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

摘要： 梁武帝大通元年(527),十五岁的庾信入侍昭明太子东宫,这既是他早慧成名的典型事迹,也是进入梁代文化核心圈的起点,当属研究庾信生平的重要材料。钩稽有关史传记载,考察庾信是年情况,侍讲侍读的制度内涵以及萧统诸子年岁,可知庾信得入东宫实际上主要是为萧统诸子讲读的。考辨庾信能够入侍东宫的诸种因素,明确庾信在昭明太子东宫的主要活动,可为深化庾信及相关研究,解读梁代侍讲侍读制度提供一些新思路。

摘要： 庾信历经梁王朝由盛转衰乃至覆亡的全过程,其诗文风格由南朝的轻艳绮丽转为屈节仕北后的苍凉老成。“树”意象贯穿于庾信诗文创作的始终。在前期作品中,庾信笔下之树富有生机与活力,是其生命状态的直观呈现。入北以后,庾信亲历社会动乱和朝代更迭,深刻体悟到人生无常,世事难料。投射于文学作品,他反复描写“移树”“枯树”意象。由枝繁叶茂到摇落变衰,“树”意象的转变是庾信生命轨迹的真实写照。以蕴含悲剧色彩的“枯树”意象表达主观感受,亦是庾信后期融合南北方文学风尚,形成“以悲为美”创作主张的具体实践。

摘要： 苏子卿曰:“明月照高楼,想见余光辉。”子美曰:“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庾信曰:“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王勃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粱简文曰:“湿花枝觉重,宿鸟羽飞迟。”韦苏州曰:“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三者虽有所祖,然青愈于蓝矣。

摘要： 北周射礼建制在宇文邕治下达到顶峰,与之相匹配的文学书写在庾信、王褒等降北南士的主导下,一反政治领域“糠秕魏晋,宪章虞夏”的宗周复古原则,突显宗法汉晋的旨向,体现出鲜明的南朝化特征。庾信、王褒为适应宇文邕政权结构调整和一统齐、陈的军政需要,在胡汉二元政治思维的框架下,推尊北周王祚正统,继承汉晋以来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颜延之、王融等所奠定的阅武、校射、田猎、游放、宴射、祓禊等文本传统,造就了北周马射赋、观射诗、武将碑铭、燕射歌辞的官样范式,对隋唐射礼赋、边塞诗的发展颇具推动之功。

摘要： 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出发考察作家的创作风格,除了作家自身的性格特点、人生经历、社会环境等会对其诗歌风格产生必然的影响外,诗人创作时所处的地理空间、区域气候特点等方面也会对诗人的创作题材和诗歌风格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庾信作为南北朝时期著名的诗人,有着特殊的跨地域空间创作经历,庾信在南方这个地域空间内诗歌创作风格表现为“绮丽轻靡”,由南入北后诗歌创作风格转变为“沉郁悲凉”,其诗歌创作风格呈现出极大的风格差异。造成庾信诗歌创作风格转变的诸多原因中,不可忽视地理环境对其诗歌创作风格转变产生的影响。

摘要： 《枯树赋》是南北朝时期文学家庾信的作品。唐代诗人杜甫曾评价庾信:“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枯树赋》正是庾信暮年之作。庾信一生虽然高官厚禄,但从严格意义上说,他并非一位政治家,而是一位情感丰富的文人。作为羁留北朝之后的代表作品,《枯树赋》深得毛泽东的喜爱。这篇赋不仅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还伴随着毛泽东走到生命的最后。

摘要： 作为南北朝时期贰臣的典型代表人物,庾信在北朝时期于作品上呈现出与南朝时期不同的风貌。通过研究其文学作品,发现其入北后心态发生急剧变化,表现在文学上则呈现出深沉的故国之思、浓厚的乡关之思、强烈的愧悔心理,以及隐逸心理与积极求仕心理之间的矛盾。多种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使庾信的贰臣心态在文学上表现鲜明,其文学作品因之呈现出不同的感情和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六朝士大夫的价值取向。

摘要： 学术界关于庾信性格的研究至今未能取得共识,言人人殊,甚至聚讼不已。本文阐述庾信性格的构成及其矛盾特征,指出其性格中以下几个方面的矛盾特征,即庄重儒雅与温文懦弱、忠君爱国与贪生怕死、行为卑鄙与心灵崇高、匿怨仕敌的虚伪与心灵坦荡的真诚、豪壮正义与苟且自安、孝慈两全与孤傲不群。庾信矛盾性格的内涵,构成了其多维性与多向性的性格体系。这些矛盾性格存在着一定的内在有序组合,是对立统一的结果。在对庾信一组组矛盾对立的性格分析中,我们既看到了其性格多元性和多向性的形成过程,也看到了造成这一独特性格的内在动力和外在作用力。性格是情感的决定者,情感是性格的外现,也是文学表现的对象。我们之所以能在庾信的整个创作中,看到既有暗淡无光的一面,又有光耀千古的一面,看到彼此矛盾和令人费解的感情流向,就是因为庾信有着这样由多重矛盾性格决定的矛盾复杂的情感。

摘要： 碑文和墓志在庾信的创作中占有重要位置。这两种文体既关系密切又相互独立,在庾信创作中,它们互相影响、渗透,在文体功能、结构、施用对象等方面都表现出合一的态势,故人们往往以“碑志”合称之。庾信的碑志文创作受到史传的影响,利用细节、对话等表现人物,增强了叙事性。同时,亦反之影响史传,他的一些碑志或是《周书》的史料来源,或可纠《周书》之谬,或有助于考证《周书》一些记载的正确与否。庾信碑志又受楚辞影响,在铭文结尾部分往往借景抒情,增强了抒情性。庾信有效地利用文体互渗的手段,使碑志文创作表现出新的特征,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摘要： 易代之际的记忆图景,往往是由亡国之人在追忆历史的文学作品中建构起来的。其中,庾信的《拟咏怀诗》尤具特殊性,围绕“江陵陷落”作为中心事件,所叙片段零散、跳跃,缺乏井然有序的时间线索。他将江陵、长安、小园三重时空进行并置,描绘出流动变化的家国记忆,穿插着悲痛、眷恋和无奈的复杂情感脉络,展现出当事人见证、追忆和反思的理性思考,促成了《拟咏怀诗》独具魅力的艺术形象。通过对庾信《拟咏怀诗》的考察,有助于探讨文人书写离乱的经验策略,深入理解易代之际的历史记忆建构和文学生成机制。

摘要： 在唐前碑志文学发展史上,庾信是继蔡邕之后的一位重要的碑志创作大家.庾信继承了蔡邕的碑文观,认为碑文的职能以记功颂德为主,且重视碑文称功颂德的等级性。在碑志文创作上庾信虽然仍守“蔡氏矩镬”,但也体现出了新变.他将浓郁的悲情引入碑志文创作,并成功地在碑志文中运用了“鹤”、“松”等意象,为悲情的生发营造适合的氛围.庾信的碑志文创作也很好地体现了这位骈体宗匠高超的骈文技巧,又善于将骈体与散体有机结合起来,使碑志文的文学性大大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