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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全国临床肿瘤学大会暨2013年CSCO学术年会

第十六届全国临床肿瘤学大会暨2013年CSCO学术年会

  • 召开年：2013
  • 召开地：厦门
  • 出版时间： 2013-09-25

主办单位：中国抗癌协会

会议文集：第十六届全国临床肿瘤学大会暨2013年CSCO学术年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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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139条结果
  • 摘要：粒子射线治疗已经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近20年有来较大的进展,特别在临床应用方面,至今质子放疗已累积了10万余例,重粒子放疗也已近万例,在粒子放射物理学方面已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放射生物学的研究也有进展.相对生物效应(RBE)粒子的放射生物剂量是用物理剂量乘以RBE,所以RBE是计算粒子放射生物效应的重要参数.射线RBE的确定是依据放射生物学实验的数据和临床治疗的资料来估算的,RBE的值受多个因子影响:RBE观察的生物学终点.如189KeV/μm碳粒子的RBE,如以细胞增殖死亡为观察终点是1.7;以细胞分裂延迟为终点是4.03;以40％染色体单体交换,则为3.3.射线的线性能量转换(LET)特征.在低LET射线(＜10KeV/μm),RBE为1.0.在高LET射线,随着LET增加,RBE迅速提高,在100KeWμm时RBE到达4～5.但是更高的LET射线的RBE反而下降,原因是细胞过度杀灭效应.质子的放射生物学特征和目前常用的光子射线没有很大差别，仅略强于光子。重粒子射线对细胞有更强大的杀灭效应，因此这是一支双刃剑，如不正确使用将增加正常细胞和器官放射损伤;另一方面，重粒子射线对抗拒光子放射的肿瘤和肿瘤干细胞(样)也有更大的杀伤，也具有抑制肿瘤局部浸润和远处转移的潜能的作用。然而，这些尚需在重离子临床放疗的实践中获得证实。
  • 摘要：光动力疗法(photodynamic therapy,PDT)是肿瘤治疗的一个新兴领域,是继手术、放化疗等传统抗肿瘤手段外的一种新的抗肿瘤模式,其作用机理是将光敏剂注入人体后,其在恶性肿瘤内特异积聚和储留,经过一段时间后使用特定波长光照激发瘤体内的光敏剂,使光敏剂产生活性氧物质(reactive oxygen substance,ROS)包括单线态氧或其他活性氧,通过非细胞凋亡途径或直接高效诱导凋亡或导致肿瘤组织坏死杀伤肿瘤细胞,而此时正常组织吸收的光敏剂已被代谢,光照无化学反应,因此光动力疗法具有选择性杀伤肿瘤细胞的特征,光敏剂属于特殊抗肿瘤药物,必须经光照激发才发挥疗效.由于光动力疗法在肿瘤治疗方面独特的安全性、有效性和可重复性,随着新型光敏剂的研发,研究光动力疗法作用机制及其在多种恶性肿瘤治疗中的应用已经成为热点.目前已知其治疗恶性肿瘤的机制包括以下几种:直接引起肿瘤细胞坏死与凋亡;损伤肿瘤组织血管内皮细胞,使肿瘤细胞缺血坏死:刺激机体免疫系统,提高对肿瘤细胞的识别及杀伤效应.随着光动力疗法的发展,目前其已逐步应用在多种恶性肿瘤的治疗中,如:皮肤癌、喉癌、食管癌、鼻咽癌、肺癌、胃肠道恶性肿瘤以及胆管癌等.它主要是通过光化学反应生成活性氧物质尤其是单线态氧来直接杀伤肿瘤细胞，也可通过直接或间接诱导肿瘤细胞凋亡取得疗效，但更为重要的是PDT激活的机体免疫反应对于肿瘤细胞的长期影响，这对于彻底治愈肿瘤以及防止肿瘤复发和转移有着很深远的意义。
  • 摘要：近代肿瘤药物治疗始于20世纪40年代,Goodman和Gilman发现战争中使用的芥子气即氮芥并成功应用于非霍奇金淋巴瘤的治疗.此后,研究者们通过大规模的筛选自然植物或通过设计化学合成了多种抗癌药物、止吐药物和集落刺激因子等,抗癌治疗的模式和策略得以相应的发展,如20世纪60年代对肿瘤细胞动力学和抗癌药物代谢动力学的认识,创立了联合化疗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铂类药物、蒽环类药物相继上市,联合化疗趋于成熟;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发现并合成了目前广泛应用的抗癌药物如紫杉类化疗、吉西他滨、伊立替康和培美曲塞等,化学治疗的应用更加广泛、疗效明显提高,化疗成为综合治疗不可缺少的手段之一.本文以临床常用的几类化疗药物为例，从药物的药理作用，药物与对应耐药基因之间的关系，基因检测结果的临床指导意义及其所面临的挑战做一综述，要解决这些问题，肯定不会一蹴而就，亟需和现实要做的是利用统一的方法对已知的几种基因如ERCCI.RRMI,BRCAI,TS或TUBB3等进行检测，开展前瞻性、大样本、随机对照、多中心临床研究，以便得出找到有价值的疗效预测因子，为患者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提高化疗疗效，降低毒副反应。
  • 摘要：肿瘤具备六种很明显的特征——无限制的复制潜能,促血管生成的能力,对程序性细胞死亡的逃逸,生长信号的自给自足,对生长抑制剂的不敏感,组织侵犯和转移.目前认为,肿瘤相关性炎症应该作为其第七种特征.1863年,Rudolf Virchow观察到肿瘤组织中有炎症细胞存在,首先提出炎症和肿瘤之间存在关联的假设.慢性炎症和肿瘤之间因果联系的临床证据主要来源于流行病学的研究,通过抑制癌前病变患者或者肿瘤易患者的慢性炎症,可以降低患癌症的风险和/或复发几率.流行病学及遗传修饰裸鼠的分子研究提供的一系列证据,使人们认识到炎症和肿瘤之间的确存在着联系.炎症和肿瘤通过内外途径相联,内源性的途径即包括基因突变、染色体重排和抑癌基因失活在内的遗传学的改变,导致肿瘤发生,同时释放炎症介质,形成炎症微环境.在外源性的途径中,炎症或感染增加了某些解剖部位(如结肠、前列腺和胰腺)发生肿瘤的风险.Balkwwill,F.等形象地认为,在肿瘤(比作火)的发生中,内在基因的损伤相当于点燃火的火柴,而炎症则为协助火焰燃烧提供一些燃料.
  • 摘要：淋巴细胞活化基因-3分子(LAG-3)是免疫球蛋白超家族中一个重要的负性共刺激分子,主要在活化的T细胞与NK细胞上表达.LAG-3分子通过与其配体MHCⅡ类分子结合,负性调节活化T细胞的增殖、功能及维持机体T细胞内环境稳态.LAG-3在小鼠模型及多种肿瘤微环境中有异常表达,并与临床病理参数和预后等密切相关.在肿瘤免疫应答中发挥重要的调控作用,干扰与阻断LAG-3/MHCⅡ信号通路可为肿瘤免疫治疗提供新的思路.有效的抗肿瘤免疫应答不仅需要机体免疫系统对抗原的有效递呈,还需要正性或负性共刺激分子提供的第二信号的协同作用.效应T细胞是机体主要的抗肿瘤淋巴细胞,其活化及稳态的维持需要多种正性或负性共刺激分子的协同参与.
  • 摘要：虽然过去的十年对肺癌在治疗的方法、药物和手段上已有长足进步,但目前150多万且每年超过1万个新发病例让全球感到了这种高发流行而又令人难堪的癌种状况的严峻.2006年所有癌症病例里约12％被诊断为肺癌中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且目前北美国家新发肺癌病例的80％以上为NSCLC.组织病理亚型包括腺癌(最常见)、鳞状细胞癌和大细胞癌,5年生存率仅15％.近87％的肺癌死亡与吸烟相关.肺癌易感性的其他因素还包括:性别、种族、氡接触量、职业和肺结核感染史.烟草和亚硝胺类物质会通过影响细胞DNA损伤修复的能力来启动引致肺癌发生的致癌过程.肿瘤表观遗传学机制会影响癌基因调节而导致:细胞增殖的失控、程序性细胞死亡的逃逸、高潜能的无限复制、组织的侵袭和转移以及血管新生(angiogenesis).非小细胞肺癌治疗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环节是要针对血管生成过程.如今,针对这个过程中的关键分子,贝伐单抗[bevacizumab,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单克隆抗体]临床上已表现出了极佳的效果,尤其是在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已趋于成熟.本文旨在综述性讨论非小细胞肺癌的血管生成的机制;血管生成相关基因多态性(SNP)与本病治疗的预测关联性;并汇总更新抗血管生成治疗药物，包括靶向VEGF通路的抗体:贝伐单抗(bevacizumab)，靶向VEGFR/PDGFR/FGFR两通路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等在NSCLC的转化性研究状况.
  • 摘要：自第一例小细胞肺癌病例的确认至今已经历了八十余年,纵观这段历史,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是小细胞肺癌治疗发展迅速的时期,内科治疗在小细胞肺癌中的地位在这段时间得到确立.近30年来,在肿瘤治疗领域中化疗具有突飞猛进发展,同时靶向治疗获得了里程碑式的疗效,然而小细胞肺癌的化疗仍是传统的EP或IP方案,靶向治疗的临床前研究也没看到明显疗效,小细胞肺癌的中位生存期只有7～12个月,5年生存率仍不足5％.有人曾说小细胞肺癌是全身性疾病,是因为小细胞肺癌恶性程度高,发现时多数已有转移,广泛期小细胞肺癌生存期平均只有半年;虽然初始放化疗敏感,但复发后很快产生耐药.如何提高小细胞肺癌的疗效?未来小细胞肺癌治疗的发展方向在哪里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回顾已有研究成果和大量的临床研究,笔者认为以化疗为主的多学科综合治疗及开发新的药物和靶向药物将是提高小细胞肺癌治疗有效率的主要手段.本文将对当前小细胞肺癌治疗方面达成的共识,获得的进展以及存在的争议进行简要介绍.由于小细胞肺癌的分子学特点是同时存在多通路、多基因、多位点的激活或突变，且不同信号通路间存在交叉激活和传导，因此，未来小细胞肺癌的靶向治疗突破口可能见于研发多种作用机制的靶向药物联合或可同时抑制多条存在交叉激活或传导的通路的多靶点药物。同时，在开发新型靶向药物的同时，也应该开展有关预后因素和靶向新药预测因素的生物标志物研究以及其他转化性研究，筛选最能获益的人群，选择最适合的药物，指导治疗。此外，目前抗肿瘤治疗的各个领域包括手术、放疗、化疗、生物免疫治疗等均有进展。与其他肿瘤不同，小细胞肺癌的治疗无论是否手术，也无论局限期或是广泛期均采取以化疗为基础的联合治疗。同时，也应加强小细胞肺癌的基础研究.
  • 摘要：小细胞肺癌(SCLC)是最常见的伴发副瘤综合征(Para-Neoplastic Syndroms,PNS)的组织学类型,内分泌副瘤综合征发病机制为肿瘤细胞异位激素分泌引起神经内分泌系统的临床症状;神经系统副瘤综合征发病机制为肿瘤细胞表达神经系统抗原从而与神经组织产生交叉免疫反应,导致神经系统功能障碍;另外一个导致免疫介导的神经系统副瘤综合征的原因是肿瘤细胞的快速增殖和凋亡.凋亡细胞经抗原提呈细胞吞噬产生免疫应答;或者肿瘤细胞进行异常神经分化时表达神经抗原,均可激发一系列免疫反应,从而导致免疫介导的神经系统副瘤综合征.本文主要介绍SCLC引起的常见内分泌副瘤综合征及常见神经系统副瘤综合征.总之，小细胞肺癌引起的副瘤综合征中以内分泌副瘤综合征及神经系统综合征为主要表现形式，副瘤综合征可以为小细胞肺癌的首发表现，强化副瘤综合征与小细胞肺癌相关性有利于早期诊断，一项前瞻性研究连续观察了13例抗神经元抗体阳性但无肿瘤证据的患者，有10例经FDG-PET诊断为小细胞肺癌。该研究中FDG-PET诊断肿瘤的敏感度达到90%，而同步辐射CT的敏感度只有30%，小细胞肺癌副瘤性神经综合征还可以作为肿瘤复发的指标。但是，自身免疫抗体或异位激素分泌的作用方式与小细胞肺癌临床表现并不呈一一对应关系。因此，仍需继续探索其他肿瘤特异性因子或个体特异性基因用于检测异常抗体或激素异位分泌导致的综合征的实际价值，小细胞肺癌副瘤性神经综合征改善与预后密切相关，SCLC的治疗方法得以改进的同时，其伴发的副瘤综合征的预后也将得到显著的改善。同时进一步探讨肿瘤异位激素分泌机制及免疫介导反应在小细胞肺癌治疗中的潜在作用将给SCLC副瘤综合征的治疗带来新希望。
  • 摘要：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SCLC)的独特病理学特征1926年由Barnard首次提出.随后,Watson和Berg等对其临床特点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多发生于肺中央,早期即发生转移,初次化疗具有很高的有效率,但95％以上的患者最终会死于此癌症.小细胞肺癌约占所有新发肺癌的16％～20％,且绝大多数患者为长期吸烟者.1970年以前对于小细胞肺癌的治疗是以放射治疗为主,但由于SCLC具早期发生远处转移的倾向,因此全身化疗逐渐成为治疗的重点.近三十年中,SCLC发病率在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呈下降趋势,从1986年的17.4％下降到2004年的14％,这很可能是因为吸烟习惯的改变.另一种对发病率下降的解释是近些年来病理学分类的改变.小细胞肺癌是一种恶性程度很高的肿瘤,生长迅速,容易早期全身转移.如果不考虑对放化疗敏感这个特性,只有小部分患者能获得长期生存.但是,根据最近的调查数据、流行病学研究及最终的结果证明,近年来对小细胞肺癌生物学行为理解的加深以及治疗方案与技术的不断发展,逐渐增强了治疗这一疾病的能力,则局限期和广泛期小细胞肺癌的生存时间在过去的30年中在统计学上获得了明显的提高.综上所述，PCI并不能使所有的小细胞肺癌患者获益，但对于化疗后CR的患者，尽早施行PCI，可以使脑转移的发生率下降，尽管尚无证据显示全脑放射的长期后遗症(如智力下降)与放疗有直接关联，但因每次剂量>3Gy的大分割放射可能增加神经功能的损伤，因此不推荐使用。目前PCI常用方案的放射总剂量为24--30GY，分8一10次给予。
  • 摘要：大肠癌是中国第四位常见的恶性肿瘤,其死亡率高居全部恶性肿瘤死亡率的第三位;目前中国内地大肠癌发病率以4.71％逐年递增,远超2％的国际水平.最近十年以来,中国临床肿瘤协会和大肠癌专业委员会一直致力于大肠癌多学科综合治疗的推广,使得目前中国主流的大肠癌治疗已经从原先由个别外科医生或肿瘤内科医生独立制定的模式向多学科协作、综合治疗的模式转变,使国内大肠癌的治疗水平与国际相接轨,治疗疗效也得到不断的提升.但是在近20年国内外多学科综合治疗模式普及应用的过程中,在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的同时,也暴露出了新的问题.目前的多学科综合治疗的方式选择主要根据患者术前或者术后的临床或者病理分期将患者进行分类,然后按照治疗指南对该分类内的患者采用相同或者相似的治疗,这种治疗模式能够避免临床治疗的随意性,能够使特定分期内的大部分患者获得合适的治疗,但是仍然有相当多的患者在综合治疗下出现治疗不足或治疗过度.多个前瞻性临床研究也发现,这种治疗不足或治疗过度最终将导致患者出现治疗效果的下降或者毒性反应的增加.这一现象引起了国内外肿瘤专家的重视,正是由于对这种现象的重视,使得对既往临床研究进行再分析,获得了许多患者个体特有的临床特征及分子生物学标志物,能够更好地预测某一患者的疗效和预后,从而开创了肿瘤个体化治疗的新理念.
