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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中国农村研究青年论坛

2011中国农村研究青年论坛

  • 召开年：2011
  • 召开地：南京
  • 出版时间： 2011-11-03

主办单位：南京大学

会议文集：2011中国农村研究青年论坛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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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通过对魁胆村所发生的纠纷进行分析和梳理,发现其主要的纠纷类型为地权纠纷,而土地权属的模糊性是纠纷的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纠纷调解的困难所在。具体来说,在该村落社区,对于同一块土地,除了具有使用权的村民之外,还存在对该块土地拥有象征地权的多方所有者,包括握有这块土地的古契约的房族或个人,当地人也叫老祖业,以及国家和村集体。一般意义上,村民的土地使用权来自于国家,土地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但是在魁胆村调解地权纠纷时,还必须考虑同样具有象征性地权和强势地位的古契约方的利益和态度,而且纠纷的发生,大部分的原因就在于古契约方借助于对土地所有权的历史记忆和认同对目前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干涉。同样发现,纠纷的最终调解,常常需要启用地方性的知识逻辑予以解决才能实现,而某些纠纷使用司法程序调解却效果欠佳。可以发现,该村落社区的地权纠纷在发生的原因、过程及调解机制上都存在特殊性,同时这也是笔者想要探讨和呈现的。
  • 摘要：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中国乡村研究者夹杂着三种立场，其一是天真的人类学的不干涉主义，以为自己不过是在一个类似异国他乡的地点做了一次长时间的旅行，一切希望都是在一种欣赏的目光里，并同时也以欣赏者的目光去注释外在的他者。其二是彻底的欣赏者姿态，又完全可能造成一种与当地人的现实问题意识隔阂的情形，而无法真正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世界中去。其三是站在国家立场上去看的研究者，围绕着国家的农业政策及相关的热点问题展开研究。通过分析三种研究方向的特点及弊端，提出要在城乡一体化，土地改革，农村变革的大背景下进行深度反思，未来开展的所有研究才变得有其真正实际的意义，否则都只可能是于中国乡村理解毫无益处的有似盲人摸象般愚蠢的作为的不断复制。在此之外，还需要真正弄清楚乡村生活对于中国人的世界观形成的整体性的意义。如果这样的空间不存在了，其所引起的文化的综合症又会是怎样的，这些显然都是从事中国乡村研究的学者所未曾触碰的研究主题，也是未来必须要去加以面对的可能是最具有挑战性的一个研究主题。
  • 摘要：通过对东部地区农村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农村大多数老人更倾向于居家养老。通过对农村老年人的各类指标与其机构养老意愿的交互分析发现:性别、个人经济情况对农村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结构和个人生活状况对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影响显著。在对农村老人机构养老意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为基础,以居家养老为主、机构养老为辅,加强社区服务和社区互助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 摘要：从文明史的综合视角出发，会发现，日本、韩国和台湾这三个资源禀赋相似的现代化样板，在农业和农村领域实际上面临着大致相同的现实困境:其精致的农业难以满足大量消费时代的谷物需求，粮食高度依赖进口，就粮食安全而言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缺陷;其现代化的农村面临着严重的凋敝和解体的问题，粮食和人口的再生产都难以持续。rn 面对这样一种仍在持续的进程，难以预料中国大陆的“三农问题”今后会如何演变。但是有一点似乎逐渐变得明晰:以近年来中国大陆对海外农业市场的快速开拓为标志，它作为一个巨大的买家将在全球农业领域越来越活跃。虽然这种“走出去”的战略难以如日本和韩国、台湾的同类活动一样缓解其内部压力，但是掀起的旋风却可能产生不可预料的影响，依靠国际市场满足其内部粮食需求的“东亚模式”能否一长期安然持续将成为一个问题。这样，看似没有关系的中国大陆的“三农问题”，与日本、韩国、台湾的农业和农村问题，也就将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到一起。
