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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中国传播学论坛暨第三届全球传播论坛

2009中国传播学论坛暨第三届全球传播论坛

  • 召开年：2009
  • 召开地：上海
  • 出版时间： 2009-10-31

主办单位：中国传播学会;上海交通大学

会议文集：2009中国传播学论坛暨第三届全球传播论坛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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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本文试图在全球化导致媒体影响力无国界的背景下，参考外国媒体灾害报道的框架构成，通过对2008年大陆网络媒体的灾害报道进行框架分析，了解大陆网络媒体对自然灾害报道的角度和重点，并分析其报道框架形成的原因和未来的变化趋势。便于了解大陆网络媒体对灾害的解读方式，以及这种解读框架形成的背景，继而建议官方媒体应正视政府网站所具有的潜在公众影响力，转变官方媒体的传播思路，尊重传播规律，利用官方媒体的公信力，提高信息传播效率，稳定人心的做法并非只有大量地报道政府的救灾措施和各级领导的行动。强化商业网络媒体的灾害报道功能。更多地发挥网络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尤其是灾害事件的新闻报道。另外还要注意报道需要更加开放，掌握平衡技巧，全方位报道，关注灾害中公众关心的问题，正确处理新闻与宣传的关系，突出问题意识，强化社会责任。
  • 摘要：我国广电集团的特殊性在于，由于缺乏财政的必要支持，必须依托市场的方式获得作为事业单位运行所需要的资金，即“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模式。但这仅仅是解决经费问题的权宜之计，后来广电集团化的性质划分开始按照“分类改革”的原则重新规划。分类改革取向下的传媒集团化如果沿着这样的方向演化或许会给我国广播电视发展突破现有瓶颈带来新希望。其一，事业性质的广电集团将退出产业市场，通过公共基金或者政府财政支持，主要致力于实现传播公平目标，其实这也是一个执政党执政纲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关系着社会整体是否能够均衡发展、是否每一个公民都能从社会发展当中获得必要的福利。其二，企业性质的广电集团将主要致力于实现效率的目标。因此，这类集团将不再依托区域与行业的保护来实现垄断，获取发展所需的资本积累，而是通过全国性广播电视市场体系的建立来实现资源的自由流动，依托我国广阔的受众资源来强化市场规模为我国广电集团参与世界广电市场竞争而带来的优势基础。这部分广电集团虽然属于国有资本，但政府作为控股者考核这些集团的首要指标却是经济性的，实际的广播电视经营业务要交给专业化的职业经理人去独立操作，而不需要相关部门亲自操刀、不厌其烦地教导传媒的言行举止。政府部门在这一体系中扮演的是规则制定者角色，对这类集团的调控宏观上依照相关法规的不断完善，微观上通过董事会规范职业经理人行为，以及股市规则来确定广电集团的市场价值。这样的设想，当然是相对理想的规划，而实际上也是欧美发达国家广播电视体系的大致结构和布局。其实，欧洲国家广播电视体系也经历了面对市场的痛苦的挣扎，最后才形成今天的产业与事业相辅相成、分而治之的传播格局。作为一个现代化社会的广播电视体系，面对的许多问题可能都是一样的，对当今行之有效的传播布局的经验的借鉴，能够帮助形成后发优势，更好地服务于未来社会发展目标。
  • 摘要：由于媒介技术的演化，媒介政策会随之调整，不同的媒介政策适用于不同的媒介技术。首先，媒介技术的发展使新的媒介形态演化出来，加剧了不同媒介形态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是改变媒介制度的动力机制之一。其次，媒介技术的演化及新媒介的出现使传播渠道、传播主体、传播功能与传播效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的生产、传播和过滤成本发生改变，最终能够影响到媒介的制度安排。第三，媒介技术是连接国内制度体系与国际制度体系的重要渠道。
