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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与区域社会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运河与区域社会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4
  • 召开地：山东聊城
  • 出版时间： 2014-08-20

主办单位：聊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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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本文从“学科”的几个基本要素入手，就运河学的研究对象、内容、范畴、理论、方法、功能等，作简要的分析说明。运河学是以运河及其区域社会为研究对象，以运河水利工程、运河区域经济社会、运河历史文化为主要研究内容的综合性学科。运河学研究能够推进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这是它的文化功能。运河学研究的起点是对京杭运河文献及其他资料的收集、保护、整理、研究，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基本的材料，对于运河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都具有重要意义。运河学研究的社会功能是为政府决策提供历史借鉴。运河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但一般人对它的了解却相当肤浅，关于它的作用的认识多具有片面性。京杭运河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起到过无可替代的作用。
  • 摘要：区域社会史研究是以某一特定区域为空间范围的。在该空间范围内，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基础上，具有相对一致的发展脉络和社会一文化特征，故此可以作为某种分析单元。运河是一条线，从一般意义上说，运河上也没有定居的居民，因此与上述区域不同，甚至它与天然河流也不完全相同，因为它不像天然河流那样存在众多支流，从而形成大大小小的流域，这些流域就构成了一个个上述的区域及区域社会。从区域社会史的视角看，并非所有运河沿线地方的历史都是区域社会史视角下的运河研究，也并非不在运河沿线地方的历史都不是区域社会史视角下的运河研究。
  • 摘要：在大运河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对其文化遗产的保护就不仅仅是单一地为了留住历史记忆，发展旅游事业，而应提升到更高层次上深入研究历史上大运河开发、维修、管理工作中的治水思想理论与施工技艺及大运河兴废对沿线区域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变迁的影响，以便为当今在保护大运河文化遗迹的同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建设工作提供切实有效的历史借鉴，应认识到我国之大运河是传承弘扬我国历史文化的流动平台，并据此特点开展涉及全河与各河段、各遗产点以及它们所处区域之历史文化之研究、开发、传承弘扬工作。应认识到我国之大运河是监测我国东部中段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变迁的纵向动态管道。应动员全河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及广大群众积极行动起来，一方面要从全河层面做好高层的规划与设计工作；另一方面各河段与各城镇区域也当根据自身所具特点及在全河中的地位，配合高层规划、设计的要求，做好自身的具体规划工作。
  • 摘要：清代的漕运确实是在康熙朝由于治理运河而得到保证的，不过学者多从治理黄淮的角度论述运河，缺乏治理运河的专门论述，笔者依据清实录与朱批奏折等资料，试就顺治、康熙时期君臣治理运河及漕运问题探讨，清廷要求吏部稽查好漕运官员，以保证漕粮的完纳。对于不能尽责的官员进行降职惩罚，为了漕粮顺利运抵京师，清廷重视祈求神灵保佑，清朝注意保护运河，绿营分防运河。清朝也谋求治理运河，由于康熙帝统筹安排治理黄淮与运河，使得运河河堤得到保护，运河河水得到保障，最终保证了漕粮按时按量经运河运至北京。换言之，运河在康熙时期得到了有效治理，发挥了应有的功效。
  • 摘要：漕运既是一项活动，也是一项制度，对于朝廷而言，粮食运输必须是有序的，否则规模巨大、费时漫长、涉及数省、船只众多的漕运根本无法年复一年、连绵不断地转输接运下去。清廷对于漕运行程及其相关环节进行了十分具体而明确的制度规定，以规范漕粮运输的有序进行，漕船附载土宜意在解决漕运人员的生计问题，但客观上引发了漕运人员沿途的商业贸易活动，并将漕运活动推入长江中下游尤其是运河一线的商业链条中，成为沟通南北物质交流的重要渠道。
  • 摘要：本文从考察漕运的原始含义与漕运制度形成的历史动因入手，探讨运河与漕运的因果律与中间媒介，认为漕运乃运河政治化的产物。大运河的文化符号其实便是历代王朝对其施加的政治影响的结果：从一开始的漕粮运输，到政治化的管理，再到为了维护大运河而牺牲运河区域的局部利益，这些历代不断重复发生的举措效应叠加起来，便形成了运河的政治化过程，其核心目的均为出于王朝政治需要的漕运。尽管漕运陆、河、海三种途径皆可，漕运与运河之间也不存在唯一的直线式的因果关系，但除元代外的历代王朝无不视河运为首选，并不断向民众灌输河运文化的思维定式，培育因运河而生的利益集团，从而让民众从心理上弱化了这条违背自然规律的长河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强化了人们对祖先建造这一宏大工程的自豪感，以及基于祖先崇拜而孕育而生的国家与民族的共同认同感。
