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
高级搜索  >
历史搜索 清空历史
首页>中文会议>哲学政法>第五届北京科史哲研究生学术论坛
第五届北京科史哲研究生学术论坛

第五届北京科史哲研究生学术论坛

  • 召开年：2014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14-11-30

主办单位：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会议文集：第五届北京科史哲研究生学术论坛论文集

会议论文

热门论文

全部论文

相关中文期刊

更多>>

相关外文期刊

更多>>

相关中文会议

更多>>

相关外文会议

更多>>

热门会议

更多>>

最新会议

更多>>

全选（0）
  • 摘要：以科学为依托的现代医学已经超过生活方式、教育、环境等,成为影响延长寿命的主导因素.诸如生活方式、环境等因素,因其具有不确定性,无法精确地为人类提高寿命提供科学标准;现代医学给予大众的各种精确的测量仪器,有科学确定性的承诺.医生可以根据这些仪器对身体的检查结果,为各种病痛提供参考建议.现代医学的研究本身也进入了一个专注细胞、基因等微观世界的时代,机械自然观主宰了该学科的研究的方向与方法,人被还原为各种细胞、基因等组成的机器.rn 在机械自然观和数理科学传统的影响下，生命被重新理解了。从“天人合一”的状态，变成了人们眼中可以拆分、组合的机器。同时，人们对长寿的追求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长寿不再是人身体内部的“形神合一”和外部的“天人合一”。传统医学对长寿的实现方式是素朴的，更多地依赖于自身的修养，以及人与自然相互调摄的和谐统一关系。具体说来，其方式就是养生。而这种追求长寿的方式，因其不符数理科学对精确化和定量化的要求，以及无法对身体、生命做出“科学”解释，故而在工业文明中的影响日渐式微。rn 自17世纪机械自然观被提出开始，它就在学术、生活、社会、经济等方面发挥着作用。它与数理科学传统紧密结合，不分彼此。正是在这两者的影响下，科学以及科学的技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现代医学建立在生物科学、统计学等的基础之上。生物科学的主导观念就是机械自然观，它凭借数理科学的精确性，把人由有机体变成了由细胞乃至DNA组成的机器。这样，在医学中，人没有了种族、性别、年龄、地域等许多方面的差异，成为了“同一”的人。既然人的差异性被消除了，那么医学关注的对象就由从前的“生病的人”变成了“人的病”。在机械自然观的信仰下，人=细胞+蛋白质的总和。区学的研究对象也跟着投向了更微观的层面。现代医学体系下的大众媒体向人们宣称，只有通过现代医学手段，人们才能减少痛苦、克服疾病、延缓衰老甚至抗拒死亡。人们从小就生活在由现代医学体系支配的“缺省配置”之中，对现代医学充满了信心并且没有丝毫地怀疑。人的身体被当作了现代医学的试验场。被现代医学武装化了的技术，终将会在面临诸如人的主体性、自由、疾病、痛苦、死亡等问题时不能自圆其说。这样，人们就必须停下来反思现代医学及其技术。通过审视与考察它们，使人重新建立起对生命及人自身主体性的信仰。
  • 摘要：对30年来中文书籍中关于开尔文的"第二朵"乌云和黑体辐射之间的关系的说法做了统计,并对错误率按照不同年代和学科门类分别进行了分析,发现错误率在不同学科和年代间有明显差异并对导致这一差异的原因给出了一个初步的解释.中国学界相关著作在“第二朵乌云”和“黑体辐射”关系的处理上，错误率仍然居高不下，这既反映了著作者对原始文献不够熟悉的痛疾，也反映了在历史叙事逻辑上不够严谨的问题。
  • 摘要：干细胞研究因其广阔的发展前景引起很多领域科学家的热切关注.基于Web of Science中SCI数据库收录的2000-2013年间我国发表的干细胞领域研究成果献为研究对象,从科学计量学角度,对我国干细胞领域的文献数量、时间分布、发展趋势及被引频次进行分析,以说明我国干细胞研究工作的活跃度和已发表文献的影响度状况;同时利用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Ⅲ进行文献关键词共引分析，揭示我国干细胞研究的热点领域。rn 从文献被引用频次统计来看，整体发展速度之惊人，在国际上相关领域已经具有了很大的影响度。从文献单篇被引用频次统计来看，第一阶段文献被引用频次最高达66次，第二阶段最高被引用次数达到706次，且被引用频次超过300次的文献达到13篇，质量和影响力显著提高。随着干细胞领域工作的进展，第三阶段的文献的影响度会逐步显现并将有进一步的提升。同时，通过对关键词共现分析反映了我国干细胞研究所涉及的基本方向、专业领域及其研究程度，希望能为我国干细胞研究人员提供相应的帮助与支持。
  • 摘要：本文是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对科学客观性的讨论.论文基于美国现代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海伦·朗基诺以及美国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唐娜·哈拉维二人的视角,首先对传统科学客观性的基本概念和内涵进行了梳理和轮廓的描绘.哈拉维将视角的概念注入科学客观性,强调视角之间的协调,并强调科学中的政治性.朗基诺更强调科学共同体的整体的概念,并提出了共同体行为的四个标准.虽然二人对于科学客观性的描述不完全相同,也都有各自的局限性.
