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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第25届年会暨“中国经济新常态:特征与趋势”理论研讨会

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第25届年会暨“中国经济新常态:特征与趋势”理论研讨会

  • 召开年:2015
  • 召开地:长春
  • 出版时间: 2015-06-06

主办单位: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

会议文集: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第25届年会暨“中国经济新常态:特征与趋势”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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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近年来,我国学者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开始研究生物经济,并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献.认真梳理和分析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对科学把握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经济界不少学者以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对生物经济的内涵、特点、影响力及发展对策均作了有益探索,有利于把生物经济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趋势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需要明确区分三大关系,提出正确区分生物经济时代与其他经济时代的关系,正确区分生物经济初期产业生成与发展态势的关系,正确区分生物经济高端人才引进与本土化培养的关系,建立“厂中校、校中厂”的校企合作基地,拓展人才培养渠道;重视人才引进与本土培养方面的法制建设,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制定与生物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切实保护国家、企业、中介和个人等各方面的合法权益以及生物安全,为培养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高端人才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这样,才能从更广阔的视野上认识和把握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趋势。
  • 摘要:国内外研究贫富差距等国民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汗牛充栋,但是,从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构成的角度研究这个问题的成果却很少.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对于完善国民收入分配理论,对于优化我国收入分配结构,具有重要价值.本文结合我国财富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研究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构成问题.通过适当分散资本和资源所有权,为缩小收入差距创造条件。可以考虑从三个方面着手:可以通过完善税法,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为缩小财产差距,可以逐步提高起征点。为防止移民避税,采取略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超额累进税率。为避免生前避税,需要开征赠与税。可以考虑在大中型非公有企业推行职工分成基金制。具体做法是,国家规定企业从每年必须拿出一定比例的利润,作为职工的共同基金,可以购买本企业的股份,也可用于本企业的投资。搞好累进税制的实施。累进税制在我国实施的效果不理想,由于税务部门无法掌握每个人的月收入,结果只有工资是按章缴纳了累进所得税的,而那些依靠财产获得高收入的群体纳税却很少。为此,一方面,应当逐步提高起征点;另一方面,积极创造条件,使高收入群体照章纳税。
  • 摘要:在市场需求、行业特色以及政策环境上,民航业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有着巨大的发展机遇,理应为其做出更大贡献;但在此过程中,一些劣势也制约着民航业的发展,如西部地区民航运输效率还不高,居民收入和消费不足制约了民航市场的扩大,以及高铁的冲击等,民航业需要正视这些问题和挑战。为此,应从若干方面推动民航业的深化发展,使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发挥更大贡献。在当前民航业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的基础上,各级政府尤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的地方政府要给予民航发展特殊的扶持政策,例如金融、税收、土地、人才等,可考虑设置民航专项基金,无论是运输航空还是通用航空,都从宏观上给予政策上的有力支持。结合西部地区幅员辽阔的特征,进一步优化西部地区航线网络建设,在构筑重庆、成都、西安、昆明、乌鲁木齐等枢纽机场的同时,加大对支线航空和中小机场的扶持力度,可考虑对于落后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的机场和运营公司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构建以机场为点,以航线为线,以服务范围为面的“点、线、面”多层次、宽领域、全覆盖的航空网络服务体系。
  • 摘要:不论从安全角度来看,还是从经济角度来看,外汇储备,都不应当借给西方政府,都应当借给国内的金融机构。阻止外汇储备借给国内金融机构的主要因素,是央行依据外汇储备被动增发人民币,它要求政府必须不断增加外汇储备,才能增发人民币,才能满足经济增长对货币需求的需要,现在我国储备外汇近4万亿美元,即使停止使用依据外汇储备被动发钞制度,由于西方采用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储备的外汇就会不断自动贬值而被西方自动赖帐。应早日废除依据外汇储备增发货币制度;同时应废除与之密切相关的出口导向政策,包括低人民币汇率政策和出口补贴政策,以消除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宏观经济政策根源;还应同时使用外汇储备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石油等战略物资储备起来,减少外汇储备,这比储备这些外国货币,明显有利于国家安全,有利于国内物价的稳定,还减少经济损失。
  •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结构经历一个从单一公有制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过程.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提出,意味着不同性质的经济成分在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内部取长补短、相辅相成、融合式发展的过程.本质上混合所有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不同层面的相处问题.混合所有制是一种手段创新,是经济领域的“统一战线”,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大局,服务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近期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为此,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要协同创新、联合作战,共同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国经济发展适应经济新常态.共同抵御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坚定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 摘要:笔者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对其中有关市场作用论的叙述进行梳理,对混淆两种不同“市场决定论”所可能造成的危害提出了警示,并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决定论”的基本要义。两种“市场决定论”最深层的区别在于各自隶属于生产方式的前置安排有着根本不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决定论”是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紧密结合的,发挥市场作用的目的在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连同价值规律都是历史的;而新自由主义“市场决定论”则是在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在私有制基础上淋漓尽致地发挥以资本精神为核心的市场逻辑,市场连同普世价值观都是永恒的。