  • 摘要：现存史籍和研究成果大都只强调王竑首任文官总漕的标志性意义，但对漕抚制度创设过程中的某些细节多有失察或误解。鉴于此，本文以王竑为中心，探究明代漕抚的创设轨迹，重点考辨王竑总漕的起始时间、王竑之前的历任淮扬巡抚设置情况以及王竑两任总漕之间的权力流向，进而补充和修正现有职官年表中存在的史实遗漏和误载情况，以期促进明代漕运、督抚制度、南直隶行政区划以及江北淮安等处地方史研究的进展。
  • 摘要：本文拟以明清商书中关于江河湖泊盗贼活动的零星记载为背景，参照明清其他文献，试对明清商人经商途中所经历的盗贼侵扰的情形作一论述。商人在运河水路上行舟遭遇劫、窃等江湖凶险，并不是明清时代独有的现象。在明代以前的历朝历代，同类现象都有发生。但是，明清时代却是商人行舟遭遇劫窃等凶险情况见诸载籍最多的时期，通过对明清时期商人运河行舟过程中遭遇的各种劫窃凶险的研究，可以看到，明清运河的盗贼劫掠自明代中期以后日渐活跃，商人既有风波覆舟之忧，更有盗贼劫财之患。而对于官府来说，管理上的重陆轻水，又使盗贼的劫掠难以根治，反而是愈演愈烈。明末的江南、清末的长江中下游一带，都是盗贼和会党异常活跃的地区。
  • 摘要：本文所要讨论的即是土地所有产权证中所见的土地类型即土质的差异问题，借此来观察明清时期鲁西运河区域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并进一步深化运河与区域社会关系命题的研究。从产业结构来讲，尽管运河作为贯穿南北的商业通道，但是区域本身所生产的产品专业化的特点不明显。以粮食为例，虽然这一区域在明代的山东六府之中，兖州府和东昌府是运河的经过之地，粮食种植结构变化是小麦、大豆取代粟谷成为山东主要粮食作物，提高了小农的经济收益。小麦在粮食作物中品位最高，市场需求也大，价格大大高于杂粮，种植小麦正是小农提高土地收益的重要手段，但是临清、高唐、夏津等州县还需经常输入粮食。山东的棉花产业经历了从明初到清末的变化，呈现出如下的规律：在政府的扶持下，明初期棉花引种山东省并得以迅速推广；分布上的广泛均衡性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体现；从地理位置看，从属于鲁西的阳谷、东阿和寿张以及朝城等地的棉花种植从明初到清中期并未有大面积种植到逐渐专业化的过程。在这个区域交流的贸易并不以棉花为大宗，棉花多自能自给，或者尚需外界的补充。
  • 摘要：深入研究清口-洪泽湖枢纽工程规划设计、工程布置、工程结构等特点及其运行机理；研究枢纽所在区域的自然条件和水资源状况，及其水利工程演变与当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相关关系，从而深入挖掘其科技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景观价值，为清口-洪泽湖水利枢纽的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奠定坚实的工作基础。充分利用现有研究和考古成果，通过与相关管理部门的协商，在有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地通过枢纽所在区域古代水利工程原址展示、电子沙盘复原模型、虚拟现实复原模型或多媒体制作等展陈模式，展示该区域古代水利工程独特的工程技术特点与运行机理，使人们更为简捷、直观地了解该区域古代水利工程的综合价值，从而增强其自觉保护的意识。编制清口-洪泽湖枢纽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的规划。开展对该区域古代水利工程的调查与价值评估工作，探讨满足水利功能发挥与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现代技术应用与传统技术保护之间的衔接；结合其历史与未来，充分考虑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探讨相应的管理机制和发展战略，使之既能得以有效保护，又能得以可持续利用。
  • 摘要：由于北方地形、气候等原因，需以运河沿岸洼地蓄水来调节运河水源，即为运河水柜。像杭州西湖、北京昆明湖、江苏省的骆马湖等湖泊也都有作为运河水柜的历史，但大运河上较为重要的水柜是山东省的北五湖与南四湖。水柜是运河畅通的重要保障，失去水柜补给作用的运河也成了无源之水，自然会不断淤塞、断航。作为运河水柜的南四湖本身即可作为运河航道，其间虽然因自然和人为因素有所间断，但其保障江南运河通达济宁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现今南水北调工程使得运河焕发青春，也为南四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为使人与湖泊和谐共存，使南四湖作为运河水柜和航道，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应综合考虑各方因素，加强管理，严禁垦殖湖泊湿地。
  • 摘要：沟通南北的大运河促进了沿线物质、文化的交流，而金龙四大王被视为漕运保护神。由于河道关系，黄河神转化成运河神，而运河神灵金龙四大王的起源众说不一，研究成果多见。笔者有幸参与有关运河神灵的研究，对金龙四大王的起源略有见识，明太祖朱元璋与金龙四大王信仰的起源并无关系，敕封传说系民间伪造。关于信仰的起源时间与地点，当是来源于元代吕梁洪的河神金龙崇拜，伴随明初漕运的发展而兴盛的，钱塘安溪并非金龙四大王信仰最早的起源地，其最初源头或与徐州吕梁洪的河神金龙崇拜有关，谢绪形象可能附会其上。安溪谢氏宗族于明成化以后将谢绪纳入谱系，谢绪成为其祖先神。