  • 摘要：手术、化疗、放疗、分子靶向药物治疗是肠癌常见的治疗手段.药物遗传学/药物基因组学作为肿瘤患者新的治疗平台受到广泛关注并使得真正意义上的个体化治疗成为可能.本文阐述了肠癌治疗，包括分子靶向药物，化疗，手术治疗以及肿瘤的分子生物学领域,主要是一些可以预测疗效和毒性反应的标志物.尽管关于遗传学和基因组学的知识在进步，并且发现了一系列肿瘤分子标志物，仍然距离肿瘤个体化治疗的目标还有很远。
  • 摘要：靶向药物的出现为晚期肠癌的治疗带来了新希望,在化疗方案基础上联合靶向药物可以进一步延长患者的生存期.目前已批准用于晚期肠癌的靶向药物包括:以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为靶点的单克隆抗体,代表性药物是贝伐单抗,和以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为靶点的单克隆抗体,代表性药物为西妥昔单抗和帕尼单抗.2012年8月,美国FDA批准VEGFR融合蛋白阿柏西普(aflibercep)联合FOLFIRI作为二线治疗转移性结直肠癌.2012年9月,FDA批准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瑞戈非尼(regorafenib)用于之前已接受氟尿嘧啶、奥沙利铂和伊立替康为基础的化疗、抗VEGF治疗和抗EGFR治疗失败的难治性晚期肠癌的治疗.2013年ASC0会议上报道了靶向药物在晚期肠癌维持治疗,以及靶向药物之间头对头比较的临床研究新进展,本综述将对以上新进展进行阐述.目前在临床试验中研究的新靶向药物有很多，已被证明最有效的单克隆抗体包括bevacizumab(VEGF抑制剂)和cetuximab(EGFR抑制剂)，两者在随机的临床试验中均显示出显著的疗效。Ⅱ、Ⅲ期的随机临床试验结果表明，这两种单克隆抗体应用于结直肠癌患者，能延长疾病无进展时间及总生存时间，结果优于最佳化学治疗，且这两种药无论是单用还是与化疗联合，均有很好的耐受性。
  • 摘要：微卫星不稳定(MSI),又称复制错误(replication Error,RER),即是指与同一个体的正常组织细胞的DNA相比,肿瘤细胞的基因组DNA中单个、二个、三个或四个核苷酸组成的重复序列的长度发生了改变.20年前的研究报道:MSI是遗传性非息肉病性结直肠癌(hereditary nonpolyposis colorectal cancer,HNPCC或Lynch综合征)特征性的分子变化,与人类错配修复基因(Mismatch Repair,MMR)的种系突变有关.而后续研究发现一小部分的散发性大肠癌也存在着MSI,但这种MSI大都与hMLH1基因的启动子区高甲基化状态有关.2010年JCO(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杂志上的一篇回顾性研究分析发现:它的状态可以指导Ⅱ期患者进行术后辅助化疗.美国癌症综合网络(NCCN)的结直肠癌指南中已经明确指出:＜50岁的所有结直肠癌患者;所有Ⅱ期结直肠癌患者在术后选择辅助化疗前,均需明确肿瘤的MSI状态.本文就MSI这个分子标志在结直肠癌患者中检测的价值做一个重新定位.通过比较正常组织和肿瘤组织，如果2个以上位点存在MSI则认为该患者是高度微卫星不稳定如果<2个位点存在MSI或无一位点存在MSI，则认为该患者是低度微卫星不稳定根据以上两种方法的检测结果，dMMR等同于MSI-H，或免疫组化提示四个蛋白中任一表达缺失;而pMMR则等同于MSI-L或MSS，或免疫组化提示四个蛋白均有表达。在组织标本量不足的情况下，优先检测hMLHl和hMSH2蛋白的表达。
  • 摘要：肺癌是世界范围内主要的癌症死亡原因,大约75％的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cell lung cancer,NSCLC)在确诊时为ⅢB或Ⅳ期,细胞毒化疗和分子靶向药物治疗是其主要治疗方式.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传导通路,调节肿瘤的发生、生长、凋亡,许多研究证实EGFR突变的NSCLC具有其独特的临床特征和和发生发展过程.与传统的细胞毒化疗相比,以EGFR为靶点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TKIs)如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对EGFR突变的晚期NSCLC患者可显著延长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和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成为EGFR突变患者不可或缺的治疗方法.尽管TKI对EGFR突变患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传统的细胞毒化疗仍然具有重要地位.传统的以铂类为主一线联合化疗有效率20％～40％,肿瘤控制率70％～80％,PFS较短,仅3～5个月,中位生存期(median overall survival,MST)7～12个月.因此如何进一步提高化疗的PFS和MST成为近年来人们研究的重点之一.近年来随着对NSCLC分子生物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对NSCLC的治疗策略发生了重要改变。从将晚期NSCLC转化成一种慢性病概念的提出到分子靶向治疗时代的到来，为传统的细胞毒化疗提出许多新的挑战包括EGFR突变状态对细胞毒化疗的影响、维持治疗新模式对化疗的促进等。因此，在以分子标志物为基础的个体化治疗时代，对传统的细胞毒化疗进行更为精细的深入研究和分析，进一步优化细胞毒化疗以及不同作用机制分子靶向药物的应用，是目前NSCLC新的治疗策略下一种必然的选择和趋势。
  • 摘要：2013年的美国临床肿瘤学年会(ASCO),涉及肺癌的研究最多,投稿量居所有癌种之首,达创纪录的514篇,其中多数为临床试验的结果.毫无疑问,这些结果,尤其是设计严谨的临床试验结果,必将对临床实践产生重大影响.那么,2013年的非小细胞肺癌临床实践,将产生什么样的重大变化呢?经过总结指出了2013年非小细胞肺癌的新知识，主要为: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不宜采用74Gy的高剂量的放射治疗，高剂量放疗证实有害;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不宜采用ERCCI等生物标志物指导化疗方案的选择;维持治疗，单药维持治疗优于双药维持治疗，60mg/m2耐多西他赛单药也是可选的标准之一;二线治疗，EGFR野生型患者，优先使用化学治疗特别是培美曲塞，也可考虑小分子抗血管生成联合细胞毒的策略。
  • 摘要：体部立体定向放疗(seterotactic body radiotherapy,SBRT)是20世纪5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技术.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直线加速器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图像引导的放射治疗的出现解决了体部肿瘤呼吸运动的问题,SBRT技术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它已发展成为具有以下特征的高精度放射治疗:体位固定重复性高,避免治疗间患者运动对治疗精确性的影响;剂量分布高度适形,高剂量区覆盖肿瘤,周围正常组织剂量迅速下降以保护正常组织;个体化测定图像采集、治疗计划和施照时肿瘤的运动,并进行针对性的计划制定与实施;通过在线和离线图像引导确保精确施照;可以在2周内通过3～8次治疗给予超高生物剂量的照射.目前,SBRT在早期肺癌治疗中的应用进展尤其引人注目.研究发现SBRT治疗可手术早期肺癌，此外介绍了SBRT的毒副反应，SBRT的纵隔淋巴结转移问题，疗效评价手段和标准等。
  • 摘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肺癌是第二常见的恶性肿瘤,并且是癌症相关死亡的首要病因.在经确诊的肺癌病人中,有85％的患者是非小细胞肺癌(NSCLC),而在非小细胞肺癌中又有38.1％的患者诊断为Ⅳ期,这些病人的预后都较差.Ⅳ期NSCLC的一线治疗推荐是以铂类两药联合方案为基础的化疗.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的存在敏感突变的病人,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作为一线治疗方案,为A类证据在临床上使用,提高了患者的肿瘤客观缓解率(RR)、无进展生存期(PFS)以及总生存(OS).
  • 摘要：非小细胞肺癌仍然是发病率最高的癌症.为了治愈患者,外科手术的治疗方式在早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广泛应用,但是术后出现复发、死亡的比例仍然高达30％～50％.术后铂类为基础的化疗已成为肺癌术后的标准治疗,但其改善患者5年生存率仅为3％～15％.近年来,随着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在晚期肺癌中取得了显著的疗效,不禁猜想,EGFR-TKI是否在肺癌术后辅助治疗中也取得相应的疗效,从而进一步提高肺癌患者术后的生存率?笔者在2011年CSCO年会出版的《中国临床肿瘤学进展》"非小细胞肺癌术后辅助化疗:路在何方"一文中提到,EGFR突变患者术后TKI辅助治疗是未来的方向，EGFR基因及EGFR突变的靶向治疗药物如吉非替尼，厄洛替尼等，打开了分子靶向药物治疗和个体化治疗NSCLC的先河。肺癌是多基因的产物，EGFR基因仅仅是其中之一。最近发现的EML4-ALK融合基因，其靶向药物crizotinib正在中国做上市准备。而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药物贝伐单抗也在国外研究中显示了其疗效。将来能否将crizotinib、贝伐单抗等加或不加化疗作为肺癌某些基因型的术后辅助治疗?能否将不同位点、不同作用途径的靶向药物联合作为某些基因型肺癌的术后辅助治疗?这些问题尚不得而知。基于分子水平的治疗策略一定将会成为未来几年的挑战之一。相信根据肿瘤的生物学特征选择不同的方案进行个体化术后辅助治疗将是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
  • 摘要：随着多元化诊治手段的发展,脑转移日渐成为影响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预后的关键因素.文献报道首诊NSCLC患者中约有16.3％～19.9％伴有脑转移,30％～50％的NSCLC患者在整个病程的某个阶段会出现脑转移.发生脑转移后,患者生存期较短,未予治疗者中位生存期仅约1个月,而且对患者生活质量有明显影响.基于TKIs在NSCLC治疗中的重要地位，目前研究者广泛认为TKIs很有希望成为NSCLC脑转移的有效治疗药物，而优势人群选择及EGFR基因检测结果是疗效预测的重要因素。脑部放射治疗联合TKIs治疗的适用人群、最佳组合方式有待进一步研究。另外，有选择的对TKIs治疗有效患者实施早期放疗干预如预防性脑照射等值得探索。
  • 摘要：在当今基于EGFR突变、ALK融合基因的EGFR-TKI、克唑替尼等靶向药物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和转化研究日新月异的时代,肺癌的免疫治疗始终徘徊于临床前的探索.而2013年ASCO会议上几项临床研究使肺癌免疫治疗的疗效初露端倪,成为肺癌治疗领域备受关注的新宠.肺癌的免疫治疗或将不再只是一个梦想,而是实实在在的成果.目前抗PD-1抗体的安全性得到保证，有效性在二线以上治疗和一线治疗中均初显成效;但，"天时地利人和"是现代肺癌生物学治疗永远不变的话题，想达到FGFR-THI临床治疗境界，尚需回答以下问题，抗PD-Ll治疗究竟用在何时最佳:一线、二线亦或维持，哪种病理类型最适合:鳞癌非鳞癌、亦或小细胞肺癌，什么样的人群最适合:PD-L1表达是否真的是最好或唯一的分子或免疫标志物，安全有效性的基础上应该如何来筛选最适合治疗的病人，与哪些药物联合使用更好，化疗及其他免疫治疗如ipilimumab、疫苗等，分子靶向药物抑或其他免疫抗体，对于这些问题还需要大量的临床和转化性研究。
  • 摘要：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呈上升趋势,已经成为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非小细胞肺癌约占肺癌总发病率的80％,而只有大约20％的早期肺癌可以通过手术将肿瘤完整切除获得根治,其中超过三分之一因为年龄或者并发症以及患者自身原因,失去手术治疗的机会,而采用传统开胸手术术后并发症的风险增高.非手术治疗中,根治性放射治疗的5年生存率仅为4％～10％,常规放疗难以彻底控制局部肿瘤,治疗结果尚不尽如人意.因此,寻求能够获得根治性切除效果的非手术治疗模式,成为重要课题之一.近年来,随着肿瘤局部消融治疗成为肝癌的治愈性方法,消融治疗肺癌的优势逐渐引起重视.经皮消融治疗早期周围型肺癌，微创、安全、可靠、可以重复，并发症低，可以耐受。与手术相比较，消融的优势包括可以精确控制，完全毁损，反复使用，控制病情和降低死亡率，成本相对较低，方法简便，甚至还可以门诊实施。在肺癌治疗规范及指南中已经规定为不能接受手术治疗的早期周围型肺癌的首选治疗方法。未来射频消融发展的关键在于技术进步，同时消融联合化疗、放射治疗等结合，将极大地提高肿瘤的局部控制率，改善生活质量，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多中心对照试验研究，规范治疗，改进技术，监控治疗过程，严格治疗的适应证、预防并发症，扩大消融治疗的推广应用，成为标准治疗方法。
  • 摘要：肿瘤生长和增殖过程中需要新生血管的形成以提供血供与养分,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被认为在其中起重要的作用.VEGF的激活使已存在的肿瘤血管存活、刺激血管生成,并增加血管通透性.在VEGF抑制剂给药后可以观察到,早期出现的肿瘤血管退化和残存的血管正常化作用,并且持续给药后可以持续抑制肿瘤血管再生,阻断肿瘤组织养分供应进而抑制肿瘤生长和转移.VEGF在包括乳腺癌在内的多种实体肿瘤中过度表达.既往临床试验显示VEGF高表达与预后不良显著相关,且高水平的VEGF可降低患者对化疗或内分泌治疗的有效性.总的来说，通过治疗前筛选高危患者，以及治疗期间的积极监测，可以有效地对贝伐珠单抗等的不良事件的发生进行管理和及时处理，从而有效地避免及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在临床治疗中，应该重视这类药物的不良反应，包括高血压、蛋白尿、伤口愈合并发症等，只有认识到这类药物可能带来的利弊，才能更合理、更科学的制订治疗方案，提高患者的生存和生活质量。
  • 摘要：乳腺癌是全世界女性高发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逐年上升,特别在中低收入的国家中,其严重危害着女性健康.乳腺癌的发生发展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不同基因背景的个体处于同等暴露水平时对乳腺癌的易感性是不同的,人类乳腺癌易感基因1(breast cancer susceptibility gene1,BRCA-1)是一种人乳腺癌易感基因,其结构、功能异常与乳腺癌的发生发展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在临床乳腺癌诊治和预后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本文通过介绍乳腺癌中BRCA-1结构、功能异常的研究进展,探讨其在乳腺癌诊治中的作用及意义,乳腺癌与BRCA-1甲基化，BRCA-1与乳腺癌治疗，BRCA-1与乳腺癌相关因素BRCA-1结构、功能异常在乳腺癌，特别是遗传性乳腺癌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BRCA-1作为DNA损伤修复网络中的重要分子，其在BRCA相关乳腺癌的个体化治疗中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期待BRCA相关乳腺癌发生发展分子机制的进一步阐明和BRCA相关靶向治疗基础与临床试验结果。另外，针对BRCA相关乳腺癌的PARP抑制剂在个体化治疗中也极具潜力。针对BRCA-1基因缺陷而切除乳腺的治疗会被BRCA相关靶向取代。
  • 摘要：随着乳腺癌诊断及治疗方法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乳腺癌患者能够得以长期生存,因此乳癌术后的生存质量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乳癌术后上肢淋巴水肿使患者上肢变形、变重、最后反复感染、功能障碍,给患者带来了生理及心理上的困扰,严重影响乳腺癌患者的术后生存质量.上肢静脉淋巴管搭桥是一种从生理上解决乳癌术后淋巴水肿的手段,其发展依赖于超显微技术以及淋巴显像技术的提高,本文将对其最新进展进行综述.近来微静脉淋巴搭桥术的研究表明，在淋巴水肿早期进行吻合效果优于晚期治疗，随着淋巴系闪烁造影、生物电阻抗光谱分析法等技术的发展，早期诊断乳癌术后淋巴水肿逐渐成为可能，并且随着微静脉淋巴搭桥术的发展，手术创伤越来越小，术后效果也获得证实，因此，手术指征值得进一步探讨。今难以形成从诊断到手术过程的标准化，具体疗效也缺乏公认结果。微静脉淋巴搭桥术与保守疗法相比，从生理上解决了患者淋巴回流的问题，让患者得以从繁琐痛苦CDT的治疗计划中解脱，但其与加压绷带的联合应用十分普遍。与淋巴水肿组织切除术、淋巴水肿组织抽吸术相比因其重建了淋巴回流通道，效果更持久而且创伤更小。
  • 摘要：乳腺癌是全世界女性最常见的肿瘤之一,在2008年,乳腺癌约占新癌症病例总数的23％(138万).而乳腺癌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目前认为可能与年龄、遗传易感性、生理、生殖、种族、地域、社会心理因素、生活方式的改变、体力活动等因素相关.尤其是超重和肥胖可明显增加患乳腺癌的风险。国内外关于乳腺癌的大量研究和meta分析也将BMI作为评估肥胖的一项重要指标,并指出肥胖或超重的绝经后的妇女患乳腺癌的风险显著增加.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和美国癌症研究以流行病学证据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动物模型的研究结果证明超重和肥胖可显著增加乳腺癌的危险性.一项纳入282000例病例的Meta分析显示,乳腺癌危险性随BMI增加而增加,BMI＞30kg/m2的患者患乳腺癌的风险是正常人的1.3～2倍.肥胖可显著增加女性患乳腺癌风险.现在已经证实肥胖是绝经后乳腺癌的危险因素，肥胖与乳腺癌发生发展的关系密切且复杂，大量研究表明肥胖对乳腺癌的发生、发展、诊断、肿瘤特点及预后均可产生一定的负向调控。因此建议，提倡妇女减轻或控制体重十分必要。美国癌症协会对需要减肥的癌症患者建议减少5%-10%的体重有助于身体健康。预防肥胖的发病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目标，其可能推迟或阻止某些类型的乳腺癌。因此，通过对肥胖与乳腺癌关系的进一步了解，可为今后制定降低乳腺癌发病率和改善疾病预后的相应措施，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 摘要：近年来,随着乳腺癌发病率的快速增长和发病年龄的年轻化,妊娠期乳腺癌(pregnancy associated breast cancer,PABC)的发病率也呈现增多的态势.在我国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乳腺癌发病率已经高居女性肿瘤的首位,且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位发病年龄提前10～15年,治疗尤为棘手.乳腺癌在所有年龄段女性中发病率约为0.5％～1％,在育龄期女性人群中(20～44岁)的发病率约为12.7％,文章就此分析了妊娠期乳腺癌的诊断检测，多学科规范治疗，内分泌治疗，支持治疗，外科手术和放疗，化学治疗，病理和预后等内容。
  • 摘要：乳腺癌的治疗已经从20世纪60年代的单一解剖生物学模式转化到社会-心理-生物学模式,治疗模式更趋于合理性和人性化.突出地表现在保留乳房治疗模式和前哨淋巴结活检技术的开展、成熟及应用方面.以"最小的有效性治疗→最佳的临床疗效"已经成为医患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临床实践中如何把握尺度实现这一理想的境界,是应该不断思考的问题.诸如乳腺癌的局部外科治疗，保留乳房治疗的几点技术细节及术式选择的基本原则，乳腺癌区域外科治疗中前哨淋巴结活检技术的产生与临床应用导向等。
  • 摘要：针对HER2阳性乳腺癌的靶向治疗，新辅助靶向治疗大量研究证实,通过新辅助治疗获得pCR的患者较未获得pCR者预后更好.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FDA的荟萃分析也显示,pCR与长期生存的相关性在侵袭性较强的乳腺癌亚型(如HER2阳性乳腺癌)中表现更显著.近年来,已有研究证明,在HER2阳性乳腺癌的新辅助化疗传统方案中增加曲妥珠单抗可以大幅度提高pCR率将近1倍,并且明显改善预后.