  • 摘要：通过对商周时期三处遗址136件绿松石嵌片表面形状、厚度、厚度变化维度、长宽系数及长宽比等方面的标量化分析研究,得出殷商时期两种手工业管理模式之下(王室管理模式和家族管理模式)所生产出的绿松石嵌片的不同;同时得出在西周早期的曾国地区,用于镶嵌的绿松石制品已经相当"标准化".这一研究反应出不同时期、不同管理制度下绿松石生产这一手工业部门技术表征的差异.rn 安阳殷墟及随州叶家山无论在绿松石嵌片的表面形状、周边处理、周边角度、长宽比还是厚度差上，都表现的更为标准化。而安阳殷墟和驻马店殷墟所表现出的不同，主要原因是遗址等级的差别。安阳殷墟遗址作为王都，有更高的权力、资源和人力去追求奢侈品的标准和等级，而相比之下，驻马店殷墟却只是一般等级的遗址。何毓灵先生通过对于出土甲骨文的释读及出土墓葬及随葬器物的分析，认为商代对手工业的管理模式主要为两种：王室管理模式与家族管理模式。由此可以提出，驻马店遗址的等级较低，其出土的绿松石制品在表面形状上表现出了很大的不一致性，这应该为家族管理制度下生产的产品表征：而安阳殷墟作为王都，其遗址等级之高，规模之大，为其他遗址所不能媲美，其出土的绿松石制品在形状上高度统一，应该是王室管理模式下生产出的产品表征。
  • 摘要：王志稼编写的《公民生物学》是一本实用主义色彩浓厚的教科书,是最早的一本由国人自编的高中普通生物学教科书.近代中学生物学教科书的中国化体现在国人自己编写、应用中文教本、使用本国材料、适应地方需求的特点.近代生物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影响教科书中国化的关键因素.rn 对于近代中国的国民来说，现代生物学知识与传统的鸟兽草木之学截然不同，可以说，现代生物学知识是对全体国民的“科普”。获取现代生物学知识的方式自然是多种多样的，报纸、杂志、各类普及书刊、演讲，等等。在各种传播生物学知识的途径中，学校教育则是最基本、最系统的，而教科书在学校教育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用谁编写的教科书、什么语言文字写成的教科书、使用哪些材料组织教科书中的知识体系，这些问题是教科书编写、出版与使用中的基本问题，反映了国民对于教科书的基本认识。从传教士编写的教科书，到翻译自欧美和日本的教科书，从英文文本的教科书到完全中文文本的教科书，从满纸都是海外动植物到穿插本国的动植物资源和研究成果，从全国统一的教本，到适应各地具体情况的补充教材，中学生物学教科书的发展折射出中国近代生物学教科书编写者、出版者与教育者的思想与实践的变迁。无论是单纯地普及生物学知识，还是为了培养未来的生物学家，国人自己编写的、使用中国本民族语言文字、应用本国动植物材料编写的“中国化”的教科书才是最适合的。近代中学生物学教科书从形式到内容的变化发展，见证了中国近代生物学从无到有、落地生根、发展壮大的艰辛历程.
  • 摘要：首先介绍卜弥格其人经历及《中国植物志》成书背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考释了该书所收录的23种植物的中文名及拉丁学名,并更正前人研究的错误.着强调该书作为第一部向欧洲介绍中国植物的专著,在植物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 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首例转基因农作物产业化应用以来,许多发达国家把发展转基因技术作为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的战略重点.但近些年来,国际社会对转基因技术及其应用的安全性一直存在较多质疑,在我国近些年来这种争论尤其激烈.因此,利用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理论分析转基因争议中问题焦点及其背后的原因,有针对性地确定相应的政策就成为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rn 本文利用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理论分析转基因争议中问题焦点（在哪些问题上有争论）及其背后的原因（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针对性地确定相应的政策（例如转基因技术的研究政策、风险评估政策、技术应用政策等）与策略（例如公众参与策略、科学传播策略等）。具体分析了微博、博客、微信中反对和质疑转基因技术的观点及其理由，支持的主要的理由包括现有的转基因技术没有发现安全性存在问题等。rn 转基因争议涉及到许多科学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复杂原因，涉及到相关的许多不同的层面（如转基因技术研究、产业应用、主粮转基因化等），充分和有效的科学传播对解决争论中许多问题会有极大的帮助。需要动员和组织相关领域的科学家积极参与科学传播，利用包括博客、微博在内的各种手段进行充分传播，而且要保证这种科学传播的充分性、透明性、有针对性以及平等的交流，否则公众的不理解、质疑、反对将会直接影响到转基因研究的环境、妨碍转基因技术进步。
