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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西南史地高峰论坛”暨贵州省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首届“西南史地高峰论坛”暨贵州省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 召开年：2015
  • 召开地：贵阳
  • 出版时间： 2015-09-18

主办单位：中国地理学会;贵州省地理学会

会议文集：首届“西南史地高峰论坛”暨贵州省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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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中国是多山之国,西南地区主要是山区,林木的覆盖率较高.西南山地民族出于传统的自然崇拜观念将他们所在的部分山林视为"神山""神林",一直传承着古老的神山森林文化传统,并逐渐形成了山地民族的人口与自然资源协调发展理念、敬畏生命的伦理观念以及特有的风水文化传统.西南山地民族这种生态文化传统是一种朴素的生态伦理观,有着深刻的自然保护意义.然而,这些生态伦理观念和规则是靠各民族传统习惯法才得以实现的,有些习惯法内容还被现今村规所吸收,在山地林区民族村寨中仍稳态地延续着,对森林、土地、水利管护一直发挥着民间制度的重要支持作用.
  • 摘要：四川盆地野生生物资源十分丰富,具有生物多样性地理分布特征.由于区域地理与生态环境的特点,大量古老的野生动物得以保存.尽管由于人为原因与环境变迁,今日四川盆地动物资源的丰富程度大大降低,与历史时期已不能同日而语,但仍然是我国最重要的动物基因库之一.唐宋时期文献中保留了对于四川盆地动物地理的丰富记载,不仅成为今天研究唐宋西南地区历史生态环境及其变迁的珍贵记录,而且也反映了这一时期生物地理的认识水平.历史动物地理作为历史生态环境的有机组成,自然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历史时期四川盆地的生物资源分布及其变迁,前哲时贤在其著作中已有程度不同的论述,但从生物地理学史角度考察唐宋时期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的观察记录与地理认识的论著目前尚少有刊布.限于唐宋史志文献中西南地区生物地理资料极为稀少,这里仅重点讨论唐宋时期对四川盆地动物地理的考察及认知.
  •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森林植被的变迁历史，当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面临着一系列生态问题，但由于结构性贫困加上烟草种植、矿产开发的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凉山地区、渝东南地区森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以往的学者研究历史时期西南地区森林植被变迁过程多从整体或者局部论述，对其变迁进程、原因、影响等的探讨较为深入，但是就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其研究尚显不足，同时对西南众多少数民族地区森林植被变迁的研究尤其缺乏，故探讨历史时期渝东南地区及凉山地区森林植被变迁进程及其各种影响因素，找出影响这些地区森林植被变迁的共同因子，对于推广整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森林植被保护经验及吸取历史时期这些区域植被破坏的教训具有重要意义。
  • 摘要：元代由于地理条件和原有的社会历史发展差异,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管理也存在着差别.严格地说,在云南行省实行的是土官制度,而在湖广行省西部溪洞民族群落地区则实行的是蛮夷官制.拙文《元代安抚司的演化》指出,元朝只在湖广行省设置了15个安抚司,安抚司是针对溪洞民族群落地区建立的特殊政区.而安抚司的设置只说明元朝在地域上基本统领了该区域,尚未能真正掌控溪洞地区的民族群落.为此,元朝采取以安抚司为主,对散居于"溪洞"地理条件下的溪洞民族群落进行招抚,促使溪洞民族群落土长归附元朝,元朝则以溪洞民族群落土长进京朝贡作为归附的标志,对归附并朝贡的土长一概授予"蛮夷官",并对林立的"寨""洞"等进行整合,由蛮夷官来统辖,初步实现对溪洞民族群落的管理.
  • 摘要：明清时期,随着封建政治、经济力量的发展,西南地区历史存在的土司制度改革被提上明清王朝的议事日程.借助于明清王朝强力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荡涤了这种积习已久的传统奴隶或部族制度,扫清了地区开发的不少障碍,使西南地区社会经济出现了新面貌,跟上了整个珠江流域前进的步伐,这是西南地区开发史上的一件盛事.
