-11

主办单位：;山东大学;;

会议文集：两岸四地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发表会暨山东大学“海右”博士生论坛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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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本文拟论述康德黎在香港居住的短短数年内,在香港华人西医书院的创立、急救事业、公共卫生、疾病防疫、乃至其它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贡献,以简述其对香港近现代历史进程的悄然而深远的影响.在繁重的医学和卫生活动外，康德黎服务大众的关怀并未只停留在专业的范围内。他留意到在香港商行工作的土生澳葡小职员在现代奴隶制雇用条件下的艰难处境，对此十分同情，公开呼吁英国要人要有人道主义精神。而他也以惊人的精力从事其它社会文娱活动，他甚至还建立了辩论协会、文学协会和科学协会等社团组织，甚至提出妇女也应加入此类社团活动（这在当时的是极具争议性的）。但其中最突出的活动则是促成了香港第一个面向公众开放的公共图书馆于的成立。这个图书馆源于康德黎1893年创办的珍本协会(Rare BookAssociation)，一个集研究文学、科学和辩论于一体的全新社团。在协会的开幕之夜，他首次提出创办公共图书馆的计划，并很快在大会堂举办了一次图书展览，展览上人们打扮得像本书，以激发大众的兴趣。之后几年间，他一直致力于书籍的募捐和图书馆的筹备工作。1896年，图书馆在康德黎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正式免费向公众开放，其时藏书有二千册，其中多数由英国运来。康德黎却因积劳成疾，无法出席开幕典礼。现在香港的公共图书馆体系亦自此发展而来。
  • 摘要：近代上海租界是世界各国人士、经商者聚集之地.因此,上海租界之巡捕房成立初期,基本上是沿着主要马路开辟形成,也形成主权控制的范围.由于小刀会及太平天国之乱后加剧了上海租界在交通安全、社会秩序、环境卫生等方面在管理上的复杂性,而上海租界设置工部局后,针对上海租界发生的各项问题而建置了巡捕房组织,透过巡捕房组织的运作及法律条例的执行,使得上海租界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得到有效的治理,使得清末民初在筹建警察制度及相关的典章制度有所遵循依归,对中国而言影响甚剧.
  • 摘要：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天津自此成为开埠口岸.作为英殖民主义者最喜爱的运动之——赛马,在英租界里流行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赛马在地化的运营模式,客观上呈现出中西文化多层面融合之情态.天津的赛马活动历经娱乐、民族主义、赌博、慈善等几个历史节点,最终被赋予了现代性的表征.正是源于移民与商业两大社会文化群体的历史性建构，使得由英人倡议的赛马开始在津城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并且不断地被融入民族主义、赌博、慈善等新的时代因素，最终被赋予了城市现代性的表征。这种华丽转身的背后是中西文化之间的深度接触与融合，终而达到一种集传统与现代于一身的城市文化标志。再如交际舞在天津的传播，也同样经历了一个中西文化调适的过程，最终被改造成适合天津本土文化的娱乐活动。在文化接触理论预设之下，赛马成为天津现代民族文明的历史记忆。正如史学家于沛所说：“民族的历史记忆是发展着的历史记忆，也是开放的历史记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族的历史记忆会有不同的内容，会不断地发展变化。”。
  • 摘要：近代澳葡城市政府制度的变革最初完成于总督与议事会的权势转移,总督获取了议事会的行政权力,议事会则一步步退缩为仅仅负责市政事务;议事会的市政职能又进一步被新成立的政府部门分化.由此拉开了澳门近代市政制度重组的序幕,澳葡政府的职能开始重视如何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澳葡总督边度至吉马良士任职期间（1837-1863年），澳门城市政府制度较之以往而言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开启了近代市政制度重组的序幕，澳葡政府的职能逐步重视如何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其后，因应城市变化的需求，陆续成立相应的城市政府新部门，城市政府制度和总督共同形塑着澳门西方城市空间的特色。
  • 摘要：近世以降,伴随济南开埠后向现代化转型,小清河作为其内河航运要道,也经历着由繁盛到势衰的改变,并俨然成为济南城市变迁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小清河对于济南开埠、社会经济和城市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小清河管理体系也走向完善和健全,使得一度衰落的小清河重焕光彩.历史证明,小清河之于近代济南城市现代化发展，其作用力是日薄西山的。“民国时期是中国运河的衰落时期”。当近代工业革命的硕果涌向中华大地，大量传统生活方式、经营模式、经济结构走向瓦解和终结，运河对于城市由传统的主流和支柱削弱为现代交运体系的附庸。一条小河的作用远不及长江那样气势磅礴、航运条件甚好的大江大河。纵然是京杭沿线的城市，如曾与苏杭齐名的临清、张秋，在近代挤压下也退缩为小城镇，更不必说一条小河。但小清河对促进一城的现代化转型而言，这种努力和余热是足够了的，即便有铁路争利，京杭沿线重镇济宁在民国时期与“济南和徐州的争夺中，始终保持鲁西南贸易和工商中心的地位”。当然，在近代化驱动中，当政者倘若适当发挥主政作用，将运河纳入城市规划和发展，那么对于运河的长远持续和历史沿承是别有价值的。