  • 摘要：科研经费腐败往往呈现出社会网络的相关结构及特征,因此可以将嵌入载体和运作路径作为解析科研经费腐败网络的两个重要变量,根据这两项重要变量,可以划分出四种不同结构的科研经费腐败网络类型.rn 由于管理者和使用者的分离，科研经费使用中体现出双层委托一代理的结构，科研经费腐败也是一种集体腐败的行为，往往呈现出社会网络的相关结构及特征；可以将嵌入载体和运作路径作为解析科研经费腐败网络的两个重要变量，嵌入载体所表达的是腐败网络所建构和生成的场域，以此来区分科研经费腐败行为中不同个体之间的联结机制究竟是通过公共权力还是私人关系，而运作路径则是用以区分行为主体实施腐败的过程是直接亦或是间接：根据这两项重要变量，可以划分出公职人员自体腐败网络、科研人员自体腐败网络、公共组织寻租网络、科研人员一中介网络等四种不同结构的科研经费腐败网络类型，这四类科研经费腐败网络较为全面地概括出当前我国科研经费腐败的共谋方式。rn 值得一提的是，在关于科研经费腐败网络的类型和结构研究中所出现的第四种模式，即科研人员一中介网络是一种较为新型的腐败网络结构，其中，基于私人关系，引入或建构公司等市场、社会主体，作为经费套取和转移的重要环节与方式，使得腐败行为的运作更加“市场化”，甚至是“合法化”，对于科研经费反腐工作而言，无疑是一个新的挑战。因此，对这种科研经费腐败网络的结构特质和形成机制做定量化酌研究，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点工作。
  • 摘要：伊德面对胡塞尔对伽利略的批判而为伽利略辩护,认为望远镜具有透明性.这错失了真正的问题,即伽利略试图将经由望远镜的所见确立为唯一的实在.基督教对质料之抵抗作用的废除、存在论二分向主客二分的转换、伽利略等人对数学的强烈信心,使得教学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自然哲学跌落的背景下上升为唯一不受欺骗的感官.望远镜经由数学的权威而获得权威,成为"独眼".世界因此失去纵深感,生活世界的意义沉淀在图像之中.伊德正是由于忽视了望远镜背后的这些意涵,才误以为对望远镜的运用能够扭转数学化的不良影响.
  • 摘要：康熙朝档案中“造办处”的含义由泛指转化为特指。这一变化过程是随着清宫造办处的成立而发生的。清宫造办处的成立与康熙皇帝在养心殿的活动密切相关。笔者认为，清宫造办处的成立条件包括两个：一是，养心殿的御制品制作活动：二是，康熙皇帝的“西学”活动。因此，虽然文献表明，至少在康熙十五年养心殿已有造办活动，但清官造办处的正式成立要等到康熙皇帝“西学”的时候。同时，上述两个条件也表达了清宫造办处“掌成造诸器用之物”之为帝王兴趣服务和为帝王政治服务的双重意象。清宫造办处在清代为帝王政治服务都是相同的，而不同之处体现在为帝王兴趣服务上。在康熙朝来看，为帝王个人服务体现为很多西方技术的引进。rn 康熙三十年清宫造办处由养心殿移至慈宁宫茶饭房外这一事件，标志着清宫造办处的建制化的开始。康熙朝清宫造办处在作坊的设置、管理机构、匠人来源等方面奠定了雍正以后清宫造办处的基础。同时，清宫造办处在康熙这一朝有着独有的特色。比如康熙皇帝对西洋技术的热切关注，康熙皇帝对清宫造办处活动的亲自督导，这些都是其清代其他时期所没有的。康熙朝清宫造办处的这些特点为进一步探讨技艺中的宫廷与地方、技艺与皇权等技艺在清代官场手工作坊中的表达问题提供了生动的标本。更进一步，这种技术表达不但会为传统研究中的中西技术交流研究拓展新视野，更是对当下宫廷技术研究的重新认识与思考。rn 基于上述结论，笔者对清宫造办处研究提出一个展望：注意概念术语，建议从学术层面启用“清宫造办处”概念。概念、文本和意象往往会出现不一致，另外，惯用语与书面语也会产生不一致，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在认识实物中的失误。尤其是对于历史事物而言，准确的概念是对其历史认识的表现。“清宫造办处”这一概念并非笔者首创，不过已有的运用H钔只是一个自觉的行为，还需要对之加以定义，从而上升到学术层面来。详细的理论分析工作有待进一步地开展。这也暗示着清宫造办处未来的研究必然是由定量研究转到从定性研究上来，从其成立到发展、繁盛、消亡的整体历史上加以认识。