  • 摘要：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代唱”事件无疑是一起传媒和受众广泛关注的争议性事件，而内地、海内外传媒以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新闻框架报道了事件，受众对事件的解读和态度也大相径庭。因此，“代唱”事件可以说是运用和检验框架分析理论的一个理想的案例。研究结果发现，受众的解读框架同其传媒接触没有系统的关联，这点同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类似。本研究第一次将多种解读框架进行分类，并且证明受众对争议性事件态度基本上取决于“合法性”框架，而“合理性”框架对态度的影响十分有限。
  • 摘要：本文主要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选择分析比较有影响力的女性刊物中的女性人物，以此为基础描述出当前的主流女性形象。《中国妇女》（1990-2007)中女性形象主要类型包括家庭与事业兼具型、传统和现代融合型、个性型，女性形象的主要特点有维系主流形象，倡导新女性价值观，复合型女性形象的特征明显。
  • 摘要：本文试图采用框架分析，研究NBC版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的解说词，文本为开幕式中以中国人为行为主体部分的英文解说词。首先关注的是话语本身的宏观和中观结构，通过呈现北京奥运会开幕式NBC版解说词的主题、内容和评价，分析其中存在的文化误读，并分析了可能造成误读的原因。然后将关注话语的微观结构，借助语言范畴模型，评估NBC版解说词中对中国行为主体用词的抽象程度，以此研究语言的期望偏差(LEB)现象及其效果。结果表明在NBC版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解说词“总体正面”的前提下，文化误读现象和语言的期望偏差依然存在。在本研究中，因刻板印象激活而产生的文化误读与语言期望偏差密切相关，二者是人们在解读陌生的文化现象时产生的共同结果。因此，文化误读不一定都是正面的，在本文中，这种伴随着原有刻板印象加强的文化误读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它们应当被引起足够的重视，并通过减少陌生、寻找相似点和降低不确定性等渠道来降低误读的几率，实现跨文化的有效沟通。
  • 摘要：从技术角度看，网络媒体具有如下特征:偶发性、个人化/个性化、连续的议程设置。网络“人肉搜索”在进行过程中有如下表现: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人肉搜索”发布者，在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中，受众的主动性大大增强。“人肉搜索”发布“信息”与“意义”无关。作为大众传播形式的“人肉搜索”呈现出“小众化”趋势。由此可见网络“人肉搜索”属于群体传播行为。迄今为止，“人肉搜索”在群体传播过程中表现出正、负两面效应，因此网络”把关人”起到重要作用。 一是面对“互联网把关人”地位边缘化，“人肉搜索”参与者(网民)的“自我把关”意识成为降低传播过程中产生负面效应几率的重要手段。二是作为网络信息传播的“第二道”“把关人”，首先自身应具备较高的品格修养，具有甄别网络“灰色”信息的能力。三是对于网络信息的“把关”除去网络使用者自身之外，政府及相关组织部门也是强有力的“把关人”。
  •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现代企业组织日趋扁平化和远距离分工协作,媒体沟通已成为管理的核心能力.通过有效的媒体沟通,提高团队合作绩效的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方兴未艾.因此，本文在梳理最新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运用团队管理理论和媒体丰富度理论，着重考察媒体沟通形态的划分、新媒体沟通形态与团队合作绩效间关系和干扰媒体沟通形态影响团队合作绩效的主要因素等问题的最新成果并作一评述，IPO模型从投入、过程和产出的角度为理解团队合作绩效的产生过程和结果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概念框架。在这个概念框架中，新媒体沟通形态作为自变量，合作绩效作为因变量，在团队成员合作过程中测量行为绩效，以团队任务完成的情况作为结果绩效。其中，任务类型、团队类型、成员个体特征等作为“媒体沟通形态与团队合作绩效关系”的干扰变量。学者们将一些相关因素引入模型框架内，作为输入变量、过程变量和输出变量，并丰富和完善了媒体沟通形态与团队绩效的关系研究。