  • 摘要：宋代末年曾有过一场大规模的造神运动，随着这场造神运动的进行，出身于江南地区东山谢氏家族的谢绪逐渐被神化，原本流传于福建惠安地区的张将军传说迅速北上并在长江流域传播开来，从而为金龙四大王传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早在宋人的造神运动中，出身于东山谢氏家族的谢绪就已经开始被神化。关于“金龙四大王”传说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宋末。对谢绪的神化始于江南地区，有关张将军的神话也是从福建地区逐渐北传至长江流域地区的。由此可见，“金龙四大王”传说起源于江南地区。
  • 摘要：位于淮安清江浦的陈潘二公祠，是运河沿线唯一保存至今的专门祭祀河道总督的祠庙，是运河申遗的重要节点。本文力求在廓清陈碹、潘季驯祭祀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探究蕴含在其中的深刻环境与社会背景，审视中央与地方间互动关系的表达，从而有助于加深对运河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祭祀是国家教化策略的主要内容之一，在由自然神和人神组成的祭祀体系中，作为人神组成部分的先贤祭祀是实现国家对地方教化控制的重要举措。回顾陈潘二公祠从地方祭祀上升到国家祭祀、从专祠增加至合祠的演变过程，可清晰地发现国家的力量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国家通过提高神灵的影响力和提升祠祀的权威性来实现国家教化，强化了民众对国家权力以及统治思想的认同。“通常，合祠比专祠更易于毁损湮灭。”从这方面来说，陈潘二公祠能够作为一种文化遗产保留下来并被纳入运河申遗的视野中，实属不易。该祠原址位于清江光华化学厂内，年久失修，朽败严重，后迁建到清江大闸东南方向的河岸上，坐落于清江文庙——慈云寺历史文化风貌区内，虽然地点发生了变化，但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保护方法。
  • 摘要：本文通过梳理史书中有关白英的记载，探讨白英治水和其形象的演变过程，以期对白英形象有个全面的研究。明清两代白英形象的变迁是政府对济运保漕有功之人的封赐，也推动了民间对白英(永济神——白大王)的推崇和信仰；反过来，政府和民间的祭拜又进一步推动了白英形象的转变，白英作为人格神与运河岸边的自然神一起镶嵌在区域社会中为后人所祭拜，即使后来运河淤塞，沿岸人民仍延续了对白大王的膜拜。
  • 摘要：策彦的《初渡集》和《再渡集》，提供了明廷接纳日本贡使的决策过程、程式礼仪等，可补《明实录》及时人所载之不足；也记录下了明朝太监的气焰、地方官员出行的气派；描述了诸地的社会治安情形，以及宁波官民旱灾求雨的生动场景；甚至在其《驿程录》中，提供了钱塘观潮和寓目龙骨水车、品尝中国食品名酒的事例，从各个方面展示出其时运河一线的社会风貌。今先就策彦所记，撮要分类，考察其反映运河风情和社会风貌的内容，期能推进明代运河文化的研究。策彦沿途所经，数次进入富室乡宦之家，记录下了士宦富室的优裕生活，详细记录江浙园林的亭台堂宇廊榭及题联匾额，不仅在东瀛之人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因其所记，也近乎再现了江浙若干第宅建筑原貌；而策彦频频进出浙东士人家，享因美酒佳肴，眼见其声色奢华，客观地记录了其生活实况。策彦更不失良机，主动进取，广泛结交江浙士人以了解明代地方社会，尤其与宁波士人交往酬唱，成为其在华主要活动，构成了《初渡集》及相关记录的重要篇幅，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晚明社会风貌尤其是中国士人的心态与风貌。
  • 摘要：明清时期是淮安历史上最为鼎盛辉煌的时期，这主要得益于全国漕运指挥中心、漕船制造中心、漕粮转输中心、黄淮运河道治理中心、淮北食盐集散中心五大中心地位的确立。明、清两朝数百年的经营和发展，最终奠定了淮安“运河之都”的地位，同时，也为市民文学，特别是小说的繁荣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温床。谈到明清小说名著，通常讲《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四大名著。如果再加上《金瓶梅》和《儒林外史》就是“六大名著”，这“六大名著”中，可以说有五部与淮安有关。淮安这座市民文化发达的古城，是中国长篇小说的重要发祥地，更是产生中国长篇小说名著的摇篮。
  • 摘要：元明清时期的大运河不仅是运输东南漕粮和财富、维系国家统治命脉的重要孔道，也是南北物资、人员、文化等交流的大动脉。为生活所迫、跑码头谋营生的各类工匠、艺人等。为往来于繁忙大运河上的各色人等提供了区别于正统的、某种程度上来说“下里巴人”式的戏剧、曲艺、绘匦、音乐等方面的娱乐和服务，助推了这些艺术的发展，也丰富了中国运河文化的内容。杂技就是这样一种民间艺术。本文以著名的吴桥杂技为考察对象，试图探讨历史时期大运河的开凿、畅通与杂技发展、兴盛、传播的关系，并以此为引子，进一步思考明清时期运河的畅通与民间艺术繁盛之间的关系。艺术需要被欣赏、认可，而欣赏和认可需要有一定数量的人群和一定的经济能力。明清时期运河的畅通，带来了沿线城镇的经济繁荣，人流密集，这些地方有足够数量的、不同阶层的庞大人群，他们有相对富足的经济能力来欣赏、消费各类不同的艺术。杂技、戏剧、曲艺等各类艺人要想获得更好的生存，必须竭尽所能、精益求精发展好自己的艺术。另外，运河的便捷，给了各类艺术和艺人们更多的选择和更广阔的市场。
