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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亚洲研究论坛

第二届亚洲研究论坛

  • 召开年：2011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11-06-22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

会议文集：第二届亚洲研究论坛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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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近几十年，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不断增长，在1980—2009年间，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占全球跨国投资的比例从0.4％上升到了14.2％。根据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来源地，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来源于离岸中心的投资，二是来源于能源、资源输出国的投资，三是新兴经济体的投资。在这三类投资中，新兴经济体的对外投资发展模式尤为独特。作者根据亚洲新兴经济体对外投资的情况，指出新兴经济体对外投资有以下特点：一是受地缘政治的影响较为明显，二是对离岸中心的投资比例较高，三是对外投资的产业结构与本国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四是对外投资呈现出一定的梯度性。同时，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对外投资也对全球政治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是对地缘政治造成了较大的冲击，二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全球治理的结构，三是带动了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 摘要：国际货币体系不仅具备制度的核心内容(社会性规则)和基本功能(减少不确定性)，而且还具备制度的最本质特征(公共品)。纵观国际货币体系史，无论哪种国际货币体系，其正常运转都得依赖于国际合作。霸权衰落后的合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内生于相互依赖关系中各国国内协调和国际协调的权衡或决策。如何从国际货币体系史的角度对目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真正方向做出了科学回答，以及中国如何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进程，这些都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每次国际金融危机后反思的焦点。国际货币制度合作的路径取向应是从区域性合作到全球性合作，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突破口在于，积极推动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以提高人民币的区域地位。
  • 摘要：可持续安全是21世纪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新课题。其核心假设是：你无法控制非安全因素带来的所有结果，但必须努力解决其根源。气候变迁、资源竞争、南北问题以及全球军事化是可持续安全产生的动因。随着气候变化由科学问题转向高级政治，环境合作由制度建设提升为可持续理念，包括各种安全概念在内的可持续安全与环境机制的互构，使可持续安全的实现成为可能。
  • 摘要：以国家利益为核心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依据，对国家利益进行具体研究是制定中国在G20中策略的基础。现有文献较少对经济领域的国家利益再进行深入的分层研究。本文参考《美国的国家利益》报告中所采用的标准，阐明了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不同层次的国家利益。基于国家利益，中国对G20采取了与G7／G8截然不同的态度。鉴于传统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难以充分保障中国的国家利益，本文提出G20作为“发动机”的角色定位较为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为此，要着重处理好G20与G8以及其他多边经济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作者提出，G20的机制化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并重点分析了在韩国设立秘书处的可行性。对于如何通过议题设置实现国家利益，本文也提出了具体的策略，尤其是提出了中国在G20中的优先议题：贸易自由化和发展议题。
  • 摘要：中印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主要体现在国际谈判之中，双方的合作不仅为发展中国家争取了利益空间，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发展。现在，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已经成为各自气候政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双方也不能回避潜在的分歧，必须用极大的智慧去解决存在的问题，使之不影响中印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并为解决某些历史问题创造良好的环境，以便最终造福于两国人民。
  • 摘要：目前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是典型的“囚徒困境”，为更有效地开展全球气候治理，作者依据“能否保障全球减排目标实现”、“公平性”、“排放的静态配置效率”和“促进减排技术进步的动态效率”等四条标准，比较了国际社会提出的三种气候治理政策工具：行业技术标准、全球排放税和可交易排放许可。分析表明，行业技术标准类政策工具在四个评价标准方面均不如另外两类工具。而全球排放税的政策工具在排放的静态配置效率方面较行业技术标准类有优势，在其他评价方面的优势也不突出。在可交易排放许可政策工具之下，如果把历史排放纳入全球排放许可范畴并在国别间公平划分，且将所有国家都纳入到该治理工具的适用范围内,则该工具既能有效克服国别间的碳泄漏问题，体现国别间公平性原则，又能促进排放的静态配置效率达到最优，有效促进减排技术的进步，其综合优势最为突出。在可交易排放许可框架下，实行碳关税或其他边境调节措施有违WTO的原则。