  • 摘要：随着乳腺癌患者的生存期明显延长,出现脑转移的概率也在增加.乳腺癌脑转移发生率基于人群估算的脑转移发生率为5.1％,在早期乳腺癌女性中脑转移发生比例则较低,基于大规模长期随访IBCSG研究,10年CNS复发率为5.2％,CNS作为首个复发部位的发生率为1.3％.而在转移性乳腺癌女性中,基于病例系列研究,脑转移的发生率约为10％～16％,但是基于尸检系列报告,脑转移发生率则提高到20％～30％.HER-2阳性乳腺癌脑转移的发生率高于HER-2阴性乳腺癌脑转移的发生率.乳腺癌患者出现脑转移多提示预后不良,但是脑转移患者的死因不仅由于神经系统症状导致,还包括了全身疾病的进展,所以局部治疗联合全身治疗既可提高颅内肿瘤的控制率还能改善全身症状.因此探索新的更有效的治疗手段成为临床的研究热点.目前手术、立体定向放射外科学(stereotaetic radiosurgergy,SRS)、全脑放射治疗(whole-brain radiotherapy,WBRT)为脑转移的一线治疗方法,随着综合治疗的发展,化疗、靶向治疗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进步.本文就乳腺癌脑转移的治疗作一综述，介绍了分子靶向治疗、手术治疗、放射治疗、化学治疗等，脑转移发生在30%-50%的转移性HER-2阳性的乳腺癌患者中。在弥漫性脑转移的患者中，治疗基于WBRT，目前可供选择的系统性治疗方案很少。
  • 摘要：胃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死亡率仅次于肺癌、肝癌,全球每年新发病例近90万,41％发生在中国;全球每年因胃癌死亡约50万,中国占35％.胃癌全球范围内发病率差异很大,以亚洲为著,欧美发病率相对较低.肿瘤生长位置也存在很大不同,西方国家肿瘤多位于胃食管结合部,而亚洲患者以胃体、胃窦部肿瘤多见.近期,各项胃癌相关研究仍以个体化和综合性治疗作为最重要的发展方向,而现有最佳的治疗决策仍是基于已知的各种预后因素.手术方式的精细化以及基于围手术期治疗有效性的合理评估及短期评价仍然会是未来一段时间的主要挑战.本文就胃癌外科治疗的在过去一年中的新进展做一回顾.介绍了胃癌诊断与分期，胃癌的手术治疗，腹腔镜手术、内镜治疗，开放手术治疗等，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是胃癌治疗的发展方向。应在规范手术方式的基础上继续探索新化疗方案、新放疗技术以及新辅助治疗的合理方法。同时，这些传统手段的合理应用、术前术后的营养支持、生物治疗的不断开发，将改善患者的术后生存质量，并有助于提高患者的存活率。相信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胃癌的治疗最终会实现规范化、个体化、综合性的治疗模式。
  • 摘要：半个多世纪以来,临床上对胃癌治疗的进步主要得益于以淋巴结清扫为主要特征的胃癌根治术.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临床实践与临床研究发现,对胃癌的治疗效果并非与手术范围的无限扩大成正比,手术对胃癌的治疗效果仍是有限的.于是,为进一步提高胃癌的治疗效果,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应运而生,术前化疗也就成为目前胃癌临床研究的重要内容.胃癌的术前化疗仅二十余年的历史,在术前化疗的实施过程中人们才逐渐发现术前化疗与术后辅助化疗有很多不同之处,仍有许多问题尚需进一步探索,包括探索更适合应用于术前的化疗方法,接受化疗后病人的手术时机、手术范围的合理选择,化疗后局部癌组织的坏死对手术操作的影响,术前化疗的效果评价等.
  • 摘要：胃癌是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每年新增病例约30余万,其中死亡人数达17万左右.在目前住院病例中,90％以上为进展期胃癌,即使施行根治手术,5年生存率仍徘徊在30％左右.根治术后腹膜种植性转移占40％～50％,是影响预后的首要因素.因此,掌握胃癌腹膜转移规律,确立亚临床转移早诊或预测指标及防治靶点,建立有效的预防和综合治疗体系,是提高远期疗效的关键,也是目前国内外胃癌治疗研究的热点课题。
  • 摘要：随着胃癌发生、发展和转移过程中分子生物学、分子病理学的研究深入发展,相应新药的研发也越来越多,胃癌的靶向治疗,或化疗联合靶向治疗已逐渐成为未来主要的发展方向.从基础研究来看,胃癌发生发展转移过程中受多种分子调控,细胞之间和细胞与基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各种生长因子和细胞因子都可作为信号的来源,这些信号与细胞膜表面的受体结合,激活不同的信号转导通路,产生级联效应,最终影响胃癌的生长、侵袭和转移.理论上讲,如果阻断某些重要的生长信号,就可以达到控制胃癌的目的.所有这些研究提示，晚期胃癌患者人群具有较大的异质性，单从病理类型、肿瘤分期等临床特征简单地给予不同患者同样的靶向治疗模式太过粗糙，针对不同临床、病理和分子特征的患者，在分子分型、靶点筛选指导下的个体化治疗将是以后胃癌靶向治疗研究的必然之路。尽管目前胃癌靶向治疗迷雾重重，"山重水尽疑无路"，相信，通过大家的努力，必将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
  • 摘要：胃癌是我国目前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胃癌分为乳头状腺癌、管状腺癌、黏液腺癌、印戒细胞癌、腺鳞癌、鳞状细胞癌、未分化癌等.其中,印戒细胞癌(signet-ring cell carcinoma)是一种含有大量黏液的特殊胃癌类型,在原发性胃癌中占3.4％～39％.由于该类肿瘤细胞中充满了黏液,把细胞核挤向了细胞的一侧,外形酷似戒指,故得其名.胃印戒细胞癌起源于黏膜固有层中腺体颈部未分化干细胞,是一种恶性程度很高的低分化腺癌,具有分化差、胃壁内弥漫浸润性生长、进展速度快、不易早期诊断、预后差的特点.因此，急需早期发现，及时手术治疗，以延长患者生存时间。且胃印戒细胞癌对放化疗不敏感，应该开发新的治疗策略。
  • 摘要：2011年的《中国肝癌分期与治疗指南》明确推荐,中晚期肝细胞癌患者需放疗,这是基于肝细胞癌放射治疗的系列报道,包括放疗与非放疗效果的比较.不能手术切除但局限于肝内的肝细胞癌介入治疗碘油沉积不佳、伴有门静脉/或下腔静脉癌栓、伴淋巴结转移的肝癌病人,分为接受与不接受外放疗两组,接受外放疗的患者中位生存期分别延长4～6个月.对肝细胞癌出现肾上腺转移、骨或软组织转移患者,接受外放疗可以使转移灶缩小、症状缓解,肺或脑转移的放疗也有效.目前各种病期肝细胞肝癌放疗的临床报道均为循证医学证据级别不高,但是,其他的治疗手段也未能显示出更高的循证医学证据或更好的治疗效果.尽管放射治疗仍起姑息作用,这些病人应充分考虑放射治疗可能带来的好处.