  • 摘要：所谓运河文化，就是在运河开凿和通航过程中，沿运河地区长期积淀形成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是一个以时空辐射为演变特征的跨区域、综合性文化系统。运河文化在沿运河各城市有不同程度的积淀和体现，呈现异彩纷呈的特色。明清时期，山东临清因运河漕运而崛起，有“繁华压两京”、“富庶甲齐郡”之誉。临清运河文化丰富多彩、独具特色。临清运河文化的特征有开放性、包容性、创新性等特质，但其首先是一种重商的文化。临清人商业意识较强，与运河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临清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其运河文化积淀之丰富，曾被明清史专家称为“天然的明清文化博物馆”。随着运河申遗成功，临清市将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保护好现有的古迹遗存，整理、挖掘运河文化内涵，积极打造运河名城品牌，临清必将成为运河沿岸的一颗璀璨明珠。
  • 摘要：临清地处会通河最北端，系南运河的起点，是大运河漕运中一处重要的节点，有“运河漕运咽喉”之称。在800多年的历史历程中，临清会通河“连环闸”，详细的建筑结构鲜见著录，在此次运河申遗整治中，“连环闸”再现于世，发现了许多新的遗产要素，作为大运河上一处重要节点，不仅有力地证实了普遍的大运河认知价值，也为会通河历史新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资资料。临清闸与会通闸合为“复式船闸”，上下启闭，蓄泄河水转输船只。隘船闸是辅助复式主闸而增建的一座船闸。整治中通过排水、清淤、挖掘出闸座铺底石，从挖掘出的临清闸整体看：呈银锭形，两旁呈扇形外展，中间束腰。两座闸墩呈东北、西南对称排列，临清闸与会通闸建筑结构相同，两闸墩底部问连接两道闸槽间有一道门槛一样的条石，称“万年枋”，是承托闸板的底石。临清“连环闸”，连同其他河段闸坝一起，以其世所罕见的时间与空间跨度，证明了人类的智慧、决心和勇气，是在农业文明技术体系下难以想象的人类非凡创造力的杰出例证，体现了传统运河工程的创造性和技术体系的典型性。它以丰富多彩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系统性体现了东方文明特点的工程技术体系，代表了工业革命前农耕时代土木工程的杰出成就，被《国际运河古迹名录》列入世界上“具有重大科技价值的运河”。
  • 摘要：本文通过对景州运河文化与区域社会的探讨，力图揭示运河交通与河北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而反映城市变迁的规律与本质。明清景州作为畿辅地区的重要漕运码头、商贸中心、交通枢纽，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为了保障该段河道的通畅，使江南漕粮顺利进入通州与北京，一方面，中央政府数百年间在景州设置了诸多的管河官员，修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动员了诸多的河工夫役，对于国家漕运的延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这种畸形的完全保障国家政治需求的做法，却破坏了运河沿岸自然河道的流向，使农业水利发展受到严重破坏，同时还导致生态环境失衡，对农业与百姓生活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在经济与商业上，景州利用靠近运河的优势地位，吸引了南北商货到此贸易，兴起了泊头、郑家口等著名城镇，也刺激了乡村集市、庙会贸易的发展，但是，这些经济繁荣的地区多集中于城市或沿运之地，更广大的农村并没有出现类似的发展，普通百姓的生活依然很艰辛，所以这种繁荣并不具备普遍性。
  • 摘要：本文探讨了淮北市的运河文化旅游资源现状及特点，淮北运河文化旅游资源优势和特色明显，市场前景乐观。由于运河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性、不可替代性的特性，因而决定了对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应是“绝对的”，而对它的开发利用则是“有条件的”。基于此，坚持把运河文化保护工作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努力做运河文化的忠实传承者与守护者，特别是要保护好运河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 摘要：中国的历史文化名楼不只是一个城市的重要的文化景观，更是一个城市的根、灵魂和文化载体。而且中国的历史文化名楼还有着更大的文化内涵，大多是一定的地域文化或中国文化的代表。光岳楼虽然以军事目的而建，但是建成后北方局势日趋稳定。虽然东昌府据运河咽喉的重要性依旧，但是光岳楼的军事功能未能发挥，却成为运河名城的一座文化名楼。
  • 摘要：山东运河即明清时期的会通河，是京杭大运河经过山东省的一段，北起冀鲁边界之临清，南至鲁苏之交的台儿庄，因纵贯山东省境内，所以叫作鲁运河或山东运河。古代运河文献中涉及山东段运河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真正以山东运河为记述主体或视角的著作并不是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种，以北河为视角全面记述山东运河的文献，以全面记述山东运河为主旨的文献，以记述山东运河水源为主旨的文献，以记述山东运河闸坝为主旨的文献。
  • 摘要：本文拟在可及范围内，尽可能全面介绍迄今为止关于明清以来中国大运河的境外研究成果。本文分作两大部分，一是分地区国别对大陆之外主要研究著作及论文的综述，二是对研究特色的分析以及之后研究的展望。境外学者对中国大运河的研究以专题性或区域性的专著和论集为主，时代范围集中于明清及近现代，较早走出“就运河而论运河”的研究模式，引入了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和环境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视野比较开阔。