  • 摘要:对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病”问题的研究,不仅是农村经济学的前沿课题,而且是发展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的前沿课题。已有的研究虽然稀少,但是有关“农村病”的内涵、表现、原因及对策的探索作了先驱性的努力,指出“农村病”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其原因和对策自然有所不同,但这并不影响对“农村病”的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研究。透过已有的研究,笔者发现,学者们的研究紧扣我国农村改革的脉络及城镇化进程,研究的相关内容带有一定的时代色彩,只有从动态的角度结合农村发展的过程来研究“农村病”的形成和变化,才能从中找出不同时期“农村病”演变的规律。例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表现为剩余劳动力大量滞留农村而转移不出去;90年代后期至今则表现为农村人口的“空心化”和农民工的“两栖化”,即农村剩余劳动力形式上离开了农村,但却还是农民身份,不得不像候鸟一样的迁徙,继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农村经济、社会问题。通过在动态研究中发现“农村病”的演变轨迹及其条件,才能真正做到对症下药。
  • 摘要:在大数据的背景下,大数据分析、政策分析评估、多学科协同研究和战略预测以及新型智库的建设和运营,离不开互联网十的技术融合,这一新的合作协同机制,充分发挥互联网在智力智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可以提高智库的创新力和持续活力。智库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导向,要坚持科学精神,鼓励大胆探索,注重研究平台建设,推动形成新型智库平台协作关系,探索用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提升智库成果的质量与水平,着力提高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能力。同时,智库行业需要建立高标准的行为规范,大力引导新型智库健康发展。
  • 摘要: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消费、投资、出口、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市场竞争、资源环境、经济风险以及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九个方面,首次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进行全面系统阐述,提出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趋势性变化.在这一背景下,深入研判国内外经济形势及对江西经济可能带来的影响,对于江西主动适应新常态、迎接新挑战,实现发展升级、小康提速具有重要意义.进入改革攻坚期和深水期,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促进简政放权、实现“放管”结合,依然是我省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虽然通过削自己的权、去部门的利,我省简政放权取得明显成效,如2014年我省分三批取消下放了234项和48个子项省本级行政许可事项,精简率达到38%。但同时也应注意到,我省依然存在一些“放”“管”不到位的情况,一些地方政府的“有形之手”仍“闲不住”,管得过宽、干预过多,在一些方面束缚甚至取代了“无形之手”的作用;一些地方或一些领域依然存在有形或无形的市场壁垒,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伸展与活力。为将我省打造成为审批事项最少、行政成本最低、发展环境最佳的省份,我省应抓紧制定完整的“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建立全省网上项目“并联”审批系统和制度,深入推进简政放权,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当然,精简行政审批并不意味着要将行政审批减少到零,也不是将审批权限一放了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必要保留一定的审批权限和审批事项,以及在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着力做好“放管结合”。
  • 摘要:笔者提出应以“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作为基本框架,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拓展研究视野、更新理论硬核、接纳现代方法,以此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的结构性复兴。所谓结构性复兴,意指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不仅要研究落后国家的经济追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演进,还要研究类似中国这样的经济体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仅要研究生产力层面的经济增长,还要研究生产方式层面的经济增长,还要探讨生产关系层面的制度变迁,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经济学需要分析发展中经济体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特有的结合方式。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只有在研究对象上实现结构性拓展,在分析方法上实现结构性转变,在理论硬核和实践对策上实现结构性改造,才能够真正实现复兴。这种理论上的复兴,同时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中国在实践中应走一条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创新为推动力、以内需为拉动力、推动社会分工深化与广化,协调、平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 摘要:《资本论》中加法和西方经济学的加法都反映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如何从量上分配社会财富,不同的是马克思指出了分配对象的来源:劳动。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质量统一体。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将辩证法的规律归纳为三条,把“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2009f,第463页)排在了第一位。而《资本论》的图正体现了这个规律。本文在《资本论》的加法基础上发展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模型e,它用加法和乘除、质和量矛盾统一的数学形式反映出包含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生产有机体。
  • 摘要:农村产权交易是深化改革极为敏感的话题.随着我国首家综合性农村产权市场一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的成立,各省市都在努力探索农村产权交易的新模式.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各地正式建立运营的农村产权交易机构已有20多家.这些立足农村、服务农民的专业化市场,强化了市场力量对农村资源配置的影响,营造了农村资产资本化的规范化的市场环境,对推动农村产权合理流转、整合农村资源、加快农村资产资本化进程、政策支持与市场化、社会参与相结合是农村产权交易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实现途径,强化政策支持,促进农村产权交易可持续发展,明确农村产权交易市场是公益性服务机构,实现管理体制创新,依托区域综合产权交易市场推动规范化发展,实现运行机制创新。