  • 摘要：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开启了山东新政历程,其后的历任山东巡抚在袁世凯的影响下,继续推行新政,山东成为全国新政的模范省.新政带来山东社会生态的变化,省会济南表现尤为显著,城市社会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和民众心理在20世纪初历任山东巡抚的新政政策的驱动下发生了明显变化.进入20世纪，清末新政如火如荼在整个华夏大地展开，世纪之交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紧抓时代脉搏，响应清政府号召，在山东开展新政，以图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富强。其后的历任山东巡抚秉承袁世凯新政愿望，在20世纪头十年中，山东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政，一直处在传统中的山东顿时有了新气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行下效，当局施政方针策略的变化也会引起民众态度行为的变化，社会民众心理也随之变化，广而言之属于城市社会文化生态领域，此种社会民众心理的变化对社会生态的变化也有重要作用，社会民众心态会影响社会变革，社会变革发展只有在普通民众间形成共识，才会取得巨大成效。同时，社会民众心理的变化也是社会生态变化的重要体现。20世纪初济南社会民众对外国人态度的转变就是很好的说明。省会济南作为曾经保守的城市，20世纪初，政治生态环境由保守变为开放，外国人成为山东新政的参与者，社会各阶层的地位作用发生重大变化，新兴阶层开始参政议政；商会的成立，经济现代化发展迅速，城市自然面貌焕然一新；新式教育的建立推广，新闻报刊的发展，城市文化生态随之而动，这一切引领济南城市社会生态变迁之风潮，20世纪初济南城市社会生态在历住山东巡抚的新政影响下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 摘要：袁世凯在传统观念之背景成长，在民国初年在实行共和与否抉择上分道扬摭。辛亥革命后，中国成为军阀天下，加之列强利益瓜分，日本对华野心，以及自晚清以来各种国内问题，其由来并非一朝一夕。若把当时局势单纯归疚袁世凯，无助深入了解历史现象，以及背后脉络。袁称帝行为背后，亦代表当时部份人对共和投以怀疑目光，仍然怀念帝制，把共和视之为帝制变体。这不只是牵涉参与复辟运动者，更广泛相关带有旧观念之人，即是其思想并未因民国成立而建立新式价值观，仍然保持帝制观念，却生活在共和体制内的民众。袁在历史上之罪在不赦，只在他宣誓做了中华民国的总统以后，依然要掉头来做皇帝这一点。袁世凯籍其深厚军事及政治实力，成为民初无冕之君。他对共和政体有太多不了解，在二次革命过后，更深觉共和制不适于中国。袁正式就任总统后，内阁如走马灯般不断变换，议会毫无政治作用而沦为争执场所，政权力不断受到各方势力左右，总统制从西方传入前无先例，一切有如邯郸学步。民国成立并未为中国带来富强，反而较清代更混乱贫弱，整个中国四分五裂，地方各自为政，无论政治、文化、社会均失去重心较摇晃不定，总统地位虽高却未能如皇帝般能直接行使权力，袁终试囹借皇帝之名，以求建立一核心以重新治理中国。由始至终，共和只是一种达成目的之手段，袁从未想过成立中国华盛顿，只有皇帝制度才合符中国需要，君之思想体系仍为其主要脉络。从袁接受帝位的一天起，中国就处于总统与皇帝并存，但既非中华民国又非中华帝国的混乱时期。这种情况早在清末民初时期就出现，只是当时君以总统之名冠于中华民国再加之中国。国家观念对袁世凯而言，是新生事物，国家是个人之扩充，仍建基于少数之上。作为生活在时代之中的人而言，必然受到个人所接触的事物所影响。所以袁称帝是旧时代执政者必经之路，在此之前朝代更替莫不如此。争权、借钱、扩军为实行理想的手段。故以今日价值观出发，袁世凯无国家概念，然而在当时已有始步认知，并以一已之力，为国家而献身。
  • 摘要：1912年11月初,江西都督李烈钧拘捕南浔铁路公司协理兼南昌商务总会协理罗朗山,由此引发了一场风潮.为营救罗朗山、反对李烈钧在江西的统治,江西商界和士绅联合了起来.共和党籍江西省参议员郭同等借罗案在临时参议院中咨请查办李烈钧,又使地方矛盾与国会党争纠合起来,同时党争中又出现了议员根据需要随意解释约法等现象.在司法机关无罪释放罗朗山、审判徐秀钧,参议院否决李烈钧违法案后,地方矛盾及围绕该案而起的党争得到暂时解决,罗案风潮也逐渐平息.罗案风潮不仅展现了民初地方社会中的官绅、官商矛盾与国会党争之纠合,也反映了民初国会党争中法治精神的缺失.
  • 摘要：党员队伍是政党的重要构成要素,是由千千万万的党员组成,因此,党员是政党最基本的构成细胞,党员质量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党力量.国民党在统治大陆时期,数量庞大,但也存在较多的问题.作为国民党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蒋介石多次在演讲中指出国民党党员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设措施,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互的政党建设观.同时,蒋介石还在实践中开办党政训练班,贯彻其党员队伍建设观.但是,蒋介石所崇尚的建设措施大都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自身修身养性的经验,并不能适应现代政党的发展;而且建设措施大都针对党员本身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国民党的体制及组织方面的问题,建设措施治标不治本;加之长年的战乱环境,使得蒋介石党员队伍建设的目标并未达到.
