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栋

摘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般人只知这句话出《论语》,不知孔子此言,实为引语。另有一事,据《史记·管晏列传》,孔子称愿为"执鞭",也就是甘愿做管子的御仆。如此崇拜,那么孔子引管子名言顺理成章。乾嘉学派之吴派代表人物惠栋,在《九经古义》中特别指出了这个问题。惠氏六世传经,惠栋及其父惠士奇声名更为显赫,《九经古义》积其家学,钩稽九经隐微,借此可略见一斑。

摘要： 惠棟《春秋左傳補注》是清代《左傳》學著作中的傑出代表。目前學界往往將該書用來探討惠棟精研詁訓、尊古崇漢的治學思想及其特質,卻很少關注此思想的具體形成過程,且至今無人全面整理惠棟的《左傳》學著述。本文比勘惠氏《春秋左傳注疏》批校本、《春秋左傳補注》稿本與刻本,不僅較清晰地呈現出一條從批校本到稿本,再到刻本的縱向脉絡,展示出惠氏撰作《春秋左傳補注》的全過程,還進一步明晰惠氏《左傳》學思想的形成過程,主要歷經了兩個階段:由最初的無所專主、漢宋兼采,到懷疑、否定、批駁唐宋以降的解經之説,進而轉向廣1漢儒舊注,辨字審音,使得《左傳》的古音古義逐漸明朗,尊崇漢學之思想日趨成熟。可見不論著述宗旨、體例與考釋方法,還是其中所體現的漢學思想之脉絡,惠氏的《左傳》學思想本身即其漢學思想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摘要： 惠栋通过文献学考辨,指出《文言传》“利贞者性情也”的“性情也”本当作“情性也”,以此批评王弼、程颐等有“性善情恶”之嫌的“性其情”说。与此相对,惠栋斟酌《参同契》等古义,提出“推情合性”说,即情之发自然合于性,以与《中庸》“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相发明。汉儒不论是董仲舒还是翼奉,皆没有“性善情恶”之说。在他们看来,情最初只是人的一种机能事实,它只有在后来的发展中,在与外物接触时,才能因人自主的选择而产生善或恶的结果。然人情就其现实而言非常复杂,情之发随时合于性,这是圣人之境地。惠栋即由此判摄古代学术,以六经的“推情合性”义为生知安行之学,以理学的克治工夫论为困知勉行之学。由此他实现了对汉学和宋学的统合,这与戴震及其后学的性情论思路有较大差别。

摘要： 惠栋作《周易述》未竟而卒,江藩则继承惠栋《周易述》经解体例,疏释《鼎》至《未济》等十五卦与《序卦》《杂卦》二传,作《周易述补》。江藩《周易述补》一方面接续惠栋汉易学脉,强调易学象数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顺应惠栋身后汉易学研究演进潮流,会通汉易诸家,更为突出虞翻义的地位。较之于惠栋,江藩建筑起更为森严的汉易体系,给予吴派汉、宋分离的明确学术宗旨。江藩《周易述补》的刊行,标志着吴派汉学进入又一个阶段。

摘要： 戴震虽以考据名世,然其最为看重,同时对清学影响最为深远者却是他的新义理学.其缘起于惠栋"经之义存乎训"的思想启迪,进而发展出由词明理、以训诂考据通达义理的方法论原则,并运乎此法,对程朱理学入室操戈,重构理学的思想体系,复而化方法为信仰,以德性必赖智性,重振了以荀学为代表的儒家智识传统.可以说吴派催成了戴震的思想转型,而戴震又校正了吴派对宋学取舍的分裂情状,并在吴派否定宋学的形上义理后,又建构了朴学的新义理学.具体表现为阴阳气化的天道观,血气心知的人性论,积学尚礼的工夫论.这一建构在儒家内部以荀学为方法,在思想外部又是有清以来社会文化的产物.戴震新义理学的形成,与清代荀学复兴、礼学崛起彼此关涉,互相同构进而同步共振,它们共同融汇成了清代思想史上的智识传统.

摘要： 南宋理学家陈淳的《北溪字义》专门对理学核心概念进行阐释,有力地推进了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并对后世学者产生深远影响.惠栋和戴震同样运用由"概念"以通"义理"之法,先后撰成《易微言》《孟子字义疏证》,而其目的 则变为解构理学,建构自己的新思想体系,从而展现出清初以来"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特色.至清中后期,不少学者继续运用此法,赓续并推进了惠栋、戴震对思想义理的新建构.清代学者的此一持续努力,遂将思想上的关注点由形上玄远之学下移至形下日用之道,彰显出朴实考经证史的主流学术特征.

摘要： 传统观念认为,惠栋学宗汉儒,尊汉法,崇古义,立意讲求训诂考证,有“唯汉是从”之嫌。然本文通过研究他对汉易的疏解及创新之后认为,他并非单纯复汉之古,他对《易》之经义的考辨、取舍多有个人惠见,更有自家独得之义贯穿其中。约其大端,本文将惠氏治汉易的创新之处概括为:融训诂和象数于一炉,力图揭示汉儒解经的深层含义;对比诸家之说,其自身断见;通过象数解易实现中西互通。由此可知,惠氏易学并非杂陈各家,缺乏个人断见。事实上,他虽广采先秦、两汉诸说,但其采辑乃有所依凭,有其价值判断,并能形成一家之言。

摘要： 江藩和李林松在撰写《周易述补》时,皆有借续补《周易述》之机来表达自己易学观点的目的 ,故而二书的内容和体例各有特色,且都与《周易述》有一定的差异.江氏《周易述补》时常抛弃《周易述》中的易说另立新解,却能继承不少《周易述》中的易例.李氏《周易述补》对《周易述》中的易说继承较多,但经常另行提出易例,不从《周易述》之旨.两种《周易述补》各有侧重,相形而不相掩,执二书对读,方能更好地补充《周易述》之未备.