  • 摘要：自2007年索拉非尼(sorafenib)相继被欧洲药品审评管理局(EMEA)、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等全球多个国家的药监部门批准用于治疗晚期不可切除的肝细胞癌(HCC)以来,索拉非尼在临床得到了广泛应用,索拉非尼开启了肝癌分子靶向药物治疗的新时代.但是索拉非尼治疗晚期肝癌疗效有限,在亚洲患者中位疾病进展时间(mTTP)仅2.8个月,比安慰剂增加1.4个月;中位生存时间(mOS)为6.5个月,比安慰剂提高了2.3个月;治疗缓解率(CR+PR)3.3％,疾病控制率(CR+PR+SD,DCR)33％,不少患者表现出原发耐药或病灶在稳定一段时间后发生继发耐药而病情进展,对于这些患者目前尚缺乏标准的二线治疗方案.本文就索拉非尼治疗HCC失败后的策略选择作一探讨，介绍了诸如索拉非尼加量治疗，联合其他方法治疗，化疗，抗血管生成药物治疗，中医药治疗等在内的策略供选择。
  • 摘要：流行病学原发于中枢神经系统的生殖细胞肿瘤(central nervous system germ cell tumors,CNSGCTs)是一类较少见的颅内胚胎性肿瘤.其发病率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在西方国家,其发病率约占儿童颅内肿瘤的0.4％～3.4％,在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其占全部儿童颅内肿瘤的11％,发病高峰年龄为10～12岁,20岁之前发病者约占90％,超过30岁的患者少见.根据组织成分及分化程度不同,WHO将颅内生殖细胞肿瘤分为6型:生殖细胞瘤(germinoma)、畸胎瘤(teratoma)、绒毛膜上皮癌(choriocarcinoma)、内胚窦/卵黄囊瘤(endodermal sinus or yolk sac tumor)、胚胎性癌(embryonal carcinoma)以及混合性生殖细胞瘤.上述病理类型中,生殖细胞瘤最为常见,约占65％～70％左右,好发部位通常位于松果体区(51％)和蝶鞍上区(30％),其中,男性患者70％位于松果体区,女性患者75％位于鞍上区,发生于松果体区与鞍上区患者比例约2.1,但同时发生于松果体和鞍上区者占5％～10％,而基底节区(3％)、下丘脑、桥小脑脚、脚间池、小脑蚓部较少见,中脑和延髓的发生率极低.非生殖细胞瘤性生殖细胞肿瘤和生殖细胞瘤的发病率在男女之中的比例分别为3∶1和1.8∶1.诊断常用影像学表现和实验室检查，发生于松果体区的生殖细胞瘤需与松果体细胞瘤、松果体母细胞瘤、松果体区动脉瘤、松果体区脑膜瘤鉴别;而发生于丘脑和基底节区生殖细胞瘤需与胶质瘤鉴别。该研究中心通过对91例CNCGCT患者回顾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于播散性CNSGCT患者，联合放化疗后，总生存时间与局限期CNSGCT患者无显著差异。以上研究结果提示，对于多灶性或播散性CNSGCT患者，诱导化疗联合放疗的治疗模式可提高疗效。
  • 摘要：随着外科理论以及手术技术的发展,盆腔肿瘤的手术根治性得到了明显提高,但是一些常见的盆腔根治性手术引起的泌尿及性功能障碍仍有相当高的发生率,例如在直肠全系膜切除(TME)术后,泌尿及性功能障碍的发病率为9％和26％,在保功能性的前列腺切除术后性功能障碍的发生率达到32％～35％,而在保功能性的子宫切除术后各种形式的排尿功能障碍高达70％～80％.因而,如何使盆腔手术在根治病灶的基础上保存术后的泌尿生殖功能的完整,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直肠的前侧方的手术解剖，是避免泌尿及性功能障碍的关键，其次，首次提出了盆丛的解剖学分类，既往认为盆丛是一个有明显界限的四边形结构，事实上，盆丛更应理解为一种神经结缔组织结构，腹下神经连接于前上部，盆内脏神经连接于后上部，而腹下神经是交感神经、盆内脏神经是副交感神经，这些解剖发现提示损伤这些不同的部位可能会引起不同的泌尿生殖功能障碍。由于盆丛损伤并不一定意味着功能障碍，这就说明盆丛可能存在着不同的功能单位。因此在明确手术解剖层次的基础上，深入的进行分子解剖的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减少手术相关的泌尿及性功能障碍。
  • 摘要：胰腺癌是恶性程度极高的消化道肿瘤.北美发病率占恶性肿瘤的第10位,死亡率第4位(2010年),发病高峰出现在70～80岁年龄段,确诊平均年龄60～65岁,男性发病率稍高于女性(RR:1.35),非裔美国男性发病率更高(30％～40％).病死率逾90％,无法切除者的中位生存期仅6个月,全世界每年约有20万人死于此病.在我国,其发病率则占恶性肿瘤的第9位,2008年新发病例4.42万,死亡病例3.98万,发病和死亡基本平行.胰腺癌恶性度极高,进展快,死亡率高.其发病因素被认为是与大量吸烟有关,此外糖尿病、慢性胰腺炎、肥胖以及基因突变等也可能成为致病因素.目前手术作为唯一根治手段,由于超过80％患者确诊时已属晚期,多数情况下不能手术,可行根治切除手术者不足20％,术后五年存活率仅1％～3％,局部复发是主要失败原因.因此采用其他综合治疗手段如化疗、放疗、支持治疗等延缓患者生存、减轻患者症状、改善生活质量更加重要.目前为止，大量的实验研究正在开展，然而这种恶性度高预后差的疾病仍然有许多问题期待研究者们去解决。吉西他滨仍然是晚期胰腺癌的治疗金标准，以其为基础的联合化疗虽然有一定的提高但仍然不够理想。Folfinnox化疗虽然提示对于身体状况良好的患者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但其引起的严重毒副作用仍需关注。分子靶向研究是未来的一种趋势，联合细胞毒药物与靶向药物或许可以未晚期胰腺癌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 摘要：胰腺癌是一种高度恶性肿瘤,其发病率及死亡率基本相等,治疗效果极差,5年生存率低于4％.外科手术是目前唯一可能治愈的治疗手段,但绝大多数发现时已经发生局部侵袭或已转移,统计发现仅10％胰腺癌患者接受了手术治疗.晚期胰腺癌患者自然生存期很短,仅3～6个月.放化疗或单纯化疗是局部晚期和远处转移胰腺癌患者的主要治疗手段.对于晚期胰腺癌患者而言，化疗是标准的治疗方案。对于一线治疗失败后的晚期胰腺癌，目前尚无标准的二线化疗方案。临床研究发现，紫杉醇类对多种化疗耐药性实体瘤有效。病例一中的患者一线PFS长达7个月，停止化疗1个月后，患者病情迅速进展而死亡，该患者治疗的最大意义在于，通过综合治疗延长了生存期且生活质量较好，病情快速进展快速死亡，患者及家属的身心折磨时间较短。固定剂量率的吉西他滨联合S-1是一个高效、低毒、方便的方案，对于高龄患者仍适用。病例二中的患者二线治疗后疗效评价为PR，至今PFS长达5个月，仍在随访治疗中。对于晚期胰腺癌患者，二线选择紫杉醇脂质体联合奥沙利铂也可以带来较好的疗效，且不良反应轻，期待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其疗效及安全性。
  • 摘要：胰腺癌是一种发病隐匿、进展快、预后差、恶性程度高的消化系统肿瘤,其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呈逐年升高的趋势.2013年美国预计胰腺癌新发病例约为45220例,死亡病例约为38460例,居恶性肿瘤死亡第4位.在我国胰腺癌位于恶性肿瘤死亡第9位.手术切除仍是唯一有望根治胰腺癌的治疗方式,但是80％以上的患者在诊断时已无法通过手术切除治愈.手术无法切除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胰腺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仅6个月左右,5年生存率不到2％.对于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胰腺癌,目前治疗上仍是以化疗为主的综合治疗,虽然近年来在化疗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中位生存期仍没有突破1年.目前胰腺癌的治疗仍处于一个瓶颈的状态,如何提高现有治疗手段的疗效,并将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临床,是目前面临的问题.根据MPACT研究的结果，2013年版的NCCN指南将吉西他滨联合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治疗晚期胰腺癌的证据级别由2B类提高到了1类证据。目前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联合吉西他滨术后辅助治疗胰腺癌的Ⅲ期研究正在进行。在GBS研究中S-1单药及GS方案在晚期胰腺癌中已取得了一定的疗效，JASPAC-O1研究又显示了S-1在胰腺癌术后辅助治疗中的作用，预示着S-1在胰腺癌治疗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最近几年药物治疗胰腺癌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虽然目前晚期胰腺癌的总生存期还未突破1年，但是在老药组成的新方案(FOLFIRINOX)、新药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及一些靶向治疗药物中看到了胰腺癌治疗的希望。
  • 摘要：胰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全球范围内逐年增高,2011年全球肿瘤统计数据显示,胰腺癌的发病和死亡率分别列第13和第7位.在我国,胰腺癌发病率逐年增高,在一些发达地区(以上海为例),胰腺癌已成为第五大死因.胰腺癌已成为严重危害国民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胰腺癌具有高度侵袭性和转移性,在诊断时约有80％的患者已处于进展期(不能达到R0切除的患者,包括局部进展期和转移性胰腺癌),失去手术根治的机会,需综合治疗.在胰腺癌的诊断过程中,影像学提示胰腺占位的患者约有40％不是胰腺癌,因此如何提高进展期胰腺癌的诊断和综合治疗水平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两大问题.根据NCCN指南，胰腺癌初治的患者首先应对病情进行多学科(应包括外科、诊断影像、肿瘤内科、肿瘤放疗科和病理科等)讨论和全面评估，并根据患者的体力状态评分(应包括ECOG评分、疼痛控制、胆道引流、营养摄入)最终选择合适患者的多学科个体化治疗策略，但目前的诊治策略并不能明显改善患者的生存期。随着分子流行病学和转化医学的发展，人们对胰腺癌发生发展分子机制的了解逐步加深，使多学科综合诊治的概念逐步完善，它不应只含有各个临床学科，而应该是整合分子流行病学和转化医学等更广范畴的多学科个体化诊疗，研究胰腺癌新的诊疗靶点和策略，为胰腺癌的个体化诊治注入新的血液。
  • 摘要：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系起源于肝内胆管上皮的恶性肿瘤,约占原发性肝癌的5％～30％[1,2],其发生率仅次于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按照日本肝癌研究组(Liver Cancer Study Group of Japan,LCSGJ)的大体病理分型可分为三型:肿块型(mass-forming type,MF)、管周浸润型(periductal infiltrating type,PI)和导管内生长型(intraductal growth type,IG),其中78.6％～90％是MF型.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ICC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呈明显上升趋势.部分肝切除是目前唯一的治愈方式,但是术后的预后仍难令人满意,局部复发和(或)远处转移率高.ICC在病因和生物学行为方面有别于肝细胞肝癌(hepatucelullar carcinoma,HCC);在临床特征、影像学表现和治疗策略方面与肝外胆管癌(ex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ECC)以及胆囊癌(Gallbladder cancers,GBC)也有差别.因此,对于这种特殊类型的胆管细胞肿瘤,建立特殊的预后预测模型非常必要，包括ICC列线图预后分期系统，ICC术后临床预后积分系统的探索，ICC术后辅助治疗的地位评价等。目前没有任何循证医学证据评价ICC术后辅助治疗的价值，法国和英国的两项111期临床研究已经启动，但都是针对BTC人群。综合以上分期系统的分析，有理由相信，在选择性ICC人群中，辅助治疗尤其是辅助化疗有一定地位，对RFS和OS有利，从而扮演预后系统中的角色。
  • 摘要：膀胱癌是第二常见的泌尿生殖系统恶性肿瘤.在欧洲年发病率是19.5/10万,年死亡率为7.9/10万,男性是女性的3倍,并且随着年龄呈上升趋势.病理类型90％为移型细胞癌,5％为鳞状细胞癌,2％为腺癌.诊断时25％～30％已经存在肌肉侵犯,大约15％存在局部或远处转移.另外,30％～40％的浸润性肿瘤在整个病程中都会出现远处转移.在化疗时代之前,中位生存期仅有6个月或更少,而对于Ⅳ期患者而言,全身化疗是唯一改善生存的治疗方法,随着愈来愈多的临床试验支持进展期膀胱癌的化疗,使对膀胱癌的治疗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为此,将近年来针对晚期膀胱癌治疗的一些主要临床研究总结如下，对于不适合用顺铂联合化疗的进展期尿路上皮癌患者，用奥沙利铂代替顺铂并未显出比单用吉西他滨有更好的效果。研究显示了艾日布林单药的抗尿路上皮癌的活性，GP方案也是二线治疗的最佳选择之一，特别是在一些预后不良因素较多的患者中GP方案更显优势，但不建议长期应用。靶向治疗方面，尽管多项临床研究在单药治疗时没有明显效果，但有些靶向药物在与化疗药联合应用时可以提高疗效。近年来新的靶向药物不断问世，靶向药物是否对晚期膀胧癌有益，还需进一步的临床试验证实。
  • 摘要：原发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primary CNS lymphoma,PCNSL)是一种少见的恶性肿瘤,相对于其他原发中枢神经系统恶性肿瘤,PCNSL对放疗和化疗均有一定敏感性,然而其长期生存率却明显低于大部分原发于结外的恶性淋巴瘤.HIV感染是免疫功能缺陷PCNSL的主要危险因素,本文仅讨论免疫功能正常患者的PCNSL.包括临床诊断及疗效评价、病理类型包括惰性的B细胞淋巴瘤,Burkitt淋巴瘤和T细胞淋巴瘤.PCNSL包括原发于脑、眼球、软脑膜和脊髓,介绍了大剂量MTX为主的一线化疗、放疗的价值以及利妥昔单抗的价值PCNSL患者是否需要给予鞘内注射MTX存在争议。历史对照研究显示，在全身给予大剂量MTX治疗同时再给予鞘内注射MTX未增加生存获益。对于伴有脑脊膜累及的PCNSL患者，推荐鞘内化疗。
  • 摘要：恶性淋巴瘤为我国老年人常见的肿瘤疾患之一.恶性淋巴瘤分为非霍奇金淋巴瘤(non-Hodgkin lymphoma,NHL)和霍奇金淋巴瘤(Hodgkin lymphoma,HL)两大类.目前尚未有"老年"的统一定义,最宽泛的定义为:由于时间带来了生理变化,而导致其在面对挑战时,无法维持体内的平衡,通常所指的老年患者即≥60岁的患者.近年来,老年淋巴瘤患病率不断上升,国外有报道老年男性淋巴瘤的发病率已从过去的19/10万增加到现在的99/10万,为增长速度最快的年龄层次.同时,老年淋巴瘤在诊治过程中存在诸多特殊情况,如放化疗耐受不佳、完全缓解率低、早期治疗相关病死率高、,预后差等,对于老年淋巴瘤这一特殊群体,亟需一个适合老年患者的治疗指南.对于老年淋巴瘤患者，目前尚缺乏大型的随机对照研究资料，治疗前必须充分考虑患者全身状态、心肺功能和可能的基础疾病等，初治侵袭性淋巴瘤经恰当的治疗后仍有治愈可能，可以选择一线化疗组合;复发患者，特别是高龄患者，多选择姑息治疗方案或单药治疗;总之，对于老年患者应采用高度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有必要深入开展针对老年淋巴瘤的临床研究，以进一步提高老年患者的疗效。
  • 摘要：中国是肝炎感染率较高的国家,国内一项较新的大型研究分析了包括DLBCL等在内的癌症患者在化疗前后乙肝病毒感染的变化,6646例癌症患者化疗前HBV阳性率为17.1％,如果没有给予预防性抗病毒治疗,化疗后阳性率达50％.因此,DLBCL患者接受rituximab治疗后HBV病毒再激活的问题是国内外临床上很关注的问题.在国外各种治疗指南中,均明确指出接受rituximab等免疫抑制剂治疗的HBV携带者须进行预防性抗HBV病毒治疗,然而未推荐具体药物.目前临床常用的抗HBV病毒药物有恩替卡韦(0.5mg/d)或者拉米夫定(100mg/d).为明确两者哪个更优,中山大学肿瘤医院林桐榆教授的团队进行了头对头的前瞻性临床研究.该前瞻性研究入组121例接受R-CHOP治疗的乙肝表面抗原(HBsAg)阳性初诊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患者,随机予以恩替卡韦和拉米夫定预防性抗乙肝治疗,直至治疗完成后半年.主要终点是HBV相关的肝炎发生率,次要终点是HBV再激活的发生率,因肝炎导致的化疗中断.患者出现病毒再激活时可改变抗病毒方案或重新制订抗病毒方案.本研究表明，CID-ATT方案为一种理想的一线治疗方案，该方案具有较佳的临床活性，并具有(在密切监视前提下)良好的安全性和可耐受的毒性，对于初治的早期ENKL患者，还可作为一种较好的支持性治疗方法。在放疗后进行诱导化疗获得CR对于ENKL患者的生存至为重要。
  • 摘要：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angioimmunoblastic T-cell lymphoma,AITL)是以T淋巴细胞异常增生伴高内皮血管增生及滤泡树突状细胞增生为主要特征的外周T细胞淋巴瘤,曾称为血管免疫母细胞淋巴结病,约占非霍奇金淋巴瘤的1％～2％.临床表现为一类侵袭性的淋巴瘤,晚期患者多见,复发率高,预后差.本文就近年来新进展进行总结.化疗方案目前AITL的治疗尚无标准方案,大多患者对激素治疗敏感,目前推荐激素联合蒽环类的联合方案治疗,CHOP方案是最常选择的治疗方案,但缓解期短,复发率高，还有干细胞移植，治疗新药如免疫调节剂，阿仑单抗，普拉曲沙等。目前虽然AITL无标准治疗方案，仍推荐CHOP或CHOP样方案治疗。对于年轻患者，较联合化疗，HDCT联合ASCT缓解率更高，并且早期达到CR的患者接受移植后生存率更高、复发率更低，因此自体干细胞移植有可能为患者的长期无病生存创造条件。目前有一些新的药物正在AITL患者中进行临床研究，如阿仑单抗，但不良反应仍是主要限制因素。
  • 摘要：滤泡型淋巴瘤(follicular lymphoma,FL)是来源于滤泡生发中心细胞的惰性B细胞肿瘤,是非霍奇金淋巴瘤(NHL)中除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之外的常见B细胞淋巴瘤之一,也是目前药物治疗获得比较好效果的淋巴瘤亚型.在西方国家占到NHL的22％～35％,国内为8.1％～23.5％,略低于西方国家.近年来我国FL发病率有逐年增高的趋势,发病年龄较国外偏低,主要分布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尽管FL难以完全治愈,但仍有约40％患者生存期超过10年,疾病在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具有异质性,因此根据个体情况选择最佳的一线治疗方案显得尤为重要.随着新药的不断研发和应用使FL的治疗模式发生了变化.虽然新的治疗方法显著改善了FL患者的预后,但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如局限期FL患者放疗是否仍是标准治疗、低肿瘤负荷FL患者观察等待的方法是否合适、高肿瘤负荷FL患者如何诱导和维持治疗、PET-CT在FL诊治过程中的角色等问题.FL出现疾病进展是最终导致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因此准确评价并且选择何种新的治疗方法是目前面临的新挑战。虽然FL的最佳一线治疗方案仍不确定，但是综上所述可以知道应根据患者肿瘤负荷大小的不同给予个体化的诱导化疗及之后的巩固维持治疗，患者都能得到较好的治疗效果甚至达到治愈。
  • 摘要：外周T细胞淋巴瘤(PTCL)是高度异质性的淋巴系统恶性疾病,其发病率约占淋巴瘤的15％～20％,常见病理类型为外周T细胞淋巴瘤非特指型,血管免疫母细胞型,间变大细胞型等.PTCL好发于中老年,临床表现多样,往往病情凶险,CHOP样方案疗效不满意,5年OS约为30％.因此,国内外均开展高剂量化疗联合造血干细胞移植作为一线巩固治疗或复发后挽救治疗的研究.PTCL的IPI评分与其预后相关.一些研究显示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能够获益,但是目前以回顾性或单臂前瞻性研究为主,缺乏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研究.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PTCL，其疗效优于传统放化疗手段。不同的移植方式及合适的移植时机，需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加以分析选择。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方便可行，安全性相对较高，对于化疗敏感的复发难治PTCL病例仍为优选;对于CR1的患者，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能够提高5年PFS和OS。异基因移植给年轻患者提供了可治愈的机会，但用于一线巩固治疗与自体移植比较未见优势。现有的研究数据支持异基因移植应用于化疗敏感复发的PTCL患者，尤其是自体移植后复发的患者。目前尚无关于自体移植或异基因移植应用于PTCL一线巩固治疗的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这也是今后研究探讨的方向之一。
  • 摘要：盐酸苯达莫司汀是一种兼具烷化剂和抗代谢作用的双功能氮芥衍生物,可用于多种血液系统肿瘤和实体瘤的治疗.于1963年由东德的耶拿微生物和实验治疗研究院合成,陆续被用于治疗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1993年由Ribosepharm公司以商品名Ribomustine在德国上市,主要用于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乳腺癌等的治疗.2008年3月20日美国FDA批准了Cephalon Inc开发的盐酸苯达莫司汀注射剂(商品名:Treanda)作为CLL的治疗药物,同年10月,该药又得到FDA批准用于惰性B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的治疗,临床疗效显著.目前在血液系统疾病中,该药主要用于霍奇金淋巴瘤、非霍奇金淋巴瘤、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CLUSLL)、多发性骨髓瘤(MM)等淋巴系统肿瘤的治疗.