  • 摘要：早期西方植物绘画的创造和展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它凝聚着植物学家、绘图员、雕版工、出版商、填色工等多人的劳动,工序复杂,过程繁琐.对植物的认识和理解,以及植物学理论的发展影响着植物绘画呈现的内容,最显著的差异来自本草学到分类学的转变.在精确性和艺术性的权衡中,精确性总是被放在首要位置.作者和出版商对图书的定位、成本投入、目标读者等会让他们选择不同的插图策略:彩色或黑白、木刻或铜版、复制或原创等.绘图、刻印和填色各环节的技艺水平,以及出版技术等因素都直接影响着植物绘画的艺术水准.rn 植物绘画是长久以来人们对自然世界尤其是植物的一种描绘、解释和欣赏的方式，它的构建过程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植物绘画呈现的内容受到了人们对自然的认知方式的影响，最显而易见的转变就是从朴质的实用主义观念转向寻找自然秩序的植物分类学。在这两种观念的指导下，植物绘画强调的重点有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前者强调的是植物可食用和药用的部位，尤其是被后者常常忽略的地下根茎，而后者则强调对分类比较重要的繁殖器官，尤其是花部，通常还会把细节分解图画出来。在彩色印刷技术发展起来前，植物绘画的制作非常复杂和繁琐，受到众多参与者和工艺、技术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的读者定位和植物绘画功能（艺术、描述、解释）的定位决定着一本书植物插图的数量和质量，以及所采用的工艺和色彩的选择（彩色与黑白）等。成本和风险也是插图类植物学出版物重要的考虑因素，它们影响着图书的发行方式，也影响着作者与出版社之间的合作关系。本研究虽然尝试从多视角去分析植物绘画的构建，但却难以在每方面深入展开，以期进一步研究中的深度剖析。另外，西方植物绘画和中国植物绘画的联系和区别很值得思考，这种多视角的分析也可以应用到中国植物绘画的分析和两者的比较性研究中。
  • 摘要：意向性一般被认为是心灵对外部事物所具有的指向性属性.自意向性问题在19世纪被搬上哲学舞台以来,便引起了学界广泛深入的研究,至今仍是心灵哲学探索的重要领域.马克·罗兰兹为了论证自己的融合心灵论题(the thesis of amalgamated mind),提出了作为显现活动的意向性概念.rn 他认为,意向性呈现模式有经验性和超越性两个方面,其中超越性的呈现模式是使得经验性模式得以可能的方法和手段,是意向性的核心,而这种超越性的本质是一种显现或者揭示活动(revealing/disclosing activity),所以意向性也是一种显现、揭示活动.罗兰兹对意向性的解读为其融合心灵的主题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但这一意向性论证还存在着自身的理论难题.
  • 摘要：默顿通过对科学史上众多案例的考察,认为多重发现是科学发现的主导模式.所有单一发现都是潜在的多重发现.这一理论是使科学成为一门社会学的基础,并且有效揭示了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争的根源,对于正确认识科学家在科学发现中的地位与贡献有着重要的作用.多重发现是科学的自主性与社会性相互关系的宏观与微观的联结点.宏观上,科学通过自身高度协调的自主性,促进了多重发现的产生;微观上,多重发现的大量事例影响到社会对科学的认识,从而推动了科学内部体制的改变.
  • 摘要：采用数据挖掘方法探讨古代文献中烟熏避疫方药的用药规律,为现代卫生防疫提供思路和参考.方法:收集古文献中烟熏避疫方剂的相关条目,建立方剂信息资料库,统计药物使用频率,并分别采用因子、聚类分析古代烟熏避疫方的用药特点.结果:从民国之前的古籍中搜集到烟熏避疫方98首,涉及用药110味,总使用频数938味次.使用频率最高的前五位依次为雄黄、朱砂、雌黄、虎骨、八角莲.得到体现用药思想的4个因子与5个聚类方.结论:中国古代烟熏避疫使用的主要药物为苍术、川芎、芜荑、鬼箭羽、白芷、石菖蒲、白术、降香等,烟熏避疫方的用药思想为祛风、杀虫、解毒、芳香避秽.
  • 摘要：通过研究反事实条件句和自然律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无论在认识论方面还是在本体论方面把自然律还原为反事实条件句都是行不通的.自然律在判别反事实条件句真假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以往对自然律本质的理解存在着缺陷,所以还是很难对此论断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这给予人们诸多启示:谨慎对待把自然律还原为其它理论的观点;反事实条件句和自然律之间的关系会变得越来越密切;需诉诸于科学实践来理解自然律;避免物理学的沙文主义.
  • 摘要："自然"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亚里士多德的各种著作中都可以看到对"自然"的论述,但最主要的是集中在他的《物理学》以及《形而上学》中.以这两本文献为基础,论述亚里士多德对"自然"问题的探讨.“自然”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就是对“自然”的研究和“自然”的发现，本文所做的就是以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文本为基础，对亚里士多德是对“自然”的探讨进行梳理和深入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概念贯穿于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哲学体系，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就是对“自然”的研究和“自然”的发现，具有深刻的内涵和意蕴，值得继续深入的探讨下去。