  • 摘要：本文讨论的传播者主要指那些有足够能力将自己生产的知识在社会公共空间中流传的话语制作者，也就是进行公共话语制作与传播的人。所有的从事话语(日常会话、知识、理论等)生产的人们都必须保持高度的自反性。在后现代的语境中，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完全被斩断，能指成为无所指涉的“自由漂浮”，不再回指任何现实，社会生活从生产之镜转为象征之镜，表征的危机出现。这种危机主要表现为“现实”的隐退和超现实的产生，符号和语言正逐渐疏远更为真实的话语社群，语词失去表示意义的能力，而成为了自我指涉;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稳定关系断裂了意义不再稳定，意义通过互文性影响、写作和追溯得到延异;语词即便在较为狭窄的领域拥有意义，这一语境或者并非为人所共享，或者是转瞬即逝的，超越那一刻就无甚可回味的。而在话语的每一个细节上保持着解构和质疑在一定程度上与后现代策略共通，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后现代的虚空感。传播技术的社会功能的悲观主义情绪似乎正在迷漫，民主与公共领域除了与传播内容高度关联，还需要与技术建立一种更为本质的联系，媒介技术既提供民主又限制民主。民主具有一种共享的语境准则，囊括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鼓吹网络提供了新的互动性的人们应该关注到这一点。而球形范式会成为传播研究的救赎之路。
  • 摘要：本文从媒介技术出发，从传播偏向的理论视角，以山寨文化为例，审视网络媒介的文化解放价值，网络是一种包容性传播偏向的新媒介，这种包容性既体现在技术层面也体现在文化层面，并且前者的偏向影响了后者的倾向。网络媒介基于自身特征在技术层面对个体自主参与的包容性传播偏向，在文化层面实质上构成对现存文化传播制度的冲击，对职业化组织化文化传播机构垄断控制地位的消解，形成了对多元文化诉求个体和群体的文化生产传播活动的包容，这种包容性可以看作是网络媒介在文化层面的传播偏向，是技术层面包容性偏向在文化层面的影响倾向。可以说，正是基于这样的传播偏向机理，网络媒介具有了如同山寨文化一样的文化解放价值。
  • 摘要：本文以个案形式的深入探讨，研究“公民新闻”与专业媒体新闻的传播特性、传播效果的差异。本次研究发现，公民新闻的优势在于，它为受众提供了自由的、即时沟通的平台，实现了充分的传受互动。公民新闻的开放性与专业媒体的保守性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也预示了专业媒体需要努力的方向。可以说，公民新闻的主要作用在于第一时间报道突发重大事件，在敏感问题上受到的体制束缚较少，能够突破专业媒体的新闻垄断，主动为整个社会(包括专业媒体)设置议程。除此之外，在其他方面，相对于专业媒体新闻，公民新闻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优势。对本次调查的年轻受众来说，真实性比时效性更加重要。调查对象认为网站新闻与论坛帖子比专业媒体更能揭示敏感事件的真相，但对公民新闻总体的真实性打分并不高。调查对象倾向于有必要向专业媒体核实公民新闻，但很少有人确实做到。这同时表明，就整体而言，他们更加信任专业媒体。然而专业媒体并非最值得信赖。本次调查发现，网站新闻作为一种整合新闻的媒介渠道，已成为调查对象接触新闻的最主要途径，同时被认为它的报道最为精彩、最能揭示事件真相。“整合”功能将成为网站新闻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 摘要：本文基于艾杰比尼尔森电视收视数据，以第一财经频道为案例，选取2007年10月至2008年10月的时间段，实行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采取个案式解释和通则式解释模式相结合，对全球金融危机中的专业电视财经节目进行研究，首先，从长期看，伴随着证券行情的持续下行，收视率和触达率有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远低于行情指数下跌幅度，到了一定程度有下降趋势趋缓保持稳定的迹象;相对于收视率，触达率保持了相对稳定，但证券行情的长期低迷会导致触达率的下降;受众忠诚度伴随证券行情下行而呈现下降趋势，但到了一定程度，当收视率保持稳定时受众忠诚度在一定阶段呈现提高态势。其次，短期收视率(一个月内)与行情变动没有直接联动关系;但上证指数单日大幅波动或暴跌对当日或次日收视率、触达率有比较明显的影响，证券行情暴跌比上涨对短期收视率更有刺激作用。