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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国财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0
  • 召开地：武汉
  • 出版时间： 2010-05-15

主办单位：全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财政学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会议文集：中国财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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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税收治理的价值导向系统是通过道德原则来构建的，它所宣示的税收治理道德价值理念，是税制的内在根据。自然，它的优劣也就决定了税制的优劣。税制优化首先是税收治理价值导向系统的优化，是税收治理道德原则体系的优化。关键是对征纳税人行为事实如何的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否符合事实，对税收终极目的的认识是否正确?坦率地说，借助伦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从伦理道德视野探索人类社会税收治理的优化问题，寻求当代中国税收治理的新途径，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选择。rn 应该奉行仁爱、公正的道德原则，以所有人为本，全面拓展税收学研究的传统视野，倡导跨学科的互动与掘进。比如，可以从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哲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学科切入，借助不同学科的优势，拓展税收学研究的固有界域，构建优良科学的税收学新体系。
  • 摘要：如果把中国财税文化看做是精神成果的范畴,则中国财税思想史无疑是中国财税文化的一部分,而搞好中国财税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学,则无疑是在传承和弘扬中国财税文化.从这种认识出发,笔者试图说明中国财税思想史在财税文化中的地位,并试图对中国财税思想史中有特色的财税文化作一梳理,并进而对加强中国财政思想史研究与教学提出一些看法.
  • 摘要：财税文化应该是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有关财税思维，财政活动，财政收支项目、范围和类型，财税管理理念，财税思想、财税制度等各因子构成的综合体，社会保障是财税的重要组成部分，财税为社会保障筹资并提供财力支持，二者紧密联系、相互影响，互为对方的构件，并共同成为公共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当前，社会保障还是推进中国公共财政和民生财政模式建设的关键。提出中西方文化理念虽然有别，但都成为建立社会保障的理由；中西方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曾有不同的选择，共担和社会化理应是其方向；中西方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有宽窄之分，需要对贫困者在输血的同时增强造血功能。
  • 摘要：三省六部制是隋唐时期的中枢制度.三省指中书省(隋称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指尚书省下属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三省六部制是西汉以后长期发展形成,至隋朝正式确立,在唐朝得到进一步完善.唐朝财政支出也可以分为11大类:官吏待遇、贩恤费、行政费、礼仪支用、宗教费用、水利土木兴建费、教育图书修史费、交通运输费、物价费、军费开支、皇室开支。唐朝的政府职能相对于现代政府是比较单一的。它主要集中于一般公共服务、国防、娱乐文化与宗教、教育、经济事务与社会服务等五个方面，而几乎不涉及于环境保护、健康与社会保护等方面。而在公共财政职能上，唐代只涉及资源配置职能和稳定经济职能，而不涉及社会公平职能。唐朝的三省六部制事权划分清晰合理，各省各部之间分工明确而又互相牵制，使得唐朝政府的行政效率大大提高。礼仪和教育都对应着公共财政的资源配置功能，对公共财政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应该借鉴唐朝的一些做法，多增加对礼仪的重视和财政投入，争取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礼仪继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 摘要：千百年来，儒、道、法三家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政治，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的财政建设。秦因重农重税的财政政策而亡。两汉根据形势发展，合理运用传统文化指导财税，顺利解决一个又一个棘手的问题。本文通过论述秦汉不同时期如何在财税思想文化指导下进行财税调整和改革，以此来揭示传统文化与秦汉财税的关系问题。rn 从秦朝崇尚法家，到汉初黄老之学的盛行，再到新儒学的兴起，秦汉财政政策也随着财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儒、道、法三家都对财政建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正是在“霸王道杂之”兼收并蓄的思想下，汉武帝时期的财政建设成为中国财政史上的黄金时期，其政策措施多为后世所乐道。