  • 摘要：自2012年以来持续发生在中国的雾霾天气引发研究热潮.以往空气污染研究多集中于大气科学、环境科学与公共卫生等领域,而较少以环境史、生态史的跨学科视角来展开多维度探讨,这与长期以来中国近现代环境史研究领域的空白有很大关系.历史上美国洛杉矶市也曾发生类似的空气污染,至今尚未彻底达到清洁空气的目标.《洛杉矶雾霾启示录》一书对其近七十年的空气污染治理史进行了详细梳理.rn 本文依托此书试图达成以下目标:梳理洛杉矶烟雾治理的历史和经验,呈现洛杉矶的空气污染治理体系,探讨其中体现的人与空气之间的互动关系,对照中国现实发现当前雾霾治理工作中的缺漏从而提供针对性建议.最终希望对如何研究近现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环境史提供一些参考,以待后续更完整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
  • 摘要：与米利都学派把具体的物质元素作为事物的本原不同,毕达哥拉斯学派主张"数本原论",认为抽象的数是万物的本原.由于毕达哥拉斯学派与宗教的密切关系,其"数本原论"具有鲜明的神秘性,认为数是神的语言,是神的体现.在后期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了"数的本原",即认为"一"和"不定的二"以及奇数、偶数是数的本原或元素.
  • 摘要：周瀚光教授主编的《中国佛教与古代科技的发展》一书,全面考察了中国佛教与古代科技主要领域,如数学、医药学、生物学、地理学、建筑工程学等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大量史籍的搜集整理与解读剖析,深入研究了中国佛教如何影响了古代科技的发展,进而可以看出,中国佛教对古代科技发展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该书在体系的完备程度上弥补了"佛教与科学"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为学界提供了异常丰富的史料以及深刻的思想见解,尽管书中存在些许值得商榷之处,但瑕不掩瑜,对于从事相关研究的后辈学人来说,仍然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
  • 摘要：由于基因科技的发展,"基因决定论"的思想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卵子黑市交易反映了在"基因决定论"思想观念作用下的基因歧视问题.基因歧视问题已经成为我们应当关注的社会问题,如果缺乏规制基因歧视问题将给个人、国家、民族带来危害,因此建立防止基因歧视的规范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伦理角度出发,对如何规制基因歧视问题加以阐释.rn 本文从伦理角度出发,对如何规制基因歧视问题加以阐释.提出要构建反基因决定论的伦理规范。分析了对基因决定论的反驳，指出基因并不必然导致缺陷和疾病的产生，盲目夸大基因的作用是错误的，“基因决定论”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和主观能动性。既然“基因决定论”是错误的，那么由此产生的基因歧视等做法也就失去了立足之地。为此必须构建一套反基因决定论的伦理规范。首先必须秉承平等原则。其次必须尊重每个个体，单纯权利的平等是不够的，人的尊严必须受到保护。再次，保护个体的知情权并使其不受伤害。
  • 摘要：大数据技术逐渐应用于科学研究领域,它在改进科学研究工具的同时也对科学研究活动产生影响.本文具体分析了大数据技术对科学观察活动和应用科学发展产生的影响.科学观察是最基本的科学认识方法,大数据技术使大量科研人员从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拓展了科学观察活动的主体范围;大数据追求相关关系、注重预测的特点顺应了应用科学发展需求,实时的数据更新与分析增强了应用科学预测的准确性.
  • 摘要：哈里·梅塞爵士是澳大利亚著名的数学物理学家,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原子物理学、大气物理学等.本文主要以时间为线索,梳理了哈里·梅塞爵士的科学历程以及在数学物理教学、原子碰撞理论、负离子、分子物理学等方面的科学贡献.
  • 摘要：中医学和中国绘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受到了传统哲学思想、宗教以及政治的强烈影响.具体表现在都注重"神"的功用;中国绘画的本质特点乃是"写意性",中医学也强调"医者意也";封建士大夫积极参与了绘画创作,形成了文人画系统,同时也参与医学研究,"儒医"提高了医生的社会地位,也促进了中医学的繁荣;民间画工和民间医生对于中国绘画和中医学的发展进步同样功不可没;中国绘画和中医学都要求表现"个性",重视继承上基础上的创新.中国画本质是非实用性,而中医学则恰恰相反,以实用为目标.