  • 摘要：城市作为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网络上的节点，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异军突起，运河区域城市史的研究不断涌现出优秀成果。从宏观上对城市发展史的论述，从微观上对运河和单体城市关系的研究，到从单因素对城市史的研究，都在不同层次上实现了对运河区域城市的研究。经济繁荣是城市发展的主要指标，古运河对古代沿线城市的经济兴衰的影响比较明显。运河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极富特色的区域文化，运河文明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运河城市发展史。
  • 摘要：聊城大学创立运河学，研究中国运河发展规律，是时代使然。本文认为：继承、保护大运河遗产，如何发挥其对当代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是运河学应运而兴的动力。大运河保护和开发利用是实现中国梦的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大运河成功申遗，是国家60多年坚持运河保护与建设取得的成效，做好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使之在当代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 摘要：隋炀帝起造的运河，是唐宋帝国的大动脉，借用大动脉的概念来描述明清帝国的京杭大运河，这个大动脉的论点，跟市场发展的论点，代表对运河的作用两种不同的看法，也就是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的思想，可以先从国外的交通运输史来考虑这两者的关系。
  • 摘要：本文讨论大运河与故宫学的关系，立足中国运河史，但重点是京杭大运河与故宫学的关系。两者的营建都是以保障皇家生活需要、体现皇权等级秩序、维护封建王朝政权的稳定为根本出发点。大运河的开凿与营建同样体现了浓厚的皇权专制色彩，历代王朝经营维护大运河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出于巩固皇权专制政权的需要。京杭大运河为故宫营建提供了便捷的交通途径和方式。京杭大运河保障了皇室的日常生活。运河史的研究包括很多方面，像运河漕运及交通、运河经济、运河区域社会与民俗、运河文献等。这些方面的研究可以开阔故宫学研究的范围和视角，让故宫学研究跳出狭隘的故宫视野而得到拓展和深化。
  • 摘要：明初，由朱元璋亲手制定“画地为牢”的实物财政原则，同时也兼顾运输因素。国都金陵的漕粮输纳任务主要由南方诸省承担，而向北部边防输纳钱粮的任务则是由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北直隶等华北诸省担负。从永乐后部分漕粮改征官布到明末全县永折漕粮的成功，极大地简化了漕粮缴纳过程中层层叠加的中间环节，减轻了百姓繁重的折兑负担，“漕折以来，田价倍增，故民间讼事多起于赎田”，当地以棉业生产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亦日益成熟。然而，嘉定县却从此逐渐与周边地区分道扬镳，为了应付诸多专门针对折银州县的政策，地方官员和乡贤们常常不得不殚精竭虑，奔走于朝野之间虽然官布折征在明清嘉定赋役改革的进程中可视为全面折漕的一个中间环节，但是直至清初，它仍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经受着与折漕几乎同样的历史考验。
  • 摘要：作为明代漕运的主要运输者——12万的漕军受到了不少学者的重视，但漕军收入这一问题基本没有学者深入研究。本文不揣浅陋，试图通过定量分析，比较全面地考察漕军多样且不断变化的收入问题，以求推动这一问题乃至下层社会群体研究的深化。漕军的收入复杂多样，在各个时期又呈现不同的状态，是随着明政府的政策和漕运的现实状况不断变化的。到了明代，漕军每年要运送数百万石的漕粮，运送任务十分繁重，而明政府又不愿意支付他们足够的报酬，于是明政府就允许漕军从事一定数量的私货贸易作为补偿。漕军的私货贸易活动对保障明朝经济生命线的畅通，维护明王朝的统治基础意义甚大。
  • 摘要：卫所是明代军队的基本组织形式。卫所制度是明代重要的军政制度。早在元代会通河疏通以后，运河成为南北交通大动脉，这里即成为京师之咽喉。明代东昌府为南北两京之间的军事重地，东昌卫所的设置意义尤为重大。卫、所是卫所制度下军事管理的基本编制单位。明代的卫所制作为一种编制单位到制度的确立经过了较长的过程。卫所编制及其职官称谓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元代，甚至更早。元代以前历代帝王多建都中原，元代以后至明清两代统治者均建都北京。山东的地理位置更为显著。山东是北方的屏蔽，也是京师的门户。为确保漕粮的安全储运和妥善管理，卫所官军的漕运职能日益明显。运河沿岸卫所的功能是多重的，既有其本身的军事属性，又要维持漕运，保证国家的政治需要，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入清以后，统治者又对卫所制度进行调整与改革，确保对清代社会稳定起到积极的作用。
  • 摘要：京杭运河驿路为沿线驿站带来了频繁的乘驿人员，同时也为驿站所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流与供需关系。官员、文人以及国外乘驿人员住宿，以吟咏诗词为乐，驿站成为文化交流良好的中介。与此同时，繁重的夫役佥派以及官员的大量需索折干给当地百姓以及驿站的运营带来了困难。驿站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大量流动人口与购买力，零零散散的小聚落渐渐变成巨族聚居的大聚落。与此同时，往来不息的人群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相互融合与碰撞也成就了很多有特色的地方文化。驿站虽为小的机构，但在社会运营中却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是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重要中介。