  • 摘要：通常意义上的头颈部鳞癌包括发生于口腔、咽部(鼻咽、口咽、下咽)以及喉部鳞状上皮覆盖的恶性肿瘤,烟草和酒精是一直以来公认的发病因素.在东南亚和我国东南部地区,鼻咽癌是最常见的头颈部鳞癌类型.其绝大部分的病理类型是WHOⅡ/Ⅲ型,主要的发病因素是EB病毒(Epstein-Barr virus,EBV)的感染.近年来,一种独特的头颈部鳞癌类型逐渐为人所知,它的发生/发展与人乳头瘤状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具有密切的关系;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HPV相关性头颈部鳞癌具有独特的致病因素、肿瘤生物学行为和治疗结果,需要单独区分开来加以研究.综上所述，HPV相关性头颈部鳞癌是一种独特的肿瘤类型，其具有与非HPV相关性肿瘤不同的肿瘤生物学、临床特征和治疗结果，既是独立的预后因素也是放疗/化疗的疗效预测因素。通过有关的前瞻性研究，将有助于探索针对这一肿瘤类型的优化治疗模式。此外，关于HPV疫苗在头颈部鳞癌预防和治疗中的作用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 摘要：甲状腺癌是常见的内分泌系统肿瘤,以分化型甲状腺癌(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DTC)最为常见.DTC包括甲状腺乳头状癌(papilary thyroid carcinoma,PTC)和甲状腺滤泡状癌(folhcular thyroid carcinoma,FTC).通过甲状腺全切或次全切术、放射性碘(131I)和口服TSH抑制剂量的甲状腺素联合治疗,多数DTC患者可以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其中PTC患者的10年生存率达93％,FTC患者的10年生存率达85％.尽管多数DTC患者预后良好,仍然有2％的PTC患者和6％的FTC患者在初次就诊时即有远处转移,另有10％～15％的患者随着病情演变发生远处转移.由于多种机制的影响,肿瘤的原发灶和转移灶在治疗过程或疾病自然进展过程中失去分化表型,局部侵袭性和远处转移能力增强,摄碘率降低,不再适于131I治疗.131I治疗后1年内出现进展或131I全身显像有至少一个非摄碘病灶的DTC被定义为RAIR-DTC(radioactive iodine-refractory,DTC).目前对于碘难治性甲状腺癌尚无有效治疗方法,患者预期生存时间仅为2.5～3.5年.传统的细胞毒性化疗药中,仅阿霉素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但疗效非常有限.碘难治性甲状腺癌的治疗是个难点，需要核医学科、肿瘤内科、放射科、外科的多学科协作。随着研究的日渐深入，分子靶向治疗也有望在碘难治性甲状腺癌的治疗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结果可见，索拉非尼等多激酶抑制剂显示出了令人鼓舞的治疗效果。多种靶向药物的联合应用亦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治疗策略，目前已有数个评价联合治疗效果的B期试验已完成或正在进行中。由于遗传上的异质性，每个患者的基因谱不尽相同，这就需要根据患者的情况设计出不同的治疗方案，做到个体化治疗。
  • 摘要：食管癌是中国常见的,仍然是严重危害国人健康的常见恶性肿瘤之一.然而,由于发病率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差异性明显,以及食管所处解剖位置的特殊性,食管癌的多学科综合治疗临床研究较少,特别是高证据水平的研究更少,多数期别食管癌治疗并无翔实的循证医学证据支持.本文总结了近年来有放疗参与的食管癌多学科综合治疗的临床研究新的信息,就临床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总结,为进一步开展相应的临床研究提供一些参考.指出早期食管癌非手术治疗为初始治疗。可以研究;新辅助治疗的临床价值。在腺癌更明确，鳞癌需要新辅助化放疗;术后放疗临床价值。术后病理显示T分期晚和(或)区域性淋巴结有转移者，术后辅助放疗有价值;以手术为基础的多学科综合治疗和以放疗为基础的多学科综合治疗，孰优孰劣。现有临床研究显示两者疗效相似，但仍需要大样本设计好的随机对照研究来说明;化放综合治疗中放疗剂量。总剂量50GY可能偏低，新的时间剂量分割值得探索，尤其是加速分割;靶向药物在放疗为基础多学科综合治疗价值，这些方面都非常值得进一步研究。
  • 摘要：早期食管癌、食管胃交界处癌症状不明显,不易发现,临床上确诊时大多数病例已属中晚期.即使临床上认为局部晚期的食管癌及食管胃交界处癌也有很高的比例有远处转移.因此,以控制播散为目的的化疗在食管癌、食管胃交界处癌的治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新的化疗药物的不断发现,化疗在综合治疗中的作用不断提升.新辅助化疗在降低肿瘤分期,提高根治性切除率和提高远期生存率的作用也逐渐被认可.
  • 摘要：食管癌是上消化道常见的恶性肿瘤,我国食管癌的发病率居全国各类恶性肿瘤第5位.早期临床症状不典型,多数患者就诊时已是中晚期,化疗成为主要治疗手段,但疗效低.我国是世界上食管癌发生率和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与欧美等国家以食管腺癌发病多见不同,我国以鳞状细胞癌为主,约占95％以上.肿瘤标志物在食管癌的早期预测、评价预后、疗效评估方面的基础研究屡见不鲜,能有效协助早期诊断、预测预后及疗效的食管癌肿瘤标志物的出现意义重大,通过测定肿瘤标志物对辅助诊断、分析病程、指导治疗、监测复发或转移、判断预后.特别是目前靶向治疗药物的应用,更需要在分子层面上寻找分子标志物,指导临床治疗,使患者的治疗更加符合个体化的理念.
  • 摘要：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ALK)融合基因是继EGFR基因突变后在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中发现的又一具有针对性靶向药物治疗的肿瘤驱动基因.针对ALK融合基因的靶向治疗药物——克唑替尼,在短短4年内即经历从临床前研究、早期临床研究到批准上市的历程,是靶点明确、检测方法成熟的靶向药物成功的典范.然而,一如EGFR突变基础上的EGFR-TKIs治疗耐药不可避免,文章探讨了ALK耐药突变，信号旁路的激活，克服ALK+NSCLC获得性耐药的药物与策略等，尽管克唑替尼在ALK阳性患者获得良好的无进展生存和客观有效率,最终还是难逃耐药而治疗失败的命运.有关ALK+NSCLC靶向治疗的耐药机制及治疗策略已经成为目前的热点.
  • 摘要：根据2010年卫生部公布的统计资料,我国肺癌的死亡率由1992年的第3位跃升至第1位,已经高达30.83/10万,与30年前相比上升了465％,并且呈逐年上升趋势,低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肺癌已经成为中国恶性肿瘤的第一位死亡原因.根据美国癌症协会的统计,非小细胞肺癌(NSCLC)大约占了肺癌的85％,虽然近年来化疗等综合治疗效果明显改善,但是其5年生存率仍仅仅约15％.目前的全身化疗仍然只是温和有效而治标不治本.因此,在NSCLC已经成为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今天,需要集中力量技术攻关.在肺癌的发生过程中，许多的信号通路基因都发生了改变，使得形态学和分子标志物都产生了显著的异质性。突变分析不仅对于预后判断有意义，对于疾病的治疗疗效也有重要的预测价值。目前检测标本有许多种类，然而最理想的是采用石蜡包埋的组织标本，而不是目前常用的新鲜速冻标本，因为明显前者的来源丰富。针对这些标本，目前检测平台包括了基因组学、蛋白组学和表观遗传学。
  • 摘要：卵巢恶性生殖细胞肿瘤(malignant ovarian germ cell tumors,MOGCT)是来源于胚胎性腺的原始生殖细胞而具有不同组织学特征的一类卵巢恶性肿瘤.主要包括无性细胞瘤、未成熟畸胎瘤、卵黄囊瘤、胚胎癌、原发性绒癌以及混合性生殖细胞肿瘤,前三者最常见.卵巢恶性生殖细胞肿瘤总的5年生存率已由过去的20％～30％提高到目前的80％～100％,因此如何在保证生存率的前提下行保留患者的生育功能的治疗成为临床医生关注的重点.本文对卵巢恶性生殖细胞肿瘤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的理论依据、手术方式、术后辅助治疗的实施及卵巢功能恢复情况等作一综述.
  • 摘要：腹股沟淋巴结切除术:外阴癌根治性手术的必要步骤.缺点:切口长、愈合困难,切口延期愈合、大瘢痕形成以及下肢淋巴肿等.腔镜手术:腔镜手术具有切口小、愈合快、对内脏功能影响小等特点.已经在妇科子宫内膜癌、宫颈癌等治疗中开展.复习国内外资料,有溶脂吸脂术后腔镜下乳腺癌腋窝淋巴结切除术的报道,但未见有溶脂吸脂术后行腔镜下外阴癌腹股沟淋巴结切除术的报告.为此开展溶脂吸脂术后腔镜下外阴癌腹股沟淋巴结切除术,以研究此种方法作为外阴癌腹股沟淋巴结切除术常规方法的可行性.
  • 摘要：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ML)是成人白血病的最常见类型,占白血病的62％,年发病率2.1/10万人次.2012年AML从基础研究到临床诊断及治疗有了很大的进展,尤以NGS技术在AML的应用,靶向治疗等取得重大进展,本文仅就AML诊断及治疗的最新进展作一介绍.AML的预后评价进入微小残留病(MRD)的时代，AIVIL靶向治疗新进展，NGS技术引领AML诊断、分类和预后评价新进展等。
  • 摘要：肿瘤组织中大量的血管新生是恶性肿瘤的标志之一,其促进了肿瘤的发生、发展和转移.目前已有包括贝伐单抗、索拉非尼、舒尼替尼、恩度等多种抗血管新生药物应用于临床,但患者通常在短暂临床获益后进展,提示其可能存在对肿瘤侵袭性的影响,但效应有限.对于疗效的预测也缺乏统一的预测因子.该类药物也有其不同于传统化疗药物的不良反应.临床前研究发现血管周细胞、骨髓来源细胞、其他促血管因子上调等可能是目前抗血管药物耐药的机制.