  • 摘要：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正是宁粤对峙时期.国难当头,迫使双方"和"解.军政最高领袖蒋介石责无旁贷的肩负起调节内外危机的重责,却也陷入了内外交迫的窘境,对外无力抵御日军的入侵,饱受强敌的凌辱和吃尽国联疲软的苦头;对内欲借外侮求团结而不得,反将政府陷于混乱不堪的境地,心灰意冷被迫第二次下野.内外交困之际,蒋并未得到京中干部的有力支持和理解,青年学生的盲动亦令蒋失望不已.这段极为苦痛的经历令蒋更彻底的反省和总结,痛下决心改革,为其规划以后的军政生涯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也算是因祸得福.历经第二次下野之后，蒋明显转变了执政方式，蒋甚至认为，不掌握核心组织，不宜掌权。此后，蒋极为推崇法西斯式的统治，钟爱俾斯麦的铁血政策，注重培养完全听命于他的干部，组设为他服务的组织，开始创建以他为中心的威权体制。蒋汲取了以往对智识界联络不够的教训，不厌其烦的与学者见面，虚心讨教，并重用钱昌照、翁文瀚、吴鼎昌等一批知识界人士，为国家的治理和建设广延人才，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从实际效果来看，也是显而易见。以1932年3月18日就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标志，蒋东山再起，从此在国民党内各派系中未遇有较大的挑战，政权日臻稳固，1938年8月当选国民党总裁，则完全确立了其在国民党内的最高统治地位。
  • 摘要：作者从广田三原则的角度来分析了30年代的日中苏关系。关东军自从伪满洲国成立以来，一直想着对苏联作战，苏联为了应付日本，也重视对外蒙古的工作，给予其经济上军事上的支援。所以在外蒙古和伪满洲国的边界上，冲突频繁发生。喀尔喀庙事件是满蒙对立的显著例子。两国不能解决这次事件，最终发展成“宗主国”也就是日苏的外交问题。日本意识到了与苏联，外蒙古纷争的威胁，这是三原则第三项的背景。因此该项要求中国，与日本一起应付苏联，外蒙古。苏联也认为日中的联盟会成为威胁，1935年10月以后，苏联大使努力不让蒋介石与日本结盟。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蒋的态度。他自从天羽声明以来，就一直想与苏联结盟。在外交部不知道的情况下，他一方面对日本让步，另一方面又对苏联表示，没有接受日本要求的意思。日本并没有读出蒋介石的意图。之后广田在1936年1月21日的声明中，表示日中交涉在顺利进行。蒋为了维持与苏联的关系，发表了否定声明。虽然，三原则交涉结束了，但“防共”从此成为了日本对中政策的基调，经常会被提出来。例如，1936年的国交调整交涉时，日本提出“防共”，由于国民党高层人士的反对，中方拒绝了。并且，抗日战争爆笈后，德陶曼工作展开时候，近卫政权对中国提出的第一条的要求也是“防共”。加之，1940年日本政府和汪精卫的中华民国政府之间，缔结了“日华基本条约”，其中有明确的条文表示要共同“防共”。“防共”的概念和围绕“防共”的交涉的历史过程非常复杂，已有的研究还没有完全解释透彻。
  •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由形式上统一全国的执政党瞬又变为奉行抗战建国的革命党,处于迥异于国统区的沦陷区,只能依靠地方党部委员群体支撑着国民党党务在地方基层的发展.国民党中央机构随之撤退至武汉、重庆后的稍事稳定,即开始筹划敌后地方基层党务的发展,然而沦陷区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党务运作异常艰难.鉴于国民党在山东党务基础的薄弱,国民党中央在逮捕正法韩复榘后先后任命沈鸿烈、范予遂、何思源为省党部主任委员,并组成12人左右的党部委员群体.这一群体在国民党中央的派任与管理下,蛰伏于山东敌后发展党务,领导抗战建国工作,为敌后抗日御侮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尽管山东省党部委员群体在抗战时期得到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但因环境恶劣、派系纷争等因素的影响,于国民党党务的推进相当缓慢和无力,不仅无法抵御敌伪的进攻,就连自身的生存都难以保障.集中研讨战时山东省党部委员群体,有利于考察执政党在面临民族危机的情况下自身党务干部群体的价值认同、工作态度及其对社会进程的影响.
  • 摘要：汉奸所属的社会阶层也有各种各样的，基本上中共、国民党都采取将汉奸分为大汉奸和小汉奸的方针，尽可能对小汉奸采取宽大的态度。由“褫夺公权”的处分方法可以看出，过了一定期间，受遇处罚的汉奸也被原谅，可以说大部分被卷入日伪方面的普通人民都能回到二战后的中国社会。二战后的中国社会包含了过去被卷入过日伪方面的人，为了复兴国家而重新出发。这些处理汉奸方针的背景就是，中共、国民党基本上都认为中国人民成为汉奸的原因之中有生活环境的压力，还有这些汉奸也是日伪统治的牺牲者的想法。此外，大概两党面临这么多的“汉奸”，一律处罚他们也是非常困难的。同时，这种宽容的态度也出于两党将这些小汉奸拉进自己的阵营的方针。但实际上在运用处理汉奸的条例的过程中，有审判不公平、条文缺乏具体性等问题。作为法律规定，汉奸处理政策包括不完善的因素，运用条例时避免不了主观或运用者随意解释的余地。二战后汉奸处理政策是在这种不稳定的情况下进行的，同时可以说二战后的中国人民的命运也受到这种不稳定的社会形势的影响。
  • 摘要：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总会的设立及其组织结构、组成成员的分析中，可以清楚窥见蒋介石在1935年后为解决中国经济困境以及为抗日战争作准备时，力图动员政府与民间力量，从中央到地方推动经济建设的努力。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总会在外部组织、人事组织与事务组织的组织结构方面，皆具备科层组织的特色，可谓一种管理方式的现代化。而从成员组成中则可看出国民政府希望借着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延揽各界的专家与人才，企图构筑国民政府与社会各界的良好关系。除此之外，透过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总会一各省市分会一县支会此种事务组织结构，利用调查统计、宣传、出版期刊、审核发放预算补助地方企业等方式，除了建立起中央与地方之间经济建设的桥梁之外，亦让国家资本有机会进入地方与私人所兴办的企业，在发达国家资本、改善经济体制的同时，亦能达到经济动员以准备对日抗战的目标。