第三，反映在受众结构上的特点是:男性受众比例多于女性，并呈上升趋势。受众年龄段越高，则收视率越高，35岁以上的人群占了受众的绝大部分。文化层次较高的受众收视率高于低文化程度的受众;伴随收视率下降和证券行情下行，文化层次较高的受众比例上升。收入高的受众收视率比其他收入的受众高，呈现收入越高收视率越高的现象，收入较高的受众占受众的比例明显上升。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全球金融危机和证券行情低迷的背景下专业电视财经媒体的应对策略:坚持内容为王，突出专业性，不断提升节目质量;加强品牌开发，打造精品栏目和节目;创新思维，科学设置栏目和节目;进行娱乐化探索，不被专业化限制;正视收视率变动，对收视情况进行综合分析;细分受众市场，提高传播的针对性;制定预案，应对重大经济事件发生，及时调整节目设置和内容。
  • 摘要：文章着重对比了全球化影响之下的中国与俄罗斯大众传媒体系变迁以及全球化对于中俄大众传媒体系的具体影响两方面。结果表明：第一，在内容领域，外国媒介产品的进口、形式的借鉴或曰媒介产品的本土化在两国都存在。区别在于，在中国，由于国情不同，任何时候进口的节目都没有达到俄罗斯电视在20世纪90年代的程度。真人秀在中国的电视上也没有。这说明，全球化对于俄罗斯传媒内容的影响是更加深刻的。第二，在媒介所有制领域，外国的媒介公司都进入了两国的传媒市场，并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它们的传媒所有制结构。在中国，由于严格的控制，外国媒介公司被禁止参与实质性的环节，经济收益不大，影响也较小。而在俄罗斯，限制不那么严格，因此，外国媒介集团的渗透程度较之中国更深。但是，由于俄罗斯报纸和电视领域内较高的政治化程度，以及一度不稳定的政治气候，全球媒介市场上的“大玩家”暂时还没有进入俄罗斯。第三，在职业文化领域，中国和俄罗斯的大众传媒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职业文化的影响。但是，在中国，西方职业文化的传播处于较为表浅的层次，例如，在文本、体裁、语言的风格方面，等等。而在俄罗斯，这些通用的方法实际上在所有类型的传媒中都被广泛使用，并且已经在大学的新闻系中传授。第四，在媒介政策方面，两国之间的差异是最为本质的。中国的媒介政策更为严格和具体，而俄罗斯的《信息安全法案》则可被认为是较为模糊的和不那么有效的。
  • 摘要：本文以“国学”文化热为例，从文化政治学的视角，来分析全球传播背景下“国学”的实质，以及其在政治方面建构国家认同的机制。在一个国家之内，虽然存在种种族群认同的分歧，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借助国家权力，总是处于强势地位，因此，它有时候可以采取强制性的手段，对内部的认同冲突进行整合。但在这样的强制整合下，文化的族群性特征基本消失，对有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这样的国家意识形态强制下的少数民族文化变迁，也必然会给少数民族带来强烈的挫折感，客观上也大大损害了族群文化的延续性。因此，在20世纪末引发了少数民族文化的抢救和保护浪潮。而改革开放以后，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同样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发生着重大的影响。在更大的视域中，作为国家符号的传统，依然对内部重新整合会产生相当的效力，而不一定会加剧内部认同的冲突。借助于现代传媒的力量，某些在国家内部只能代表部分族群的传统符号，就这样被塑造成了国家的象征。同样借助现代传媒的力量，它们又反过来对内部整合产生效力。
  • 摘要：虽然出版自由和新闻立法自清晚期到民国前期已然为一般知识阶层和统治阶层所了解，亦是报刊努力践行和竭力维护之准则，有大量提倡和保障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文字出现，但真正从理论上，以研究论文的形式对出版自由进行严谨讨论的，则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法学家王世杰先生。他曾发表了《现代之出版自由》的长篇研究专文，对出版自由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还发表了《对于中国报纸罪言》一文，即是以前文所阐发的理念对中国新闻界的批评性考察。