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

摘要： 隋唐宫廷群体庞大,物资消费需求旺盛。宫廷物资供给途径多种多样,有些源于“自种自养”,如药材、果蔬、花卉、牲畜等。官药园向宫中成员提供所需药材,设有药园师和药园生。唐朝官药园在外郭城之中,且开元前期仅在京师长安设有一所药园,之后才于洛阳增置药园。官药园种植的药材来源广泛,或来自附近山泽,或源于地方州土。禁中和园苑里栽种有果蔬花卉以供宫中群体消费,种类丰富、来源广泛,并有专门人员负责管理。官方还饲养牲畜、禽鸟和鱼,以满足宫廷消费。

摘要： 《大唐创业起居注》所载李渊建唐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异象”杂糅了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道教和传入的佛教等多种文化元素。其中,佛教元素的出现与运作,既是贵族精英们对社会文化的采择利用,也是民众将自身神秘文化赋予外来文明,将其本土化后集体“造神”的结果,是民间参与政权合法性构建与叙事书写的一种手段。李渊集团基于现实需求对多种文化的采纳,一方面,扩大了建立功业的根基,提升获胜概率,奠定了唐朝立国的文化基础;另一方面,这个根基也因多元文化之间的矛盾斗争和主体的频繁变换而渐次消解。构建与消解,构成唐朝政治合法性的主要历程。

摘要： 隋唐时期是瓷器大发展时期,陶瓷灯具的应用也十分普及。以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墓葬与窑址中出土的陶瓷灯具造型多样,美观实用。文章以这些瓷灯为研究对象,运用考古类型学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隋唐时期北方地区瓷灯造型的发展演变、使用情况以及产生这些变化的因素。

摘要： 中国山水成为一门独立的画科是在隋唐时期,而独立的欧洲风景画出现在17世纪的荷兰。这种旨在描绘自然、表现自然、赞美自然的画科,其出现、发展、独立和成熟并不是出于某一偶然契机。该文比较同处于独立时期的中国隋唐山水画和17世纪荷兰风景画,探讨当时的政治因素、文化思想因素、经济因素等对风景画的影响,旨在通过分析此类画科的独立成因,找出当下人们思想、审美观念的发展变化,从而揭示人对大自然亲疏关系的态度转变。

摘要： 隋唐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统一的盛世,其文化中包含了许多除汉族外其他民族的成分。鲜卑民族统治中原一百多年,与隋唐政权具有很深的渊源,对隋唐时期的中原文化包括音乐文化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隋唐时期中原音乐文化的鲜卑因素研究从鲜卑文化对中原文化产生的影响的原因出发,探讨了中原音乐文化中的鲜卑因素,有利于具体把握我国多元民族文化的成分,构建多元民族文化观。

摘要： 利用宗教仪式聚集百姓,并藉以对抗朝廷,是中国古代反复出现的现象。国家对此极为警惕,总是不遗余力加以约束。从隋朝开始,国家律令就对聚众有明确的禁约,地方官府切实执行,僧团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天台大师智[岂页]遗书中的第五恨即为明证。唐初的《永徽留司格》就有了对僧尼俗讲的限制措施,而目前所见《垂拱刑部格》与《开元户部格》也都有相关禁令,其对象包括了宿宵行道与白衣念佛的佛教斋会,隐逸人的广聚徒众,以及百姓的排山社等社邑组织。唐玄宗严禁僧、道人士在俗家居止,又严禁僧道离开所属寺观去山林兰若修炼。代宗则下诏不许州县公私借佛寺道观居止,并严禁僧尼道士进行斋会礼谒之外的“非时聚集”。从宪宗元和十年到文宗时,又陆续对两京与诸州寺观的俗讲聚众的时间、寺观数量等做出严格规定。隋唐的聚众之禁趋向严厉,与隋唐王朝重新统一全国、重建中央集权的国家秩序有关。

摘要： 瓦当作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载体之一,形态虽小,其纹样的演变所蕴含着的文化内涵却是我国历史的缩影。环境设计中,鲜有系统性的瓦当纹样元素出现。大多以“中国风”作为设计的主题,衍生出地域文化的民族元素及丰富寓意的吉祥元素等。本文通过对隋唐莲花瓦当纹样的艺术特征提取视觉纹样图案,并运用于环境设计中,丰富了中国现代设计的语言,并为现代设计提供更多艺术参考与灵感启迪。

摘要： 自大禹时期起,酒的酿造就已初具雏形,说明我国的酿酒技术起源很早,自此以后各朝各代都逐渐将酒文化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个性。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酒文化包括酒政文化、酒宴文化、酒令文化、酒诗文化、酒礼和酒俗,内容十分广泛,文章着重探讨了酒令文化的发展演变。随着社会的发展,饮酒逐渐大众化,无论是皇室贵族还是平民百姓普遍将饮酒作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这是我国酒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酒令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的重要原因。同时行酒令使得酒与诗相结合,对后世的诗词曲艺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要： 隋唐宫廷文武二舞除遵循“宫县之舞八佾,轩县之舞六佾”之传统外,二者在服装、道具、引舞等方面均有不同。文舞创作表演的主题重在表德,武舞则重在表功。象德的文舞舞姿优美流畅,婀娜曲折;表功的武舞舞姿英勇彪悍,再现两军对垒交战之情景。就舞具来说,文舞大多手持羽、龠、桑枝;武舞则手拿干、戚、弓矢以及矛和盾等。追寻与延续古代“圣王”“安上治民”之遗风,隋唐文武二舞表演当是统治者“文治武功”的重要表征。

摘要： 隋代起,寿州窑发展日渐成熟,唐代寿州窑发展达到巅峰。隋代和唐代的寿州窑在工艺技术上一脉相承,却在釉色、品类、装饰工艺、市场占有方面存在着许多差异,通过对比分析,有利于清楚地知道隋唐寿州窑各自的发展状况和阶段特点。

摘要： 在北朝隋唐时期,许多从西域来华的民族人士,从寓居华土,直到融入中华社会,甚至后来融人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田野考古的进展,一些寓居关中和关东的西域来华人士的墓葬,逐渐被发现。1955年西安发现了祆教徒苏谅妻马氏(849～874)的坟墓,虽然墓葬遭破坏,但墓内随葬的墓志保存了下来。这件汉文和中古波斯文合璧的墓志,引起中外学者的极大兴趣。经初步研究,认为墓志使用的书体是“婆罗钵行走体”。后来又有人将其改释为巴列维文,即以一种阿拉美字母拼写的中古波斯文。目前对于有的学者依据石葬具图像所作的类比与考证，已有人指出应规避以图证史的陷阱。rn 本文就这些西域来华民族人士的墓葬，从墓葬形制、葬具规制、墓志等方面进行全面、认真的考古学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