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政策
气候政策的相关文献在2001年到2022年内共计128篇,主要集中在环境科学基础理论、大气科学(气象学)、能源与动力工程
等领域,其中期刊论文124篇、会议论文4篇、专利文献3948篇;相关期刊95种,包括国际展望、国际问题研究、国际论坛等;
相关会议4种,包括2013'杨凌国际农业科技论坛暨第十一届中国林业经济论坛、2012中国水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2008年国际形势研讨会等;气候政策的相关文献由162位作者贡献,包括曲建升、曾静静、张志强等。
气候政策
-研究学者
- 曲建升
- 曾静静
- 张志强
- 张焕波
- 杨松霖
- 王瑞彬
- Anne Murray
- Bruce Sampson
- Denis Connor
- John Robinson
- Mike Bradley
- Peter Busby
- Wayne Soper
- 刘慧
- 巢清尘
- 张继宏
- 操小娟
- 王灿
- 王铮
- 王鹤橦
- 郑石明
- 闫云凤
- 齐天白
- 齐晔
- Hitomi Kimura
- Masashi Ohkura
- Shi Yiren
- Shunsuke Mori
- Takehiko Matsuo
- 万飞
- 严双伍
- 丹尼尔•伟瑟
- 于宏源
- 代迪尔
- 任柳青
- 何一鸣
- 何裕捷
- 佘群芝
- 傅京燕
-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 刘佳鑫
- 刘卿
- 刘昌义
- 刘殿金
- 刘润
- 向宁(编译)
- 吕艳丽
- 哑巴兔子
- 唐小松
- 姜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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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群芝;
李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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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基于AidData、OECD-DAC CRS和WDI数据库,选取1990—2018年76个受援国的面板数据,从气候援助的政策效应视角,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气候减缓援助对受援国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气候减缓援助整体上有效减少了受援国碳排放,气候政策在气候减缓援助与受援国碳排放关系中表现出轻微的“遮掩效应”;气候减缓援助在高排放国家的减排作用显著,在低排放国家不显著,气候政策在高受援和高排放国家的中介作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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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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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发布的增强版气候计划,阐述了加拿大实现碳中和的有关政策部署和路径。在围绕碳中和的新一轮全球博弈中,加拿大将减排重点放在能够显著减排的关键领域,给予有利政策和资金支持,并且将政府引导与碳定价机制相结合,从而激励相关行业企业不断革新技术,以技术创新带动绿色低碳产业的发展,进而推动加拿大在后疫情时代实现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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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菁;
黄昊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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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气候治理涉及到复杂的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博弈,故长期以来相关问题谈判进展曲折。对于其中利益分配问题的研究,不仅需要从经济竞争力角度的分析,亦有必要探寻制度博弈背后的法理基础,抽象出利益博弈的动因,从而为未来气候政策的制定提供法理依据。故文章采用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综合协调博弈、双层博弈、成本收益分析及卡尔多-希克斯效率理论,结合国际社会实际情况对气候治理中的利益博弈进行分析,并根据研究结论对二者体系协调提出几点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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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石明;
何裕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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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气候政策在中国快速扩散,在地方呈爆发式增长态势.为解释地方政府气候政策采纳的影响机制,本文收集2007—2018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行政压力、绩效竞争和公众诉求对地方政府气候政策采纳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气候绩效压力、公众气候变化关注度可以推动地方政府采纳气候政策;府际气候政策绩效竞争程度与地方政府气候政策采纳数量呈现U型关系;中央经济绩效压力、府际经济绩效竞争对气候政策采纳没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气候政策绩效的区域分化导致地方政府内部形成层次鲜明的绩效梯队.区别于事件史分析法,采用连续型指标测量政策采纳力度,对探究地方政府的政策行为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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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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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8年金融危机加剧了美国的相对衰落,并导致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在此背景下,长期坚持自由贸易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和意识形态在美国急剧转向了以贸易保护和本国利益至上为主要特点的保守新自由主义。保守新自由主义是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延续和调整,是美国金融资本向国内普通民众和国际社会转嫁危机而采取的一种特殊的新自由主义形式。在它的主导下,美国的气候政策的实用主义和经济主导的趋向得到进一步强化,主要体现在:市场主导,反对气候监管;环境种族主义和环境中产化;政治极化和气候政策分歧加剧;气候政策更加倒退。长期来看,保守新自由主义延续了美国气候政策的新自由主义立场,加剧了全球生态危机,成为美国内部社会分化与冲突的导火索,并促进了能源地缘政治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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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丽;
樊轶侠;
李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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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隐性碳定价已经从学术概念变为G20财金渠道上国际气候谈判的焦点,有必要对其概念、评估方法进行系统研究。本文认为,隐性碳定价是与显性、有效和负向碳定价一脉相承的碳定价工具。根据政策覆盖范围不同,进一步提出狭义、广义隐性碳定价的可能评估方法。未来隐性碳定价讨论的关键点可能包含减排政策覆盖范围、减排政策加权系数、减排贡献的基线如何确定,以及监督核算机制设计等。最后,本报告对隐性碳定价的评估方法提出若干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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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灿;
蔡闻佳;
郑馨竺;
邓红梅;