  • 摘要："Moral Agent"是西方经典伦理学中的重要概念,国内伦理学领域在译介此概念时仍存在一些争议.通过解读外文文献和辨析已有译名,本文倾向于将"Moral Agent"译为"道德能动者",将相关的"Moral Agency"译为"道德能动性".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技术伦理学研究者较早探讨了人工智能的"道德能动性",而对技术制品能否作为"道德能动者"则构成了技术哲学的"伦理转向"以来的一个研究热点,进而拓宽了应用伦理学的理论视野.rn 尽管人工物的道德能动性问题仍然存在学术争议，维贝克的“物伦理学”无疑可以与环境伦理学、动物伦理学等应用伦理学研究关联在一起，即伦理关怀应该扩展到非人的环境、自然、动物之上。从更广泛的视野上看，荷兰学派在国际技术哲学界掀起了一股“经验转向”的潮流，新近表现出的注重技术一伦理的并行研究，以物为转向的研究现象实际上是技术哲学领域内“经验转向”以及“伦理转向”的纵深表现。维贝克“物伦理学”出现的合理性意味着其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关注技术物的道德能动性。
  • 摘要：本文对汤家墩遗址出土冶炼遗物初步检测分析表明,3件铜器样品合金组成各不相同,分别为铜锡铅、红铜和铜锡铅砷等;汤家墩一期开始使用冰铜冶炼技术,是我国使用硫化矿冶炼冰铜的最早地区之一;陶范基体夹杂有碳化的植物茎叶和稻壳,应为添加草木灰所致,草木灰的添加提高了陶范中植硅体的含量,改善了范料性能;作为首次对安徽江淮地区考古出土铜器、铜矿石、炉渣、炉壁和陶范等一整套的冶铸遗物进行系统的分析,对深入认识该地区青铜文化面貌提供了科学依据.
  • 摘要：信息安全风险控制是信息安全风险评估的后续阶段,是信息安全风险评估研究的关键问题.通过对信息安全风险控制存在问题的分析,阐述了信息安全风险控制的基本理论,对如何更好的进行风险控制进行了一些技术哲学层面的理论探讨.科技进步催使信息安全风险的出现，技术本身存在安全风险漏洞使得信息安全风险的存在具有必然性。风险发生的概率和造成的损失时常常具有较大的模糊性，很难获得精确的概率值。信息安全风险控制是信息安全风险管理研究的最终目的，依据风险评估的结果，平衡成本与效益，采取合适的安全控制措施，减少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和降低风险损失程度，使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适度的风险程度之内。
  • 摘要：归纳法对科学研究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自古希腊就有归纳思想,尤其到亚里士多德时,在其三段论和认识论中都包含归纳逻辑和归纳法.随后由培根不断完善,把归纳法与实验相结合,运用到科学研究当中.在归纳思想上,两者有许多不同之处,如对归纳法的侧重点、对科学实践的作用、对感性材料的态度、对事物现象的认识、对"概念"和"公理"的认识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两者对科学方法的探究都做出很大贡献.
  • 摘要："良知坎陷论"是牟宗三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关键,但是此说却面临诸多争议.争议大体分为两类:一者顺着良知坎陷的逻辑发难而质疑良知为何坎陷、能否坎陷以及如何坎陷;第二类是逆着良知坎陷的逻辑发难,而质疑这是"良知的傲慢",是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良知坎陷的二阶论则可以协调二者,尽牟宗三科学观的未尽之义.
  • 摘要：明代后期,伴随着人口激增与农业发展,对肥料的需求日益增加,肥料成为一种稀缺性资源,以徐光启为代表的学者综合炼丹术、"粪药说"等古老学说,研制出一种新型浓缩肥料"粪丹",试图来缓解肥料供应的危机.本文从技术史视角详细梳理了晚明文献中关于粪丹的史料,分析粪丹的制造技术与理论来源,并试图解释促使其出现的社会背景,对它为什么没有被成功应用在农业实践中亦进行尝试性解读.粪丹的方法虽然没有被下层农民所接受而用在大田作物的种植中，但是其主要方法与思想却在学者层面流传，在清代观赏花卉的谱录中，很多处都与粪丹类似的浓缩肥料思想的体现。面条件所制约的。rn 阻碍粪丹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原因首先应该是经济问题，制造粪丹需要极多的原料，如猪脏，还需要极高的条件，如“火养三七日”、“用火垠七日”等，小农没有足够的原料和燃料，这些要求都难以做到;其次，为了保存肥效，粪窖或大缸是制造粪丹的重要器具之一，但这种设备都是大型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小农由于受经济条件所限，也难以办到;再次，农民在技术上喜欢因陋就简，而制造粪丹的程序及其繁琐、复杂，从制作到使用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与时间，这些原因都使得粪丹与实践所脱节，而仅仅停留在学者层面上，其思想仅在精细的名贵花卉的培奎上略有体现。同时，粪丹的失败或许也可以从其技术的本身来寻找原因，首先粪丹是种浓缩肥料，肥力巨大，徐光启在制造粪丹时建议“着此粪后，就须三日后浇灌，不然恐大热烧坏种也”。