  •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广西作为西南大后方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物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统区物价变化规律和特点.因而研究广西的战时物价变化及其政策对于了解那段战火纷飞的年代是大有裨益的.战时广西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使得该地区的物价变化表现出不同的差异性.笔者试图在概述战时物价变化过程的基础上,从影响其物价变化的主要因素着手,分析政府的有关政策,评价其得失.战时物价将会上涨这是一般战争中都会出现的经济现象，政府的政策能力在于减缓这种物价变化所带给全社会的影响，或是平抑物价的上涨率，使得其在国家可承受的范围以内。纵观战时广西地方当局的经济措施，以及管制物价方面的手段，其中虽有种种原因导致其控制物价不成功。但还是表现出一个政府应有的勇气。尽管对控制物价政策方面教训惨痛，但其最后还是支撑了八年的抗战，从这一点上讲，其意义是伟大的。同时，它的某些好做法，也给今天治理物价的上涨，提供实践上的尝试和借鉴。
  • 摘要：农村复兴委员会自成立以来，据其调查及研究所得，切实向行政院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对农村经济的恢复有一定促进作用。这些农村调查，是第一次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对农村经济情况的记载，并成为国家统计工作的一部分，其数据均有一定参考价值。此外，在农村复兴委员会两年的工作中，废除苛捐杂税的成果可以说是较为显着的一项。张瑞德曾指出1930年代虽然农村所得分配极为不均，但是真实的情况可能是一部份农民的生活水平能够长期维持不变，甚至有所改善，但是也有一部份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下降的趋势，甚至在饥饿在线挣扎。而这些生活水平在饥饿线以下或者处在边缘的农民，其生活水平的好坏即是其是否成为农村叛乱或转向共产革命的主要因素，而影响其生活水平最剧的主因之一正是农村过重的苛捐杂税。因此随着农村复兴委员会所推动的包括农业技术改良、废除苛捐杂税以及改善农村金融与农产贸易等方面的努力，即使从1931年开始农村受到世界性经济萧条的影响，农民收入锐减的情形下，由于相对上某些负担的减轻，抵销了来自外部的影响，使得农村得以在某种程度上维持较为稳定的状态，而不致于更进一步地恶化。
  • 摘要：本文介绍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依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改良增产是探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农业改良中又以农业机械化发展最具代表性,通过农业机械化可以结合农业生产与工业技术,串联近代中国的两大生产部门,战前江南地区抽水机利用之推广,就是农业机械化的典型.然而战时及战后农业机械化发展甚少为人注意,以成立于战时的中国农业机械公司为线索,探讨其在战时经营状况,以及战后承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全国农机扩建事业的梗概.可以说战时受限于人力物力,中国农业机械公司的发展有限,仅在人才培育及国内外技术交流上较有成就.战后则因接收联总大量物资,包括中国当值急需的机械生产设备.通过建立分厂生产农具,普及铁工铺确保农业机具维修条件,以及农业技术人才的培训,中国农业机械公司对近代中国农业机械化的贡献,不在于质的突破,而在于量的扩张,通过机械维修利用的普及建立农业机械化的基础.
  • 摘要：1935年,在时局与"赛金花热"的影响下,夏衍创作了剧本《赛金花》.剧本搬上舞台后,商业宣传与商业运作使剧作演出大受欢迎,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改造了剧本,使舞台表演与剧作文本之间出现疏离.由于剧作的讽喻性质,《赛金花》终遭国民党当局禁演.中共建政以后，夏衍的《赛金花》进入了一种新的“政治语境”。这一时期对《赛金花》的评判，经历了从五十年代的肯定为主到文革时期的批判为主的转变。对《赛金花》的评判，像一面棱镜，折射出时人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和政治观念。而在文革的语境下，因政治斗争的需要，为了批判“国防文学”，《赛金花》被树立为“国防文学”的黑标本而遭受批判。诸多莫须有的罪名被强加在《赛金花》之上，使《赛金花》最终沦为政治宰制的对象。商业性的明暗宣传为剧作招徕了众多观众，但是商业宣传也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作者的创作意图，造成夏衍本意突出的“讽喻”在后来的宣传中几无体现。为了演出时更吸引观众，剧本在搬上舞台前经过了改编，这种改编同样受商业利益的驱动。由此可见，商业运作对《赛金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商业运作使得更多的读者观众看到《赛金花》，扩大了剧作的影响，引起了社会轰动；另一方面商业运作冲淡了作者的“讽喻”主题，舞台表演与剧作文本之间产生疏离。
  • 摘要：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浙江省记者群体的变迁。除了1927年杭州市记者公会成立以外，1930年代在绍兴、宁波（鄞县）、温州（永嘉）等商业城市也成立了记者公会。1937年杭州沦陷，记者公会停止活动，随后在金华设立了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动员记者一致合作㈤。在没被占领的绍兴、宁波、温州等地，记者公会以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各地分会的形式继续活动。省级的浙江省新闻记者公会是1945年4月才得到成立。抗战结束以后兰溪县、江山县等也成立了县级记者公会。记者公会不仅在沿海地域，而且扩大到了内地。以上浙江记者群体的变化，两个背景值得关注。一个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媒体中心的迁移，另外一个是L943年中央政府颁布的新闻记者法。以市县级、省级行政区为单位的记者群体的重组，对国民党来说意味着确立立法委员职业团体选举的基础，对于施行宪政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国共内战已经爆发，国民政府需要加紧施行宪政体制。因为选举日程紧张，所以职业团体选举的基础是不完全的、脆弱的。