  • 摘要：本文拟在诸位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四川战场的蒙军城寨为个案，对宋蒙战争时期蒙军城寨修筑的军事策略做一系统分析，并结合成一农等人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探讨筑城对于蒙古军队、蒙古统治者的意义，以就教于方家。蒙军城寨的修筑，不只是简单的军事聚落兴建，在其背后隐藏着蒙军战法演变、军事战略转变以及筑城策略等多方面的内容。
  • 摘要：随着清朝初年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发展,民间的歌舞、说唱艺术也兴旺起来.许多民间歌舞和说唱艺术在高腔、梆子腔、皮黄腔等声腔剧种的影响下,发展成为民间小戏如秧歌、道情、花鼓、采茶、花灯等.其中,有的吸收戏曲的程式规律,逐渐发展成小戏;有的则较多地保持着花灯的歌舞特点,搬演戏曲故事,被称为"灯戏"和"花灯戏".西南各地的花灯戏体现了明显的地域性.作为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花灯戏凝结着某一地域的民风习俗，从而成为那一地域大众喜闻乐见的演剧形式，是“活态”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同时彰显了西南各族人民“舒其美，逞其情”的乐观豁达，人乐其性的文化心态。它既传承着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又期待着在时代精神的表现中实现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换。
  • 摘要：自2015年6月以来，安顺学院屯堡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在安顺开发区幺铺镇大屯村进行实践教学、田野考察，发现大屯村落保留着自清乾隆三年(1738)以来的600多份契约文书、1949年以来的上千份村落文书，村落布局体现出军屯古堡的典型性以及保存着明代江南特色的五显神信仰，遂开展该村落历史文化遗产的发掘、梳理工作，以期对屯堡文化的研究、保护和利用有所裨益。
  • 摘要：以民国一至十五年作为一个时段来考察清水江流域的平均田地价格很有必要.本文选择了天柱县高酿、瓮洞、柳寨等地和锦屏县土地契约文书中的卖田契约，其中大部分只标明丘数、卖价、交易介质，并未记载田地面积，这对田价的分析带来困难。于是从中选择能反映面积、成交价全面信息的文书来讨论、分析，探求影响田价的因素，力图勾勒出田价变化的大致状况。文书所示，民国初年该流域的田价上升幅度并不大，九年、十二年和十五年超过每边1000文，其余12年大致在每边600文左右波动。民国前期田价变化的总趋势是缓慢增高，与全国其他地区的田价变化基本同步。从每亩单价上说，田价低于河北、广东、江浙地区。田价大致揭示了区域农村土地经济特征。地主、佃农、自耕农的身份并不是固定的，只要手中有充足的资金，加上自己需要解决粮食问题，就可以在田地市场选择性地购进田地;当需要资金周转时，亦可以将手中的田地抛售，获得必要的周转资金。田地买卖使村民身份发生变化，佃农可以变成中农乃至地主，即所谓“佃农中农化”。田价凸显了民国初年该区域的田地市场已经成熟，土地买卖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实态。
  • 摘要：地名是时代的标志,是历史的见证.因此,从学术上对武陵山区地名进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武陵地区地形复杂多样,各族人民活动频繁,地名类别也丰富多彩.土家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的地域，因为自然环境与人文现象的不同，常常具有不同的特性，这种特性常常反映在地名上面，使地名也具有类似的特性。在土家族地区既可以以自然地域的特性说明地名的特征，也可以用地名的特性说明地域文化特征，即自然、历史和人文文化深深融在一起，彼此不可分割。今天的土家族地形地名特征已经是各民族文化融入自然，将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紧密结合的自然和文化了。
  • 摘要：古镇就是在嘉陵江流域历史道路交通体系这条文化线路网上一个个物质与非物质文化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区”。古镇的适应性保护在面对嘉陵江流域古镇群落时，不能忽视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线路这三大要素。古镇本身的产生和发展依赖于历史时期的交通线路，这些原生社群与外界的互动过程所遗留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便是今天所见的“古镇”。无论是发展还是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活化与传承。只有将文化遗产活化与传承下去，才能真正达到保护它的目的，资源开发才有可持续发展的依凭。忘记这个目的而进行的所谓“开发”，便意味着毁灭与破坏。