  • 摘要：恶心呕吐是肿瘤化疗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之一,75％以上的化疗药物均会导致不同程度的恶心、呕吐,因此,预防化疗所致的恶心呕吐是肿瘤治疗的一个重要环节.自1987年高选择性5-羟色胺3受体拮抗剂的问世揭开了止吐治疗崭新的一页,一批衍生物相继应用于临床,化疗所致的恶心呕吐已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但由于临床上对其认知程度不够,往往存在治疗不足或治疗过度的情况.因惧怕药物引起的恶心呕吐目前仍为患者拒绝化疗的重要因素之一.严重恶心呕吐除了导致患者的依从性差外,水电解质失衡、营养缺乏,厌食等引起的机体机能的降低,将加重疾病进展.因此采用规范化处理化疗引起的恶心呕吐,十分必要.分析了化疗药物引起恶心呕吐的机制，化疗药物致吐风险分级，恶心呕吐的分类，常用治疗药物，多巴胺受体拮抗剂，类固醇激素等，化疗所致的恶心呕吐可防可控，2003年第2代5-HT3受体拮抗剂帕洛诺司琼和第1种NK-1受体拮抗剂阿瑞吡坦的上市，为CINV尤其是迟发性呕吐的治疗提供了新的选择和武器，但预期性和难治性CINV仍是巫待突破的难题，因此在中医药方面也做了较多的尝试和研究，并在临床中取得了一定疗效。
  • 摘要：目前恶性肿瘤发病率迅速上升,本院统计发现导致其上涨的因素包括:人口老龄化,发病年轻化,城镇化和生活方式西化.中医药在恶性肿瘤中的应用是目前研究的热点,尤其对于我国学者而言,研究方法和模式也多种多样,在成绩斐然的同时也面临一些难点和疑点,本文将就此展开探讨，首先指出了中成药使用的误区，抗癌中成药30余种，其中使用最多的是西医的临床医生。他们在使用中成药时往往只关注"适应病"，而很少关心"适应证"，因此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患者使用某种不对证的中成药后出现不良反应。如"回生口服液"内含药物众多，但大部分都是活血化癖药物，有些患者服用后会出现食欲下降、咳血或便血加重等不良反应。另外，中成药内清热解毒类型较多，这类药物对一些"素体虚寒"的消化道肿瘤患者无异于"毒药"，很多患者服用后会出现食欲下降、恶寒、乏力、嗜睡等阳虚症状。因此，建议医院应组织中医师开展中成药使用培训，对患者做"阴、阳、虚、实"基本分类，然后了解中成药的主要功用主治，做到对症给药。认为无论是实验研究还是临床研究都是目前科学研究体系里重要的研究方法，都可以被运用到中医治疗恶性肿瘤的研究中来。但始终应铭记中医的本质，不能因为方法的需要而改变研究的实质，而是让这些方法更好地为中医理论服务，为中医的现代化服务。
  • 摘要：随着恶性肿瘤发病率的逐年增加,抗癌治疗新药新方法的不断问世,肿瘤及肿瘤治疗带来的种种负担也将日益加重.减少肿瘤对人类健康及社会负担,需要加强癌症预防工作,需要推行肿瘤规范化诊疗,更需要全面推动姑息治疗的发展.一、肿瘤负担:不堪重负癌症不仅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疾病,也是对患者、家属、医院、卫生行业、政府和社会等方面,带来若干负面影响的严重负担.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生活方式的大幅度改变,环境污染的加剧,老年社会的提前来临,癌症发病率及死亡率也随之快速增长.不断研发的肿瘤诊疗新方法,新技术和新药,一方面改善肿瘤治疗效果,另一方面也让肿瘤诊断与治疗的医疗费用负担也日益加重.综上所述，姑息治疗是一项人权，将姑息治疗列入基本医疗，已形成共识。临终关怀(hospice care)是指针对生命终末期患者的医疗照顾。为生命终末其患者和家属提供全面的医疗照护，包括医疗、护理、心理、精神、社会及心灵等，让生命终末期患者的生命受到尊重，症状得到控制，心理得以安慰，生命质量得到改善，推动肿瘤姑息与支持治疗发展的策略，需要将姑息与支持治疗整合人肿瘤综合治疗全程，需要确立肿瘤姑息治疗与支持治疗基本任务目录，需要建立姑息治疗基本药物目录，还需要根据地区经济及医疗资源水平分阶段发展肿瘤姑息与支持治疗。
  • 摘要：神经内分泌肿瘤肝转移的临床表现主要取决于肿瘤细胞过多分泌的激素或单胺类物质,并伴随着相应的综合征(如胃泌素/卓艾综合征、类癌综合征).非功能性肿瘤患者中,非特异性症状(如不典型腹痛、消瘦等)取决于肿瘤负荷和转移部位.由于症状不典型,非功能性神经内分泌肿瘤肝转移患者的初诊多属偶然发现(如超声检查).肝浸润转移有3种不同形式,决定不同的治疗方式:①肝转移灶局限于一个肝叶或两叶交界处,可行标准手术切除.占20％～25％(简单方式).②一个肝叶受侵但对侧伴小卫星灶,仍可手术切除,包括行消融术.占10％～15％(复杂方式).③弥漫的、多灶性肝转移,不能手术切除.占60％～70％.即使肝转移灶非局限性，也可以行手术+消融联合治疗，也可通过介人方法治疗，若肝外移转也存在，全身化疗首选。对功能性的NET，介人治疗有重要姑息治疗价值，对于有或无肝外的远处转移发生时，肿瘤分化、分期、原发灶来源对治疗方案的选择有影响。
  • 摘要：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pNET)是一种相对罕见的恶性肿瘤,占消化道肿瘤的2％,发病率大约每年1～2/10万,且呈上升趋势.pNET起源于胰岛朗格汉斯细胞(Langerhans cell),故既往也被称为"胰岛细胞瘤".根据是否有激素分泌和临床症状,pNET可以分为功能性和非功能性.由于缺乏特异的症状,许多pNET,特别是无功能性的pNET在诊断时往往已是晚期,因此晚期pNET的治疗往往是临床面临的一大问题.生长抑素类似药物(SSA)例如奥曲肽,能够控制因生长素分泌过多而引起的相关症状,但在pNET上能否控制肿瘤生长目前还无明确的报道.虽然链脲霉素是唯一被FDA批准治疗pNET的化疗药物,但早期临床研究的设计和疗效评价已经不能接受,所以化疗是否有益仍有争议.2011年,两项分别评价舒尼替尼和依维莫司治疗pNET的Ⅲ期临床研究的成功,引起了临床专家和药物研发专家对新型靶向药物治疗这一适应证的极大兴趣，本文将以3条主要的靶向治疗的分子通路为脉络,综述近期靶向药物治疗晚期pNET的最新进展.近年来随着对pNET疾病认识加深，多种靶向药物都在这一领域进行了研发。其中舒尼替尼与依维莫司在欧美都获批治疗晚期分化良好的pNET，舒尼替尼是目前国内唯一获得批准这一适应证的靶向药物。除了研发新的药物以外，不同靶向药物之间联合治疗，探索疗效预测因子也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 摘要：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是一个由23个美国一流的癌症中心组成的非盈利性组织,该组织致力于临床医疗,研究和教育,其目的是为了提高癌症诊治的质量、效率和效益.从1995年开始,NCCN开始制定肿瘤临床指南,10多年来,通过每年的反复更新发布,年会、继续教育及杂志等方式的推广,NCCN临床诊治指南以其严谨权威的结论和及时更新的共识,已然成为各国肿瘤临床诊治的重要标准或参考.2013年版骨肿瘤NCCN指南(第2次更新)较2012年版相比,更新了骨肉瘤的二线治疗建议,增加了转移性骨肉瘤的治疗建议,另外还新增了骨巨细胞瘤、脊索瘤的诊疗指南,对软骨肉瘤、放疗等其他方面的内容也都作了更新.本文拟总结这些更新要点并作解读.2013年NCCN骨肿瘤指南就普遍关注的骨肉瘤诊治，尤其是诊断时即为转移性的骨肉瘤和二线治疗进行了重要更新;另外还新增了骨巨细胞瘤和脊索瘤的诊治。虽然其证据和共识级别为2A，即建议是基于临床经验在内的低水平证据，但在NCCN成员中具有一致的共识，因此这些建议仍是值得信赖的。
  • 摘要：目前临床研究是推进肿瘤化疗和生物靶向治疗的重要手段,是临床实践指南的重要依据.临床研究考量的诸多因素中,效果、安全性、卫生经济学等是主要评估指标,但临床研究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是如何控制安全性.近年来虽然安全性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且研究中有许多研究因严密监察,发现安全问题而及时终止,如由加拿大国家癌症研究所临床试验组(NCIC-CTG)组织的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国际多中心Ⅱ/Ⅲ期临床试验(BR24)中,研究人员评价了Ⅲ期或Ⅳ期NSCLC患者在一线化疗药物(紫杉醇和卡铂)治疗的基础上,联用或不联用塞地兰尼(30mg)的有效性和安全性.2008年2月,基于试验数据安全监测委员会对已完成的Ⅱ期试验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尽管塞地兰尼具有一定的临床治疗效果,但此药在试验中的严重不良事件发生率较高,其危险性要超过可能带来的益处,因而无法达到研究人员预先设立的试验标准.阿斯利康公司宣布,不再开展塞地兰尼治疗NSCLC的Ⅲ期临床试验,从而中止了塞地兰尼(cediranib,AZD2171,商品名为Recentin)治疗NSCLCⅢ期临床试验.
  • 摘要：如果您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就医,突然有医生告诉您得了癌症,这个坏消息恐怕无异于五雷轰顶.但这样的事对于一位医生来说可能很平常,因为医院里每天都能遇到生与死的场面,医生们已经习惯了.不知医生朋友想过没有,面对疾病您该沉着冷静,可面对病人,特别是您带去的是坏消息的病人,您该怎么办?从目前我国肿瘤治疗的现状来看，欺骗病人是不可取的。许多病人在癌症晚期都知道自己的真实病情，家属与病人互相隐瞒、强颜欢笑、故作镇静，这对病人和家属都是情感上的一种恶性消耗，初次谈话分清对象-对患者避重就轻，对家属直言相告，因人而异-引导患者积极配合治疗，把"生存压力"转化为"求生动力"实际上，许多精神健康的肿瘤病人对坏消息的承受能力远比人们预料的要强。但是由于人们的性格特征、文化层次以及情感类型不同，对坏消息的承受能力是有差别的。逐渐地把坏消息传递给病人，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临床的治疗。那么，渐进的速度有多快?这必须根据病人自身的情况来决定。在任何时候都要切记:帮助病人树立信心，从而积极配合治疗，这是告诉病人坏消息的唯一目的。医生面对的不仅仅是病人身体上的疾病，而且要医治因疾病带来的心理上的种种问题。医生的角色要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向医学一社会一心理模式转变，正是所谓"治病救人"。
  • 摘要：抗体-药物偶联制剂(antibody-drug conjugate,ADC)是一种新型的药物转送技术,系将药物通过条件稳定性的连接媒介与抗体偶联.抗体进入机体后,通过与细胞表面的靶抗原结合,从而将药物导向和传递到靶细胞,并通过靶细胞的内化作用在胞内释放.ADC药物的研发历史长达近一个世纪,研究人员一直试图将药物疗效和抗体的靶向作用相结合,但是结果并不尽如意.直到2000年,美国FDA才批准了第一个ADC药物Mylotarg用于治疗白血病,但是在2010年被召回.目前批准的ADC药物有brentuximab vedotin(SGN-35,ADCETRIS)治疗霍奇金淋巴瘤(HL)和系统性间变型大T细胞淋巴瘤(sALCL)和Kadcyla(Ado-trastuzumab emtansine,T-DM1)治疗Her2+的乳腺癌.目前正在开展的ADCs药物的Ⅱ期和Ⅲ期临床研究有:Kadcyla治疗Her2+的乳腺癌;brentuximab vedotin治疗霍奇金淋巴瘤和系统性间变型大T细胞淋巴瘤;inotuzumab ozogamicin治疗CD22+的非霍奇金淋巴瘤(NHL).随后更多的临床研究不断启动，尤其是尝试将该药物更早推向患者，与一线化疗方案相结合，以提高有效率和治愈率。目前初步研究结果均显示疗效满意。CD30抗原不仅在淋巴瘤中表达，在其他造血系统肿瘤(如肥大细胞白血病、骨髓瘤)和部分实体瘤(如乳腺癌、鼻咽癌、胰腺癌、攀丸胚胎癌等)中也有不同程度表达，而这些肿瘤往往缺乏有效治疗手段，预后差，因此，brentuximab vedotin有望在这些肿瘤中获得突破性疗效。
  • 摘要：现有肿瘤常规治疗手段有手术、放疗和化疗,随着医学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微创治疗近年来越来越盛行,比如射频消融、氩氦刀冷冻治疗、激光治疗、微波治疗、海扶刀、血管介入治疗和放射粒子植入等,但是这些疗法的作用机制都属于物理效应,无法区分肿瘤组织和正常组织.而肿瘤光动力疗法(photodynamic therapy,PDT)属于微创治疗技术,以其肿瘤选择性好、副作用少、保护器官功能、美容效果等优势在国际上日益盛行.自20世纪80年代国产光敏剂研制成功后,北京同仁医院率先使用国产光敏剂成功治疗首例皮肤癌,光动力疗法开始了在中国的临床应用和发展历程.而今,随着国内外基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新型光敏剂和光源的开发,光动力疗法已经广泛应用于临床.2011年全球SCI影响因子最高的杂志CA-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刊登了文章"Photodynamic Therapy of Cancer:An Update",其摘要提到临床研究显示PDT对早期肿瘤可以达到根治的效果,对于无法手术或者进展期肿瘤则可明显改善患者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PDT具有微创、副作用少、缺乏内在的或获得性耐药机制、重复性好以及美容和保留器官功能等优势,可作为肿瘤综合治疗中有价值的治疗手段之一.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光动力疗法是一项技术含量较高的药械联用治疗技术，其临床效果和不良反应除了受光敏剂剂量、照光剂量和组织氧合作用三要素的动态影响之外，还与病灶部位、大小及其周边相邻组织器官的结构和功能相关，并受敏感性和耐受性等个体差异影响，同样也受使用者和操作者的使用方法、经验和技术水平的影响。对一些复杂病例和高风险病例需认真做好治疗计划，以提高疗效、减少不良反应。
  • 摘要：近年来,艾滋病(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和梅毒等传染性疾病在我国的发病率逐渐增高.随着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reatment,HAART)和规范化梅毒治疗的推广,艾滋病及梅毒相关并发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已有所降低.但与此同时,许多AIDS相关性肿瘤和非AIDS相关性肿瘤在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的患者中却日渐增多,肿瘤合并梅毒的患者也屡见不鲜.针对这一特殊的疾病群体,应如何开展规范化、个体化化疗是困扰肿瘤专科医生的常见问题.本文针对目前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并结合作者个人的体会作粗浅的探讨.总体而言，艾滋病及梅毒等特殊感染患者的化疗，需要感染内科和肿瘤内科等临床专家多学科甚至多单位的合作。这些特殊患者治疗方案的选择、用药时间和剂量的设定等，还有许多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目前这类研究主要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开展，但由于HIV感染的患者大部分都被排除在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之外，现已开展的临床试验无论数量，还是规模都很有限，因此艾滋病及梅毒等特殊感染患者化疗的循证医学数据的获取也显得举步维艰。今后，随着AIDS和肿瘤研究的不断深入，相信会有更多的前瞻性临床试验数据用于指导临床决策。
  • 摘要：免疫营养支持是现代临床营养学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其核心是通过具有免疫药理作用的特殊营养素对疾病进行细胞和分子水平干预,调节机体的能量代谢、应激及免疫功能,减轻炎性反应,从而改善患者临床预后.最初,免疫营养主要应用于感染、创伤、围手术期等严重应激患者,但随着营养支持治疗在肿瘤领域的发展,人们已逐渐认识到免疫营养在肿瘤综合治疗中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广义的肿瘤免疫营养支持已涵盖了肿瘤预防、手术、放化疗等领域,肿瘤本身及其治疗相关性免疫功能异常是导致肿瘤患者预后不良的重要因素。免疫营养支持可以有效改善患者免疫功能、调节应激及炎性反应，因此越来越受到临床医生的重视。但是仍需要理性看待这一治疗手段在肿瘤患者中的应用，免疫营养素并非单纯的治疗药物，盲目使用并不能改善患者免疫功能，甚至有可能导致肿瘤进展。如何评估肿瘤患者的营养失衡状况、免疫营养的合理配比、治疗切入时间点、治疗周期以及是否存在肿瘤类型的倾向性依然是临床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足够的循证医学证据以及分子机制研究是需要进一步做的工作。
  • 摘要：腹腔热灌注化疗(hyperthermic intrapentoneal chemotherapy,HIPEC)是在腹腔灌注化疗药物的基础上,利用热疗增加抗癌药物疗效的热动力效应,综合性地把热疗和化疗相结合,预防与治疗腹腔恶性肿瘤转移复发,提高5年生存率.在我国,很多医疗单位已经开始HIPEC的初步临床应用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目前有关HIPEC治疗恶性肿瘤的研究尚缺乏较大宗病例的临床试验,有关临床疗效的研究也多限于HIPEC对患者长期存活率的影响,多数文献报道均是单一的医学研究机构的非随机对照研究且人组病例较少.HIPEC是从国外引进的技术,在临床应用时应当结合我国的临床实际进行必要改进,对HIPEC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的评价也应该更为全面,为CHPPC在国内开展及推广提供更为有利依据,HIPEC治疗效果已为大量临床试验所证实，它具有明显的抗癌机制和药代动力学优势，能有效杀灭腹腔内游离癌细胞，消除残存较小癌灶，较为有效地防止术后腹腔复发和转移，总之，HIPEC综合了局部化疗、热疗和大容量化疗液对腹腔的机械灌洗作用为一体，充分利用化疗和热疗的协同作用，能清除腹腔内游离的癌细胞及微小病灶，具有局部化疗药物浓度高、全身不良反应小等诸多优势，能有效提高恶性肿瘤患者术后生存率及生活质量，是一种安全、操作方便、不良反应小、并发症少、可重复应用的有效治疗手段。