张诗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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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不再是“就碳论碳”,而是与数字革命、新冠疫情、地缘冲突等国内外重要形势密切关联,亟需以更宽阔的学科视野、在更精细的时空格局上开展更系统的气候政策研究。基于对气候政策研究发展进程的回顾和对未来研究趋势的研判,提出气候政策研究在多维风险和效益、多主体行为响应机制、碳中和转型路线优化三个方面的前沿动向和发展需求:一是权衡系统零碳转型的风险与效益,评估气候政策实施的成本、效益及其在不同时空、不同人群中的分配差异,为把握好降碳的节奏和力度提供理论依据;二是识别需求侧行为的驱动和激励机制,设计面向福祉和公平的碳中和行为干预措施与政策,为动员广泛的社会参与提供政策牵引;三是研究碳中和关键战略性技术的定位及其路线图施工图,通过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技术部署攻克转型过程中系统协调发展、产业步调一致的难题,为碳中和协同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方案。发挥这些关键科学认识对碳中和转型的促进作用,还需要突破新一代气候政策模型的开发,解决微观不确定性模拟与宏观综合评估模型的耦合问题,将风险感知、技术扩散、投融资与消费行为、政策影响与反馈等气候—社会—技术系统的关键过程纳入综合评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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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永平;
张欣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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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应对气候变化将引发全球发展观念、发展模式、发展路径和社会文明形态的根本性变革,并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世界政治、经济和科技竞争格局。随着全球气候治理赤字的进一步扩大,全球气候治理呈现出一些新变局:气候变化与地缘政治相互渗透、互相嵌入,形成了动态的互动格局;发达国家将气候政策和国际贸易政策进行融合,气候政策的武器化趋势明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分野扩大,国际气候政治博弈的南北阵营化趋势再一次加剧;全球气候治理的多主体、多层级趋势进一步凸显,深刻影响了全球气候治理的价值取向。应对气候变化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中国需要根据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变局做出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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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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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面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挑战,不少国家都出现了以气候法律或政策为论证依据,或以减缓和应对为主要目标的诉讼,我国也不例外。纵观各国气候变化诉讼实践,司法与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表现得尤为明显。我国司法机关通过在大量的债务纠纷、特别是合同纠纷中使用各种政策,取得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效果。相比之下,无论是在欧美还是南方国家,气候变化诉讼中发展出一种以司法推动气候政策发展的模式,可以用“回应型司法”解释。无论是落实还是推动气候政策,司法机关都同样需要使用不具备法律约束力的规范,从而有相互促进、彼此启发的基础。我国气候治理的特点是以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为主导、以产业和经济政策为主要手段,所以我国气候变化诉讼的未来挑战也在于如何在司法中适用这些政策。气候政策虽然不能作为裁判依据,但是可以作为说理依据补充对于合同和法律的解释。此外,检察机关还可以探索在公益诉讼中监督政府对气候政策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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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波;
翟大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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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国拜登政府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优先政策之一,采取了多方面的行动,对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产生了影响。拜登个人的气候政策偏好、重塑美国全球领导力、提振美国经济是拜登推行气候新政的重要动因。通过总统的行政权力迅速推行气候政策,积极开展气候外交谋求气候领域的全球领导力,将应对气候变化与产业、就业等经济政策紧密结合是拜登政府气候政策的主要特点。拜登政府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核心政策议题为扩大中美气候合作、改善双边关系带来了新的契机。但中长期看美国的气候政策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在与美国开展气候合作的同时也需保持自身战略定力和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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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静静
- 《2015战略情报研究学术论坛》
|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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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开展气候政策分析工作,通过梳理不同国家的气候政策的演变历程,采用科学方法探析隐藏在气候政策背后复杂决策背景和原因,不仅对解决气候变化及其相关的能源安全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制定合理的气候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气候政策研究相关的科技文献的视角,通过对文献的统计、计量与主题聚类,梳理我国气候政策演化轨迹,并分析导致我国气候变化政策发生演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2005年之后,气候变化成为我国气候政策的研究热点.我国的气候政策包括气候变化影响与适应、气候减缓措施、能源政策、京都议定书、排放贸易等主题,我国气候政策的主题演化路径呈现出以下特点:我国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出台了较为完善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体系,并注重温室气体减排、清洁发展机制以及节能等气候减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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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 Yiren;
施奕任
- 《2012中国水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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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随着其政治经济力量的强化,和中国温室气体排放与能源消耗均快速增长的趋势而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本文探讨中国气候政策以及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立场.中国如同大多数国家一样,为了避免不同机构各自为政导致气候决策延宕,必须通过特定途径建立整合机制.本文将中国气候决策整合途径嵌入国际气候谈判,以及以中国温室气体排放趋势描绘气候决策的背后面貌.国际上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推动气候谈判以来,围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京都议定书》,可以分为气候公约时期、京都议定书时期以及现今的后京都议定书谈判时期.中国气候决策的整合途径受到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比重以及国家政治脉络与组织运作三个层次的交互影响,而在三个不同时期从过去的知识途径与利益途径,发展到现今以权力途径作为制定国际气候政策的整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