  • 摘要：本研究通过调查发现,城阳区正在走一条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即“城阳模式”。当前,这种模式使城阳区在全区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和就地城镇化、中心城区社区居民的全方位保障和服务这两个方面基本突破了城乡二元结构,而在非中心城区的社区居民全方位保障和服务方面尚未实现真正突破。同时,在中心城区与非中心城区之间、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之间,又出现了新的分化。接下来探讨了产生这种局面的核心原因及应对策略。
  • 摘要：集体资产问题是“村改居”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成功的资产改制对于“村改居”的顺利完成和城镇化的推进有着重要的意义。但集体资产改制同时也是“村改居”工作中的难点所在,往往存在无法推行或改制不彻底的问题。本文以黄岛区丁家河社区为例,对其集体资产改制情况进行分析和讨论,认为城乡二元体制是影响当前“村改居”不彻底的结构性因素。只有突破二元体制的限制,“村改居”中的集体资产改制问题才能得以根本解决。
  • 摘要：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的转移为土地流转提供契机,在资本农业尚未形成之前,农村的土地流转主要发生在村社内部的农户之间,是一种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礼俗流转。外来资本向农业领域渗透,促成了土地流转市场的形成,超越村社边界并以具有法律效应的合同为保障的发生在农户和资本之间的契约流转开始在农村出现。本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两种不同土地流转方式的生成逻辑、特征和功能,强调两种不同的土地流转方式适用于不同的区域和发展阶段,提倡尊重村社内部礼俗流转的合理性,指出强力推行土地大规模契约流转具有不可规避的风险,这种风险将危及承包户的利益、农村社区的自洽发展乃至国家的粮食安全。
  • 摘要：“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长久以来吸引着各界的讨论,而农民工感染性传播疾病却很少被给予特殊的关注。本文试图通过对南京安德门农民工就业市场的田野调查,来展现农民工感染“性疾病”的情况。本文认为,一些制度性因素无视农民工的性公民权利,致使他们进城就业遭受严重的性贫困状况。身体上打着体制烙印的农民工,进一步成为了权力治理术的典型场所。同时,农民工也通过各种方式与权力治理术里的身体政治进行周旋。而为了获得合法性的道德支持,国家扫黄的行动具备了某种仪式意蕴。由于性病防治管理办法的某些缺陷致使患上性疾病的农民工无法进入卫生统计数字,因此尽管卫生科学知识能做得尽善尽美,但干预性措施仍然不能覆盖到他们。
  • 摘要：本文在案例中从身体特征、个人精神娱乐生活、情感联系、土地情结和社会关系等方面总结了新农村空巢老人的一些突出特征，称之为农村空巢老人综合征，提出要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完善健全村中的养老体系，关注单身老年人的婚姻生活，改变现有的房屋模式，注重丰富老年人的生活。
  • 摘要：社会转型给农民带来丰富的物质财富和先进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增加了农民的疾病风险,在疾病风险面前农民处于相对劣势地位。本文以疾病风险为视角,通过对南京市J区S村的实地调查发现:目前农村的疾病风险较大,而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发展不够完善,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还不足以应对疾病风险,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创新路径,认为要增加医疗保障资源，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医疗救助机制，完善医疗监管机制，以期能更好地应对农村疾病风险,保障农民的生命健康。
  • 摘要：本文将惯常被学界所忽视的两篇早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毕业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与《中国婚丧风俗之分析》并置在一起进行考察和分析,发现前者的主旨可用亲迎“三区论”予以概括,而后者则用婚丧“四区说”更为合适,两者的研究皆是以地方志为研究材料,围绕各自的研究主题进行阐述,它们具有诸多的异同之处,对修正和弥补单一村落和社区研究的弊端与不足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方法与途径,对丰富关于“北派”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认识洞开了一扇窗口,对当今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反思和启发意义。
