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

摘要： 台湾“三三”谱系作家既继承了五四新文化传统,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们的小说既对落后的陋俗和愚昧的民众的批判,表达了现代启蒙的必要和意义;也对民间寄予着“礼失而求诸野”的“审美认同”,意图通过民俗书写来重建中华礼乐文化;还将民俗书写转化为追索家族根源、辨析族群身份和表达文化认同的有效载体和依托。他们的民俗书写展现出了多彩面貌和丰富内涵,虽然意义不断流变,但证明了中华文脉在台湾的绵延相传。

摘要： “五四”那一代人所关注的政治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更紧要的是把握“五四”的精神内髓,这就需要把握此时期思想界的概况。“五四”前后思想界的繁荣,是有特定时代背景的——政治格局的混乱、经济繁荣的刺激、西学东渐的影响以及知识分子的自觉。这个时期占主流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其他诸如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新村主义也舶来中国,其传播过程呈现出复杂的传播主体、多元的传播内容、广泛的传播对象、相似的传播渠道,进而产生较好的传播效果,其带来的冲击对解放广大民众的思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摘要： 孔范今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中国现代的“文学史”现象,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一是如何才能算是回复到或者说把握住了对象及其意义存在的本真性;二是为什么近百年内在文化、文学乃至学术观念的历史发展中会数次发生自我否定性的反复回旋的现象。正是以“落后”于同辈的学术建构姿态,孔范今开始了在思想和学术上的“文化苦旅”,以独异的声音和卓越的学术成果引领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潮流。

摘要： 王德威所提出的“被压抑的现代性”一说,突破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路径,提供了一种新的考察视角。以“现代性”为理论视域,通过对自主、创造、多元、竞争等晚清小说现代性特质的体认,王德威运用解构、“时代错置”等叙述策略,发掘了被主流文学史所忽略、遮蔽的晚清文学“现代性”,试图反抗单一而权威的文学史论述,给文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是,对歧义丛生的“现代性”概念的过分依赖,也让这一提法陷入了另一种矛盾。

摘要：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文化转型,在这场启蒙运动中,知识分子关注到了久被遮蔽的儿童群体。他们以现代性眼光重新审视儿童阅读,儿童本位出版观由此应运而生。然而,转型期的多重历史使命,导致儿童本位与民族主义、科学主义相互碰撞,在冲突中逐渐偏离了本来的含义。有关于此的论争和实践,反映了时人对儿童由“新人”到“新民”的期许转变,以及启蒙话语在近代中国现代化转型中遭遇的困境。

摘要： 鲁迅是一个对自己不断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噬尾蛇型”思想家。因此,鲁迅的思想始终处在变化和发展中。无论是思想、文学还是文化观念,都是这样。鲁迅思想的自我批判特点,源于鲁迅对自己“文化中间物”的深刻认识,源于他“反抗绝望”的强烈自我批判精神,也与他所经历的现实环境有关。这体现出鲁迅永不停歇的思想探索精神,也蕴含着他对民族国家命运关切的真诚、深刻与执着,充分体现了鲁迅的伟大和过人之处。学术界长期忽视鲁迅“动态思想”特点,背后蕴藏着对鲁迅和“五四”文化的崇敬和维护心理。这一心理有其时代合理性,但只有指出鲁迅思想的发展性和自我批判性特点,进而明确“五四”文化的不完美性,才能更好地继承“五四”和发展“五四”,完成“五四”未竟的事业。

摘要： 陈学昭以关注女性议题崭露于五四文坛,无论是评论性文章还是散文,都以女性作为书写的主体。留法时期的陈学昭,其创作继续呈现出一种后五四文风,即从女性的情感体验出发,书写女性细腻的情感;以性别视角为依托,对中法两国女性进行比较;对国内的革命思潮产生疏离。这一特征与其后来的革命文学书写大相径庭,可作为陈学昭本人创作的一个阶段进行比较研究。

摘要： 作为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中的“领军人物”,严家炎引领、参与和见证了20世纪80年代以降整个学科的转型,也同时代进程共振与联动。追寻“现代”既是其文学史观,也是他以学术实践的方式对于时代精神的感知、因应、把握与发挥。在严家炎的学术生涯中,对于现代文学“起点”问题的反复讨论,是其“文学现代性”观念最为根本的支撑与最为充分的实现之一。而由此引发的论争,也极具症候意义,值得认真总结与分析。

摘要： 在恋爱自由与思想解放的启蒙声中“,娜拉出走”成为“五四”女性解放的典范隐喻。但是随着“五四”退潮,女性出走纷纷遭遇了更为复杂的困境。基于对现实的反思,鲁迅审视了“五四”所建构的解放神话,思考“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其写于1925年的《伤逝》,消解了“爱”,也质疑了“启蒙”。随着爱的幻灭、启蒙的虚空,娜拉的故事被解构,启蒙的局限也显现了出来。

摘要： 本文从“教育人还是教育公民”的视角切入,围绕1916—1926年教育界的三份议决案考察十年间教育宗旨的演变。1919年4月《教育宗旨研究案》出台,是江苏省教育会在袁世凯复辟及欧战双重刺激之下长期酝酿的结果,意在恢复和改进民元部定教育宗旨。同年10月《教育本义案》通过,则是江苏省教育会与山西省教育会博弈妥协的结果,也提示着五四时期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作为潜流的存在。1923年国家主义教育思潮逐渐兴起,李璜将国民的共同志愿创造性地阐述为爱国,余家菊继而提出国家主义教育须以爱国为脊柱,由此定义了国家主义的教育宗旨。1925年8月《请教育部依据国家主义明定教育宗旨案》的议决,是“五卅”惨案、国家主义教育思潮、中华教育改进社内部分化及阎锡山势力推动共同作用之下的结果,亦代表国家主义教育宗旨得到广泛认同;江苏省教育会反对此案,坚持“五四”时期平民主义的教育主张。教育宗旨的演变亦揭示出这一时期教育界的分化流变及杜威教育学说的在华接受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