  • 摘要：肺癌是我国和世界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居恶性肿瘤的首位,我国的肺癌发病率还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呈显著上升趋势.癌细胞的远处转移是导致肺癌患者死亡的最主要原因.骨骼是肿瘤患者最常见的远处转移部位,乳腺癌、前列腺癌、甲状腺癌等最容易发生骨转移,骨骼也是肺癌的转移好发部位,约30％～40％的肺癌患者会发生骨转移.由于肺癌的发病率高,导致肺癌骨转移的患者的绝对数比较大.肺癌骨转移患者预后差,自然中位生存期约6个月.肺癌骨转移可导致难治性疼痛、高钙血症、神经压迫症状,甚至病理性骨折和截瘫等,严重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存期,是目前临床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本文就肺癌骨转移在临床诊疗中的一些常见问题做一介绍.肺癌骨转移仍然是目前严重影响肺癌患者生存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目前对肺癌骨转移的治疗还不满意。现有的辅助影像检查手段基本可满足临床肺癌骨转移的诊断的需要，将来寄希望于降低检查，尤其是PET-CT检查的费用。骨转移相关骨代谢产物的研究将来会有较大的研究进展，会用于骨转移癌的诊断和预后判断，NTX高的患者更易发生骨相关事件，CXCR，BSP,OPN和BMP4可能与肺癌骨转移相关肺癌骨转移治疗方面的进展有赖于对肺癌骨转移机制的研究，对肺癌骨转移机制的研究会取得较多的研究成果，地诺单抗的研发成功给了很好的启示，肺癌骨转移的治疗可大致分为两大类，非特异性的和特异性的方法。未来的新的治疗骨转移的药物应该会是针对骨转移发生发展机制的靶向药物，不同作用机制的药物的联合应用也可能会取得研究进展。对肺癌骨转移的预防研究也会取得一定的进展。
  • 摘要：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SCLC)是一种高侵袭性肿瘤,生长迅速,易早期发生远处转移.回顾SCLC的诊治发展历史,从1993年同步放化疗被证实可改善SCLC患者生存,到1999年PCI被证实可显著降低SCLC脑转移风险,再到21世纪手术治疗SCLC地位的重新确立,使得小细胞肺癌的诊疗越加的规范.随着转化性研究的深入,如何优化SCLC治疗模式、研发有效的新药,明确驱动基因等相关基础和临床研究结果,为小细胞肺癌个体化诊疗的进程带来的更多的启示和希望.SCLC具有复杂的异质性，虽然在转化研究上投入很大，但目前还没有看到太多的由临床前期向临床阶段转化的成果。过去10年间，NSCLC转化医学研究取得的成果令人瞩目，这也为SCLC的转化医学研究提供了一些具有参考价值的信息。摆在眼前的问题是如何明确SCLC的驱动基因、寻找更加适合SCLC的治疗靶点、研发更加合理的治疗药物，相信随着SCLC全基因组测序的开展，SCLC向个体化治疗将变为现实。
  • 摘要：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小细胞肺癌(SCLC)即被看作是一种对化、放疗具有独特敏感性的肺癌亚型,其显著的近期疗效,给患者带来无限希望.而几十年后的今天,虽然不断有新技术、新药物应用于临床,SCLC的治疗并未有太大的进步,患者的5年生存率仍不足10％.目前SCLC主要采用以化疗为主的综合治疗,复发转移率高,大部分患者2年内死亡,而其研究领域进展缓慢,研究结果多呈阴性,难以改变临床实践,因此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手段,规范治疗过程,正确处理治疗中所遇到的特殊情况,不断探索治疗新途径,是值得临床医师关注和研究的实际问题.SCLC是肺癌中的一个特殊病理类型，由于独特的生物学特征和诸多未知因素，使其在临床治疗中表现出特异的复杂性和难治性。在个体化治疗越来越被重视的时代，积极寻找能明确指导临床的生物标记物，使SCLC的治疗靶点明确、有的放矢，将是今后研究的方向，而在此之前，积极开展临床研究，使SCLC在特殊患者的治疗方面、在维持治疗、二线治疗等方面获得更多有益的数据，从而进一步规范治疗、规避相关风险，进而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是目前值得研究和探索的重要领域。
  • 摘要：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以下简称肝癌,是临床常见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在世界范围内肝癌的发病率位居恶性肿瘤发病率的第6位.我国是肝癌发病大国,肝癌的发病率占全世界发病率的55％,位于肺癌之后,为临床恶性肿瘤发病率的第2位,并且其发病率呈现上升的趋势.肝癌以肝细胞性肝癌(HCC)最为常见,在我国此型约占90％,常合并肝硬化,其次是胆管细胞癌和混合性癌.绝大多数肝癌患者发病隐匿,早期诊断困难,大多数患者在确诊时已达局部晚期或发生远处转移,手术切除率低,治疗主要依赖非手术治疗.化疗在肝癌的非手术治疗中占有重要地位,早在上世纪50年代,系统性化疗就用于治疗肝癌.肝癌的化疗方式主要为全身化疗和化疗相关治疗如肝动脉栓塞化疗(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肝动脉灌注化疗(hepatic arterial infusion,HAI)、经皮注射化疗(percutaneous injection chemotherapy,PIC).近年来分子靶向治疗药物的问世,介绍了化疗联合分子靶向药物，包括化疗联合贝伐单抗，化疗联合索拉非尼联合化疗治疗肝癌等进展，都给肝癌的治疗带来了希望.
  • 摘要：结直肠癌是常见的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恶性肿瘤之一,全世界范围内每年约有100万的新发病例及50万的死亡病例.在西方发达国家,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及死亡率均高居恶性肿瘤的第2位.肝转移是结直肠癌最常见的转移模式,也是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文献报道,15％至20％患者在明确诊断时即有肝转移(同时性肝转移),而另外有15％～40％结直肠癌患者在原发肿瘤治疗后出现肝转移(异时性肝转移).肝切除是结直肠癌肝转移的主要治疗手段，但术后出现复发的风险极高，因此各种辅助治疗有其合理的理论基础。尽管如此，很难证明各种模式下辅助治疗的获益，原因包括目前的研究多为小样本试验，患者临床特征各不相同，且大多数试验仅仅显示DF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另外，许多研究缺乏随机化使结果很难解读。因此在未来，还需要设计合理的大型随机对照临床研究进一步证实。另外，对肠癌肝转移的患者应高度强调个体化治疗和多学科综合治疗，多学科讨论(MDT)的治疗模式需要进一步推广，而根据肿瘤分子生物学指标确定肠癌肝转移患者的治疗方式也应该是未来的愿景和发展方向。
  • 摘要：转移瘤不可切除的同时性晚期结直肠癌(mCRC)是指确诊结直肠癌的同时,患者已经伴发远处转移,而且转移瘤在技术上或肿瘤学上被认为不能切除.转移瘤是否可切除,是晚期结直肠癌是否能治愈的重要标准,而对于不可切除者,疾病已属于不能治愈,治疗原则就是控制症状、改善生活治疗,延长患者生存,因此,主要的治疗是全身化疗，并分析了有原发瘤的存在与化疗过程中肠道并发症的关系，原发瘤切除及延长生存的疑问，原发瘤切除的安全性等，指出原发瘤切除应该解决两个问题:挑选合适的群体(预后相对较好)和选择最佳手术时机(全身化疗前即手术可能不是最佳时机)。
  • 摘要：西妥昔单抗(Cetuximab,爱必妥TM)联合化疗已成为KRAS野生型转移性结直肠癌(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mCRC)的一线治疗方案.Piessevaux H等研究表明,以西妥昔单抗为基础的联合方案治疗转移性结直肠癌,早期肿瘤缩小(early tumor shrinkage,ETS)与患者的疾病进展时间(time to progression,TTP)和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之间密切相关,可以成为西妥昔单抗的疗效预测指标.对于沿用了十余年的RECIST(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rs)疗效评价标准而言,ETS概念的提出无疑是一大挑战.用于细胞毒药物抗肿瘤疗效评价的RECIST标准用于分子靶向药物治疗疗效评价仍有争议，但是，在一段时间内，RECIST标准仍将是临床研究中广泛采用的疗效评价标准，而一些新的标准则是RECIST标准的有益补充。期待更完善的疗效评价标准用于规范临床研究，同时也需要更可靠、准确的疗效预测指标指导临床实践。
  • 摘要：个体化治疗在肿瘤诊疗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结直肠癌结直肠癌疗效预测及预后判断的分子靶标检测有助于对患者进行更精确的分型和个体化治疗.过去1年中,结直肠癌结直肠癌相关方面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结合临床上碰到的部分实际问题对相关进展总结整理如下.一结直肠癌预后及预测基因分型研究进展目前结直肠癌结直肠癌术后辅助治疗临床决策仍然主要依据TNM临床分期,然而同一TNM临床分期接受相同治疗的疾病转归并不一致:手术切除后哪些患者有高复发风险;哪些人群能从辅助化疗中获益;哪些晚期复发结直肠癌结直肠癌患者是解救化疗的优势获益人群呢.据目前研究趋势来看,疾病转归不同患者的基因组表达及表型差异似乎是回答疑问的关键所在.
  • 摘要：抗血管生成药物贝伐单抗是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单克隆抗体,能抑制肿瘤新生血管形成;使现有血管退化;并促使肿瘤异常血管正常化,改善化疗药物运输、提高化疗疗效.一系列随机对照试验,如AVF2107g、NO16966、E3200、MAX、ARTIST和ML18147,以及观察性研究BRiTE、ARIES和First-BEAT等研究,证实了贝伐单抗在转移性结直肠癌(mCRC)一、二线治疗和跨线治疗中的作用.但抗VEGF治疗至今仍缺乏明确的疗效预测手段,尤其在当今日趋重视药物经济学,探索抗VEGF治疗的预测标志更具挑战性.本文拟对贝伐单抗治疗mCRC疗效预测各类方法的研究现状和进展做一综述.分子靶向治疗的成功往往得益于明确的靶点和可靠的预测标志，临床研究已证实贝伐单抗治疗mCRC的作用，但仍缺乏确定的疗效预测标志。DCE-MRI作为替代治疗终点和血管反应相关的生物标志物，有可能成为具有较高灵敏度和特异性的预标志物。急需进行筛选预测标志物的前瞻性验证性临床研究。
  • 摘要：放疗作为降低直肠癌局部复发的重要治疗手段的应用已得到证实,在放疗的运用中,术前新辅助放疗,在Ⅲ期随机临床研究中,已证实在局部控制率和治疗的毒性反应方面均优于术后的辅助放疗.直肠癌治疗,在个体化治疗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对与治疗疗效及预测生物靶标的研究,虽有研究显示BRAF,MMR表达等与预后有相关,并可部分指导治疗的选择,但总体上相对落后于乳腺癌,肺癌等其他肿瘤研究的个体化治疗的进展,生物靶标在放疗中的确立和作用,尤其是在新辅助放化疗的应用,如何体现在新辅助放疗中,如何考虑更有针对性的策略是目前研究的热点.分析了影像信息对新辅助放疗的指导及评估作用，以控制毒性反应为治疗方法指导，放疗与手术的时间间隔，以治疗疗效指导后续治疗，肿瘤基因或生物靶标为指导，基于以上研究，目前临床为提高肿瘤退缩率，同时降低手术并发症，一般建议新辅助放化疗后6-8周进行手术治疗，但是明确的间隔期仍未达成共识。在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的治疗中，在个体化治疗的时代，离真正的个体化治疗还有很长的距离，需要积累更多肿瘤临床信息和放疗及生物学信息，以建立可以对肿瘤患者的治疗起指导意义的预测模型，而达到个体化治疗。
  • 摘要：胰腺癌是侵袭性很强的恶性肿瘤,在西方国家肿瘤死因顺位中占第4位,在我国恶性肿瘤死因顺位占第9位.与西方国家死因排位前几位的肿瘤如乳腺癌、肺癌、乳腺癌、结肠癌等的死亡率已呈下降趋势不同,胰腺癌的死亡率呈基本持平状态.胰腺癌预后差,所有期别患者总的中位生存时间(OS)仅5～8个月,5年生存率低于5％,这与胰腺癌侵袭性强、无特异的症状、早期诊断率低、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有关.多数胰腺癌患者诊断时已是局部晚期,仅15％～20％患者可能根治性切除,50％～60％患者诊断时已有转移,姑息性化疗是这些患者唯一的治疗选择.随着新药的出现,晚期胰腺癌患者的姑息性全身化疗近年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进展.本文就晚期胰腺癌患者的内科治疗做一综述.氟尿嘧啶类药物是晚期胰腺癌的基本药物之一，吉西他滨联合氟尿嘧啶和吉西他滨联合铂类药物的方案能提高6个月生存率，但这些获益仅限于身体一般状况评分好(PS0-，的患者。部分晚期胰腺癌患者一线治疗失败后仍有较好的身体状况能够接受二线及以上治疗，但目前关于晚期胰腺癌二线治疗的临床试验很少，因此也缺乏标准的二线治疗方案。奥沙利铂联合吉西他滨、伊立替康或卡培他滨也做过尝试。一线应用5-FU失败的患者，二线采用吉西他滨可使患者疼痛减轻、KPS评分提高。吉西他滨作为晚期胰腺癌一线治疗的"金标准"已经16年。近年来，新的化疗方案，包括吉西他滨联合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以及不含吉西他滨的FOLFIRINOX方案使晚期胰腺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延长了4-5个月。而单药S-1显示出疗效不劣于吉西他滨。因此，对于不同状况的晚期胰腺癌患者，除了吉西他滨之外，有了更多的选择。
  • 摘要：LAP07临床试验结果认为局部晚期胰腺癌接受4个月诱导化疗后增加同步放化疗没有体现出优势.这个结果对放化疗治疗局部晚期胰腺癌的作用提出了挑战.笔者对该试验仔细分析发现存在诸多不合理性,直接影响试验的临床意义,为此特分别解读如下:今年ASCO会议中报道了LAP07临床试验的主要结果,这是一项前瞻性Ⅲ期临床试验,受试者是局部晚期不能手术的胰腺癌患者,先随机分为吉西他滨(1000mg/m2)组和吉西他滨(1000mg/m2)±厄洛替尼(l00mg/d)组,诱导化疗4个月后再随机分组,一部分患者继续接受吉西他滨±厄洛替尼2个月,另一部分接受卡培他滨(1600mg/m2,2次/天)联合常规剂量放疗(54Gy),之后对于诱导化疗联合厄洛替尼的患者,继续行单药厄洛替尼(150mg/d)维持治疗.主要研究目的是患者的总生存(OS).共有422例患者入组,其中269例进入第二次随机分组,中位随访时间36个月,未行放化疗组中位OS16.5个月,放化疗组15.3个月,统计学上无明显差异[HR=1.03(0.79～1.34),P=0.83].该方案结果提示局部晚期胰腺癌接受4个月化疗后再增加同步放化疗没有体现出优势.分析指出该试验未能利用现代放疗技术的优势，试验未能优化放疗分割模式，试验并没有考虑诱导化疗和同步放化对照的均衡性，试验未能强调分子标记预测放疗的作用，试验并没有选择更有效的同步化疗药物总之，今年ASCO会议中报道的LAP07I晦床试验，由于存在以上方案设计、放疗剂量分割模式以及治疗方案先后顺序等诸多问题，放化同步治疗局部晚期胰腺癌与其他单纯化疗相比没有体现出优势的结果为时过早，还需完善设计，采用先进放疗技术和高剂量少分次模式进一步研究后才能结论。
  • 摘要：GIST是一具有独特生物学特性的胃肠道间叶源性肉瘤.包括从潜在恶性到高度恶性的广谱生物学行为.手术是GIST目前唯一的根治性治疗手段;但大约50％局限性原发GIST术后最终会复发,5年生存率约为50％,高危GIST患者术后复发率更是高达90％,手术切除后的5年生存率仅为20％.近10余年来随着对GIST分子生物学研究的不断深入,GIST的治疗模式发生了改变,分子靶向药物在GIST术后辅助治疗得到了广泛应用,这使的对术后GIST患者进行复发风险评估十分关键,它可提示预后和指导术后是否需用分子靶向药物进行辅助治疗,但同时也一直是GIST研究领域十分令人困惑问题.因此就近年来局限性胃肠道间质瘤术后风险评估及其辅助治疗，包括耐药机制探讨，舒尼替尼相关的临床研究进行了介绍。
  • 摘要：1996年,Mai等报道了一例特殊形态的血管平滑肌脂肪瘤，结合既往文献报道,他总结了此类AML形态学特征:肿瘤体积大;广泛的肿瘤性坏死;弥漫成片的上皮样细胞;多核瘤巨细胞;梭形细胞成分呈灶状分布或缺如;厚壁血管;上皮样细胞呈HMB45阳性,而上皮细胞标记阴性.Mai等将其命名为AML上皮样亚型,并提出这是一类需与肾细胞癌颗粒细胞亚型相鉴别的肿瘤.此后,陆续有相似形态学特征病例的报道,而各家报道的命名不一,其中一些病例还伴有术后复发或转移等.2004年世界卫生组织《泌尿系统及男性生殖器官肿瘤病理学和遗传学》将其命名为上皮样血管平滑肌脂肪瘤(epithelioid angiomyolipoma,EAML),将EAML归入具有恶性潜能的间叶性肿瘤,肿瘤内以增生的上皮样细胞为主,同时具有经典AML的三种成分,免疫表型上以表达HMB45在内的多种黑色素细胞标记物等为主要特征.EAML改变了此前一直认为AML是良性肿瘤的概念.目前如何来界定EAML的良恶性是一个难点,本文主要对此难点进行复习.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EAML的临床经过分成良性或恶性两大类，其中大部分是良性的，但少数病例表现为恶性经过;目前虽缺乏肯定的区分肾脏EAML良恶性指标，综上所述，肾EAML是一种肾AML的病理亚型，表现为上皮样细胞，嗜酸性胞浆，核异型及突出核仁，可见核分裂象，免疫表型上黑色素细胞相关抗原呈阳性表达。在诊断上EAML易与肾细胞癌混淆，充分取材并辅以必要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将有助于作出正确诊断。虽然目前缺乏明确诊断良恶性肾EAML的指标，但对于肿瘤体积较大，伴有明显核异型、较多核分裂象(尤其是不典型核分裂象)以及出现肿瘤性坏死的病例应警惕有恶性可能。
  • 摘要：血液病尤其是急性白血病患者目前治疗上以化疗为主,但生存率在肿瘤患者中仍极低,探索新的治疗机制及药物对急性成人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随着人们对Hippo通路及LATS基因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并为多种肿瘤包括血液病提供了新的治疗靶点.而表观遗传学异常是血液病的主要发病机制之一.介绍了LATS基因及Hippo通路研究进展及表观遗传学修饰在血液病中的发生、发展、预后、治疗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做了概述，Hippo通路核心成分组蛋白甲基化与血液肿瘤，Hippo通路核心成分基因缺失与血液肿瘤等.