  • 摘要：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末,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思想,美国财政政策的主流是政府干预和财政扩张,美国经济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曾经造就了战后美国经济的黄金发展时期,凯恩斯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与此对应的是反对政府干预的保守主义经济学思想在这一时期对政府财政政策的影响十分有限.rn 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经济上发生了通货膨胀和失业两症并发的“滞胀”危机，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对这种现象不能自圆其说，这导致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保守主义经济思想的抬头，它们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主张复兴市场的主导地位。与旧保守主义不同的是，新保守主义经济学并不能对多年来凯恩斯经济思想导致的经济成就视而不见，从而完全否认政府的干预;与此同时，多年的凯恩斯经济思想的成功实践也使政府认识到不能完全排斥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行为。于是，凯恩斯经济思想和新保守主义经济理论就达成了某种平衡，这种平衡在财政实践中的表现就是美国的财政收支占GDP的比例在近30年来并不像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一味扩张，而是保持了大致的稳定。rn 要根据不同的经济情况实行不同的财政政策；反对赤字长期化，坚持中长期稳健的财政政策；要充分利用财税政策，增强企业活力，调节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增加私人消费和投资。
  • 摘要：财政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但长期以来对财政文化重视不够，认为文化是上层建筑，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或者是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把视野局限在财政的狭窄空间，就财政论财政，以至于限制了人的思维，制约了财政制度的创新。所以，重视财政文化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对财政的改革完善、发展创新有着重要的意义。rn 要提倡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财政文化，而不是社会上各持己见的文化;是具有财政自己特色的财政文化，而不是社会上流行的泛文化;是一种高品位的财政文化，而不是庸俗的文化。
  • 摘要：税文化是指某一区域税收征纳各方在长期税收活动中逐渐积淀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和观念形态.徽州税文化是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底蕴丰厚,地域特征显著.利用徽州赋役文书资源,充分挖掘其中蕴涵的史料价值,可以深入理解中国古代税制演变和地方执行的真实情况,再现税收征管过程,揭示传统社会普通民众的纳税行为和纳税文化心理,从而有助于丰富中国赋税史的研究内容,为新时期中国税文化建设提供可利用的历史资源.rn 文中提出，大量徽州赋役文书的完整、妥善保存体现了徽州先民对税收的独特认识。徽州先民注重通过契约明确纳税人的税负转移，界定纳税责任。徽州先民注重利用宗族亲谊在税斌征管过程中发挥作用化解纳税矛盾。徽州先民普追具有积极护税、协税的意识。徽州先民纳税文化形成来源于官府的强制，宗族的监督，乡约的劝谕，地方文化的影响等。
  • 摘要："社会和谐"是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质是以人为本,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而财税政策可以通过调节社会分配关系以达到促进公正与公平的目的,有利于促进各方面利益的和谐,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rn 建设以人为本的新型财税文化体系，要求人们始终重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在税收收人的分配中，坚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以提高人的素质为核心，强调关心人、理解人，有效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促进社会公平。在税制的改革中，要突出税制的“人性化”，重视城乡、地域的协调发展，大幅度增加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比例，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适时开征物业税。在纳税服务方面，要增强财政收支的透明度，完善税务部门为纳税人提供的服务，提高服务水平，尊重和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切实为纳税人着想。rn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以人为本的财税文化体系是一个艰巨的工程，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只有自始至终把以人为本的思想放在首位，才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财税文化体系的内涵，也才能真正客观落实好科学发展观，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实现公平、稳定和美好的和谐社会。
  • 摘要：中国传统财税思想是中华民族经济思想的一部分，是在中国特有的社会历史环境中逐渐形成的。中国财税思想源远流长，“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此时已出现财税思想的萌芽。春秋战国以迄北宋建立是中国传统财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阶段，宋代至鸦片战争前是中国传统财税思想繁荣与衰落的阶段。财税政策作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经济手段，是制约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对于现代中国财税思想和政策的发展，要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运用税收政策促进和鼓励农业的发展。