  • 摘要:在经历了三十多年连续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我国的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制约矛盾以及经济结构与市场变化不匹配的矛盾日益突出,应当科学看待并积极应对这种状态,寻找新亮点进入新起点,顺利进入新常态。新常态时期我国经济面临新的机遇、风险及挑战,说明经济调整思路也要随之而变,以确保新阶段的顺利过渡。经济发展应由速度型增长转为质量型增长,探索新的增长动力,深化各项改革以调整经济增长结构和机制。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以及当前不同以往的国际形势,不能简单地借鉴增长型经济体的增长经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仍存在较大改革红利和后发优势,但也存在较大的风险和挑战。2015年是全年深化改革的关键一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也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能否适应新常态,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增速换挡,考验政府的执政智慧和战略定力,也对即将开启的“十三五规划”的顺利展开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个攻坚克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内外的形势复杂,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做到处理好国际关系,并统筹兼顾国内的社会力量,平衡好利益关系,使我国经济在这个形势下井然有序平稳发展,是步人新常态时期面临的重大挑战。面临增速放缓的新常态,我国有必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对新常态下的经济下行压力以及增长动力不足、贫富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等风险与挑战,把握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切换、制度环境改变等发展机遇,为新的增长点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注重改革中的整体规划和统筹协调,建设法治主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利用创新驱动培育经济新增长点。
  • 摘要: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阶段。“今天,一个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13亿中国人民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指引下满怀信心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雄厚的经济基础。习近平同志当选总书记以来,开拓进取,锐意改革,“坚定不移的推进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的今天,离开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明天。”“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够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够能实现。”。
  • 摘要:目前,经济危机对各国经济的冲击逐渐减弱,但是经济危机的影响则远没有结束。新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机构设计和政策协调,使得危机后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对新常态下货币政策争议与共识进行总结和梳理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的研究加深了对于经济新常态货币政策新变化和新调整的认识。通过对以上文献的梳理和总结,发现自经济危机发生后,各国的货币政策出现了新的变化,不仅体现在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上,也体现在机构安排和政策协调上。现将新常态下货币政策形成的共识与争议总结如下:传统的货币政策目标并未因为经济危机的发生而受到削弱,但是金融稳定、外部稳定等政策目标逐渐受到关注。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在应对经济危机尤其是零利率下限情况时,工具效果大打折扣,而政策沟通类工具和资产负债表类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则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经济危机发生时,采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基本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但是在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时,即危机后的新常态时,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是否需要保留则存在一定的争议。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在正常经济状态下,要谨慎使用非常规货币政策。由于新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出现,以及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外溢性,使得各国的机构设计和安排,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显得非常重要。目前在这一点上学界的普遍看法是:各国应加强政策之间的协调,在国内的机构设计上,尽量减少机构设计对央行对立性和可信性的不利影响。
  • 摘要: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这一治国理政的重大方略,必须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国民收入公平分配的新常态,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提出对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和控翻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薪配水平要有数夏规定和时间表,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交比例要大幅度提高,对无偿占有和利用公共资源而获得的过高收入要通过资源税加以调节,对工资外收入和公款消费的各个方面要建立健全一整套严密的财务翻度,全面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收入管理和检查监督,完普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制度。
  • 摘要:综合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阐述,作者认为,立足于可持续的国强民富,结合我国农业生产所面临的生产技术条件——要素禀赋(人多地少)、生产技术水平(不仅包括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产品(劳务)市场环境(不仅包括农产品,还包括其他产业的产品和劳务的市场容量和进入的难易程度),我国未来的农业生产经营制度还是应该走“耕地集体所有+小农生产+合作化+政府计划管理和足够补贴”的模式。这样的农业生产模式,也决定了我国的工业化不能继续走依赖于政府补贴、盲目追求数量增长的模式,而是要走以在国际市场上能够盈利为导向的工业化模式(否则政府没有可以足够补贴农业的财力来源)。
  • 摘要:不同层次的制度因素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并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决定和标志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质的指标体系,构成决定和标志我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和生产关系结构社会主义性质的质的规定和本质特征,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密切关注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发展的两种相反的可能性,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争取实现第一种可能性,着力避免第二种可能性。
  • 摘要:一说到"凯恩斯主义",学术界传统的理解往往就是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持这种观点的不乏学界知名学者.笔者认为,“计划经济”之为“计划经济”,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政府主导,即由政府统一配置各项资源,用计划和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指挥社会生产和经济运行;而“市场经济”之为“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特征乃是以市场为主导,尊重并利用价值规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区别。当然,这种区别并不意味着,计划经济就完全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市场经济就完全没有政府的调节和干预,二者绝对“水火不容”。只是说,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政府和市场所处的“地位”(或者说所充当的“角色”)不同,在计划经济中,政府应起主导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中,当然是市场应起主导作用。