  • 摘要：目的：了解外来药物是如何按照中医传统进行调适,并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发挥其临床效用.方法：中医历史上外来药物以香药为多,而明清时期被认为是中医学理论发展的巅峰,其中《本草纲目》对历代本草学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总结,故本文以明朝《本草纲目》芳草、香木类药物为例进行探讨.结果：《本草纲目》芳草、香木类药物分布于唐宋本草文献中的比例较多,来源于波斯、大秦的较多,中国南方一些省份有移植栽培.结论：对外来药物的药性认知有一个传承发展的过程,一些新出现外来药物的临床使用,并不是直接套入到现有理论规律中,而是对其功效应用有一个摸索试探的阶段.
  • 摘要：在生物学历史上大致经历了三次方法论的革命,并因此带来了生物学范式的三次转变.第一次整体论方法论革命是把生物作为整体进行科学研究,其主要代表学说为达尔文的进化论.第二次还原论的方法论革命更多地深入到生物的微观结构来研究生物的机制和功能,其标志理论为分子生物学.第三次新的整体论的方法论革命则体现了多种方法论、研究进路以及最新科技手段的多重融合,其代表学说为系统生物学.三次革命所呈现体现出不断递进的过程提示只有对认识论的原理层面产生作用的方法论才是更为先进的方法论,也才可能对及生命本质问题的探索产生深远影响.rn 毫无疑问，从科学哲学的角度而言，一天科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不能解决”，人们一天就仍不能坦言科学已经完全把生命本质的问题解释清楚了，但的确系统生物学的新整体论的方法论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科学哲学的结论。我们有理由相信生命的本质或许就蕴含在系统生物学的发展过程之中。必须明确的是生物学的最终目标始终都是要解决生命的本质问题。看到由方法论划分的三个生物学阶段分别解决了三个主要问题。整体论阶段解决了生物宏观进化的问题；在还原论生物的阶段解决了生物微观的物质基础问题；在新的整体论阶段解决了生物的组成部分的构成、运动和发展的问题。尽管我们暂时仍然不能找到什么是生命本质的这类元问题的答案，但是生物学毕竟在不断在向这个目标靠近。事实上，在每一个生物学范式中，在其所属的生物学方法论中往往都能找到下一个范式和下一个方法论的影子，比如整体论为新的整体论提供了框架，而还原论则为新的整体论提供了微观的科学实验技术手段。而且三次革命的推进体现出不断递进的过程提示只有对认识论的原理层面产生效果的方法论才是更为先进的方法论，也才可能对及生命的本质问题的探索产生深远影响。同时，还注意到系统生物学所采用的新整体论也正在发挥着与多个学科群的联系和互动功能。新的整体论不但对生物学，对整个科学体系，乃至社会科学体系都将可能具有不可限量的积极意义。
  • 摘要：在批判"科学研究领域"的客观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基础上,布尔迪厄提出了"历史主义的理性科学观".布氏的"历史主义的理性科学观"关注的核心内容是科学实践中的社会向度与科学自律性的关系问题:一方面社会向度导致了科学自律性的相对化,另一方面社会建制为科学提供了维持较高自律性的建设性资源.鉴于此,布氏主张调度科学反思性这一思想武器将科学实践历史化但不相对化,既承认科学实践是社会历史条件建构的产物,但又试图从社会历史条件中夺取科学的实践理性,从而将科学自律从社会还原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中拯救出来:科学场域内部的同行竞争机制所形成的客观结构是维护科学相对自律性的阿基米德支点;而场域的入场费征收机制则通过科学惯习的型塑从主观维度维护了科学的相对自律性.rn 鉴于此,布氏主张调度科学反思性这一思想武器将科学实践历史化但不相对化,既承认科学实践是社会历史条件建构的产物,但又试图从社会历史条件中夺取科学的实践理性,从而将科学自律从社会还原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中拯救出来:科学场域内部的同行竞争机制所形成的客观结构是维护科学相对自律性的阿基米德支点;而场域的入场费征收机制则通过科学惯习的型塑从主观维度维护了科学的相对自律性.
  • 摘要：《东医宝鉴》成书于公元1610年,由朝鲜著名医家许浚编撰.据不完全统计,其引用中国古籍文献180余种.引用最早的医学典籍是《灵枢》、《素问》、《难经》等成书于东汉之前的中国医学经典.其中《难经》引用88次,征引4千余字,占全书篇幅的0.459％.许浚主要引录《难经》中有关脏腑、针刺、五输穴等方面的医学内容.许浚引用《难经》，或直接引用，或整合引用，或改写引用，都是在遵照经典原意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恰当且有目的的运用。这种引用为临床诊疗疾病拓宽了视野，对科研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值得借鉴。