  • 摘要：本文围绕国内外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问题,对近年来国内外文献研究进行梳理,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清晰地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前进方向以及科学地评估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是可持续地增加人类福利，生态文明建设也是让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因此，对生态文明的福利性本质应加强研究，统一生态文明的价值规范，以此指导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开发，避免指标体系的杂乱或单一。对不同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模式进行探索和比较总结，全面梳理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性、特殊性与共性，可以为探寻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模式提供实践依据，也将丰富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内容。
  • 摘要：在明清王朝大力推行户籍、赋役制度的背景下，不管是桂东、桂中流官统治区，还是桂西的土司地区，都对相当多的少数民族人口进行了调查统计，而桂东、桂中的熟瑶、熟憧先被纳入户籍系统。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进，桂西改流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被纳入户籍登记，成为王朝的编户齐民。未改流的土司人口虽然仍未入籍，但却进行了户口的调查统计，并上报地方官府备案，作为地方官府管理土司地方的重要依据。
  • 摘要：本文拟在《中国地方精英与支配模式》的理论框架下,以中国南北两个"水利社区"为例做延伸性的讨论,并试图在前人的基础上获得新的认知.本文的两个个案也考虑到了地理区域的差异性，即一个位于北方干旱的平原，一个位于西南湿润的山区。前者是跨村落的纠纷频仍的水利社区，后者是村落内部的无纠纷的水利社区;前者涌现了大量的“水利组织”和管理强人，后者则未出现职业的“水利组织”和个体精英，其管理职责由其他社会组织替代，而轮值制度则强调了组织的集体权威，而不是某个人的个体权威。同样是水利灌溉“舞台”，因区域的差异，其支配力量和形式也大相径庭。
  • 摘要：在清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嘉庆朝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传统的观点认为,嘉庆朝的国力在内乱中不断损耗,最终导致了康乾盛世的大好形势急转直下,长达十年的白莲教战争,则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在近几年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嘉庆亲政后,通过团练寨堡之法消弭战乱,重塑对战乱地区的统治,"实际发生的王朝复兴的种种迹象,至少持续了数十年,可能一直到道光萧条和鸦片战争全新的种种威胁的到来".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战争中,四川战场无疑是决定战争双方最终归属的主战场.在清末民国时期川、陕、楚三省相关州县所修纂的方志中，都将“寨堡”体系作为军事防御的重要组成部分予以记载论说，说明它得到了地方的广泛认可。由于对付白莲教的成功经验，兴团练、修寨堡成为此后清廷在动荡中维护乡村基层统治的重要手段。1851年太平军兴起于广西，而后以迅雷之势北上两湖，一路附者数以十万计。而后两湖士绅兴寨堡团练，两湖反而成为反攻太平军的堡垒。此后，太平军、捻军横扫河南，清政府亦以团练寨堡之法重塑其统治。国清朝在四川镇压李蓝起义、消灭石达开等的军事行动中，寨堡亦取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摘要：本文试以《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为中心,对清代中期秦巴山地流民群体与山地区域之间的选择、挑战与整合做出分析,以便对流动人口、资源开发与社会控制等方面提出一些理性思考.《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为探究山地社会人口流动、资源开发、生态变迁等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以此为中心考察清代中叶流民群体在秦巴山地开发中所面临的选择与挑战，对于今天山地社会的治理提供了一定的思索价值。流民群体的选择事实上是人地关系的一种缩影，当人类的压力转化为资源开发的动力时，压力会以一种急切的方式去释放。流民群体以粗放的垦殖方式改造环境就是其例。自然也会毫不留情地做出反馈，使人类自食其果，生态的破坏及其引发的灾害就是自然对人类过激行为的惩罚。所以对山地资源的开发要提高生态理性认识，增加山地开发的多样性和持续性，避免急功近利的无序行为。而流民群体的挑战是冲击山地社会传统控制模式的表现。部分流民转化为匪，是社会控制在突变中的应急不当。所以加强社会控制要分析社会各个阶层的需求，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引导阶层间的合理流动，这样才能有效地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