  •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关系"与"作用"的提出,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维度,均是一种创新.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和持续推进之时,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视域下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必然性.科学厘清、界定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准确把握其内涵,对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以辩证法、两点论来对待市场作用和政府的作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两手都要硬”,从而加快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而这一格局的形成必须要深化全面改革,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是要进一步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人为本,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在河南考察时指出,要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国家领导人首次运用“新常态”描述中国经济,应处理好国家调节的主导性作用与市场在一般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按劳分配主体与按资分配辅体、公有制主体与非公制辅体、自力自主开放与依赖依附被控等重大关系。
  • 摘要:GDP(国内生产总值)与GNI(国民总收入)是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两个总量指标.1953年、1968年,联合国先后编制了两个版本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A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缩写为SNA),均以国民生产总值(GNP)为中心指标.1993年,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编制了新的SNA,确立以GDP为中心指标,把GNP改称为GNI,二者分别解释为生产指标和收入指标.此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国家把GDP作为国民经济 核算的中心指标.现在看来,GNI更适合作为国民经济核算的中心指标.提出要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包括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强环境保护,等等,还面临许多问题和困难。按照党的十八大的部署,中国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后,依然是发展中国家;到2049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了第二个百年目标,还需要35年,那时还只是中等发达国家;此后还将继续发展,逐步建成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并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
  • 摘要: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一带一路"战略引领区域战略格局发生重大转变,中国经济将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增长动力更加多元化,这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但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城乡二元结构将长期存在仍是我们面临的突出现实问题,城乡关系成为我国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因此,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如何缩小城乡区域差距,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使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将是面临的重大挑战.基于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为依据,分析中国城乡关系发展中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深入探讨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策略,提出以“一带一路”引领开放型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以人为本,实现城乡人民共享改革红利新常态,统筹城乡资源配置,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城乡产业深度融合,实现城乡产业一体化,提升城镇化质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 摘要:毛泽东同志的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指导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探索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今天,重温毛泽东同志的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思想,具有较高的现实理论意义.毛泽东同志的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思想,立足于对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地位的强调。新中国成立后,在领导完成土改运动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倡导开展合作化运动,提高农业生产率,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服务。为减少合作化运动的阻力,毛泽东同志强调贯彻革命的阶级路线的意义,并积极尝试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村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多种形式。
  • 摘要:为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我国必须尽快发展先进的社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条件,需要积极动员社会资本参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全过程,而单一所有制形式难以满足这种要求。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宏观层面上,保持所有制结构的多元性,即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资等经济成分并存,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更好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微观层面上,表现为产权主体的多元化,由不同所有制性质的投资主体共同出资组建新的组织形式,这样就可以动用大量的社会资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因此,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能够促使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合作更加强化。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最终目的,不是全盘私有化,减少国有经济的比重,而是放大国有经济的功能,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那种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资本主义私有经济控制和利用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一种形式和手段”的观点,是新自由主义在现阶段的又一表现形式,理论界应当旗帜鲜明地进行批判。
  • 摘要:在对外贸易新常态下,进出口对于社会再生产有不能取代的重要影响.因此,需要运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科学地、比较完整地形成关于出口约束状态下的社会再生产和经济增长研究框架与方法.陶为群(2014)对于开放经济的两大部类再生产的结构确定与求解作了探索.本文基于已有的研究结果,分别给出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出口约束条件下有对外贸易的两大部类再生产的充分必要条件与具体的解析解公式,以及经济增长率公式.