  • 摘要：目前已有学者就河工物料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探讨，笔者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生态环境史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明清时期农民对丘陵地区的开发，破坏了丘陵地区的森林植被，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导致了频繁的山洪灾害。鲁中丘陵的山洪灾害与黄河的泛滥冲决一起对运道的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明清时期治河官员面对如此威胁推行了种植柳株以培固河道并提供河工物料的应对措施。然而柳株生不敌用，以致民间桑果树木都被波及，无奈之下改而为芦苇，再改而为秸料。大量秸料充作河工物料，对民间的燃料供应以极大挤压，造成了严重的燃料危机。为解决这一危机及其他问题，晚清、民国时期积极推行植树运动并卓有成效，不过由于运河的断流，此时的植树运动已经不再跟运河有密切的联系。
  • 摘要：本文基于大运河水利遗产特性及调查成果，探讨大运河水利遗产保护利用现状问题及对策，并从宏观层面提出建议。本文基于系统调查和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大运河水利遗产保护应对遗产区域统筹规划，对废弃遗产和在用工程区分对待，突出重点，分步实施保护；在现行体制下创新机制，逐步建立不同部门和不同地区之间的协调机制，并逐步推进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迸一步加强研究，为大运河水利遗产保护提供基础支撑。
  • 摘要：本文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整理，从水资源管理的各个角度分析明清政府为运河漕运的正常进行所采取的措施，提高节水意识，建设节水型社会，创新节水方式。实现雨洪资源化利用，建立统一的地下水资源管理机构，实行规划开发，统一合理调度；要充分利用雨水资源、加强水循环利用等方法，减少对地下水的开采，改善水文地质环境，协调人地关系，扩大湿地面积，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实现依法治水，严厉惩处破坏水源、污染水源者；建立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评价体系，探索不同水功能的综合平衡及协调机制，改善流域水质，加强风险管理和水旱灾害应急处置能力。
  • 摘要：有清一代，长江下游的重要城市南京遭遇了接连不断的水旱灾害。穿城而过的秦淮河频发的水患成为影响城市百姓生活的重大问题。纵观清代南京对秦淮河及支流的治理过程，可以看出，官方对治理工作并没有一个通盘的规划，往往在河道淤塞严重危及城市正常生活的情况下，才被迫对河道进行疏浚。在秦淮河河道疏浚工程中，官方往往只重视南京城内及城市周边河道的疏浚，对于距城较远的秦淮河河道重视不够，忽视了秦淮河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伴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南京百姓对秦淮河这条母亲河的依赖只会变得越来越强，生产生活对秦淮河造成的影响也越来越直接，从而也使得秦淮河离最初原生态的自然河流越来越远，河道的疏浚工作随之也会变得越发艰难。
  • 摘要：祠庙是为城隍或关羽等个别神灵举行信仰、祭祀和宗教活动的建筑物的总称，一般可分为与国家祀典体系相关的祠庙和与国家祀典体系不相关的民间祠庙，本文将以前者中与水神有关的祠庙作为分析对象来说明。本文将着重对徽商介入运河城市水神祠庙的过程进行探讨。首先考察一下淮扬地区建立的代表性水神祠庙——天妃宫和金龙四大王庙的情况如何，然后以此为基础探讨徽商通过祠庙重建期待的是什么，获得的又是什么等内容。水神祠庙与往来于淮扬地区的船泊使用者和城市居民的利害关系紧密相连，徽商在水神祠庙建设方面积极投资。利用大运河的众多旅行者参拜天妃宫，一方面是为了祈愿水运的安全，另一方面表达了对祠庙重建者的尊敬。因此对于徽商来说，祠庙的重建无异是一种“投资”。通过这种方式，徽商对运河城市的社会需求得以满足，并进一步提高了自己在地区社会的声望。徽商还通过参与重修镇江金龙四大王庙，祈愿水路运输的安全和致富，并且把祠庙当成强化同乡人团结合作的会馆加以利用。因为水神祠庙对商人来说是寄托流通安全和致富的对象物，但对漕运河工官僚来说是祈愿漕运正常进行的信仰对象。
  • 摘要：本文在依据相关史料的基础上，阐述明清时期苏北地区水神信仰兴起的背景及原因，分析水神信仰的构成及其地域分布，探讨水神信仰的主要特点及其功能。明清时期苏北地区黄、淮、运在此交汇，大量漕船和商船由此北上或南下，各种文化、信仰以及风俗在此交流和融合。黄运交汇更使得苏北地区成为明清治黄保运的关键地区，众多关系国计民生的河工集中于此。黄河水患的严重危害、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是导致明清时期苏北运河区域水神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地理环境、水旱灾害也对水神信仰的兴起有着重要影响。祭祀各种水神的庙宇和祠堂遍布苏北的城镇与乡村。在众多水神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对金龙四大王、天妃等运河水神的信仰。崇祀水神在成为明清国家治理黄运水患的重要手段以及黄运沿岸民众精神慰藉的同时，也为明清时期苏北地区的民间信仰增添了新的内容，使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成为明清苏北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重要表现。