  • 摘要：气候公平包括结果公平和程序公平，其中结果公平包括平等主义原则、差别原则、历史责任原则、经济效率原则、尊重现状原则、无悔原则等;程序公平包括政治共识原则、主权协商原则、平等参与原则、全体参与原则等。由于国际社会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不同理解和阐释，形成了气候公平理论的两大主流论点(平等人权论和历史责任论)，在此基础上演绎出各种关于国际气候制度的设计方案。当前国际气候制度建设面临重重困难，为了实现气候公平目标，须从两方面改进和完善现有国际气候制度：一是从实现结果公平，达成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机制设计出发，国际减排机制应当优先考虑各国的减排责任，能力和经济效率三个要素，适应机制则应当基于责任、能力及需求的考量;二是从实现程序公平，促进2012年后的国际气候制度立法的目的出发，国际气候制度设计应当确保全体参与原则和平等协商原则。
  • 摘要：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过程中，制度压力、利益认知和国内结构三个因素共同发挥作用，推动了国际气候制度在中国的内化。通过对中国国内的认知变化、制度改革，立法支持和政策实践等四个层面的发展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后不难发现，随着中国与国际气候制度的互动不断加深，中国对气候变化治理的认知趋向于积极，并且建立了一系列与国际气候制度相对接的国内机构、发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文件、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律规章、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试点工作。上述层面的变化说明国际气候制度在中国产生了较高程度的内化，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积极合作者。
  • 摘要：亚洲区域内零部件贸易的增长是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尤为突出是“亚洲工厂”。本文通过对亚洲、欧洲和北美的零部件贸易额和比重的分析，得出亚洲是全球最大的工厂，并且，亚洲工厂逐年在增强。然后，在亚洲区域内选取有代表性的10个国家和地区，用零部件产品(13项)的贸易数据和比重分析方法，并依照贸易依存度公式和借鉴休谟斯等人提出的垂直专门化测度指标VS(Vertical Specialization)方法思想来测算亚洲和亚洲区域内各国家与地区以及美国之间的工厂关联度，得出亚洲区域内亚洲工厂关联度逐年在增强，2009年达到了0.635，并分析了所选亚洲区域内10个国家和地区对亚洲的工厂关联度，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亚洲的工厂关联度都达到了0.500以上，分析了美国对亚洲的工厂关联度达到了0.300以上，但亚洲对美国的工厂关联度较小都在0.100以下，并且逐年在减弱，同时也分析了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工厂情况，分析了亚洲对亚洲10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厂关联度，得出亚洲与中国和香港地区的关联度最强。
  • 摘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G时代”正在成为全球治理的现实特征，“集团化”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选择。在全球贸易治理方面，在过去几年中，世界贸易组织决策过程最显著的发展之一就是不同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集团和联盟所发挥的作用。中国也参加了世界贸易组织中的若干谈判集团。如何看待这些谈判集团的作用，中国如何在其中进行定位并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需要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 摘要：2009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中，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超越德国，跃居世界第一位;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崛起对于全球经济秩序和全球治理结构有哪些影响、其他国家如何适应这种变化、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作者以现实主义的“大国崛起与国际关系调整”理论为分析框架。以中国参与多边贸易体系为例来分析和研究这些问题，得出的基本结论是：(1)中国的崛起不是颠覆或者大幅度改革现有多边贸易体制的革命性力量，相反，它是一股强大的支持和维护该体制的力量;(2)贸易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促使中国成为多边贸易治理机制中的核心成员，并发挥着领导作用;(3)中国的崛起也会带来多边贸易体制中大国角色的转换和调整，并可能引发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动荡和磨合期，这需要各方积极应对;(4)中国应积极引导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做一个负责任的领导者。
  • 摘要：国际经济失衡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逆差国家往往是服务业发达，具有服务贸易比较优势，顺差国家往往是制造业发达，具有货物贸易比较优势。当前，全球经济贸易竞争的重点由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国和美国服务贸易与投资互动关系尤其值得关注。文章分析了服务贸易在中美两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从规模和行业结构方面阐述了中美两国服务贸易与投资的现状，剖析了中美服务贸易与投资的发展对两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中美之间只有加强服务贸易与投资的合作，才能从根本上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