  • 摘要：《皇舆全览图》系康熙四十七年(1708)至五十六年(1717)间,在康熙皇帝的要求下,主要由法国传教士主持,中国地方官员、士兵及一些辅助人员参与,对今中国大部及其毗邻地区进行测绘编制的地图,这是我国首次利用西方现代测绘技术绘制的地图,由于在当时也是世界上范围最广的实测地图,故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地图史上皆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鲜有对该图所表示的地域范围的研究，因此，探讨了它的覆盖范围。
  • 摘要：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对彼此地理名称、地域分布、人文景观、物产风俗等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知识的把握和研究一直是东西方人民努力的方面.随着16世纪新航路开辟后,西方人的足迹沿着海路进入中国并逐渐深入中国,对中国及贵州地理的探究和认知呈现出丰富而多彩的曲线.从16-18世纪的近两百年间,西方人对贵州地理探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关于贵州地理的认知内容丰富起来.具体来说,近代域外对贵州地理的探究和认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16世纪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对贵州地理的初认和探索;其次是为17世纪早期入华耶稣会士对贵州地理信息的采集和研究;最后是为18世纪以法国耶稣会士为主的西方传教士对贵州地理的测绘和探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西方人探究贵州地理的使命不尽相同,认知能力也有差异,使得域外获得的贵州形象呈现出从无到有、由浅至深及不断去除认识谬误,取得丰富而较准确信息的特征.
  • 摘要：南朝《荆州记》有多部,此处特指刘宋盛弘之《荆州记》.本文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努力对《荆州记》的作者做一考证，以期厘清各种记法的缘由，希冀能确定《荆州记》作者的书写方式。在众多清以前刊刻或传抄的《齐民要术》《艺文类聚》《隋书·经籍志》《通典》等大多数古籍都将《荆州记》作者记为“盛弘之”。将《荆州记》作者记为“盛弘之”，是清以前相关文献的主流做法，虽然“盛宏之”记法早在元刻本文献中已经出现，但其数量较少，且本身很可能是失误造成。“盛洪之”记法非常少见，有很大的避讳的嫌疑。而清中后期几家《荆州记》辑本将其作者记为“盛宏之”，其主要原因当在于避讳。因此，对《荆州记》作者的记法当以“盛弘之”为宜。
  • 摘要：云南与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以其自然环境方面某种程度的相似性为基础.地缘政治关系格局的变化，深刻影响了云南与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元代以前，历朝看重云南作为内地与邻邦交往门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高度重视蜀身毒道、交趾道两条国际交通线的安全。自元代起，中央王朝更重视云南省的战略地位和资源开发利用价值，在巩固王朝的边疆和参与全国的经济活动等方面，云南省均突现其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来说，元以前历朝经营云南的重点，主要是郡县治地和达外的交通线。元明清三朝，则对云南省的战略地位、云南与邻省间的交通线、云南与邻省毗连地带管辖权的划分等更为重视，云南与祖国其他地区的血肉联系，因此也得到巩固和加强。
  • 摘要：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的疆域有过复杂的变迁过程.近代以来,因饱受列强侵凌,中国边疆危机深重,边界问题突出.出于强烈的爱国热情,不少学者投身到边疆史地的研究之中,近一个世纪以来,已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中国疆域辽阔，自然地理环境千差万别，各地风俗各异，经济文化发展十分不平衡。由于历史与自然条件的原因，边疆地区经济文化落后于内地，这是客观事实，亦不必讳言。经略边疆，首先是要发展边疆，才能守边固土。经略边疆绝不是一句空话，需要内地大量财力、人力持久的支持。历朝有远见的统治者为经略边疆，付出过巨大努力，但只能收效于一时。尽管个中原因十分复杂，但缘于人们心理偏见形成的边疆地域形象的影响，无疑是其中重要的方面。