通过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虽然自晚清以来国人对出版自由已有相当的关注，但多数将其视为一种政治权利，笼统于其他话题的论说中，对出版自由问题本身进行深入研究的明显缺乏。在这个意义上，王世杰《现代之出版自由》一文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上应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第二，对出版自由的讨论大多数还局限于法律层面，即对出版自由的保障和控制，有些研究仅出于指导新闻从业人员熟悉必要的法律知识，避免新闻官司之目的。而对出版自由问题作形而上的理论探讨，从学理上对其进行深刻阐述的还付之阙如。第三，对出版自由的认识，其出发点是欧美关于出版自由的思想和理论，是“五四”以来西学东渐的产物。但中国当时的研究者在倡导出版自由的同时，普遍强调报纸等新闻媒体对社会应付之责任，反对报纸以纯粹商业化的理念追逐利润。王世杰对中国报纸上对于私人名誉权利的侵犯和对社会风纪的侵蚀等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四，这些研究均能自觉结合中国当时出版自由的现状进行讨论，显示出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取向。
  • 摘要：本文将以“播客”为例，通过内容分析的方式探讨网络“客”文化的传播特征，了解网络“客”文化的发展规律，网络“客”现象一种基于现代网络技术的群体交往行为，是网民自觉的、有意识的就某一议题所进行的有一定组织性和持久性的网络传播活动。从内容的选择上看，播客传播具有极强的广泛性与即时性，从内容的制作上看，播客传播带有较强的创造性，从传播形式上看，播客传播具有积聚性，从传播效果上看，播客传播具有现实性。以播客为代表的网络“客”文化通过网民的群体力量将互联网本身的特性塑造成为独具特色的“客”文化传播特点，它广泛、迅速、新鲜，成为网络舆论的主力推手，它成就了无数属于这个时代的网络事件和网络新闻，同时也因其新型的传播形态缺乏规范和经验，而造成了网络文化中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在网络公共领域这尚未成熟的公共领域空间里，网络“客”文化可以自由发展，但不能允许其肆意的发展，因为一个想要存在下去的空间必须要有自律的人，合理的交往以及严格的规范来维护，网络“客”文化同样需要这样的引导。
  • 摘要：可以将电视新闻全球传播的文化范式归结为两种:“霸权-反霸权”的全球主义文化范式和“文化身份认同”的跨民族主义文化范式。在电视新闻的全球传播中，意识形态是决定选择何种方式、采用何种手段进行传播的根本因素。媒介融合使得信息流动性活跃，也使得电视新闻全球传播中，媒体之间对新闻事实的竞争在减弱，更多的是对新闻解释权的竞争。这实质上是意识形态的竞争，文化的竞争。另外中国电视新闻全球传播范式的转移与媒介的融合密不可分。无论是电视新闻话语权的竞争，还是电视新闻影响的广度和深度，都使得不得不注意中国电视新闻全球传播文化范式随之发生的变化。“文化身份认同”单一范式既不能满足受众所需，也使得传播的有效性受到局限。因此，向“文化身份认同”与“反文化霸权”范式相互融合的复合范式进行转移，是中国电视新闻全球传播正在形成的文化取向。
  • 摘要：本文将KAP模式引入网络电视的受众认知、评价与选择行为的研究，主要从截面上考察这几个影响因素及其之间的关联。结果表明对P2P网络电视的认知度、评价与使用行为具有明显的正相关。认知度越高，收看网络电视更频繁、时间更长;对网络电视的评价越高，收看网络电视也更频繁、时间更长;但认知度与评价之间虽然在统计上相关性显著，但相关度并不高，说明受众对网络电视的了解程度与好评程度并没有太大的联系。本文的研究假设基本得到验证。对于P2P网络电视的进一步发展来说，首先应该增强受众对于网络电视的认识，特别是传统电视所不具有的多种功能，同时根据用户需求进一步丰富内容，提高画面质量，更充分地展现出P2P网络电视相对于传统电视的优势。
  • 摘要：本文采取定量和定性结合的研究方法，具体来说，包括对媒介的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就传统媒体而言，在上海市范围内选择《解放日报》和《新闻晚报》作为研究对象，分别统计:各报纸每天的各版(含体育、娱乐、民生、社会等)报道中受到网络论坛议程设置影响的数量;符合条件的报道分别涉及的范畴;报道的方式;网络论坛对报道的影响方式;容易影响报纸报道的论坛名称及类型等。本文研究的网络论坛对传统媒体议程设置发生影响的过程，是一个特殊的两级传播模式。与一般的两级传播不同的是，传统媒体(即本文的研究对象—报刊)扮演了双重身份，既是网络论坛的受众，又是为普通大众传播信息的传播者或者说是普通大众的意见领袖和把关人。作为网络论坛受众的时候，传统媒体的工作人员往往是主动带着传播者的目的或责任，包括自己所处媒体的宗旨和性质、自身负责的版面、目标受众的特征等等，进行信息的选择和接收，这与一般单纯的受众行为，有所不同。