  • 摘要：社会边界是社会理论的经典概念之一。从马克思的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涂尔干宗教社会学对于神圣和凡俗的区分,韦伯对于阶级、身份和权力分层的理论,到布迪厄文化社会学对于社会区隔的研究,再到当代社会理论把社会边界广泛应用于共同体、阶级阶层、文化、种族、宗教、性别等研究领域,社会边界已经成为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学科隐喻式表达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核心概念。在研究问题上,社会边界的理论焦点集中于社会差异、社会不平等。在研究方法上,社会边界从“主体间性维度而不是“实体”维度来认识社会差异。在研究价值上,“边界”以社会主体的多元化之间的不可通约性。社会边界理论可以用来分析当前中国的农村问题。现代化过程中,政府权力和市场资关系”的本对农村的过度侵蚀与压制,往往导致对村落的社会排斥和社会边缘化现象。使村落边界成为理论界需要关注的突出问题。合理的村落边界有利于增强农民群体身份认同意识,抵制形形色色的“被动城市化”现象,促进农村的自主式发展、参与式发展,避免城市化战略与新农村发展战略之间出现断裂。
  • 摘要：本文通过调查认为,华北地区观念认同的“家”是核心家庭联合体,而不是联合家庭或者网络家庭。核心家庭联合体就是以核心家庭为基本单位、兄弟之间既存在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共同体,可以从家庭的生命周期、分家、养老和家庭内部的关系来理解。该联合体是观念意识中的“家”,而不是统计学意识上的家庭。它决定了华北地区的社会结构是团簇型的,村落既不完全分裂,也不存在压倒性的力量。这也使华北农民的生活呈现出现世性的特点。
  • 摘要：安徽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成效不能掩盖其发展实际中面临的困境。成因的分析既要从发展的实践中进行经验分析和实地的调查研究,还需在建构清晰的理论脉络以及科学分析框架中找准问题的位置。本文以安徽省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状况为分析对象,通过理论概括和文献梳理的方式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进行农民行动逻辑向度的分析,在传统外致原因分析的基础上,阐释影响主体行动逻辑的深层次因素,以期在新的分析理路上探求摆脱困境的出路。
  • 摘要：本文通过研究江苏省海门市X镇Y村的纠纷及其在不同场域的解决过程,总结了该地纠纷存在的四大特征及纠纷解决的四种方式。研究发现开放度较高的地区自成条文的习惯法较少,但这也并非说明当地村民法律意识强,国家法运行畅通。没有强有力的习俗及成文法的制约,该地纠纷解决效率低下,由此在开放度较高的农村地区,如何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 摘要：在学界和决策层,谁也不会否认农村问题的重要,农民构成了中国人口大多数,农业是基础产业,农村的面积远远大于城市。而且我们不得不说,农民在中国历次重大的历史变革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农民经常被看做是落后、需要被改造,甚至被消灭的。在近20年中,由于主流发展理论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无限憧憬,一套新的话语被建构起来,就是“要想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逻辑占了主导地位,似乎传统的农民和农村的消失是指日可待的。尽管三农问题引起社会广泛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弱者被关注的。rn 长期以来，农民被塑造为乡土、落后和被动的，与之相对的是文明、先进和主动的。在主流的话语中，对农民的嘲讽远远多于对农民的肯定;只有很少的机会，农民被城市人所嫉妒，多数时候都被看作是愚昧的代名词。对农民的嘲笑和喜剧化，不是一个偶然，更像是一个持续的现象;而对农民现实主义的书写，可能到是稀少和暂时的。如果将农民的文艺形象看做是某种符号，那么可以说对农民形象的书写体现了政治对农民的需求。
  •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农民收入得到了快速的增长，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城乡差距过大，农村走向衰败；农业生产条件日益恶化，农业停滞；农村的意义和价值层面上的主体性丧失。随着市场化改革，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格局的成型，小农经济的脆弱和无力马上就凸显出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规模小，经营分散，农业生产效率很低；个体小农经济难以应对外部市场的风险；包产到户后，原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本陷于瘫痪状态，单家独户的小农生产造成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农民只能向城市提供附加值低的初级农村品。