  • 摘要:正如皮凯蒂对马克思批判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样,本文的研究结论也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澄清皮凯蒂对马克思的误判。皮凯蒂从头到尾对马克思的否定都是他的主观臆想,都没有构成真正的否定。到目前为止,国内学界努力追求的资本收益率和利润率之间矛盾的和解也没有真正得到和解,因为这个矛盾的前提原本就不存在。二是对皮凯蒂在21世纪的主要贡献的概括:他用大数据方法证明了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他的r>g的研究结论,正是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尖锐化的矛盾同它的迅猛发展一样不可避免,“r>g的根本性不平等,它与任何形式的市场缺陷都无关。而恰恰相反,资本市场越完善,r>g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一点正是揭示了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的重要论断,也就是“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
  • 摘要:"四个全面"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其战略布局思想是开展各项工作、实现中国梦的根本理论与实践指导.张德江同志指出:必须围绕"四个全面"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梦想一步步变成现实.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布局的重要内容,实现美丽中国梦是中国梦的有机组成部分,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全面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管理干部、从严治理官吏。要根据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要求,加强党员干部的生态思想建设、生态组织建设、生态作风建设、生态反腐建设、生态制度建设,重点加强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领导干部必须坚持求真务实,求生态文明建设规律之真、务实现美丽中国梦之实,将生态文明建设规律与各地实际相结合,探索地方特色和行业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坚持执政为民,坚持以人民群众的生态利益为本,树立为人民生态幸福服务的生态权力观,以及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生态群众观和实施绿色考核制度的生态政绩观,把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摆在重要位置;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美丽中国梦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经过长期不懈的艰苦奋斗才能实现,领导干部必须牢记生态国情、生态世情、生态民情,大力发扬杨善洲的绿色精神,继承和弘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努力营造艰苦奋斗的社会风尚;深刻认识浪费也是腐败、节约也是政绩,坚持以勤俭节约为荣、以奢侈浪费为耻,带头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做清廉的楷模、节约的表率、勤俭的标兵,率先形成节俭、环保、低碳的绿色生活方式。特别是,要加强反腐倡廉建设,重点关注能源、环保等领域反腐工作,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消除资源环境问题和领域的腐败根源。从一定意义上说,从严治党,作风建设与反腐建设就是生态文明建设。
  • 摘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进入了波动与调整期,由于内部与外部的多种原因,中国经济也逐渐进入了增速减缓的"新常态"阶段.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5月河南考察与11月APEC会议上分别提出与具体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的调整,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的经济与改革出现了许多的新问题、新机遇与新特征,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本身的调查与研究,也逐渐成为政治、经济、管理学等领域相关人士与专家学者的关注与研究热点.本文通过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研究的期刊相关文献的计量分析,应用文献信息可视化技术、运用各种算法绘制相关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和图表,分析与探讨"中国经济"研究领域的主题词、关键词共现情况,来展示相关研究的热点及其前沿问题,以期对我国经济新常态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一点促进作用.
  • 摘要:本文先论述马克思的二维生产及其生产力理论,然后论述他的二维生产关系理论。最后,基于这种二维理论,认为马克思经济学至少可发展出马克思主义的纯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三门理论经济学分支学科。
  • 摘要: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城镇化是与工业化发展内在相关的一个历史过程.由于工业化起点较低和起步较晚,中国传统的城镇化进程,是以土地开发和人口数量为特征和主要路径.不过,随着经济增长落入相对较低的速度区间,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的任务日益迫切,导致了对我国城镇化模式的倒逼机制.新的经济常态下,城镇化如果不能着眼于促进城乡协调、立足产业优势、提高经济效益和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则其发展乏力和前景堪忧将是必然的.在笔者看来,新型城镇化需要超越传统的"名义城镇化率"下的数量增长模式,而应注重于农村转移人口的完全市民化.而其进程能否顺利,关键在于能否培育出新的发展动力,使城镇化建立在新兴产业升级优化的可靠基础上,用集约化理念推进城镇化,发挥耕地保护的倒逼作用,发挥城镇化规划引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加强和完善立法,促进产业创新与民生改善的结合,科学分类,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新型城镇化。
  • 摘要: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阐释去工业化发生机制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用以解释去工业化发生的制度根源。这一分析框架围绕资本逐利的本质展开,它不仅将去工业化的不同成因纳人进来,而且还进一步地探讨了去工业化的更深层次的制度根源——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制造业的生产过剩以及由此引起利润率下降。
  • 摘要:作为一条引领中国经济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改革与发展路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全面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中国模式”的探索与实践;然而,同时应当看到的是,在中国经济保持三十余年高速增长的背后积累起来的因改革滞后形成的各种“体制病”与结构失衡引发的“经济社会综合征”—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速与改革进程脱节引致的制度转型障碍和强大的既得利益藩篱,日趋严峻的资源能源约束与生态环境危机,以贫富差距拉大为代表的各种结构性弊病,以及随着中国反腐风暴同时揭开的令人触目惊心的官员腐败现象—又是“中国模式”在引领中国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中逐渐积累的突出矛盾与问题,提出要从政府供给主导型到社会需求诱致型:经济改革驱动机制的转变,从“循序渐进”到“平行推进”:改革方式与改革策略的转变,从单一性的总量经济向包容性的质量经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逆周期调控到结构性改革: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转变。