  • 摘要：眼动实验技术在媒体领域主要应用于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两方面。本文重点探讨眼动实验技术对媒体设计过程的指导作用。平面广告三要素，尤其是文字与图片的相对位置与面积对受众注意力有一定影响。平面媒体版面设计中，需要将重点信息尽量放置于接近主视觉区的位置，同时综合面积因素和色彩因素考虑突出重点信息。在进行网页版式设计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考虑版式本身，也需要考虑用户行为和用户经验因素，以提高网页可用性。被试性别、网页显示顺序、页面间交互方式、页面类型会影响在线视觉行为;任务指令并不会显著影响浏览行为;页面设计的复杂性会影响不同被试在浏览同一页面时的视线扫描路径差异。另外虽然信息任务比导航任务要花更多时间，但用户却花较少的时间去看信息任务的结果页。由此可以对搜索引擎上导航和信息任务的权衡和搜索页面上的注意分配问题提供建议，这对未来的UI信息反馈设计有很大启发。
  • 摘要：文章将分别以汉字的时间偏向、汉字的空间偏向以及汉字的其他偏向特性来分析汉字的传播偏向，以补充哈罗德·伊尼斯本人理论中对汉字研究的空缺，研究表明汉字历史悠久，又维护着注重时间传承的中华帝国，同时其本身的语言结构是时间偏向媒介的主要原因，另外通过先进的媒介技术和具有空间偏向特性的拼音文字的结合，汉字这一古老文字不但有效弥补了其在传播空间偏向上的缺失一，又和原有的维护国家统一的空间偏向特性相结合，使其具备了完整意义上的空间偏向。进入E时代之后，汉字本身信息高效，使得其运用在短信、Twitter（微博客)等E时代媒介上具有优势,汉字具有E时代时间偏向、艺术偏向、电子偏向，这些偏向使得汉字将在未来成为强势文字之一。
  • 摘要：开放性交互方式比闭合交互模式更适合在公共空间应用。开放性交互式多媒体在世博公共空间的应用主要具备以下特点:开放性。首先是指空间的开放性，公共空间是开放的空间，人们可以自由出入，参与作品交互的人员及数量都是不确定的;其次是指交互方式的开放性，参与作品交互的观众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与之实现互动，不受设备的限制，这也是开放性交互式多媒体的根本特性。参与性。处于此公共空间内的人们不仅仅作为旁观者，而且可以参与其中，亲身体验其中的乐趣。交流性。在与开放性多媒体的交互中，不只具备人与作品的交互，同时还可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开放性交互式多媒体尤其在公共空间应用时，除了娱乐性之外还具有社会性功能，因此更应该成为人与人交流的平台。丰富性。开放性交互作品本身就应具有随机性，没有人知道参与者会从哪里走进作品，会做出什么动作，其呈现的结果就应是多样化的、随机的。而且共同参与作品的人可以相互影响，使作品呈现出更加多样性的面貌。耐用性。由于世博会人流量巨大，预计将达到7000万人次，因此对于公共空间的物品来说，是否坚实耐用并保持性能良好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开放性交互式多媒体采用的很多设备在采集信息时无需直接接触，因而具有更好的耐用性。
  • 摘要：本文以2008年“5·12”地震为个案，通过对公众面对危机的各种信息需求和评价情况，以及政府在危机当前的信息传播应急表现等的实证调查，以此探讨在媒介化风险社会背景下危机传播应急机制的构建问题。结果表明应以政府、媒体、公众三者关系、危机阶段、资源配置、主体控制和传播保障三个维度为线索构建危机传播应急机制。
  • 摘要：本文以1969年Frank.M.Bass提出的新产品成长模型作为Twitter用户增长情况的测算模型。Bass认为创新产品的采用者持续存在于扩散的每一阶段，只是采用的人数随时间增加而递减。Bass的扩散模型是以数学方程式建构产品使用的扩散形态，发展创新产品销售的生命周期曲线。基于用户扩散模型可以得到以下结论：有效搭建用户间充分的信息交流平台是Twitter得以快速成长的关键；Twitter用户规模逐渐进入成熟期，商用化程度开始显现.就Twitter的实际状况而言，应该在用户价值开发上着手，加强用户间的信息交流效率，以渗透于各项运营活动中的广告为主题视角进行思考，寻找价值链间的联结点，帮助企业完成产品推广和舆情监侧，建立“广告自由市场”，推动用户自主经营广告，开发实时搜索技术拓展AdWords业务，进行数据挖掘与数据库营销，嵌入手机终端，与移动运营商分成。