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认为国家从农村全面退出导致农村衰败，而资本主导的发展模式和市场经济结构则进一步剥夺了农村走出困境的可能机会。2006年以来，鉴于“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国家改变以往的做法，重新介入到农村发展中，已连续出台一系列支持农村发展的政策，并推出很多惠农的具体举措(如在农村基础设施、农业科技、水利等方面加大投入)，然而在资本主导的发展模式和市场经济结构下，很多政策和举措的效果要么大打折扣，要么被扭曲到进一步增加资本累积剥夺农村的相反方向上。譬如，在很多地方，“新农村建设”正演化为一场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农村在为城市和资本贡献农产品和劳动力等资源之后，现在不得不在新世纪为工业资本和地产资本贡献土地资源。
  • 摘要：中国处在一个新的历史关口,政治和经济体制变迁触发社会结构转型,最终形成今天之大变局。农耕传统的中国在西方现代社会范型的参照下,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顺势还是裹挟,形成了自身的独特进路——中国市场社会。具体到农民行动场域,出自西方现代语境的组织成为中国近代以来的关键词，合作更是在各种实践和语境中滥觞。善分不善合，自主合作与被动合作，自愿合作与强制合作……，或出于文化传统，或出于经济效率，或出于政治统合，甚或出于意识形态—为组织而组织，虽视角不同，却殊途同归—组织是应对市场社会之道，而最大的共识则是合作难。在此背景下，本文探讨了村落传统与社区性合作，国家政权建设与强制性合作，市场化与单功能合作以及农村社区重建的多功能合作的困境和建议。
  • 摘要：应从新的思维出发去重新审视城乡发展之间关系，探寻新的城镇化道路。统筹发展不应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发展城市，当然也不是以牺牲后者来发展前者。这种一元发展的新思维不仅要求把城乡发展放在一元结构之中，还应特别强调城乡居民发展权利和权益的平等性、参与的公平性。从而使他们真正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建立起和谐的社会关系。
  • 摘要：当前中国利益密集地区农村的治理，大都是以摆平钉子户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乡村治理结构，这个结构缺少对民众的动员，结果往往是，这个结构内外的地方势力很快便将县乡拖下了水，从而造成民众的严重不满，及整个权力体系的合法性危机。而在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各种制度本身就很模糊的背景下，动员民众的政治可能有助于解决村庄内部的秩序问题，却可能产生出一个意料之外的刚性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会进一步增加现行体制的变数。
  • 摘要：现在中国村庄的前景的确已经成为一个大问题。而且问题的实质也显然，即，虽然有大量的村庄有需要持续存在的理由，但是在国家和地方政府可以左右村庄地位的背景下，村庄前景却首先系乎国家愿景，系乎国家怎么对待村庄以及相应采取何种规制。具体而言，国家在四个重大问题上怎么估价村庄意义并采取相应的政策选择，将直接左右村庄的命运。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对待资本凯觑农村土地与劳动力并瓦解村庄共同体；第二个问题是怎么评价社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社区在当代社会的意义；第三个问题是怎么看待农民在村庄共同体中能否成长为合格公民；第四个问题是怎么判断村庄共同体能否成长为区块发展中富有生机的构成。最后笔者提出，近年来，虽然中央政府从未明确把发展农村社区和城乡社区衔接，作为村庄转型的方向和解决城乡二元化的路径，但是中央政府尤其是涉农部门实际上在自觉不自觉地往这个方向趋行。
  • 摘要：本项研究运用定量数据分析了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研究发现:1)社会资本中的普遍主义信任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普遍主义信任水平越高,则精神健康就越好。2)城市融入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也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差异趋同因子对个体的精神健康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也就是农民工感觉到自己和城里人在文化价值观方面、经济社会地位方面越接近,则他们的精神健康状况越好。其次,心理认同对个体的精神健康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农民工对城市、城里人的心理认同感越强,则他们的精神健康水平越好。也就是农民工对自己和城市关系的评价对他们的精神健康有着显著影响。最后,受歧视感对个体的精神健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3)公平感受会对个体的精神健康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如果能促进公平感受,那么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就有可能得到较大的改善。