人们以边疆为畏途，视为无用之地，导致经略大多半途而废。时下建设边疆，不仅要大力发展边疆的经济文化事业，更要培植正确、健康的边疆观，纠正原有的地域偏见，修正人们心目中的“边疆形象”。交通的快速发展，可以缩短内地到边疆的空间距离，但不一定能缩短人们对边疆的心理距离;经济的高速发展，可以改变边疆的落后面貌，但也不一定能改变人们心目中边疆的落后面貌。显然，这需要各方为此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 摘要：中国的行政区划边界(包括省、县、乡界)向来就不太规整.不仅政区形态优化系数较低,而且存在不少插花地;不仅界线多有不清,而且边界纠纷不断.本文讨论长坝槽之争的目的，除进一步说明民国时期川黔交界地区边界会勘与插花地清理拨正的复杂性外，还在于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对民国时期的边界会勘与插花地清理拨正作更系统深入的研究。结果表明，行政区域界线必须明确并严格遵照执行；行政区域界线的划定应尽量维护地方资源禀赋与生产要素的完整性。此外，行政区域界线的调整应克服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要服从并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 摘要：土司制度是我国封建王朝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在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处实行的一种有别于汉族地区的统治制度.它是从唐宋时期的羁糜制度演变而来的，从元朝创立一直延续到明清。土司制度之所以会实行这么长的时间，不仅是因为中央王朝的强力推行，而且也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土官们的支持和拥护分不开。土司制度在西南地区的实施，在政治上加强了中央王朝对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在经济上推动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有效的开发，以农业为基础的封建经济逐渐建立起来;在文化上使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能够受到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且进行吸收、借鉴和利用，繁荣了本地的文化，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类型。总之，土司制度是适应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而实行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地方管理制度，而播州的杨氏土司则充分利用土司制度去维护播州的稳定和促进播州的发展，同时也见证了土司制度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巨大作用与功效。
  • 摘要：近十年来,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有专家提出了一个新理念,即线性文化遗产。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川黔盐道沿线贵州境内的文化遗产进行基础性的研究，以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的学者加入保护西南地区线性文化遗产的队伍中。在川盐人黔线路的经济活动中，盐的贩卖和盐的运输促成了因盐而形成的多元文化共生和大交融局面，体现在沿线遗留下来的古镇、村落，以及无数与盐有关的古道、渡口、码头、会馆、旅社、马店、盐仓、商街、摩崖石刻等古建筑、古遗址上。这些文化遗存虽然历经了上千年的风雨侵蚀与岁月洗礼，但仍然保存着丰富多彩的盐文化痕迹，如何将它们保护好，并传承下去并不仅仅是相关文物保护部门的职责，而且是每一个中国公民应尽的责任。
  •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明代以来的纳西族饮食特色和地理影响.明至民国时期，纳西族饮食处于形成时期。这里主要讨论纳西族地区饮食的时空差异，即在纳西族所生存的西南地区视野下分析具有纳西族特点的饮食文化，主要与其他周边民族饮食情况相比较而言，即饮食的民族性;而饮食的地域性则是指不同地域所表现出来的饮食习惯。有些饮食习惯具有很明显的地域性特点，反而其民族性特点很弱;有些饮食习惯则具有民族特点，与地域关系不大。这就需要从宏观和微观双重视角来考察，也只有这样才能更明晰地发现纳西族饮食文化的分布特征和时空差异。
  • 摘要：如今，锦江上游地区已今非昔比，交通十分发达，有思铜公路、杭瑞高速、渝怀铁路、铜仁大兴机场。此外，各乡镇都有了四通八达的公路，构成了这一地区的交通网络。但是，锦江上游的航运对周边地区乃至抗战时期整个西南地区的物资中转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里曾繁花似锦，其繁荣程度可以与东部发达城市相媲美。当时国内最新鲜和最时髦的事物都可以在这里看到。短暂的繁荣过后，又走向了衰落。从锦江上游航运的由盛转衰，看到的是国家走向富强。从传统的水运走向了便捷、高效的公路运输。航运的发展变迁也见证了这一段历史。