  • 摘要：财政的历史作为一种文化要素，具有多种功能的价值意义。因此，正确评价财政历史的文化地位，合理评估财政历史的现代文化价值，是研究该课题的重要意义所在。提出，财政史学是现代财政理论发展的源泉，是中国文化继往开来的需要，是中华文化史的重要记录之一。历史上的理财思想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的财税制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财政文化传统，批判地总结和继承前人留下的历史经验，以免重蹈历史的覆辙，这是时代赋予人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 摘要：近年来，俄罗斯政府加强了税收文化建设工作。其税收文化的重建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政府确定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博弈的规则。其次，是纳税人与税务官员—即税务局的成员—互动。此外，纳税人也相互影响。最后，纳税人作为投票人，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确定将来的税收博弈规则。具体措施包括税收制度改革，加大对偷逃税行为的处罚力度，开展税收文化的“扫盲”活动等。提出税收制度建设与税收文化建设要相互捉进，要站在历史的角度把税收文化建设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来抓，税收征管要规范化、切忌功利化。
  • 摘要：在中国财政集权与分权关系中,长期以来被认为存在着一种"一统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周期循环现象,至今仍然在继续.这种周期循环现象集中体现在财政收入在中央和地方的初次分配比重上.怎样认识中国财政上的集权与分权的周期循环现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而其基本理念则在于:调动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
  • 摘要：本文在讨论了中国的赋税制度没有产生宪政的原因后，可以明白地得出:宪政源于西方，它是西方文化传统衍生出来的自然结果，是西方文化传统所内生的一种现象，是西方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宪政意识逐步积累的产物。要依法治国，要迈向富强、民主、文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必须构建宪政模式和体制。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构建宪政制度的经济基础；强化纳税人的权利，培养公民的宪政意识；建设“有限政府”，加强法律监督；构建与宪政国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制度。
  • 摘要：税收制度文化是指税收制度方面形成的行为成果和意识形态.税收制度文化往往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综观清代康乾盛世的形成过程，对清政权迅速崛起和稳固，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清政权主要通过取消三饷，改进税收管理，推行较完善的一条鞭法，蠲翻免赋税，鼓励垦荒等方面，充分运用了税收制度文化这个利器。对当今中国来说，营造休养生息的税收制度文化有助于国家中兴，较深厚的税收制度文化是政权稳固的重要保障，长治久安有赖于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税收制度文化。
  • 摘要：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适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财政税收变革的实践,中国的税制改革也在不断前进,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从时间和内容上来看,30多年来中国税制的改革进程大致经历了与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密切相关的三个大的阶段.即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的税制改革复苏阶段(1978~1991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税制改革繁荣阶段(1992~200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期的税制改革深化阶段(2001年至今)。中国税制与政策明显受到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本文在对中国30年来税制改革历程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探讨中国社会文化与税制改革(政策)的关系，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总结了税制改革的基本经验和思路。
  • 摘要：纵观五千年中华文明历史，宗教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上占据着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在中华大地上，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为封建正统思想，从而绵延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化、财税政策。而后来的佛教、道教及至近来才盛行的基督教，先后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形态上占据上风，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古代中国的财税政策与财税文化。rn 2010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是保持适度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二是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促进扩大内需和经济结构调整;三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有保有压，继续向“三农”、民生、社会事业等领域倾斜，支持节能环保、自主创新和欠发达地区的建设。四是切实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增强内外部约束力，有效防范和化解潜在财政风险。这些政策，不仅仅是科学发展观在财政政策上的具体体现，同时也包容了中国古代传统宗教与基督教对社会文化、经济政策渗透的积极影响。rn 李长春在2010年年初的会议中指出，切实做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在笔者看来，宗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要发挥好宗教对社会文化、对财政政策、对民生的积极推动意义，为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国家做出有益的贡献。
