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粮
漕粮的相关文献在1981年到2020年内共计111篇,主要集中在中国史、社会科学丛书、文集、连续性出版物、信息与知识传播
等领域,其中期刊论文110篇、会议论文1篇、相关期刊68种,包括贵州社会科学、江汉论坛、求索等;
相关会议1种,包括“运河与区域社会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漕粮的相关文献由81位作者贡献,包括倪玉平、郑民德、丁进军等。
漕粮
-研究学者
- 倪玉平
- 郑民德
- 丁进军
- 叶志如
- 戴鞍钢
- 周健
- 张照东
- 李俊丽
- 陈峰
- 吴滔
- 方晓伟
- 殷崇浩
- 潘君祥1
- 胡雪萍
- 陶用舒
- 鲍彦邦
- 何秋琴
- 俞玉储
- 刘岳
- 刘景浩
- 刘致勤
- 刘莉
- 印九红1
- 叶秀云
- 吴晓斌
- 吴琦
- 周慧清
- 周炎运
- 周育民
- 喻大华
- 孔昭平
- 孙伟平
- 岑生平
- 张孝存
- 张庆君
- 张春生
- 张民服
- 易升运
- 曹永宪1
- 曾丽雅
- 李俊丽1
- 李天佑
- 李瑚
- 李立侠
- 李雪亮
- 杨杭军
- 林纯业
- 梁理
- 段超
- 沈福伟
-
-
刘景浩
-
-
摘要: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工程量最大、里程最长的运河。它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京杭大运河的成功开凿,彰显出我国古代的水利工程技术领先世界,并且在不断的开拓下孕育了许多璀璨繁华的名城古镇,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古迹,积淀了历史悠久的文化古蕴。京杭大运河不仅是古代北京漕粮的重要通道之一,同时也是沟通融合南北文化的重要桥梁之一,为南北的经济的繁荣与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各地文化与北京文化相互影响且融合,也造就了包罗万象又独具特色的北京文化。本文以运河的北京段为例,阐述这一古老运河的历史文化底蕴与人文魅力。
-
-
-
阮宝玉
-
-
摘要:
明代宣德、成化年间实行兑运和改兑法后,江南漕粮运输改由本地运军驾驶漕船前往州县水次交兑,然后北运直达京、通二仓。但运输江南漕粮的南京运军并未像江南本地运军一样采取运军直达州县水次的方式,而是漕船停泊在仪真坝上,由运军雇募民船装载前来,然后盘入漕船北运。运输江西漕粮的南京运军将这种模式运用到江西漕运之中,江西、湖广本省运军也出于应对阻冻、漕船缺额、程限制度等现实问题,早从正德年间开始,参照南京运军的做法,雇募民船前往仪真交兑。
-
-
-
胡铁球
-
-
摘要:
明代漕粮的改折分为永折和临时改折两种.成化以来,历年折漕数额起伏不定.据统计,自正德十六年至天启六年年均折漕为88万石,占整个漕粮的22%,其中正德十六年至嘉靖二十五年、万历四年至万历二十八年为两个折漕高峰时段,年均折漕分别达110万石、126万石.明代漕粮折价的确立原则非常复杂;在南方,依据时间先后顺序主要有:(正米+正耗)×基准价=漕粮折价、(正米+随船耗米)×基准价=漕粮折价、(正米+所有耗米)×基准价=漕粮折价等三种模式;而在北方,主要“按领价折漕”.将本色运纳所需的运输、交兑、上仓等各种费用转化为税粮折价,成为了明代费改税的主要方式和途径,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不断增加提供机会.而明代漕粮受困于其具有稳定京师粮价、保障京师粮食供应、保障国家粮食战略贮备等四种特殊功能,所以货币化的规模难以进一步拓展.
-
-
郑民德
-
-
摘要:
漕粮,为清代之"天庾正供",对于满足皇室需求、 官员俸禄、 军队供给、 粮价平衡具有重要作用,是维持京城稳定的基础与保障.江南漕粮入京,需经过大通桥监督的检验与核查,只有质量合格的漕粮才能进入京仓,完成漕运的最后一道程序.清代大通桥监督的设置具有自身特点,即满汉双轨制,相互制约与平衡,体现了统治者以满制汉的策略,同时大通桥监督管理与功能的发挥,与清代漕运制度变迁及政策调整密不可分,充分体现了"漕运为专制国家之大政"的特征.
-
-
-
-
谢文森
-
-
摘要:
明代的漕运是明朝经济的大命脉,是明代生产过程中的粮食运输系统,对于明代的北部政治集团而言,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明朝统治者不重视漕运的经济成本,并且漕运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粮食供给系统.因此弄清楚明代漕运的成本问题,有助于我们了解明代的财政,从而了解明代的经济活动.
-
-
胡雪萍
-
-
摘要:
漕粮是明朝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明初,定都于南京,京城附近州县多产稻米且位于长江沿岸,漕粮运输相对便利。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政治中心北移,北京地区人口骤增,加强了对漕粮的需求,如何将东南地区的漕粮运往京师,成为明朝政府的棘手之事。明朝历代君主对漕运都十分重视,制定了南粮北运的漕运制度,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漕运制度也在不断地变革和发展。明代的漕运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过巨大贡献,但是在漕运过程中也出现许多问题,加重了人民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速了明朝统治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