  • 摘要：晚清时期，基督教依仗强权传入山东运河流域后，冲击了传统的社会与文化，触犯了各阶层利益，引起官绅士民的反洋教斗争(史称教案)。晚清山东运河流域教案对当地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撕裂了基层社会，打击了教会势力，迫使其改弦易辙。他们把西方输入的基督教中某些带有十足奴化思想的教义，牵强附会地同中国封建文化中的糟粕旧礼教、旧思想结合起来，用耶稣的某些说教“补中教之所无”，用西方的所谓“天伦”补中国封建的“人伦”。教会与中国文化妥协是教会中国化的开端，这是发展教会势力、减少教案的有效措施之一。
  • 摘要：海源阁是运河沿岸的一颗璀璨明珠，其主人杨以增为江南河道总督，而杨氏收藏善本的高峰时期恰在其任河督的七年里，在海源阁所藏二百多种宋元善本中，最为令人称道的是镇阁之宝——十三种宋本“四经四史”。“四经四史”共有宋本十三种(其中一种为明本，杨氏误为宋本)，这些善本至今有不少已为孤本，设非杨氏几代人刻意搜求，或许早已永失人间。为对海源阁所藏最为精华之善本有一个大概了解，笔者借对海源阁作专题研究之际，将其叙录于兹。
  • 摘要：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其他交通方式所无法替代的巨大作用。这种巨大作用不仅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及文化上的。而明清时期，也是中国戏曲的繁荣时期。这时的戏曲与京杭大运河，二者必然会发生关联。单从传播的角度看，这种关联可概括为：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沿岸及临近地区的城市与市镇是中国戏曲各种剧种声腔最主要的吸纳与聚集之地；京杭大运河水道是中国戏曲各种剧种声腔最重要的传播通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里有中国戏曲发展中最需要的需求者、欣赏者、研磨者及供养者。这种现象，对明清时期中国戏曲的发展与繁荣曾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 摘要：我国年画历史悠久，风格多样。每一个地方的年画都有自己的特色。东昌府、杨柳青的年画亦是如此。东昌府、杨柳青两地年画在创作主体、制作工艺、表现题材、年画属性、审美风格、接受群体等方面都存在差异。通过比较这些差异，可以对它们有一个更加明晰、深刻的认识，从而发挥其优点，改善其不足，在新形势下，与时俱进，提高自身品质，更好地满足当今人们的生活与审美需求。
  • 摘要：京杭运河是明王朝的政治经济命脉，明代的宦官势力也严重地渗透到这一领域。本文庋集正史、方志、实录、文集及碑刻资料，对明代宦官在运河重镇临清的活动及其影响作一探讨，在临清这样一个直隶州城市，出现了如此多的宦官活动，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了临清作为运河沿线商业重镇的地位十分重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宦官势力倚仗皇权无所不用其极地插手地方的各种事务，表现出的贪鄙乖张，横暴狠戾，严重地干扰了地方社会秩序，破坏了社会经济，毒化了社会风气。同时宦官对运河钞关、漕仓、贡砖烧造的把持和对来往客商、官吏和外国传教士的种种刁难，使运河这条帝国输血大动脉周流不畅，最终危害政局，加剧朝廷与民间社会的隔阂乃至敌对。
  • 摘要：临清钞关，原称“户部榷税分司”，是明清两代朝廷派驻临清督理漕运关税的直属衙署。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及大运河文化的一处重要载体，临清钞关在5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属于设关时间最早、撤关时间最晚、跨越历史最长、为封建王朝贡献最大，尤其临清运河钞关在运河八大钞关中现在属唯一仅存，并且历史格局大体未变，内涵丰富，因而备受国内外史学界、文学界所注目。临清运河钞关，作为一种古代建筑类型及建筑符号，在500多年的历史演进中，依据社会功能的需要，经历了选址、营建以各个历史时期的不断修缮，融会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伦理、风俗、审美等人文元素，积淀了丰厚的运河文化内涵，成为研究明清漕运史、关税史、关署建筑史、运河发展史等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料。临清运河钞关所积淀的建筑文化遗存，是大运河沿岸古代建筑中代表中华民族思想和艺术这一文化现象中极具典型的个例之一。作为运河八大钞关中唯一的仅存，临清运河钞关建筑遗存是历史留给后人不用文字书写而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是运河馈赠给人类的一笔丰厚的宝藏。
  • 摘要：本文搜集正史、方志、实录、奏疏、笔记及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杨以增传包资料，对杨以增主政南河时期的活动做一综合考述，杨以增一生为官，卒于官任，又“一专于书”，苦心收藏。在仕途上，他官至封疆，位高权重，只可惜命运不济，遭逢乱世。在国事日下、河弊积深的情势下，杨以增以儒者的胸怀，以国家大局为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走马江淮，奉命治河，担当无人能够承担的重任，两遭革职，数次议处，虽竭尽能事，仍难挽颓局，以致心焦力瘁，以身殉职，成为清王朝国衰政颓的牺牲品。杨以增晚年的仕途凶险，正是封建王朝江河日下的反映，他在江南河道总督任的悲剧，也可视为中国末代王朝行将走向灭亡的一个侧影。杨以增把所有的积蓄除了赔修河工外，都节衣缩食，抢救性地购买大批因战乱而不保的珍贵的江南图籍，为保存中华民族文化命脉而倾其所有，为世人留下了海源阁这样一座文化宝库。