  • 摘要：大历十四年五月，唐德宗即位，宰相杨炎及时提出有关税制与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建议。他的改革思路可以归纳为以下两条。第一，必须根据社会条件的变化相应地改变计税依据，以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第二，通过建立新税制和新的财政管理体制，来恢复中央集权、抑制地方割据势力。到次年(建中元年)正月，正式以敕诏公布实施“两税法”。两税法简化了税制，扩大了纳税面，均衡了纳税负担，巩固和加强了中央集权但确立计税标准欠公平，折钱纳物量化欠准确，未区分财产的性能，对量出为入的“出”无力监控，存在制度上的缺陷，对农村的发展缺少长远规划。提出农村的稳定和发展是保证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取消农业税后，保证农民负担不反弹，必须要精简机构；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意在农外，其关键并不在于农村自身，而是在于让更多的农村人口城市化；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支持势在必行，不能只让农民付出而不给予足够的支持；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预算管理机制，加强风险管理意识，扩大预算管理中有关贩灾专项储备的转移支付。
  • 摘要：自1958年荷兰首次开征遗产税以来,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开征了此税.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私人财富的大量累积和收入差距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鉴于遗产税的重要作用而建议开征遗产税.但中国文化轻利的观念，继承的心理习惯，财不外露的文化传统是中国开征遗产税的文化障碍。要完善公民死亡信息管理制度，建立健全个人收入申报与财产登记制度，建立健全个人财产评估制度。
  • 摘要：省以下财政体制跟当时的政府架构密不可分，因此本文按照封建社会、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三个阶段来探讨随着政府架构的调整而发生的省以下财政体制的历史变迁。用一句话可以简明概括秦汉以来历朝各代的政府层级与财政层级之间的关系，即政府层级决定财政层级，财政层级影响政府层级。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财政层级的设置基本与政府层级相匹配，这种制度安排虽然受制于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经济水平、政府职能以及政治体制等多种因素，但是，它无疑是当时的一个现实选择，反映了特定社会经济背景和政治体制下财政层级安排的合理性。对省以下财政体制历史变迁的梳理，总结其内在原因及得失，对于当前中国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提出要控制政府财政级次，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要明晰事权和支出责任，理顺政府间关系，要合理划分财权，明确各级政府的收入来源。
  • 摘要：本文就前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及现代经济学中对财产税研究的经典理论进行了梳理。财产税可以说是所有税种中最具有理论深度的，以至于对它的税基、税率的确定，对它的公平性、归宿、资本化的研究无不处于巨大的争议中。但是财产税也正是在这些不断的争议中逐渐完善的。在配第、魁奈等人所处的时代，财产的形态较少，规模也不大，所以那时的财产税主要是针对土地征收的，其计税依据可以是土地价值、地租甚至于土地出产物，而在现代的财产税设计中，计税依据主要是指土地及其改良物的价值。因为根据现代税收理论，只有针对土地及其改良物的市场价值征收的税收才是财产税，而地租或房租应属于营业税的范畴，而土地出产物则属于农业税的范畴。rn 在对财产税公平性、归宿及资本化的探讨中，经济学家们越来越趋于一致的是财产税是相对公平的，能促进对公共资源的效率配置，并能对房地产价值中因地方公共投资而升值的部分进行精确回收。上述理论不仅确定了财产税的存在价值，而且也是其作为地方税主体税种的理论基础。而在由前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关于财产税的研究中一个基本始终一致的观点是对财产税纳税人的认定，即该税的纳税人应是征税对象(如土地或房产)的所有者。这一认识也为中国的财产税改革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作为中国新财产税征税对象的土地如何确立其个人产权。
  • 摘要：中国财政的诞生和发展,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幅绚丽的画卷,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他的萌芽和初创时期,给人类带来了众多的喜悦和希望,同时也充满了神秘的、难以理喻的色彩,至今仍是众说纷纭.rn 亚当·斯密的观点是把国家君主的职责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维护全社会利益的需要，一部分是保证少部分获利阶层的利益需要。对于前者要由全社会的力量即国家财政来负担。为此，本文以此作为一个原则，来观察中国古代国家费用的发展情况，分析其开支的必要性，具体包括农业开发和管理，文化教育，祭祀费用，军事费用，百官俸禄支出等。
  • 摘要：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自“初税亩”确立土地私有制之后，到公元1840年，封建社会走过了2000多年的历史。按照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社会的经济发展格局决定财政收入格局。所以，以农业税为主体是中国封建社会财政收入难以改变的格局。但如果仔细分析财政收入在不同朝代的收入构成，会发现这一构成在两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rn 宋朝工商业日新月异的发展与繁荣，使宋朝的统治者逐步认识到了工商业和农业同样重要，国家不能简单地抑制它的发展，而应该对工商业加强管理。此时，不仅出现了李靓、叶梦得等主张发展工商业的人士，连一贯主张重视农业发展的王安石也并不一味主张抑制工商业的发展，而是认为:对工商业不可任其发展到危害国家政权稳固和正常经济秩序的地步，但也不能抑制其发展，否则会导致商品流通不畅。国家必须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对其进行管制。因此，宋朝统治者是在工商业发展的基础上，把财政征收的重心向工商业倾斜，不断制定和完善工商业的税收征收制度及专卖制度。而在对工商业征税及专卖的过程中，也使传统支撑国家财政的农业单一支柱演变为农业和工商业两支柱的收入格局。这也正是财税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财税收入构成不断趋于多元化。