  • 摘要：国家规模上的体系并非只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它其实是这样一种普遍现象的必然结果:国家自主性的上升。在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范围的社会里，国家在社会系统中都越来越不只是一个结构，它同时也是一个强大的行动者，占据了整个社会结构的中心地位，使得社会结构的权力分配更加非均衡化，从而将社会系统体系化了。可以考察国家在中国社会系统中的角色与在西方社会系统中的差别，把握中国社会体系的特殊与一般。这个比较的可行性在于，西方社会系统理论其实主要是对西方社会系统的一般概括，它反映的是西方社会系统的理想模型，西方社会理论中社会系统的模型可以被看成是西方社会系统的理想化模型。同时，在中国社会中的诸种体系中，人们最关注的是粮食市场体系，这种体系在中国社会系统中也有一个一般性和特殊性的问题，要分析这种体系结构是否只是农业市场领域中的特例，它的出现在中国社会系统的宏观变迁中究竟具有怎样的指示性意义。笔者的判断是，体系以及体系带来的秩序在人类社会和中国社会中都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现象。
  • 摘要：人民公社的解体宣告了农村集体经济的终结,中国农村重新回到了小农经济时代。然而小农经济的潜力在短时间内很快释放,时至当下,各种类型的农村合作社重新出现,土地入股被也被官方认为是农业重走规模经营的同时保障农民权益的可行途径。本文将在对集体经济重新进行理论梳理和建构的基础上反思农村合作社实践的失败,并以周家庄合作社为例说明合作社的失败并非源于其自身的可不行性,而是不利的历史条件和治理机制的的缺陷所致,集体经济性质的合作社仍然是一条反资本主义的可行之路。
  • 摘要：本文基于江汉平原S村调研,讨论农民分化及其性质。税费改革之后,农民分化出现了新的情况,即中农阶层的生产与发展。这一阶层由外出人口释放的土地和在村中小规模兼业而支撑,其主要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在村庄,尽管这一阶层本身才开始刚刚生长,但其潜力很大。在人财物均流出农村的形势下,这一在村利益阶层在中国农业和农村稳定与发展过程中起作重要功能,可以称包含中农阶层的阶层结构的这种功能为“结构性发展”。
  • 摘要：本文通过对青岛市黄岛区社区化建设模式的实证研究,对黄岛区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独特的社区化发展模式——“黄岛模式”进行了分析总结。研究发现,黄岛的社区化发展纵贯其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化进程,在具体措施上侧重量化考核标准、全面性地社区规划建设以及“捆绑式开发模式”,但同时存在集体资产管理与改制、二元社区、一刀切社区规划等问题。其和谐社区标准和“六型社区”建设具有独创性和科学性,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 摘要：草原牧业几十年的发展大体可以看作是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过程。在集约化的过程中,草场分到了各户,牲畜品种得到了改良,牧民进行了定居和舍饲圈养,从市场上获取生产资料,并为市场提供畜产品。然而,基于内蒙古东部克什克腾旗一个嘎查的个案研究,我们发现,集约化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变动,它还伴随着资源利用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动,如草场的碎片化、草场利用的萎缩、放牧的移动性减少、牧区社会冲突,以及对外依赖的增加。草原产权的明晰化、牲畜改良、舍饲圈养等集约化养牧方式带来了饲草需求的增加,促使牧民向外购买饲草。牧民在集约化养牧的压力下大量购买饲草,支出巨大,但是高投入并没有带来相应的高回报,反而使得牧民入不敷出,陷入贫困。由于畜牧业本身的特点,支出的大量增加降低了草原牧业应对市场风险的弹性。产权的明晰化带来了社区内部冲突,瓦解了牧民合作的优势,加大了牧民所遭遇的市场风险。本文将指出,在干旱半干旱草原地区,集约化养牧不足以应对多变的气候,反而降低了传统牧业具有的弹性,加大了市场风险；家庭集约化形式瓦解了传统牧业的优势,草—畜—人三者的关系失衡；集约化生产形式主要由外部推行而非内部自生,是其遭遇困境的重要原因。
  • 摘要：宗教是获得生命圆满的方式,其本质在于化解生命的有限性与意义的无限性,生活的经验性与价值的超验性之间的冲突。宗教活动、“过日子”与实现生命圆满三者交织在一起,构成中国农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国农民将个体生命融入到家庭中,通过扮演家庭角色,肩负人生任务,完成了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历程。在“祖先灵魂”这一“超自然因素”的参与下,家具备了延续性和永恒性,化解了死亡的困扰。在家庭这一农民宗教生活基本单元下,农民参与家庭和社区的宗教生活,最终目标是指向“过日子”的。当前正在发生的农民宗教生活之变,意味着中国农民生命存在和人生圆满方式的变化。