  • 摘要：本次研究识别了中国南部大学生SNS综合功能和组件使用的几大维度。SNS的一般使用可分为三个维度:互动交往、信息获取和传统功能使用。对于组件而言，社会交往类组件和准网络游戏的区分非常明显。结果表明SNS使用维度之三(传统功能使用，如撰写日志、即时会话)对公民参与行为维度之一(社区参与)正相关，但却对公民参与行为维度二(观点表达)有减少作用;SNS组件使用维度之二(准网络游戏)可以增加公民参与行为中的观点表达;人口学变量在本次研究中并非公民参与行为的预测量，不过，总体而言，在“社区参与”与“观点表达”的公民参与维度中，男性均高于女性。
  • 摘要：通过分析近五年来，麦当劳爆发的危机事件，除了继续延续过去的健康议题，也扩及外围贩卖的商品，甚至公司本身的制度，而2009年爆发的砷油事件，则又透露出该公司危机管理人才上的不足。对于麦当劳的语艺响应策略效果评估，研究者认为应该回到Coombs危机反应策略的精神来看，即探讨危机情境与危机反应之间的契合程度，亦即麦当劳在面临组织危机时所使用的各种符号资源，是否能修复或重整组织形象，并影响利害关系人未来与组织的互动。首先，就回应策略的一致性而言，麦当劳的回应策略反反复复，败笔。其次，麦当劳欠缺负责与解决问题的诚意。第三，延长危机事件发生时间，败笔。研究者认为，麦当劳在面临危机时，应先分析事件的严重性及后续的发展，而麦当劳作为快餐业的龙头，就应该有心理准备会被作为“杀鸡傲猴”的对象，因此反应的时间也要更快，为自己争取时间，在战火扩大前，先出面说明，即使尚无因应对策，至少后续的时程和方向要先做说明，以安消费者的心，并堵媒体的嘴。
  • 摘要：唐代之前,中国文化的传播媒介有甲骨、陶瓷器、青铜器、竹木简、岩石、帛书、玉器、纸等多种物质形式,在其发展历程中,对于文化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唐代文学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唐代文学的鼎盛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青铜器在商代始有文字，玉也同样在商代用来雕刻和书写文字。最晚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帛书。甲骨文通行了两个半世纪之后，金文作为记录历史的媒介而通行了1000年左右，公元3世纪左右的汉代石刻取而代之，至今仍作为铭文的传播媒介。公元前5世纪战国时代到公元4世纪晋初，盛行陶器、砖瓦、封泥媒介。纸发明后竹木继续了3个世纪，缣帛沿用了500余年。在以上种种传媒中，只有岩石作为传播媒介并未被纸书所取代，而是在以后的历朝历代中有了长足的发展与创新，在传播、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碑石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媒介之一，其传播历程漫长而悠久，尤其在印刷术发明及广泛使用之前，碑石在传播文化与文明的过程中，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碑石的传播历程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历程。
  • 摘要：孙中山在指导革命报刊的建设和宣传活动中，以及在总结革命报刊建设和宣传活动的得失成败中，他的党报思想初步形成。孙中山对党报的指导工作主要是通过和广大革命同志的频繁通信和讲话晤谈，以及少量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因此，他的党报思想也主要体现在这些书信、讲话和报刊文章中。其主要内容包括:党务、军务和报务的高度一体化,党报具有强大的革命宣传效应和广泛的革命动员效力,党报应根据革命局势和环境灵活调整宣传策略,党报要注重资金募集和出版发行工作,优秀的革命报人在党报兴衰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党报要有鲜明的革命立场和强劲有力的战斗性.当时的革命环境、党报实践，以及孙中山本人的独特思考和认识使孙中山辛亥革命时期的党报思想具有以下几点特征:主要对海外革命党党报经验教训的总结,精英主义的党报观,党务军务报务的高度集中化，有时对报务造成不必要的妨碍和影响,无组织、无系统的党报宣传，削弱了宣传效果.