  • 摘要：代笔现象对于书画艺术发展的影响决不仅仅是造成一时的商业欺骗那么简单，其真正负面效果来自于对书画家探索新领域、弥补自身不足的阻碍作用。在代笔盛行的状况下，书画家既已形成依赖习惯，因而再也不愿去寻求对自己“弱项”的新的改进，这对于形式相对抽象，对综合的艺术理解力要求颇高的中国书画来说，其负面作用是非常巨大的。除此之外，代笔现象与书画家本身繁重的工作压力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方面，已成名书画家对于代笔的需求使得他们默认了弟子对自己风格的模仿——即便他们自己也清楚这种模仿是不可能获得大成就的——因而导致模仿之风更加盛行；另一方面，在原作者这种默认甚至鼓励态度的保护下，在平时就已获得代笔资格的一些书画家相对于其他模仿者更有可能转变为作伪者，比如前文所提到疑有伪作行为的赵子云，便是吴昌硕的常用的代笔人，无论是吴不擅长的山水，还是擅长的花卉，赵子云都曾参与捉刀，而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对于书画艺术发展的影响就更大了。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书画艺术的发展而言，“无论他写的成败，作品总是要反映他的性格、学养和经历的，并间接反映时代风尚与地域影响”。作伪者本身也是其作伪行为的牺牲品，尤其是其中像碧蜂居士这样的高手。这些人的艺术造诣，本来无疑是可以在艺术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的，但由于对于利益的狂热追求却使自己的才能在无限地对他人的模仿中被磨灭。
  • 摘要：本文借用邹谠先生提出的“全能主义”概念，来描述土改中国家权力在乡村中的扩张情境。按照定义，全能主义被用来表达政治与社会关系存在的一种特定形式，即指政治权力可以随时无限制地进入与控制社会各阶层与领域。而全能主义政治是指以该原则为基础的政治社会。在土改、镇反等运动中，地主的身体被根据不同情况予以处理，如枪决，判处徒刑，管制等，乃至被吊打，这些都属于国家权力借助身体为媒介进行的权威展示，以地主身体被折磨、控制乃至消亡来彰显其所属阶级的灰飞烟灭，这实际上反映了国家权力已从抽象域如乡村政权、阶级话语等，扩张到了具体域即乡村部分成员的身体，国家权力可以任意进行支配。可见，身体在此被完全政治化了。国家权力基本达到了无限制地进入与控制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程度，这也正式宣告全能主义政治在中国尤其是乡村社会的构建，实现并超越了国民党抗战时期实施新县制“化家族为国族”的目标，实现了“化个体为整体”。
  • 摘要：本文为了解蒋中正与军中文艺工作推动的关系，从其在1950年代初期至中期的文告、演讲、著作中分析，并透过《军中文艺》月刊编辑的项目及内容相互对照，发现该月刊的论述旨趣皆是围绕蒋中正的指示有系统的编撰，虽然编者强调皆是军中作家主动性的投稿，但却明显地呈现军中独特的领袖崇拜精神，或许这与军人所遵从的五大信条：国家、主义、领袖、责任、荣誉有关，把国家、主义放在个人生死之上，服从领袖的领导、奉献自己，以承担责任与获得荣誉为个人目标。《军中文艺>月刊，其所强调的革命教育与民族爱国心，从文本分析来看的确占有相当的篇幅，也一直强调文艺的时代化、大众化、革命化与战斗化功能，从大量的读者投稿似乎颇受欢迎且一定程度影响军民的观念与价值判断，另在文艺工作与政策的落实上，军中文艺相当有系统的配合国家艺文政策，从月刊内容中，不仅有政令倡导、艺文界大事纪介绍，并会定期将国军文艺奖的得奖作品或刊登相关征求条件，创造许多军中作家或艺术家，然限于论述主题，本文对于国军的艺文活动及国军文艺奖没有多加着墨，希冀日后能更进一步的探讨，能更深入了解蒋中正与军中文艺工作推展的关系与影响力等有多深切的关联。
  • 摘要：以1959年出版的《红旗歌谣》为切入点,从心态史的角度探析"大跃进"期间的民众群体心态,试图自下而上的回溯这一段历史.诞生于“大跃进”运动的歌谣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大跃进”运动本身产生不好的影响。正如金冲及等人所认为的：“民歌，也是一门艺术，而艺术创造是不能搞群众运动的。当时一些流行的民歌，尽管也可以说反映人民群众战天斗地的豪迈气概，但对‘大跃进’的浮夸作风和形式主义的盛行也起到了一些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说，这场以《红旗歌谣》为代表的新民歌运动留下的思考远远没有结束，歌谣运动中反映出的“大跃进”时期民众非理性心态以及经验、教训都十分深刻，值得后人深思。
  • 摘要：1958年展开的大跃进运动影响当代中国的许多层面,本文着重于考察当时所提倡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政策在上海市的实践,并将该政策视为地方政府透过教育单位传递区域发展的策略,以此了解在大跃进时期区域政治、经济政策重新调整下,学生如何参与区域的调整,凝视(gaze)城市的变化.首先本文将描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运动的政治与思想背景,该运动在中共中央催生下,经过短时间试行后蔓延至各省市,此时一批与工厂、农村等生产单位协作、合并的学校应运而生.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涉及的除了教育系统的调整,学生劳动成果与当地的经济计划之间的关系也浮上台面,藉由考察上述那些与生产单位协作的学校,可以了解在上海这个中国近现代工商业中心,地方政府各单位如何调节学校劳动的「产能」避免与既有工厂冲突,而教育单位又如何的透过话语和教法维持学生甘愿(consent)劳动.若以区域变迁考察这段历史,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政策完善后,为强化农业生产而设立的农业中学也与市区内学校在招生问题上有所扦格,尤其当1959年上海合并原属于江苏的郊县后.市政府要如何协调学生就学区域,缓和由升学问题所折射的市内区域差异,本文将藉由这类议题处里市政府对于市内不同区域、人群发展规划.经过上述讨论,本文最后将指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式不单只是大跃进时期教育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不同区域、职业的劳动让生产劳动成为学生亲身凝视(gaze)区域变迁的视角,在纸上的区域政策外,进一步的可以透过劳动实作其习得的政治话语,参与区域的历史.
