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

摘要： 云冈石窟与巩义石窟反映了鲜卑统治时期佛教的兴盛。云冈石窟为北魏统治者主持开凿,巩义石窟中的北齐造像多是个人供养,题记内容较短。造像行为是佛教信仰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结合的结果,题记反映了字体的演进与发展,题记书写水平由像主的社会地位和当地造像市场决定,从书写文化角度看待这些题记会有新的发现。

摘要： 在中国的正史系统中,绝大部分正史都有专门的民族列传,但南北朝时期的北齐和陈存在的时间短、辖境小,在《北齐书》和《陈书》中就没有专门的民族列传。因此,民族史学界对北齐和陈的民族历史研究不多,研究成果也很少。实际上,在《北齐书》《陈书》的相关本纪、列传中都有诸多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记载。值得注意的是,北齐和陈与相关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具有方向性特征,北齐和北方及东北地区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比较多,陈主要是和辖境内的山越、僚人进行交往。陈与海外民族的交往,则主要集中在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

摘要： 五龙头石窟位于山西省长治市沁县次村乡五龙头村东南部的山崖上,斜向坐南朝北,共有一窟和三个附属龛。石窟三壁雕低坛基,南壁坛基上雕刻一佛二弟子,西壁坛基上雕刻一立佛二菩萨,东壁坛基上雕刻一倚坐菩萨二胁侍菩萨,窟门内两侧各雕一身力士。窟门外壁东侧三个附属龛内均雕凿一佛二弟子。根据洞窟形制、造像题材与风格推断,五龙头石窟及附属龛开凿于北齐时期,主要受到邺城地区造像风格的影响。

摘要： 本文以考古发现及馆藏的纪年东魏—北齐造像碑为对象,根据表现形式将其分为扁体造像碑和方柱造像碑两大类,再根据碑像类型等进行类型分析,将造像碑分为东魏初—北齐初,东魏末—北齐末两期,并归纳其时代特征。通过造像碑的纪年及分布区域分析,发现造像碑集中出现于豫北、豫西地区,东魏时期有少量出现于晋西南和鲁中。到了北齐时期,向晋中南、鲁西南、皖北扩张。从类型来看,以扁体造像碑为主,占全部的近八成。方柱造像碑主要流行于北齐时期,分析其类型、样式可知,应当为佛塔的模拟。从造像题材及发愿文来看,超过三分之二的造像碑没有明确的信仰指向,结合供养人的身份,说明当时的中下层信众更加重视供养行为本身。

摘要： 《司马兴龙墓志铭》《司马遵业(子如)墓志铭》出土于河北省磁县,根据《晋书》《北齐书》及墓志,可证司马兴龙出自司马泰第4子模一支。北魏中期,司马兴龙官拜鲁阳太守,此外再无任职。北魏后期,司马子如与齐神武帝高欢交好,任大行台尚书、尚书左仆射等要职,为当朝勋贵。其子司马消难尚齐神武帝之女,北齐前期,颇受重用,后降周,谋反失败归陈,陈灭后入隋,因与杨忠有旧交免除罪责。司马子如之侄司马世云、司马膺之等因其之故,官途顺畅,获罪得免。隋唐时,司马幼之祖孙为州郡县长官或佐吏,远离政治中心。

摘要： 魏晋南朝皇权传递以禅让方式进行,而北方自五胡十六国到北魏时以武力征服建立政权。北齐以禅让进行皇权传递是由世族阶层的支持、十六国以来汉化成果推动而成。以禅让建国影响了北齐在正统构建中的举措,如在谶纬符命、国史书写等方面为禅让做回护。这些举措使北齐的正统构建演变成通过说明禅让的合理性构建正统地位。

摘要： 巩义石窟造像题记以北齐为最多,在北朝造像题记中风格独特,具有个性鲜明的民间艺术审美价值。以《沙弥道荣造像题记》为代表的北齐民间造像题记,是民间工匠在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下继承北魏造像题记进行变革与创新的应制之作,代表北齐民间地域群体书风的典型风格,其风格特征主要表现为朴拙大方、简朴遒劲、随意自然、气势开张。在造像题记书法艺术形式、文化价值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研究意义。

摘要： 1979年,北齐娄睿墓壁画在山西太原一经问世,中国古代美术史由此翻开新篇,正如我国绘画大师吴作人所说:“北齐东安王娄睿墓的发掘,使千百年来徒凭籍志、臆见梗概的北齐绘画陡见天日;使中国绘画史犹长河万里,源流更汇支派,空缺得以证实……至于壁画之工拙,揆其简练肯定,运笔收纵,承两晋而启隋唐。”

摘要： 晋祠博物馆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晋祠镇,为古代晋王祠,始建于北魏,是后人为纪念周武王次子姬虞而建。北魏以后,北齐、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都曾对晋祠重修扩建。晋祠文化遗存极为丰厚,有宋、元、明、清时期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等各式建筑100余座,宋元以来雕塑100余尊,铸造艺术品30余尊,历代碑刻400余通,诗文匾联200余幅,古树名木96株,其中,千年古树30株。在一处文化遗产中保存有如此众多的文物精品实属罕见。

摘要： 在公元6世纪时期的北齐,多种文化相互融合,进而孕育出一种新的佛教造像样式。这种新样式改变了此前佛像逐渐演变的进程,兼具当时流行的“张家样”和“曹家样”风格,并展现出浓厚的印度造像特征。虽然这种样式的流行时间极短,但是却确立了一种全新的审美标准,为此后的唐代造像奠定了兼收并蓄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