  • 摘要：对唐宋时期西南地区名茶产地分布的研究,学术界多有涉及.然均着眼于名茶的地理分布,未注意其分布特征及形成原因,似有不足之处,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研究名茶的分布特征及形成原因,有助于认识西南地区茶业在历史进程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更有助于当今西南地区茶叶品质的改善和提高.因此,很有必要对西南地区名茶产地分布特征及形成原因做进一步的讨论.唐宋时期西南地区名茶的形成与其优越的气候环境、文人雅士大力宣传和制茶技术进步三个因素密切相关。同时亦应看到西南地区名茶在宋代茶业政策的影响下，逐渐走向衰落，这是西南地区名茶生产及茶业发展的消极因素。至此，西南地区名茶一蹶不振，再也没有恢复到昔日的辉煌。
  • 摘要：通过探讨重庆市工业布局变迁的历程和特点，可以进一步认识重庆近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分析工业布局现状，丰富工业化和工业布局的相关理论，探索促进统筹城乡发展的工业布局模式，提出重庆市未来工业布局优化的思路。重庆市工业布局的变迁主要是由国家战略的变化、制度变迁、外在力量、技术进步和交通因素发展等驱动因素引起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将持续进行，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布局也要随之调整，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如何确定工业的主导产业和合理布局，事关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重庆市作为长江上游的特大城市，城市规模居四大直辖市之首，其工业布局尤其是城区工业布局的优化调整对全市的城市化进程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信息化大背景下，未来重庆工业布局变迁因素将更加复杂，因此需要持续加强对城市工业布局变迁的研究。
  • 摘要：黔江孙氏是明洪武年间因军事屯戍而由江苏移民到黔江的一大姓族,历经600多年的发展,成为黔江的一大望族.这里仅对其入黔的原因、发展及对黔江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作粗略的探讨.研究了黔江孙氏的世系传承及其在黔江地区的分布，介绍了他们从征讨、镇戍、屯田、建衙、兴文教、重本重商以及邻里关系等方面为潜江地区做出的贡献。
  • 摘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龙氏土司，肩负着治理地方的重任。在清王朝倡导以学校为主要经营边疆的策略下，龙氏长官司很好地利用了这种策略，其大力兴办族学，创建学校，教化族众，对于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还迎合了清政府“化夷”的统治策略。更为重要的是，龙氏通过兴办学校而使乡民参加科举的办法，直接推动了清水江流域教育的兴盛，培育了大批人才，不仅族中子弟获得科举功名者为数众多，而且使其他姓氏子弟依附于它，这是龙氏宗族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所在。
  • 摘要：历史档案是"原始资料的原始资料",其对史学研究之重要性毋庸置疑,在数量浩繁的明清档案中,清朝档案里的刑科题本为研究清代乡村社会提供了极为丰富且鲜活的个案,极具史料价值.笔者鉴于初步研究清水江文书的经历与困惑，亟须对清代贵州乡村社会进行整体性了解。兹尝试利用《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就清代中期贵州乡村社会作一初步研究，以就教于专家学者，孤陋不妥之处，尚祈郑政。从嘉庆朝来看，贵州农村社会经济既未随清王朝全面衰落而枯萎，亦未因清初至嘉庆时期的政治变动和社会变乱而极度萧条，反而呈现出各行各业均较为活跃的面相。
  • 摘要：土司制度是元明清封建王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统治制度.明“改土归流”后，筑城活动不但促进了土司制度的分解与演变，土司制度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而且奠定了播州易名为遵义之后，至清代贵州黔北城市政治、经济、文化“渐比中州”多元一体局面的出现和构建。
  • 摘要：今贵州省境内《水经注》河川有鳛部水、安乐水,延江水、汉水、鄨水、黚水、温水、更始水、涪陵水,沅水、无水、辰水,刚水、牂柯水、豚水、存水、毋敛水.其中汉水、鄨水、黚水、温水四水全程在省境内,其余各水只有部分水道在省境内.按笔者"《水经注》水系框架表"分属"江沔水系""江水以南诸水水系",对应今长江水系、珠江水系.《水经注》记叙南方河川,特别是西南地区河川有许多失误,本文对上述诸水分别做出考释,希望与诸同仁交流,请批评指正.