  • 摘要：该文对环境史存在的基础、人与环境的几对历史关系,以及人与环境矛盾的历史展开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就环境史研究中需要注意的几个理论问题进行了论述.文章认为,作为一种学科的环境史是以人和环境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史",人与环境之间从来就存在矛盾,但传统工业化道路使矛盾酿成普遍化的危机,并造成了人与人和人与环境的双重战争状态.在从事环境史研究和面对具体环境问题时,应该在对象性关系中把握人与环境关系的历史进程,树立经济政治自然技术综合的观点,在扬弃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解。
  • 摘要："那路奎"是早期亚述最主要的长途贸易融资形式.每宗"那路奎"融资规模大,投资人只需对资金负责有限责任,但可定期分红,并可自由转让其投资份额;"经理人"能长时间自由支配资金,享有独立经营权,有助于实现投资利润的最大化."那路奎"资金筹集和经营模式具有了近代"股份公司"的某些特征.早期亚述"那路奎"贸易融资形式能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古代社会个人资本有限性与工商业革命性发展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的正统观点.对经营者而言，因为资金偿还时限较长，他可对“那路奎”具体经营策略进行中。长期规划，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和平衡风险。就收益而言，投资者不需关心经营中的日常事务，但可定期分红，契约终止时亦可分利；经理人拥有对投资者资金自由支配、独立从事经营活动的权利，这有助于实现投资利润的最大化。总之，“公司是转移风险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不会阻止损失的发生，但它将风险从股东个人转移到了公司”。
  • 摘要：本文简单就文献基本状况及相关占梦的背景将亚述梦书与敦煌梦书进行了比较。仅从目前所读之研究来看，亚述梦书的研究还是以Oppenheim最为基础，敦煌梦书方面则以郑炳林先生最为系统。两人研究都是在对梦书文献本身做详细的校录的基础上，进而分析其占梦方法及背后的文化背景及成因。虽然敦煌梦书也有不少俗字和错漏，但除了一篇藏文之外，其余都是中文，校录起来难度相对低很多。从研究中国历史者的角度，似乎不大能十分了解将亚述梦书转录及转译为英文的种种考虑，而单纯从英文译文出发，以致造成种种失实之处，这是笔者以后想要避免的地方。郑炳林将敦煌梦书产生之种种背景，从中国历史上之梦占与梦书到河西地区占梦之风气，讲得十分详细。不仅比较了这些敦煌梦书写本之间的异同和特点，还深入分析了其中佛教及外来文化影响之因素。如要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就必须放宽视野，对此前中国梦及梦占之状况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 摘要：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拟藉由:老庄生态思想的陶冶以及老庄丰富多彩的美学思想启发,探究台湾生态旅游,在各个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困境与解决之道.休闲与旅游是现代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殷切盼望与努力追求的一种纾解工作压力的活动,其本意乃为人们利用闲暇的时间,离开家庭以外的地方,体验大自然的生态之美,达到身心灵的解放,获得精神上的完全自由.在工业化以及科技发达的今日,「人定胜天」的谬思,造成大自然的反朴,气候变迁、温室效应、空气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海平面升高等违反大自然规律运行的脱序行为,尽皆"人为"所致.在先秦时期的古圣先贤,早已预知人为力量的可怕,迟早将造成生态的浩劫,在当时已有生态与环境保护的规定.而当时的老子与庄子即已主张"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与"物无贵贱"的生态平等思想与价值观,自然万物有其内在的价值,应当予以尊重,不要违反阴阳调和之气,天地运行之道.呼吁人们顺天道而行,天地万物之运行有其一定规律,切不可反其道而行,破坏大自然环境.要调和人与人、人与天地万物、以及人与大自然环境的关系,和谐统一,而不是相互对立,共同维持与保护自然生态的和谐之美.这种生态美学反映在今日的生态旅游发展上,更有其独特的意义、价值与借鉴作用.
  • 摘要：过去台湾除了原住民之外，为海盗倭寇的大本营，16世纪葡萄牙水手以美丽之岛赞美台湾的风景，随着现在文明的到来，旅游的观光景点发现与台湾的资源开发过程演迸发展有关。在清朝统治时，随着汉人土地开垦面积的扩大，新的行政区域产生，各地的观光景点随着出现，但仍以汉人开拓范围所及之地，主要以安平一带为主，因当时的台南为台湾政治的重心。清代仕官文人透过诗文描述台湾风光，而联结了台湾与中国修志文化的关系，但并未广泛的传播于民众，由清代时期画作中的台湾风景案例少，得到了证明。日治时期传播媒体与交通事业的发达，台湾的观光景点发展己不再局限于部分地区。日治时期新的观光景点名胜募集活动，塑造了新时代的现代建设成果，提供了了解台湾旅游景点的风景特色与文化内涵。比起清代时期台湾观光景点名胜仅仅在诗画中的描述，日治时期更着重于观光景点的集体开发价值，旅游名胜成为明信片票选的目标，观光景点获得民众的认可，而非经由文人的诗词而存在。社会中各阶级都拥有参与票选的权利，将观光景点名胜的认同，透过社会集体的认可而产生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百废待举，台湾于日治时期所建立起的旅游基础，遭遇一段黑暗期。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建设，台湾逐渐步上正轨，旅游活动也重新启动。除了公元1953年台湾文献委员会所指定的台湾观光景点外，公元1996、2005年之后，旅游景点的征选成为大众化的活动，全民皆可参与，观光活动蓬勃发展。台湾旅游名胜的演变，早期大多数因为自然景观环境变迁的因素，导致清代台湾旅游景点在日治时期已非旧貌，环境变迁快速如沧海桑田，演变至今人文景色逐渐占有相当比重，台湾开发三百多年的历史中，由旅游名胜景点的发展和动向过程，了解未来如何推广台湾旅游活动更多元化，满足观光客的不同需求永续经营。