摘要： 上海图书馆藏惠栋《春秋左传补注》稿本是该书目前可见的最早文本,颇具学术价值.据稿本可知此书初名《春秋左传考》或《春秋考》,与《九经古义》初稿《九经考》是同一系列著作,皆撰于雍正十二年(1734)以前,而稿本的修订部分则完成于乾隆八年(1743)或稍后.乾隆三十九年(1774)李文藻首次付梓此书,字体清晰,内容完整,讹误较少,堪称精美.《四库全书》本以李氏刻本为底本,二者基本一致.《贷园丛书》本和《皇清经解》本皆有不同程度的墨钉与阙文,影响了版本价值.《墨海金壶丛书》本和《守山阁丛书》本则经增删改动,错讹之处较多,版本价值最劣.比勘《春秋左传补注》稿本与刻本,发现二书内容存在诸多差异,故李氏刊刻所据的底本很可能非此稿本,且多种迹象表明,李氏刻本似未经惠氏最终修订.如整理此书,应当选择李氏刻本为底本,以稿本、《四库全书》本等为参校本,还要参考南京图书馆所藏的卢文昭批校本.

摘要： 青年时期的惠栋围绕着王士禛,开展了一系列的诗歌研究活动,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惠栋认可王士禛性情、学问兼重的诗学理论,然与王士禛不同的是,其更为强调学问之于诗歌的重要性.惠栋认为,学问统领着性情的发挥,性情由学问培育而得.惠栋通过训纂《渔洋山人精华录》,强化王士禛诗歌的学问性,刻意突显王诗的“诗史”价值,并借此张扬自身的诗学宗尚.惠栋以王士禛为依托,建构诗学理论,一方面是为了接续家学传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突破家学束缚,推进家学适应时代潮流,展示为学的独到之处.

摘要： 惠栋一生以治汉易显名。其关于明堂的结论也是受到汉代易学的影响。其明堂配八卦、五行、四时显然是受到孟、京卦气说的影响。而九宫之说最早见于《乾凿度》之文，惠栋明堂九室取法于九宫的论断亦是受此纬书影响。惠栋以八卦、九宫、卦气解释明堂，完全是易汉学思想的反应。又因九宫在地上的表现是‘天子轮流居九室’的明堂，故惠栋以九宫卦气、八卦易理探究明堂组成的深层含义，以易理说明堂大道，是合乎周秦文化的历史事实的，也是合乎汉儒的有关探究的”。惠栋对于明堂既济的重视应是受到虞翻易学的影响。王新春指出虞翻易学“秉持易学一以贯之的三才之道的理念，豁显三才中人之一才的终极宇宙角色意识之自觉，倡言人之基于此一自觉而挺立其宇宙担当、守望位之正这一崇高的宇宙价值与人文价值，积极促成两个共同体理想圆满的既济格局与境界的实现，最终令两个共同体合而为一，臻乎天人圆融的最高有序和谐通泰之既济格局与境界”。

摘要： 清代大学者中没有整理出年谱的学者并不多见，其著述年代难以确定的亦无如乾嘉汉学大师惠栋之难，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两点：第一，惠氏的作品，尤其是他的经学作品，往往数易其稿，至其临终之前亦未定稿，这些作品的出版流行大多在其身后，这就造成了所谓成稿时间与成书时间的差别，需要研究者作出细致的甄别工作。随着乾嘉学术研究热的兴起，最近十几年来对惠栋的研究也开始增多，但正是由于上面提到的两个原因的存在，使得有关惠栋研究的一些基础工作还没有得到解决。这些问题虽然看似微不足道，但它却实实在在地阻碍了对惠栋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甚至影响了对惠栋学术的理解。下面就两处比较常见的对惠栋著述的模糊认识作一考辨，以期有益于学界对惠栋研究的深入。本文介绍了《易汉学》卷数考辨和《易大义》为征君少作考辨提出了考辨所揭示的学术史意义。

摘要： 惠栋在易学研究中采用了一些"逻辑化"的研究方法,虽不是严格逻辑学意义上的,但与传统方法相比,逻辑性确实要强烈一些,这些方法主要包括"逻辑化"的叙事方式、"概念化"的注解方式,"归纳化"的研究方式、"演绎化"的推理方式和"语法化"的分析方式,尽管如此,惠栋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中国传统的经验思维方式。

摘要： 《毛诗古义》是惠栋《九经古义》的一部分，所谓"古义"，标榜"述"古训以解经，这是"汉学"典范下一种具代表性的解释类型。惠氏研治《诗经》，依《诗序》，尊毛、郑，而不专主一家；广泛援引古训，由训诂入手，注重典章礼制，进而解释经义。《毛诗古义》上承惠周惕《诗说》、陈启源《毛诗稽古编》，下启陈奂《诗毛氏传疏》，惠栋的《诗经》学在此学术脉络中有不容忽视的地位。这样由古义逐渐发展为新疏的发展，不仅表征清代"汉学"的治经特色，同时会聚其《诗经》的重要成果。

摘要： 《周易述》一书,宗汉学,复兴汉《易》,可谓引领了乾嘉时期易学之发展方向.惠氏所创的自注自疏的解《易》方法也颇具新意,其注重考据,言必有征,对于还原《周易》一书之原貌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