  • 摘要：文化景观的产生与演变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当代西方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文以钵池山为例，对文学作品与文化景观的这种互动过程进行探讨。钵池山原本是一处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的自然景观，由于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特征，在唐代人们将王子乔升天的故事附会在钵池山上，使其成为道教“七十二洞天”之一，钵池山由此被赋予了文化内涵。明清时期，佛教景观逐渐取代道教景观成为钵池山实体文化景观的主体，但在人们的观念中仍然倾向于将其视为道教景观，此时“真实存在的钵池山实体景观”与“人们观念中的钵池山意象”已经产生了相当程度的背离。钵池山公园的修建，是将钵池山意象进行实体化这一古代传统在当代的延续和发展。钵池山公园的设计者意图对钵池山的道教意象进行阐发，不仅在园内重建了与王子乔升天故事相关的各种景观，甚至还增添了许多与此故事无关的道教景观，而该公园对佛教景观的表现则十分有限。可以说钵池山公园试图展现的并不是历史上处于极盛期的钵池山实体景观，而是存在于人们观念中作为道教圣地的钵池山意象。
  • 摘要：2013年济宁市社科联重点规划项目“新时期济宁城市精神问题研究”立项，提出了“崇礼尚义、亲和包容、开放进取、同济共享”的济宁城市精神。地域文化各有特色，也各有长短，济宁人文精神中既有“亲和尚礼”等优秀因子，也有缺乏创新等劣态因子。在当今全球化浪潮席卷全世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弘扬提升城市人文精神中的独特优势，取长补短，是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大运河申遗成功为沿运城市文化精神的完善与发展提供了契机。
  • 摘要：运河学研究主要以隋唐时期的大运河与元明清以来的京杭大运河及其区域社会为研究对象，以运河水利工程、运河区域社会经济变迁、运河文化等为主要研究内容。20年来，学术界在运河学研究领域从分散到系统、由线到面，发表了一批颇具新意的研究成果。本文以1990年以来所刊发的运河学研究论文为主要考察文本，概其要者，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包括运河沿革与治理、运河与区域社会经济嬗变，运河区域文化、习俗等嬗变，运河区域家族、河工组织与帮会，运河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等。
  • 摘要：伴随大运河申遗、南水北调工程及南旺枢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近年京杭大运河山东段连续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工作，其中山东京杭大运河七级码头、土桥闸与南旺分水枢纽遗址作为一组水利工程被评为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文章介绍了2008年以来进行过正式发掘的土桥闸、西梭堤、七级码头、七级下闸、戴湾闸、南旺分水枢纽等遗址的考古成果。
  • 摘要：2014年8月20日到22日，“运河与区域社会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聊城大学召开，共有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韩国高丽大学、暨南大学及《光明日报》理论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中心、山东省教育厅等高校与单位的50余名专家与学者出席。本次会议由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主办，聊城大学与临清市政府承办。各位专家学者纷纷就自己的学术成果作了发言，其他与会人员则进行了评析与总结。8月22日下午本次研讨会顺利闭幕。根据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与学术交流情况，大体可分为运河学及其文化内涵、运河与国家漕运、运河交通与水利、运河区域的民间信仰、运河城市与社会文化等几个方面，现分别进行叙述与归纳。会议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会议提交的论文涉及运河河道工程、文化遗产、商业经济、宗教信仰、漕运交通等诸多方面，几乎涵盖了运河学的所有内容。其次，与会学者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密切联系社会实际，对运河申遗成功后的保护与开发问题，提出了很多新理论与新观点。最后，此次会议促进了国内外研究运河人员的沟通与交流，密切了运河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联系，为以后运河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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