  • 摘要：本文尝试从文献回顾分析，剖析余也鲁对新闻教育的贡献，及其成功之处。从余之学历、工作经历与社会发展背景，分析其对新闻教育思想。从1968年踏进浸会校门开始，余也鲁与新闻传播教育，传播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成功引进美国的传播研究模式，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传播学人才。不论是浸会或是中文大学，至今仍承袭余也鲁的研究教育重点，成为区内数一数二的新闻传播院校，成为香港以至亚洲新闻传播学的重镇。确实，另外两所以实务见称的私立新闻院校，树仁大学及珠海书院的新闻及传播系，在学术水平或研究水平上，则大大不及浸会或中文大学。在报业兴旺的年代，他在开办传理系时，率先把课程分为新闻、广播电视与公共关系三组，在学术界当了先锋，他曾忆述说：传理系开办时，很少人看好。朋友还劝别制造失业军。结果浸会传理系极受欢迎，而其它院校的新闻学系，亦纷纷改称为新闻传播学系，并加强广播电视训练，如中文大学新闻系于1974年改名为新闻与传播学系；向以实务为主的珠海书院新闻系，则于1990年改名为新闻及传播学系；同样实务见称的树仁学院新闻系，则于1996年改名为新闻及传播学系。这足以证明余也鲁的眼光是独到的，相信与他精于传播研究有关。
  • 摘要：本文梳理了中国百年预算公开的历史。从晚清试办并公布1911年预算，到民国时期的演练，到延安时期的民主预算，预算公开的实践是逐步向前发展的。但是，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预算信息被《保守国家机密暂时条例》列为机密事项，以致预算信息公开搁置了近60年。至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预算信息公开重新成为一个关注的热点。本文认为，预算信息公开是取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的。当国家能力较弱，国家合法性较低的时候，预算信息公开很可能作为国家提高合法性的一种选择，例如晚清和民国政府的做法。但是，如果国家能力非常强大，合法性很高的情况下，国家甚至取代了社会的时候，预算公开很可能被搁置，例如新中国成立的做法。中国近30年的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中国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合法性基础，也培育了一个逐渐壮大的公民社会。虽然公民社会还没有强大到能够与国家讨价还价，但是它已经足够让国家在预算公开实践中让步：自上而下的预算公开。本文的分析也指出，目前的预算公开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要真正实现一个透明的政府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 摘要：中法女人曾经受制于如此相似的枷锁。王朝统治者们为了巩固政权总会用一种主导意识形态来规范化女人的附属地位，她们无意识的、或屈辱地承担着女儿、妻子和母亲的责任，却被用一种光辉、典范的光环来引导着生命路径的选择。其实大部分男人的命运也是如此，在社会规范的控制下机械地、身不由己的选择。笔者比较赞同Francoise Giroud女士概括的女人独特的价值观，出于女性特质的人生态度：保护生命和大自然，关注弱者，同情和怜悯，反对那种为了利益激烈的竞争，主张更温和的生存、生活方式等。其实，这更像是一种母性特质的光芒，由单纯的女人权力的争取，利益的维护已经上升到一种更有普世意义的高度，反思并试图重构人类以往的生命价值观和路径选择方式。此外，无论从信仰、道德、道义、法律、习俗、权力等各类细丝来织网形成女人对男人的服从和附属和女人对父权制、男权的反抗，中法路径差异还是很大：中国女人主动加入（男人的）女人生命观规范的塑造，如《女戒》、《女训》、《女论语》等，虽然所受压迫大同小异，法国女人的反叛性较强，很少见到有女学者写得训诫女人要顺服的经典作品。此外，世俗（目前无明确信仰）女人、其他宗教信仰的女人，西方个人主义精神和厌女、鄙视女人的情绪(Misogyne)，以及中国一些特殊的女子群体：自杭女、江永女书者，和“三寸金莲”的缠足习俗等，所体现的女人生命观，暂时未深入探析。就如周国平散文中：“人生的意义，在世俗层次上即幸福，在社会层次上即道德，在超越层次上即信仰，皆取决于对生命的态度。”无论哪个层面，都离不开男人和女人共同的理解、支持与合作。虽然有时候有些过于激进的言行和运动，但女人的新生命观无非是修补以往生命观中不合理的成分，促进人性更圆满而已。
  • 摘要：1949年台湾省进行币制改革,用来抑制不断膨胀的台币与飞涨的物价.不过在此时中国内部国共内战已到后期,以中国国民党为主的中华民国政府节节败退,在李宗仁、白崇禧等党内和谈派的压力下,蒋中正于一月底宣布下野,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不过在蒋氏下野前便开始布建后续人事、政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调派在台湾养病的陈诚担任省主席.陈诚上任后虽与代总统李宗仁是长官部属、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过与国民党总裁蒋中正有了更深一层的嫡系部属关系,因此处理政务上势必要在两方取得一个共识,以俾施政.当时首先需解决的是因与中国法币、金圆券汇免,而使币值大幅滑落,所造成恶性膨胀的台币问题.台币改革并非台湾省政府一方就能进行,更重要的是需要大量的准备金,作为新货币发行的后盾,此时台湾省政府所能仰赖的准备金正是中央银行暂存于台湾的黄金.以陈诚为首的省政府由财政厅长严家淦领衔策划台币改革,但李宗仁对于改革案并未置可否,只是持续催促陈诚将中央暂存于台湾的黄金、外汇运回中国,以供政府开支与军饷.反观已下野蒋中正指派宋子文、俞鸿钧二位已经离开政府公职的人员着手为台湾币制改革进行规划.蒋氏与陈氏虽都支持台币改革,但决策过程中,策划人员却在货币计价单位、发行银行及适用范围等意见皆有所相左,加上李宗仁不断要求央行在台黄金运回大陆.在台币的此次改革中看到陈诚(省)、李宗仁(中央)、蒋中正(党)三方的互相角力,显而易见的看出从民国以来中央、地方的争权,以及蒋中正、李宗仁间的权力冲突,无论是在大陆或是在台湾都并未停止.