  • 摘要: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一大逻辑是对片面、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的"增长主义"的又一次遏制.但是,要把新常态的指导思想真正贯彻落实好,有效克服随时可能出现的增长主义倾向,还需切实认识到位,政策措施得当.正确把控经济新常态,必须科学理解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正确认识新常态经济的主要特征,合理构建新常态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动力,而这一切,离不开对新常态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的把握. 提高生态效率,除了加强宏微观管理及其创新以实现对资源环境的合理使用和节约外,最根本的途径就是科技创新。首先,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对中小学素质教育最能起到引领作用的,是高考试题要考出素质、考出创新精神。政府教研部门和督学要着力评价学校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情况。对大学人才培养,关键在于根本改变对大学的评价方式。为推动大学以求实的精神提高教育质量,克服形式主义,要根本扭转组织部门、主管部门和大学排行榜的评价标准,应取消对学校科研经费量、师资外在标识、图书量、房舍设备量、重点学科、重点研究基地、重点实验室、论文被美国检索的数量等等比较,主要以一定的随机统考和学生素质考核、毕业生就业后的创新成果和受欢迎程度以及教师科研成果的质量及其对中国的实际贡献—不是对世界大学排名和论文引用检索排名的贡献—来评价大学。
  • 摘要: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布局更多样、发展更人性化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速度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或中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张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的经济增长点转向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但与此同时,这些转变还处在起始阶段,还缺少必要的准备,各方面的认识和步子也存在不同步的问题。因此,未来一个时期将仍然是一个各种利益主体博弈、冲突不可避免的阶段。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是要适应上述新特征,趋利避害,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狠抓改革攻坚,突出创新驱动,强化风险防控,加强民生保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 摘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改革开放37年来,我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初步建立.前不久出台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及央企高管薪酬制度改革是我国在经济新常态条件下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具有重大的经济与政治意义.我国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就是要逐步理顺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有力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和制度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 摘要:针对习近平总书记用新常态描述正在变化中的中国经济以及对中国经济发展特征变化的洞察,国内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就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和引领新常态进行论述,但是大多数文献往往缺乏对新常态的理性分析,这是其一;其二,新常态是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的事实描述和理论概括。经济发展新常态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特征的洞察,可以从多重视角、领域和层面来描述,平心而论,对中国经济发展特征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变化比较恰当的解读是早些时候提出的三期叠加,即“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和经济新常态存在哪些关联?其三,新常态除了从较长时间序列的考察外,还需从横截面的国际视角比较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中国已迈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分析和考量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和经济到达中等收入阶段后增长率持续放缓并落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等两类经济体,并与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比较,以期历史地和辩证地洞察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关键特征。
  •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经济新常态,是在国际国内新形势下对我国当前和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新研判,是我国制定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新常态的提出有其重要背景,从国际来看,世界经济变数诸多,低迷状况无明显改观复苏迹象;从国内来看,长期以来我国的高投入、高增长、高浪费、高污染、低质量、低效益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这种增长模式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环境的严重破坏.因此,必须代之以有效投入、适度增长、环境优美的高质量高效益发展模式.为此,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产生了明显效果,这就使得经济由过去的高速增长逐步放缓,转为中高速增长,这将成为一种稳定的态势.这就是新常态最根本的特征.这是令人高兴的.新常态下不以经济增长速度为圭臬,而是要高度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经济效益是在环境得到保护和自然资源得到合理利用的前提下,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过程中所取得的符合社会需要的标准质量的劳动成果与劳动占用和劳动耗费的关系。经济效益的核心是节约。要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通过学习和培训使广大党政干部深刻认识科技的节约或效率功能,在生产和生活中高度重视节约问题。要建立有利于发挥科技节约功能的体制。最重要的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会促使市场主体心往节约上想,力往节约上使,市场的这种巨大能量会使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极大提高。