  • 摘要：晚清时期,财政收入规模的增长相对缓慢,而军费、对外赔款等非生产性支出则急速膨胀,且占去支出总额的绝大部分,因此清政府投入到近代企业、教育等领域的资金极其有限,支出政策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其积极效应较之消极效应相比相形见绌.影响财政支出政策效应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当时的社会、军事背景外，封建吏治的腐败、统治者财政思想与观念的落后、政策执行者素质能力的低下是三个较为重要的政治文化因素。
  • 摘要：在追求宪法精神的现代民主社会中,按照科学发展观,建构和谐社会,建设服务型政府,对于正处在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显得至关重要.其中,明确界定纳税人的权利又是关键环节.因此,本文从理论上全面系统阐述纳税人权利的内涵和外延、本质来源和理论基础及其与国家征税权之间的关系地位。
  • 摘要：中国属于转轨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历史的集权国家，对于课税权的认识和实施，具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征，体现出课税权的“弱化”和“异化”同时存在。对照西方国家对课税权的宪政规定，中国对政府课税权重要性的认知程度，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要正确定位国家课税权与私有财产权利的界限，推动税法立宪，建立课税权的合理划分利度。
  • 摘要：税收文化可以折射出纳税人对纳税遵从的态度。中国的人情社会可能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税收征纳无不体现出关系的巨大影响力。西方国家更注重程序与公平，更崇尚法治，更加倾向于用制度规范来解决税收问题。由此所产生的中西方差异，对纳税遵从的影响自然是迥然不同的。由此，探讨了中国的税收文化传统，中国税收文化中的轻税思想，分析了“公平”在税收文化中的影响力，最后对中西方税收文化进行对比。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人治，主张“礼”、“法”合一与“德主刑辅”，这使中国的税收制度有太大的随意性。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屡见不鲜。西方崇尚法治，提出了法律至上、法律平等、司法独立、分权制衡等原则。中国人崇尚特权主义，接人待物分远近亲疏，即使是在纳税这个环节一样有所体现。拥有较好社会关系的纳税人总是能享受较多的税收优惠以及便利的办税过程，即使是违法也可以通融。西方人则更注重公德，重视人权、物权，纳税意识高。另外，中西方对于纳税带来的公共福利，其体会也各不相同，这与意识形态有关，也与政府的实际行动有关。西方发达国家的纳税人多数能自觉纳税，纳税遵从度高，就是因为他们不仅受制于严密的制度约束，也从社会福利中尝到了纳税的甜头，理解了纳税的意义。
  • 摘要：通过对儒、道、墨、法四家财税思想的归纳，可以比较发现，它们的共同点大致有:(1)主张富国裕民;(2)反对重敛;(3)主张支出节俭，不奢侈。另外，有三家主张增收与节支并举;强调俸禄应与贡献、能力相符合。而它们的不同点，即各自的特点是:儒家提出恢复西周时期的什一税，提出“开源节流”一词。道家提出无为而治的理财观。墨家提出财富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并主张俸禄应与年成的丰歉结合。法家提出了农战思想，主张重农抑商，推行国家垄断的专营专卖制度。从先秦诸子百家的财税思想体系中提炼出于富国富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开源节流，量入为出，专营专卖制度，俸禄制度，社会救济，保持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等八种财税文化。
  • 摘要：当今时代，财税文化越来越成为财税事业的精神载体，越来越成为财税干部全面发展的内在动力，越来越成为和谐财税的沟通桥梁。面对各种文化思想相互激荡的大潮，面对广大财税人对财税文化更深刻的需要，面对社会各界对财税形象更臻完美的要求，如何挖掘、提炼、培育、弘扬财税文化，提高财税文化软实力，并全面优化纳税服务工作，成为中国税务系统在干部队伍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政治建设方面重大而紧迫的课题。提出精神文明建设是优化纳税服务的先导，弘扬行为物质文化是优化纳税服务的核心，弘扬制度文化是优化纳税服务的保障。
  • 摘要：本文着重从财税原则和财税政策两个方面概括中国和西方古典财税理念。中西财税原则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坚持“量入为出”，还是推崇“赤字政府”。从历史上看，中国的财税政策的制定一直都秉承着“皇权财政”的观念，财政和税收是为维护皇权而设置的，因此，国家财税政策的制定都是由国家确切地说是由统治者根据其需要制定的，不考虑市场本身的调节作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了以市场为主导的国家宏观调控制度，在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下，国家通过各种宏观经济手段来弥补市场缺陷。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则是更多地倾向于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
  • 摘要：汉武帝与王莽的工商政策，虽然在内容和性质上基本相同，但执行的效果却大不一样。汉武帝不仅在经济上收到巨大成效，“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而且从经济管理上确立了封建国家对主要工商业的绝对控制。而王莽推行的五均六管，既没有使国家摆脱财政危机的困境，也未能长期有效地限制商人势力的兼并和发展，最后，反而搞得民穷财尽，“百姓怨恨”。原因在于，经济政治基础的极端薄弱，是王莽工商政策在执行中难以取得重大成效的根本障碍。不能有效地打击控制商人的投机，而单纯利用商人经营五均六管，是王莽的工商财税政策难以切实推行的重要原因。不能选拔任用得力人才，缺乏效能较高的经营管理系统也是王莽工商政策收效不大的重要原因。政策脱离实际，固守压榨性的工商财税政策，是王莽失致的又一重要原因。