  • 摘要：本次课题的研究对象是:大学生对3G的认知和使用倾向情况。选取的调查对象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全日制在校本科生。结果表明在3G的认知方面，经过运营商的大规模推广，大学生对3G概念的知晓度明显提升，但大学生对3G知识的认知程度不深。这可能与运营商品牌营销策略的变动有关，他们正在从最初的不同技术特征的宣传转向3G品牌整体的宣传，如中国移动的G3，联通的“沃”，电信的天翼。此外，与以往的线下问卷调查结果比较，新媒体已成为大学生了解3G的主要平台。在3G的需求方面，随着三大运营商3G业务的全面启动，公众对3G的关注将会由前期的认知过渡到具体业务选择上来。不过，对于何时升级到3G，大多数大学生观望情绪浓重，但是如果服务商低价位或免费提供手机的话(特别是不用换号码)，大学生则非常愿意尝试新业务。究其原因，影响其升级到3G的最大阻力依然是“资费太高”。在3G的具体业务方面，3G上网服务包月最合理，而且月费百元以下最易接受。对3G服务最看重增值业务、通话质量和服务态度，可视电话、手机地图和高质量的语音服务对大学生最有吸引力。在3G的品牌调查中，大学生还是最钟爱国外品牌;对于目前严峻的经济形势的影响，只有不到三成的大学生表示很乐观，大部分态度很谨慎。
  • 摘要：3G环境下，信息传播监管的发展是基于所面临监管形势的新变化而变化的。移动传播内容监管范围将不断扩大，用户隐私权保护和信息安全将成为移动传播的监管重点，建立完善制度以保护用户信息安全，产业融合和融合监管正在成为移动传播监管的重要主题，移动传播产业运营模式和产业文化将向开放模式转变，建设三种3G标准、三张3G网络以及共建共享等信息基础设施，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稳妥处理监管进程中的技术标准冲突。
  • 摘要：本次研究方法是，从2008年10月1日起至2008年12月31日，共计3个月作为前期调查及数据采集，主要目的是发现现有的议题设置的参与率、评论率如何;同时对博客功能、页面设计和议题更新率进行统计观察。后期自2009年2月1日至2009年5月1日，总计3个月，实施改版的实验方案。主要是根据如上假设，改善议题的设置，加强参与性、分享类议题;同时，根据对博客各功能使用的前期分析统计，进行调整;同时，还对博客网页设计进行改善，增加视觉效果和美感。最终采集数据和实施，进行前后对比。结果表明与中高级客户自身关联程度递增的议题，其参与度也相应递增。同时，在此过程中，用户评论及留言时的匿名率也有明显的下降，在留言获取更多信息的过程中，用户更多地会将个人信息及联系方式留在企业博客上。总结而言，经过积极的管理提升，及传播内容改善，受众对企业博客的参与度及互动性均有较大的积极影响;受众也由此将企业博客当作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源和决策参考框架，同时，也是受众的一个积极的品牌参与和体验平台，充分体现了WEB2.0时代网络营销的魅力。
  • 摘要：本文通过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和路径论述传播学者作为一个行动者、学者、知识分子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包括道德责任、告知真相、独立的姿态、左翼的批判取向、坚持现实主义的认识论、批判与建言并行、超越学术的参与、教学责任、表达方式等。传播学者需要具有令人肃然起敬的博学和思考深度，培养社会的标准，影响社会，履行知识生活的责任，创造思想产品。传播学者要时刻保持知识分子的优雅，怀抱浪漫的自由、民主、公平、宽容、正义等价值观念。
  • 摘要：网络暴力的发生、发展遵循的规律:网络暴力指向的事件一般来说都涉及公众关注的敏感道德问题，是网民自发的“道德审判”;“网络暴力”指向事件带有很强的群体娱乐性，或情节曲折、或者极具爆炸性。简单说来，这些事件能够吸引网民的注意，并引发他们进行辩护或抨击的强烈兴趣。于是，就在海量信息的彼此竞争中脱颖而出，迅速扩散至四面八方，最终甚至影响到传统媒介，议程从社会“边缘”流向了“中心”。其本质是传统话语暴力的放大,属于网络信息自由的产物，有效限制网络信息，本文则尝试提供一个新的角度—传播速度。信息生产和信息传播速度的大规模变革，往往带来旧有社会信息环境的动荡，而历史也证明，问题的真正解决，依靠传播生态系统乃至社会管理体制的整体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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