  • 摘要:居民收入增长还远远不能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要求。尤其是居民收入差距形势依旧较为严峻,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本文较为深入分析了江苏省居民收入差距的成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思路,必须加强收入分配机制的顶层设计,构建民享型收入分配机制,尤其是要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机制改革,使人民群众能够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 摘要:关注网络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创新,试图以新的视角来解释网络经济就变得十分重要。互联网之所以可以具有过滤整个社会的性质,就在于它可以模拟现实的各种事物和行为,从而使得这些事物及行为能在互联网上有一个虚拟化的镜像,而互联网正像是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映射的一条通道。将这个通道称为空间,为了更好解释这一概念,可以将整个社会划分为三部分,即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和互联网空间。在这里互联网空间就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连接通道,或者是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的一一对应的虚拟镜像。互联网就像一张巨大的过滤网,实体经济被过滤后就变成了虚拟经济,实体企业、银行、市场以及整个社会被过滤后,就变成了虚拟企业、虚拟银行、虚拟市场及虚拟社会。就互联网空间的价值而言,也具有较强的虚拟性。认为互联网空间的价值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与劳动相关的价值体系,这是在互联网空间的创造过程中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价值,这是由于互联网的硬件和软件都需要大量的资本和劳动投入,作为高科技的产物,互联网空间创造的劳动具有很强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是劳动无关的虚拟价值,是由互联网空间的虚拟性决定的,即垄断性、复制性、规模性、共享性等,其价值来源于其他部门和社会转移而来的。
  •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经过了农民私有——集体所有的转变,农地两权关系经历了统一-分离-统一-分离的演变过程,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的分分合合关系的演变究竟是由哪些因素决定和影响的,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到一种规律性,并指导我国农地两权关系未来的演变趋势,未来的农地两权关系变革应尊重农民意愿,提高土地劳动效率的同时,加强土地经营效率的提高,提高农民的土地经营意识,在促进个体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整合生产条件,促进整体生产力的提高。从现在我国一些农村的一些新型农业合作社的情况来看,土地经营效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集体的作用,所以,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情况下,集体的经营权的表现也会越来越明显。从较长时间来看,我国现有的农地两权分离的关系会长期存在,但随着集体经营的加深,农地两权关系会逐渐走向统一。而走向统一的路径或具体的组织形式,则在一定程度上相似于集体化时期的各个阶段,只是在生产力水平更高、农地集体所有权不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更深更广的农地两权关系变革。所以,集体化时期的农地两权关系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土地两权关系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借鉴经验,从未来发展方向来看,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条件下,农地两权关系会按照集体化时期的发展模式演进,当然不会是简单的重复,会是在更高层次上的一种螺旋上升式的回归。
  • 摘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按生产要素分配原则的深入批判,实际上也是对市场经济初次分配的特点、基本内涵、根本要求的全面揭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按生产要素分配导致不平等的分配后果,“肥牛离开了自己的水晶宫,来养肥住在豪华宅第中的财主,而快饿死的人们却惨死在自己的穷窟里。”马克思此思想实际上说明“在私有制社会,财富的社会本质是不平等。正是不平等地对待剩余产品,才会使得具有私有产权性质和社会属性的财富得以诞生;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平等,才使得财富的意识形态变成等级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重要证明。”[23]同时也说明初次分配不能解决平等问题,但是初次分配制度设计公正却是初次分配尽可能平等的关键所在,否则让各种所有制、各种利益集团在市场博弈中达到公平,在机会平等下,社会成员只能越来越不平等。鉴于现阶段我国初次分配不公正现象依然突出的情况,新常态下,分配制度建设依然要以建设公正的初次分配制度为起点。
  • 摘要:以往的国有资源配置理论强调效率和机会成本是国有经济进退某些行业的标准。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国有经济承担着引领科技创新的社会责任。因此,基于创新效率的视角来考察国有企业创新资源配置,在保持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控制力的前提下,坚持市场对国有企业创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以效率为标准,政府适度引导,鼓励国有企业创新资源从投入过于拥挤的行业向投人不足行业转移,达到不同行业之间创新要素配置的均衡。
  • 摘要:重视并放大规模农业与非农就业的协同效应当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系统论表明,系统越是复杂,系统协调的要求越高,协同效应也就越显著。然而,目前规模农业研究较为深入,非农就业研究虽有待深入,但规模农业与非农就业间协同关系的研究,更是仅仅散见于各种著作和论文中,提出 以国家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和规划为目标导向,加强财政政策及金融政策、城市化政策和产业政策等手段与就业目标的前瞻性和协同性,促进非农就业,加大城市拉力。
  • 摘要:在历经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步入增速换挡、经济转型的新常态.2014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指出中国当前处在重要战略发展机遇期,唯有增强信心,基于经济发展的实际特征,适应"新常态",保持平常心."新常态"一词逐渐进入学术视野中,关于"新常态"的研讨逐渐增多,其中2014年召开的题为《新常态与稳增长》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讨了中国的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与特点问题,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主旨演讲,首次详细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以及对经济"新常态"的界定.面对当下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中国经济"新常态"发展观对历史沿革与反思,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化与发展,是对基于现代化发展理论模型的改革与创新,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全新阐释,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守,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征.“新常态”的经济发展观更为强调一种科学而持续的发展理念,不再一味强调速度至上的发展思维,而是转为一种稳健而无害的经济发展观,这是对当下中国整体经济形势的一种宏观的减速示意,尤其是经济超常态的发展速度的减速示意,预示了经济发展趋势从一种高速革命式发展转到了中慢速轨道,这种变道并非简单的转向,而是一种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的整体缓慢平移,以及逐渐降速的调适过程。