  • 摘要：本文首先叙述了归纳问题的由来,并重构了休谟的怀疑论证.然后主要阐明了三种尝试解决归纳问题的进路——附加前提进路、消解归纳法进路以及消解归纳辩护进路。以上三条进路分别代表了三种完全不同的角度，第一种进路试图找出休谟怀疑论证中的问题，以借此为归纳法辩护；第二种进路试图为科学提出一种替代归纳法的方法：第三种进路则试图证明为归纳辩护本身是个错误。在这三个大角度中还有其他的进路，如赖欣巴哈的实用辩护，对归纳法的概率性辩护等。但总的来说，各个进路均有自己难以处理的困难。因而，归纳问题仍没能得到好的解决，仍需要开拓新的思路。
  • 摘要：地质学自19世纪始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鸦片战争后,这门新科学传入中国.本文以甲午战后涌现的日式地质学教科书为主,介绍日式教科书出现的社会背景,梳理这一时期出版的主要教科书,以及这些书籍在内容选择、结构安排、编排方式、语言术语方面的特点,并与早期地学译著、同时代英美教科书进行比较,分析地质学教科书传入情况以及时人对待西学的态度,进一步探讨晚清西学引介与时代背景之关系.
  • 摘要：产业联盟作为当前各国企业纷纷推崇的一种新型的产业组织方式,在学术界一直没有得到一个统一的概念界定.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文献资料的研究和梳理,总结出产业联盟的概念、特征及四个分析维度,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案例分析和比较了不同产业联盟发展的背景和框架,最后针对当前国际竞争的形势对我国四类产业联盟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非均衡式发展的预测.rn 本文认为，产业联盟的发展趋势并不是同步发展的，而是一种非均衡发展的态势。第一，就当前情况来说，我国产业联盟的发展模式主要以产业链联盟和市场联盟为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趋势必然会发生变化。在未来的几年内，技术标准产业联盟的数量可能会不断增多并占据主导地位.最后，中国产业联盟将逐步走向国际化，实现与国外联盟的对接与合作。一方面通过吸引国外优势企业加盟，实现联盟内部成员的国际化；另一方面要与国外企业加强联系，通过长期合作建立“动态联盟”，推动国内联盟承接国际重大专项。
  • 摘要：部分技术史学者反对将"革命"一词引入技术史的叙事中,但本文分析表明在技术史中采用"诸技术革命"的说法并无不可.此外,本文类比科学革命而在技术史中提出意味着技术的根本变革的"技术革命"的概念."技术革命"应该指在中世纪后期和现代早期,体现在以钟表等等为代表的技术造物中的人的技术诉求的变化.rn 技术革命通常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技术变化，以及它在经济、军事或社会等诸多方面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所以一般而言，技术革命指的是复数版本的“诸技术革命”( technologicalrevolutions)。这种说法在当代技术论中出现时的争议似乎小于技术史领域。部分技术史学者不愿在历史中使用革命一词，其原因可能是在技术的历史叙事中，“革命”意味着相对更大的历史意义、更多的横向纵向比较和更强的政治隐喻色彩。而在主要涉及当下的科学技术学领域，“革命”则更多地仅意味着其影响或可能产生的影响本身较大，而不用过多地考虑其历史性。rn 部分技术史学者在“革命”一词较弱的意义上使用“诸技术革命”，本文第一部分试图为这种技术史倾向做出简要的辩护。在第二部分，本文引入的是某种特指的而非具体的“技术革命”( TechnologicalRevolution)。1这种技术革命类似于科学史中“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的概念，而上述复数的“诸技术革命”则对应于“诸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s)。科学革命并非仅是“诸科学革命”中相对更加重要的一次，而是科学发展史中的根本性转变。科学革命通过对自然的数学化处理，使科学得以突破自然哲学的传统局限，从而为后来的一切科学奠定基础。

客服邮箱：kefu@zhangqiaokeyan.com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29741号 ICP备案号：京ICP备15016152号-6 六维联合信息科技 (北京) 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 客服微信

  • 服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