  • 摘要：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ML)是最常见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之一,复发是其治疗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是目前治愈AML的重要方法,过去20年来,随着预处理方案、移植物抗宿主病防治和对症支持治疗的进步,移植相关死亡率(TRM)不断下降,移植后总生存率(OS)不断提高,但复发率并未显著降低,成为移植后最主要的死亡原因.国际骨髓移植登记处(CIBMTR)的资料显示,在非血缘和同胞相合移植后患者的死因中,复发分别占33％和47％.移植前处于难治/复发状态的患者移植后复发率更高,可达50％～80％.因此,重视复发的机制及防治研究,是进一步改善allo-HSCT的疗效,提高AML长期生存率的重要环节，综合分析指出复发距移植的时间间隔较长、采用外周血干细胞移植、复发后应用细胞因子、DLI和二次移植，免疫治疗，化疗再诱导治疗等治疗措施，可以改善患者的生存率.
  • 摘要：复发性淋巴瘤是指初次化疗获得CR后复发的淋巴瘤.而难治性淋巴瘤目前尚无公认明确定义,有学者指出满足以下任何一项即可诊断:①经标准方案规范化疗4个疗程,肿瘤缩小＜50％或病情进展;②经标准方案化疗达CR,但半年内复发;③CR后2次或2次以上复发;④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复发.初治患者早期复发(＜6个月)、Ⅳ期、大肿块、B组症状(发热、盗汗、体重减轻)、结外侵犯、年龄是影响总生存期的6个危险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复发后的患者不一定难治,早期复发、Ⅲ/Ⅳ期、贫血为难治性相关危险因素，针对具备HD-ASCT条件的复发性/难治性HD-ASCT患者，采用包括挽救性治疗，HD-ASCT后DLBCL的复发，对于不具备HD-ASCT治疗条件的DLBCL患者，包括姑息性化疗、新的靶向治疗药物等。
  • 摘要：对大多数患者而言,霍奇金淋巴瘤(HL)已成为可治愈的恶性肿瘤.HL的治疗主要是根据患者的病理分型、预后分组以及分期等来进行治疗选择.目前综合治疗(化疗加受累野照射)是治疗早期HL的基本原则,无预后不良因素的早期HL可以考虑减少化疗疗程和减低放疗剂量;而晚期HL常以化疗为主,辅以放疗,需要探索更积极的治疗方案.ABVD方案仍是HL首选的标准治疗方案,为了进一步延长患者生存和减少复发,其一直受到强度更大的化疗方案的挑战.EORTC20012开展的一项Ⅲ期随机临床研究比较了晚期HL患者接受ABVD方案与BEACOPP方案治疗,结果显示两组无事件生存(EFS)没有显著差异,而ABVD组有更多患者出现疾病进展和复发,但即使高危患者接受BEACOPP方案化疗也不能带来OS获益.因此临床医生需权衡疗效与毒性的关系,还应综合考虑患者的经济承受力、生育问题以及远期复发风险等因素,选择适合的化疗方案.
  • 摘要：淋巴瘤是一组起源于淋巴结和其他淋巴组织的恶性肿瘤.目前将淋巴瘤分为两大类:霍奇金淋巴瘤(Hodgkin's disease)和非霍奇金淋巴瘤(non-Hodgkin's lymphoma,NHL).依据2008年WHO分类标准,HD和NHL又分为很多不同的亚型,常见的NHL亚型主要为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滤泡淋巴瘤以及NK/T细胞淋巴瘤,各不同亚型在临床表现和预后上体现出异质性.淋巴瘤的治疗主要为化疗以及放射治疗,在具体药物的选择以及治疗模式上近些年有了一个改进.本文主要介绍近些年在霍奇金淋巴瘤和非霍奇金淋巴瘤治疗方案的选择上的进展.晚期HL的治疗以化疗为主，目前标准的化疗方案仍是ABVD方案。Stanford V方案加放疗可以取得和ABVD相似的疗效，EB方案虽然提高了近期疾病控制率减少了复发，但是也带来了严重的近期和远期毒性，可推荐高危患者的治疗;大多数没有大肿块的早期HD，单纯化疗治疗也是可选择的治疗方式。在非霍奇金淋巴瘤治疗中，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治疗中，利妥昔单抗联合CHOP方案是目前标准治疗方式。对于复发l难治的DLBCL，推荐大剂量化疗联合自体干细胞移植，移植后利妥昔单抗维持无意义。滤泡淋巴瘤治疗中加入利妥昔单抗明显改善PFS，SMILE方案在NK/T，细胞淋巴瘤中疗效客观，且在初治或复发/难治的患者中均有较好的疗效，但是毒性反应仍然是一项不容忽视的问题。
  • 摘要：外周T细胞的淋巴瘤(PTCLs)是来源于成熟(后胸腺)T细胞和自然杀伤(NK)细胞的一类异质性较明显的恶性肿瘤.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中,它们大约占非霍奇金淋巴瘤(NHLs)的10％～15％,但也有相当大的地理和种族差异.在2008年的WHO分类中,20多个组织学亚型被确认,最常见的就是外周T细胞淋巴瘤-非特指型(PTCL-NOS),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AITL),成人T细胞白血病/淋巴瘤(ATLL),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ALCL).由于缺乏疾病特异性的标志物,即使是用免疫表型分型和分子遗传学技术,要在PTCLs这一组异质性的肿瘤中区分不同的亚型是比较困难的.PTCLs治疗的最终目的是治愈。然而，这将面临许多潜在的障碍，毒性反应就是一个可能的问题。此外，PTCLs相对罕见，加上其异质性的特点，使得进行临床研究时，样本量缺乏，而只能人组所有的PTCLs患者，然后分层为不同的亚型进行分析。相反，在某些方面，考虑维持治疗的方法(常规剂量化疗)是一个更简单的有前景的方法。
  • 摘要：肿瘤的形成与发展由其所处的外环境及肿瘤细胞内环境共同决定.其外环境包括宿主基质细胞、细胞外基质及环境中的固有生理参数,如酸碱度、渗透压、氧含量、温度等.细胞之间可以通过黏附分子直接接触或分泌信号分子(如激素、神经递质、生长因子、细胞因子等)作用于细胞内环境信号转导通路,即通过"细胞通讯"实现内外环境间的双向调节,以获得自身生长、侵袭、转移的动力.除单抗领域外，针对淋巴瘤增殖、凋亡及细胞内分子信号转导等细胞内环境靶向调控，及淋巴瘤细胞与血管生成、宿主基质细胞相互作用等外环境调控的靶向治疗研究也取得了革命性进展，这使得淋巴瘤治疗不再局限于传统化疗，而是进入了靶向治疗的新纪元。在细胞外环境调控中，宿主基质细胞及血管内皮细胞可在肿瘤细胞诱导下发生"变异"，以更好地适应及促进其肿瘤的生长。多种黏附分子及信号分子也在其中起到沟通细胞内外环境，以调控肿瘤细胞增殖和凋亡的作用。对此类"变异"细胞及信号分子的"再教育"，或阻断有可能成为改善淋巴瘤外环境、间接遏制肿瘤生长的新治疗靶点。
  • 摘要：1994年,结外鼻型NK/T细胞淋巴瘤(NKTCL)被命名为独立的淋巴瘤类型,最近十多年来,对这一疾病的认识不断深入,在临床表现、预后和治疗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结外鼻型NK/T细胞淋巴瘤以原发鼻腔为原型,可以发生在其他结外部位,但不同部位原发具有相同临床病理特征.在2000年的WHO分类中,将原发于鼻腔的NKTCL定义为鼻腔NKTCL,鼻腔以外上呼吸道或其他结外部位发生的NKTCL定义为鼻型NKTCL.在2008年的WHO分类中,鼻腔NK/T细胞淋巴瘤则定义为上呼吸道来源,而鼻腔外NK/T细胞淋巴瘤指上呼吸道外NK/T细胞淋巴瘤.后者最常见的原发结外部位包括韦氏环、皮肤、胃肠道、睾丸、肾和软组织等,国内以韦氏环最常见.结外鼻型NK/T细胞淋巴瘤以血管中心性病变为主要病理特征,和EB病毒感染有关.临床特征为青年男性多见,男女比例＞2:1,病变常为局限性Ⅰ～Ⅱ期,占60％～80％.初诊时较少有区域淋巴结或远处转移,对放疗敏感但化疗抗拒,失败部位主要为远处结外器官,晚期预后差等特点.放射治疗是早期鼻腔和韦氏环NK/T细胞淋巴瘤的主要治疗手段.
  • 摘要：鼻咽癌(nasopharyngeal carcinoma,NPC)是我国南方地区最常见的头颈部肿瘤.目前,单纯放疗或同步放化疗是鼻咽癌的标准治疗手段.随着放疗技术和化疗方案的不断改进,鼻咽癌的治疗效果有了一定提高,但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仍旧是鼻咽癌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在进行放化疗的同时,有针对性地给予分子靶向治疗,有望为鼻咽癌患者带来生存获益.因此,探索可靠的分子预后指标对于判断患者的预后以及根据不同亚组患者开展个体化分子靶向治疗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多项研究发现,多种生物分子标记物如EBV病毒、环氧化酶-2(cyclooxygenase-2,COX-2)、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hal growth factor,VEGF)等均与鼻咽癌的预后密切相关.但对于鼻咽癌,目前仍没有一种可靠的预后因子被人们普遍接受.本次研究中，共计纳入17篇文献和1234个病例，首次对EGFR过表达与鼻咽癌预后关系进行了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研究结果显示，EGFR过表达与鼻咽癌患者的总生存率、无疾病生存率、局部控制率密切相关，提示EGFR过表达是鼻咽癌的不良预后因素。虽然研究未发现EGFR过表达与鼻咽癌患者的无远处转移生存率有关，但总体来说，EGFR过表达与鼻咽癌的预后密切相关，可以作为鼻咽癌的一个不良预后因素。综上所述，本研究表明EGFR过表达与鼻咽癌患者的不良预后相关，但本次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纳入研究之间的异质性以及发表偏倚的存在。本研究结果尚需多中心大样本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进一步证实。
  • 摘要：下咽癌是头颈肿瘤中预后较差的病种,病变位置深在,难以早期发现且治疗困难,5年生存率一直停留在50％以下.下咽部在解剖上可分为三个区域,即梨状窝、咽后壁和环后区.下咽癌的病理类型主要为鳞状细胞癌,最常发生于梨状窝,约占80％,环后区及咽后壁约各占10％左右.当前下咽癌治疗的主要手段是手术和放疗的综合治疗,但具体组合多种多样,化疗和靶向治疗也逐步应用于下咽癌的治疗.由于涉及上呼吸消化道的重建,下咽癌的手术在头颈鳞癌中也较为复杂,涉及较多的重建手段.本文主要针对不同类型下咽癌综合治疗模式和早期及局部晚期下咽癌的手术方式进行探讨.下咽癌的治疗中，以放疗和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效果仍为最佳，在治疗方案的制订中，喉功能保留应得到重视，对有可能通过非手术治疗保全喉功能的病例首先考虑放射治疗，放疗过程中加用化疗和靶向治疗可增加肿瘤的局部控制从而进一步提高喉功能保留率，但目前病例的筛选仍是难题，通过诱导化疗进行病例分流可能是可行的解决方案。非手术治疗未控的下咽癌多需进行上呼吸消化道的重建，需掌握多种重建手段，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 摘要：尽管术前临床分期的不断完善以及手术技术的不断提高,局部晚期食管癌的预后仍不尽人意.近年来,多项研究显示新辅助放化疗合并手术可显著提高局部晚期食管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目前,该方案已被中国和欧美国家纳入治疗局部晚期食管癌的规范化治疗指南.然而,新辅助放化疗的病理完全缓解率仍不足50％,且获得病理完全缓解的患者获益最大,无缓解反应患者的预后甚至比单独手术治疗更差.因此,能否预测新辅助放化疗疗效对真正实现食管癌的个体化治疗显得至关重要,筛选出敏感及耐受群体,保证患者以最小毒性获得最大利益,提高食管癌总体人群的长期生存率.关于预测食管癌新辅助放化疗疗效的分子标志物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种类型:氟尿嘧啶(5-Fu)代谢相关因子、DNA损伤修复因子、血管生成相关因子、凋亡相关因子、抑癌基因、酪氨酸激酶受体以及其他类型预测因子等，主要从基因多态性、mRNA水平和蛋白水平三方面分别研究其预测价值。由于肿瘤的发生、发展是一多基因、多步骤过程，且肿瘤本身存在显著个体差异，因而通过应用有限的分子标记物预测肿瘤治疗的疗效显然不能完全满足需要。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顺利实施，产生了许多高通量研究技术，如蛋白质组技术和基因芯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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