  • 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政府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加速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动因,总结了货币国际化历史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的经验教训。其次，本文从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与内地推进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这两个视角分析了迄今为止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指出了其背后的动力机制以及蕴藏的潜在风险。最后，本文为中国政府如何审慎渐进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 摘要：境外货币余额管理是关键货币国国际货币政策的重要内容。基于对经济增长、经济安全和货币权力的巨大影响，关键货币国通常会高度关注其货币境外余额的规模、资产配置、持有结构及其变化。本文识别了关键货币国境外货币管理的目标和一般管理策略，认为在美元霸权和美国两党政治背景下，境外美元余额的规模将长期，持续扩张,但基于后金融危机时期的融资需求、经济安全和国际博弈考虑，美国也将阶段性的吸引美元回流并调控其国外分布。美国的政策调整，在近期将使中国通胀形势恶化，加剧中美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在中期，随着美元的阶段性走强，可能冲击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在长期，将使中国将面临债务、货币违约的巨大风险。中国需要在经济发展模式、储备资产管理方面做出重大调整，降低宏观脆弱性，摆脱美元陷阱，构建对美经济、政治和外交均势。
  • 摘要：目前人类社会正处于工业时代与后工业时代的过渡时期，后工业时代的优越性已经为我们所领略。然而，应该看到，人类在享受便利和利益的时候，忽略了历史的惯性作用，后工业社会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仅仅是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而不是完美无缺的人间天堂。它也继承了前两个社会阶段的矛盾，这些矛盾关系再经由后现代社会高科技的催化，必将带来比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更加难以解决的危机，此次日本的核泄漏危机就是一突出例证：我们不仅要应对工业社会的各种危机，而且已经感受到了后工业时代危机给人类带来的灾难。那么寻求一种适应后工业社会生产关系的社会文明形态就成了当务之急。作者从2011年爆发的日本核危机入手，考察人类的文明史，分析后工业时代危机的特点，最终将以建立与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生态文明作为问题的解决之道。
  • 摘要：在“后霸权时代”，二十国集团(G20)在全球经济治理当中可以发挥何种作用?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可以从多重视角进行，其中的一种视角是把全球经济治理看做国际公共产品(经济秩序、金融稳定等)的提供过程，而把G20看做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一种模式。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可以由霸权国、大国合作，国际组织等多种方式进行，目前，就国际经济秩序、金融稳定这种具体类型的公共产品而言，占主导地位的供给模式是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七国集团／八国集团等为架构的治理框架(也是全球经济治理框架)。与之相比，G20模式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比如，它带有“集体霸权”的性质，比七国集团／八国集团更具代表性与合法性，同时具有低制度化和灵活性等特征，但另一方面，G20模式也存在着“集体行动的困境”等缺点。G20可以弥补现有模式和机制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全球经济和金融体制的改革，但不能对其寄予过高的期望。
  • 摘要：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到欧洲和亚洲，演变成国际金融危机，致使世界股票市场的股价暴跌，工业生产低迷和大量的失业。这次危机的根源就在于经济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原来也只是对各个国家市场的构成要素进行整合，而决不是朝着形成一个完整的世界统一市场的方向发展。全球市场的形成是通过各国协作的制度化，进行制度改革去实现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全球化所带来的弊端。通过建立“文化共同体”，来解决国家间、企业间以及民族间的瓜葛和摩擦。“文化共同体”首先要相互尊重彼此的价值观和利益，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共同拥有“共同体价值观”。而一旦失去这种根本性的前提，经济全球化不仅得不到发展，还势必面临深渊。为此，在东亚地区，应该培育相互理解的共同体的价值观，形成一种“文化共同体”，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和传统以及其所包含的价值观展开交流、相互学习，丰富彼此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 摘要：在对金融危机造成的实体经济产出损失进行测算的基础上，本文着重从经济基础层面对当前G20合作的现实困难加以解释，认为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形成了G20深化合作的内在动力，但与此同时，冲击的不对称性以及政策效应的分化特征也造成了当前G20深化合作的现实困境。而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分化特征更为显著的背景下，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格局中发达国家主导的局面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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