  • 摘要：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从一个普通沿海县城发展为近代最大的通商口岸.但由于车水马龙,鱼目混杂,城市难以管理,便成为各种流行病频仍的地带.检阅相关史料,可以发现霍乱是爆发频率最高的,1919年的上海霍乱是一次公共卫生领域突发性传染病,具有高致病性和高致命性的特点,这给当时的上海市华界政府带来了严峻挑战,面对地方商民的谴责,代表着政府力量的淞沪警察厅,并非无所作为,而是进行了较为积极地回应,从四个方面展开防治工作,包括制定奖惩专则、承包驳运垃圾刊发白话布告、督斥惩办署员。集中表现为南市垃圾处理问题.借此探讨此次霍乱,不仅是对中国近代城市如何进行传染病防治的回眸,亦可为当前疫病防治工作提供诸多借镜和反思空间.
  • 摘要：文章对近代以来台头村家族文化的演化历程和阶段特征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认为在"变"与"不变"的历程中,台头村的家族文化在与外界互动的过程中不断自我调适、重组和蜕变:其菜单现和组织形态在政权、信仰、教育诸方面的博弈和变迁,既演绎出华北乡村家族文化的典型特征、生存智慧、韧性和内在张力,也映照出其在沿海城市快速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巨大冲击和角色迷失,呈现出文化裂变与重构的时代面相.对家族文化变迁历程的多维分析对于正确解读近代社会结构变迁特质,探寻家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机制,推动农村社区城市化方面意义明显.
  • 摘要：1929年发生的经济危机，对在华基督教会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直接冲击了以往主要靠差会资助传教事业的制度。时来华传教士认为：“此种公会津贴制度，永不能使福音普遍，更无希望使中国教会建立在自养，自立和自传基础上”而华北基督教会面临此种经济上的挑战，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采取了受证主义等多种措施增强自养，减轻西差会经济的负担，破除教徒依赖西方的心理，培养了大批教会的义务传道人员，强健中国教会发展的能力，利于中国教会的本色化。特别是对普通信徒而言，增加了自身为教会服务的意识，使教友灵性奋兴，了解基督徒生活的真意义，明了受托主义的原则，基督徒有强烈的受托意识，愿意将生命，财产、光阴以及一切为上帝所使用，进而增加教会的各项捐款。但是，受困于中国教会的经济实力，教徒捐献毕竟有限，当时华北教会大部分资金来源还是来自于西方差会资助，无法真正摆脱对西方的依赖，真正自养的教会少之又少。而凡不能完全自养的教会，虽按自养的程度表现多少的自立，但仍惟差会和传教师的马首是瞻，华籍传道人仍被视为传教师的助手，故教会的本色化之路仍远未实现。
  • 摘要：“是否死”和“怎样死”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可供选择的余地也大不相同：“是否死”仅仅提供了“死”和“不死”两个选项；而“怎样死”则提供了多个选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梁济在多个选项中独独盯上了自沉，对其他方式似乎根本不予考虑，历史上诸多人物，尤其是知识分子也多是如此。这如果仅仅从喜欢含有水的意象的诗句或者文昌签的影响来解释，难免太过牵强。但如果换个角度，将自沉视为传统中国人数千年历史沉淀下来的集体无意识，此一问题则迎刃而解，也即是说，关于自沉的集体无意识影响了梁济对死亡方式的选择，也影响了其他人的选择。无可否认，梁济可能也受到了同时代其他人自沉的影响，但应该明白，同时代其他人也处在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笼罩之下，也是集体无意识作用的产物。受到集体无意识等因素的影响，人不可能超越特定时代和特定社会而存在，总是受到多种因素的规训，还常常不自知。梁济要求薄葬，却终难摆脱“体制俗见”这一事实，就是明证。某些所谓的“体制俗见”，梁济是不会意识到他需要摆脱它们的。在影响梁济最终选择的因素中，有两个至为关键：以集体无意识形式呈现的文化传统：作为个人因素的对含有水意象的诗句的喜爱和文昌签的影响。文化传统的影响当然是具有普遍性的，在时间和空间范围上均非后者可比。但同样重要的是，文化传统必须通过特定的媒介才能发生作用，而后者正是多种媒介中的一项。如果没有适当的媒介，文化传统便不能实现从理念向行动的转交。因此，可以说，对于梁济这个个案而言，个人因素是大于文化传统的。在大体相同的程度上作用于几乎每一个个体的文化传统，促使某一特定个体而非其他人自沉，作为个人因素的偶然因素在这里起到了几乎是决定性的作用。历史的偶然与必然就这样奇诡地交织在了一起。
  • 摘要：中国武术向来重视武德,主要通过外在的规条来规范习武者的品德修养,是由外而内.孙禄堂武学理论的特别之处是,将练武成为成德的渠道,通过练武而体悟自己内心的德性,是由内而外.历来研究孙氏武学理论者,多点出其武学理论受到儒家学说影响,特别是以《易》学作为其理论框架.其实,孙氏论气亦融合儒学元素,这亦是武术可以成德的一个关键.至于孙氏为何创出这武学理论,这便需要将孙氏的武学理论,放于民国转型的脉络中,并以其它武术家作为参照,加以比较考察,方见其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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