  • 摘要：中国的“儒道佛”传统文化，对财政分权以及其他社会政治、生活领域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但是，与此同时，经历了五千年历练、洗涤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一下子跳跃至西方的完全民主，也不可能完全不受西方民主等思想的影响，这其中必然是一个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过程。由于目前，还没有相关学者对传统文化与财政分权改革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可能是对于其研究意义的犹豫问题，笔者认为，传统文化与财政分权之间关系的研究可以促进财税文化的发展，进而可能引导财政分权向更加合理有效的方向改革。所以这其中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要促进儒家传统文化的解构与重建，促进财税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发展。
  • 摘要：近年来,伴随着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的较快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已成为理论界、实务部门以及社会公众所关注的共同话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个人所得税的社会文化基础.但是，中国目前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的有关对策建议的研究，更多的是立足于如何完善和改革中国个人所得税制本身的探讨，相关文献很少涉及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文化基础;与此同时，有关税收文化建设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多，它们对税收文化的内涵、层次和意义进行了较为充分和深入地探讨。由此，本文试图将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内容有机地结合，从税收文化的角度来阐述和研究中国个人所得税的完善。提出要积极推进税收物质文化建设，全面加强税收制度文化建设，高度关注税收精神文明建设。
  • 摘要：游牧经济和农业经济由于其不同的生产特点对其国家组织和财政制度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其财政制度的衍生模式呈现不同的走向。但是游牧经济自身具有不能自足性(nonautarky)，使它离不开农业的补充，并不得不生存在农业圈的边缘地带。从而两种模式有了更多的碰撞和交融，也使两种模式都在一定程度改变了原来的走向。游牧民由于必须靠农业补充，政治重心不断南移，当然也有当时气候变冷的因素，财政制度也由纵向发展开始演化为横向拓展，将农业社会直接纳入自己的财政体系内，把农业经济的财政模式吸纳进自己原有体系，农业的稳定丰厚的财政收入拉动着游牧国家进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财政模式发展的轨道。先后经历了五胡十六国、北魏、辽夏金蒙元、满清三次大规模的冲击，小农经济以其优越、脆弱和韧性始终保证着中国财政制度的常态模式。
  • 摘要："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运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它是在70年代声势浩大的公共行政改革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一项推动世界各国实施"政府管理革命"的运动,它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的"三E"(Economy, Efficimcy and Effectiveness即经济、效率和效益)功能.本文通过介绍“新公共管理”运动，发掘其与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关系，并通过对公共服务市场化的研究，推动公共服务市场化在中国的运用。
  • 摘要：本文试图对中国古代调控财富分配的实践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以期对中国当前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重要的启示或借鉴。古代政府任何调控财富分配的措施，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但在一定程度上对调节财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这些政策措施难以摆脱本身的缺陷以及时代和阶级局限性，使其最终难以完成“调均贫富”的目标。但古代政府所实施的调控财富分配措施和政策依然是中国华夏文明的一部分，是中国当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为当代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策和措施的制定提供弥足珍贵的借鉴。提出要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要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者报酬，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消除分配潜规则，要制定科学合理的调节收入分配的财政政策，最后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
  • 摘要：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内生因素也有外生因素，这些因素通过何种机制发生作用?又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作用?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本文将系统分析城乡差距扩大的形成机理，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结论与建议。本文的结构安排为:首先，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因素作一般性分析;其次，为实证分析过程及结果;最后，为本文的结论及政策建议。
  • 摘要：本文从古代文化说起，探讨了《周礼》所体现的财税文化，包括政治教育功能，激励生产、追求均平以凝聚人心功能，均节封用、俭省开支功能，实现社会和谐功能和会计、稽核、社会监督功能等。
  • 摘要：当今世界,伴随经济的竞争,文化冲突也越来越激烈.中国如何应对面临的问题,各界提出了多种治理方案.本文在阐述财税文化研究意义的基础上,着重总结了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及其历史教训,论述了中国财税文化复兴的现实需求与发展取向,并提出了对策.