  • 摘要：由于生活的压力和传统观念的束缚,农村留守女学生在乡村教育中处于不利位置。本文通过作者的自身观察与实践,以江西省瑞金市武阳镇中学2009级初一(8)班全体女学生为研究个案,按照“态度-行为交叉表”将其分为了四类,分别对其社会心理进行了特征分析,并探讨得出“留守女学生的心理特征与其对教师的亲疏有一定关联”的结论。
  • 摘要：调查发现农民门诊就医主要集中于村卫生室,农民村卫生室就医的原因是:离家近,就医方便,药价便宜。本文从药品价格、设备条件、医生水平、服务态度四个方面对农民对各级医疗单位的信任度进行考察,通过加权处理:农民对各级医疗单位信任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县级医院、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计算的信任度对农民门诊就医有一点相关性,但是简单地用可计算的信任高低来解释农村居民门诊集中与村卫生室的是不准确的。在乡土社会背景下考察农民基于经验的信任机制,农民就医过程中的信任依赖个人信任,特殊信任,技能信任,而缺乏制度信任。在今后政策制定过程中要考虑到农民的信任机制,实现政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 摘要：针对中国农民合作社的研究，本文分析了三个重要问题：一是现代合作社与经典合作社相比其本质有没有改变;二是在新环境下，合作社还是不是可替代的制度选择;三是现代合作社的前途如何。
  • 摘要：从土地耕种、社会资源占有角度,可以将当前农民划分为精英阶层、富人阶层、中上阶层、中农阶层、中下阶层、贫弱阶层、地方势力等7大理想阶层。其中,作为耕种中等规模土地、获取中等水平收入的中农阶层,因其独特的社会禀赋和在农村阶层结构中的特殊位置,在乡村治理和农村政治社会事务中扮演着中间阶层、释放中农价值的角色,并制成乡村治理中特有的“中农现象”。
  • 摘要：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事关整个中国社会秩序的稳定,因而一直以来受到官员和学者的高度关注。从传统社会国家对农村的渗透和乡村秩序的维护都依托于“绅治”和传统道德体系,遵循“皇权不下县”的原则到民国时期政府在乡村推行的保甲制度,再到上世纪80年代村民自治的全面推行,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改革以来的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断裂的嬗变,乡村能人即村庄精英的角色进一步凸显。
  • 摘要：税费改革以来，乡村干部与农民的“制度性关联”消解，官民矛盾不再如90年代那么突出。但农民上访数量不降反增，缠访、闹访、无理访、群体访的案件在增多，乡村治理陷入困局，为此，有学者提出“治权”概念，指出乡村治权弱化是导致农民上访增多的根本原因。rn如中端锋认为，税费改革尤其是乡镇体制改革，使乡镇政府的物质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严重流失，从而无法对农民进行有效支配和管理，逐步失去了分类治理的能力。田先红也认为，在当下的乡村社会，“谋利型”上访尤其是上访钉子户的增多，与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和国家意识形态弱化有关。笔者认同上述学者提出的“治权”范式，亦认为乡村治权弱化使农民的不合理诉求得到满足，引发诺米多骨牌效应，促使更多的农民跟风上访，从而陷入“越治理越混乱”的恶性循环。本文试图在乡村场域中展示S镇几例农民集体上访的情况，揭示农民集体上访的社会结构基础和诱发机制，并对此做进一步分析。rn 在乡村治理视域中观察农民集体上访可以使人们清晰的看到农民日常化、生活化的上访逻辑。就S镇这样的宗族性地区来说，集体上访本来就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农民的公私观念和宗族文化意识使得集体上访半不需要负担太高的组织成本和经济成本。而乡村治权的弱化则使得集体上访的组织和发动者不需要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也不用担心乡村干部跟自己过不去，没有相应的心理和上访压力，从而导致了农民集体上访在S镇成为一种常态。可以说，是乡村治权弱化诱发了农民群体上访，并使之成为一个政治社会问题。而加强乡村治权，笔者认为不一定就能解决信访难题。
  • 摘要：通过对7省34村的质性访谈而获得的1980-2009年间604例农民自杀死亡案例的数据分析,本文认为当前农村自杀率仍呈显著上升态势。青年人自杀率的显著下降与老年人自杀率的急速上升并行不悖地运行于当下农村,青年女性自杀率的显著下降拉低了青年人整体自杀率并使之向下运行,然而,老年人自杀率的急速上升则拉升了农村的整体自杀率并使之向上运行。分析指出,决定这种复杂形貌的因素并非农村女性的迁移所导致,而是由于代际关系变动与离婚加速兴起所造成。其背后更为深刻的机制则表明,当前农村自杀率的复杂变化是现代性持续地侵蚀农村的产物。