  • 摘要：民国边政文献是民国时期编纂发行的反映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生活的报刊、档案和著作,是研究边疆民族问题的"百科全书"和珍贵资料.然而,学界关于民国边政文献医事资料的整理研究却极为少见,因此,整理研究民国边政文献医事资料及其相关问题颇有价值.民国边政文献医事资料整理研究的学术成果计划为一部专著。该著作既能为科研工作者从事学术研究提供专业的基础资料和参考，又可以为对边疆民族地区医事问题感兴趣的读者提供阅读素材，还能为有关部门制定边疆民族地区医事政策、实施医疗卫生改革提供历史借鉴，以及丰富档案文献的研究内容，传承医药文化，其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然毋庸讳言的是，民国边政文献医事资料多而杂，且分布地域广，整理研究颇有难度，需要投入极大的精力、花费巨量的时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笔者以为，只要有坚定的决心、明确的方案和科学的方法，民国边政文献医事资料整理研究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 摘要：贵州省是喀斯特岩溶地貌分布最集中的省区,全省面积75％以上的地区有岩溶地貌露头,并在当代表现为严重的生态灾变,如何遏制生态灾变的蔓延,如何实施有效的生态恢复,自然成了学术界重点研究的课题.对当地生态系统的稳定仅限于固定农耕的资源利用方式，当下在这些地区所观察到的石漠化灾变也仅仅与实行固定农耕相关联。不幸之处正在于当地的各族居民本来不实施固定农耕，而是外来的社会力量左右他们选择了固定农耕，但却没有人预先警觉到这样的选择会有灾难性的生态后果。不过，还必须郑重声明，并非所有的固定农耕资源利用方式都对喀斯特生态系统有害，举例来说，把桃榔木和葛根做主粮去种植，引进木薯，即使实施固定农耕，做到了相当规模的连片种植，其危害也十分有限。如果用于种植经济作物，那危害就更小了。因而，在这样的喀斯特生态系统中，对固定农耕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中的一些资源利用办法对当地的生态系统是可以兼容的，而这样的资源利用办法才是我们在这里实施生态修复可资借用的。
  • 摘要：本文拟通过对明清以来万山汞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讨论，旨在从历史发展中吸取经验教训，为当今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之路寻求一定的历史借鉴，并引起社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明清以来，万山汞业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它所采取的毁灭性的掠夺式开采方式，对万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汞业发展不仅消耗了大量的森林资源，引发一系列自然灾害的发生，而且对空气、水土造成的污染也相当厉害，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虽然由于明清以来医疗技术和医疗水平的限制，当时汞中毒的相关资料缺乏，但从现今万山汞矿退休人员中大量患有各种疾病的事例看，完全可以推断由于汞业生产对水、土、空气造成的严重污染，许多直接从事汞业生产以及汞矿周边人的身体健康遭受了重大危害。可以说，如今万山的水土及空气的汞污染相当严重，就是明清以来汞业生产长期发展的后果。所以，万山汞业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建立在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基础之上的，这样的发展模式造成的损失也是不可估量的，以致如今国家需要投入20个亿的资金来治理汞污染。在努力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对这种建立在生态环境破坏基础之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引以为戒。
  • 摘要：贵州由一个以森林密布为标志的生态良好省区，经人类长期不合理的活动，已演变成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的地区，由此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和负面效果。显见人类活动目的和效果，不能仅凭自己的意志和主观愿望来定，更要符合自然规律，即在协调、稳定人地关系的基础上，在保持生态系统动能平衡的前提下，确定人类改造利用自然的目标和方式方法，相反就有可能事与愿违。而森林作为生态环境的一个核心，对之更应倍加爱护，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持现有森林和物种，大力造林绿化，显得非常必要和迫切。这对贵州尤其如此。特别是在近年来我国西南大干旱成灾的背景下，从贵州森林变迁引致一系列严重后果中展开相关研究，对防灾减灾，不无意义，应列为地理学和环境学研究的一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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