  • 摘要：对于中国财税文化，要用发展的眼光、从宏观层面，对财税文化的发展路径进行历史的辩证研究，要加强对中外财税文化的对比研究。最后探讨了中国古代财税文化的形成环境。
  • 摘要：在中国财政思想史上，北宋大思想家王安石对理财文化的阐述是最完整的。他认为，理财是涉及社会安定的大问题，生产可以富民，分配也可以富民，理财要“法”、“义”兼备，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对于中国当今的公车改革，就是要真真正正的节约，不要老是被网民追着说“三公浪费”，要把“公车浪费”的帽子丢到太平洋去。不论是共产党员的公务员，还是民主党派的公务员，都要有一种“公车改革”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一些勤政廉政的号召落到实处，让老百姓满意。这就是“为民理财”。
  • 摘要：中西税收思想的比较研究,就其性质来说属于中西文化比较的范畴.早从19世纪中叶以后,国内外学术界,甚至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工业文明之间的价值判断以及相互间源流关系及相互影响就开始了无休的争论和不息的探索,到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全世界范围广泛聚焦的学术问题.中国文化崇尚自然、冲淡，故其经济思想亦谋安静、平和之效;西方文化讲求科学、民主，故其经济思想亦在理性、功利上下工夫。中国文化的精髓在于“道”，即形而上的，抽象的休验，故其经济思想亦注重价值判断;西方文化的核心在于“器”，即形而下的，具休的实践，故其经济思想亦强调实际应用。探讨了近代西方文化发展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的贡献。
  •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教育财政体制改革并不像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对传统集权基础教育财政体制的完全否定。事实上，1949年到1980年长达三十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基础教育财政制度一直处在集权与分权、收与放的频繁变动中。可以说计划经济体制下基础教育财政制度安排的种种尝试，为1985年基础教育财政制度分权化改革直接提供了最宝贵的经验。提出制度变迁具有较强路径依赖性，并在后来的制度变迁中得到强化，要打破这种强化路径依赖，彻底根除原有制度的不合理的成分，往往付出沉重代价和艰辛努力，且需要很长的时间。制度变迁离不开其赖以存在的制度环境，没有基础性制度的根本改变，就不可能有全新的制度安排。
  • 摘要：如何界定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是财政体制的核心问题,也是处理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关系的核心问题.可以说自从有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划分以来,该问题就一直困扰着各国中央政府.本文分析了中国历史上各朝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关系的变迁及启示,说明了适度分权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现行分税制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了改善措施.
  • 摘要：中国传统财税思想对农村水利设施供给的影响深远，促进了农耕经济发展。古代在确定以政府为供给主体的前提下，从重农利民的思想出发进行决策，采用多元化的资金筹集方式，兴建了大批的农村水利设施。在西方国家，由于经济体制的不同，有关公共品供给机制的思想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这些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为国家的水利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促进了水利设施的有效供给。中国现在处在市场经济的完善期，农村水利设施建设是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但是中国现在在农村水利设施建设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所以应在保留传统思想积极意义的同时，引入西方财税思想，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解决农村水利设施供给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 摘要：西晋王朝是中国最长最混乱历史长河中一个短暂的统一时期.西晋之所以能统一中国,除了其具有强盛的军事力量之外,还得益于其财政经济政策的正确、理财措施的得力.伟大的理财思想家傅玄为西晋的统一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独特的理财思想、得力的理财措施,是中国的财政思想领域的瑰宝,对于现今的政府理财也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rn 傅玄的理财思想和理财措施强调了以下几点:(1)根据区域不同征收赋役不同，因地制宜;(2)不征收天地间没有的东西，以便于百姓;(3)君主按礼的规定征税，符合礼的可以征收，不符合礼的不征收;(4)征税是征各地区所产，不规定都征收同一物;(5)征税还应考虑路途的远近，根据路途远近的不同而区别对待;(6)征税还要根据质量来确定数量，优质品征收的相对来说就少些，次等品相对来说就多征些，从而保证国家财政的源泉;(7)征税应该征收百姓自己生产的物品、粮食、谷物等，这样可以避免商人从中对农民的盘剥，减轻农民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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