  • 摘要：本文基于鄂西北王村的自杀情况而展开,从自杀的类型来看,王村的自杀主要分为婆媳矛盾、夫妻矛盾和父子(女)关系导致自杀；从自杀的时间分布来看,自杀潮来自于八九十年代,此时正处于婆媳矛盾拉锯战中,而且家庭模式正在由联合家庭走向核心家庭,代际关系中的地位角色也在发生逆转,从而具备了自杀的组织基础、权力基础和伦理基础。本文在呈现自杀概况的基础上,分析了导致自杀的原因,同时预测了王村自杀的趋势。
  • 摘要：浊漳河发源自山西境内,自平顺县出晋,在河北省涉县合漳乡合漳村与清漳河汇流,形成漳河,其中的这一段河道成为河北省涉县与河南省林州市的天然分界线。该区域属于太行山区,山势险峻、田地瘠薄、年降雨量少且分布不均,自古以来当地人民饱受自然灾害之苦。因此,如何合理利用浊漳河水使其涝期不冲毁田地、旱期能保证农业用水,就成为了当地人生活中最为重要的问题。rn 同时，由于浊漳河在这里是两省的天然分界线，围绕上述问题的解决，河两岸分属于两省的不同村落之间就形成了独特的关系。一方面两岸的村落彼此通婚并且贸易往来，另一方面，几十年来两岸因争水与争田引发许多纠纷。这些纠纷往往以村落为单位，由村干部领导，村民采用自己制作的武器与对岸的村庄进行被当地人称为“保家卫国”的斗争。rn 从己有田野材料来看，当纠纷最初形成时，当地人的第一反应并不是双方协商，而是倾向于用械斗解决问题。当地人认为由于两岸分属两省，如果进行协商，过程冗长而且难以实质性的解决。笔者认为，当地人面对问题时的采用械斗的这套逻辑，并不是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来最终解决问题，而是希望事态扩大，从而召唤国家权力的直接作用。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两岸村民对对方并没有怀有仇恨，而是心照不宣地成为表演者参与其中。最终水利部海河委员会成立了漳河上游管理局来对当地的河水利用进行统一的管理。而当地人也发现，终于被他们呼唤而来的国家权力目前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生产缺水的问题，两岸的纠纷依然存在，虽然械斗这种极端的方式已经十多年没有再出现。但是，表演性纠纷这种逻辑在村落生活中继续表达着，成为了村民间形成纠纷又得不到有效解决时呼唤乡镇基层权力的工具。
  • 摘要：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习惯法一直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它强化了民族地区的安定繁荣。所以习惯法也成为很多学者所关注的客体,研究的方式较多的以族群分类的方式来探究各民族的习惯法,很少有学者关注到生态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或以生态分类来分析民族地区的法律。云南的山地地形特征较突出,在山地地区的生活的白族,有一套与生态息息相关的习惯法,从笔者到云南山地地区的田野调查来看,理与情面是当地习惯法的逻辑,纠纷解决的结果正引证了这一点。
  • 摘要：本文通过对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勒见村婚姻形式和家庭形态的研究,发现当地的婚姻习俗和形式与其部落式的社会构成相关。由此引发的婚姻纠纷由当地老人在嘛呢康调解并通过村干部执行,形成具有藏族特色的纠纷调节机制。当地的婚姻形态及相对应的纠纷调解机制,可以为思考少数民族地区的习俗和认同,以及处理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提供具体的参照。
  • 摘要：本文首先探讨了传统农村冲突解决的“一元自治型”范式和国家政权建设问题，然后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现状与冲突的特点，最后提出了在基础社会管理视角下要化解农村冲突，可以采取“政府与农民协同型”的范式。
  • 摘要：化石能源对于现代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济宁市因其地下蕴藏有丰富的煤炭资源而得其便。近几年济宁市的经济扩张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煤炭工业。然而,由于济宁市特殊的地质条件,其煤炭开采容易形成塌陷、积水等地质灾害,从地质灾害的分布中可以发现其代价更多分配于农村。作为对承担代价的补偿,补偿款对于济宁市塌陷区农民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当前的行政体制与赔偿机制下,村民的权益受到公共权力的侵害。而事件中相关主体力量对比的失衡则预示了农民抗争的结局。
  • 摘要：城市化必然推动城市用地规模的扩大,城市扩张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当前因为征地产生了众多问题，农民上访四成与土地有关。本文在此背景下分析了广东省54宗征地案例，探讨了征地情况，对群众利益的影响，征地的用途、面积，有无批文的情况，征地补偿的问题，争议性土地拍卖的问题，上访情况等。提出了社会公正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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