  • 摘要:依法治国的问题不仅是一个法学领域的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学领域的问题,也是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等其他相关学科需要给予高度关注的问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是要以法治巩固人民主体地位、维护人民合法权利,在全社会弘扬和践行法治这一价值理念,因此,并不仅是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巫待加强,法治思维也需要从法律人的职业生活走向普通人的生活世界。法治思维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宏观思维、全局思维。法治思维处理分析问题是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整体宏观全面的角度出发,进行社会效果的度量、法律价值的判断、合理性的思考。法治思维的目标是维护经济社会发展和谐稳定,任务是建设法治中国,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中国人的思维模式选择既受到传统的道德思维、人治思维的栓桔,又受政治思维、经济思维、管理思维和特权思维的窒息,法治思维尚未成为其主导的、基本的思维方式。法治思维的生成对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重大的引导、推动作用,必须培养法治思维能力,并使法治思维真正成为主导思维、基本思维,法治中国梦才有可能最终实现。当全社会都把法治当成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作为一种信仰的时候,良好的法治环境就会形成,就会推动法治环境与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良性互动。
  • 摘要:我国正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有利于协同创新,促进经济结构优化,驱动经济发展"绿色化".在这样的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方式必将摆脱粗放型模式,转化为开拓创新型模式,这种转化也要求我们从思想上准备好过"紧日子",在行动上改革创新.应对新常态要向体制改革要红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后者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适应"新常态"、实现"中国梦"的动力源泉.新形势下从经济视域观看“中国梦”,可以体味到精神文明为“中国梦”的追寻和实现提供了正确的价值观导向,物质文明为“中国梦”的追寻和实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物质文明的丰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取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经济基础,它也为加快转变经济经济发展方式创造了制度环境,有助于深入“中国梦”的经济路径,但具体路径的选择和深入,有待全面深化改革即“中国梦”的经济保障来决定。
  • 摘要:进入后危机时代,美国等发达国家推行的“再工业化”与已经显现的制造业回流趋势,甚至制造业最为发达的德国也在推行所谓的“工业4.0”运动,对全球国际分工格局、经济全球化运行机制、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发展模式的影响逐渐显现。当前我国经济已融入一个全新的产业链竞争时代.随着资源能源和环境压力加大、要素成本上升,市场倒逼机制推动我国传统制造业实施新一轮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制造业转型升级将为我国经济稳定增长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应遵循科学性、环保性和实效性原则,通过优化创新体制机制激发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源泉,推动我国制造业向专业化、信息化、低碳化、开放式方向发展,实现制造业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以推动我国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
  •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正步入新常态.新常态的显著特征是处在一个经济增长的新旧动力交替之中.传统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创新驱动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的重要的源泉.中国经济要想行稳致远,必须探寻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体系,营造持久的功能.新常态下要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可实现的中高端目标,必须依靠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创新是转型升级的最大动力源泉。这里的创新不仅仅是指科技创新,它还涉及发展理念的变革,体制的改革,管理的出新,是一种综合性、系统性、战略性的转变。为此,要探寻推动经济增长、发展、创新的动力体系,加快科技创新步伐,培育经济内生动力,推动改革全面深化,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开发人力资本,提升创新能力,改善民生,激发民众的根本动力。
  • 摘要:本文则从技术进步的视角来尝试地给出中国作为后发经济体在其经济实现赶超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区间性回落的内在机制,这种理论说明可以同时整合上述部分的减速因素,给出所谓新常态较为完整的技术进步视角下经济增长的理论解释,同时也说明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出口导向型战略受阻均是后发国家经济实现赶超过程中,所处不同阶段所面临的表象,而非是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区间性下移的根本性原因。中国经济新常态最为核心的要义就是要充分意识到阶段跨越需要的整体性变革,既包括微观逐利的企业需要调整以应对,也要求政策制度、法律法规等宏观经济环境随之调整,使得经济增长路径能够顺利由模仿阶段进入自主创新阶段。为此,就要求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环境进行全面的结构性调整与改革,适应新的发展阶段,即适应新常态的要求。同时,政府在宏观政策上要有足够的定力,不要被经济增长减速的表象所困扰,让减速成为“清洁机制”清理只能模仿技术,无法自主创新的僵尸企业,鼓励企业所用技术的升级换代。
  • 摘要:如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必须要确定政府的有效边界.超出政府的有效边界,就需要市场发挥有效作用,确定政府的有效边界,笔者认为,确定政府边界的基本原则应是: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边际社会成本等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边际社会成本,优化资源配置,产权必须要进行有效界定,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要维护好市场秩序。
  • 摘要:从词义上看,经济新常态指一个经济体在新的发展阶段呈现出的相对稳定状态.在中国经济领域,“新常态”一词被用来描述近年来中国经济新呈现出来的稳定发展态势。正如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本文认为,科学认识新常态,既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背景,又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因;既需要分析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性,又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我国经济的新常态既具有新的发展机遇,又面临一些潜在的风险与挑战。只有在科学认识新常态实质的基础上,主动适应新常态的主要特征以及相应的趋势性变化,并以马列主义经济学及其中国化的经济理论引领新常态,我国经济才能既把握新的发展机遇,又克服潜在的风险与挑战,从而实现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 摘要:转型中国改革深度推进的现实呼唤公平正义,而社会公平正义需要依法治国的保障.依法治国是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全面推进这一基本治国方略、实现法治中国的深层次问题在于处理好市场、资本与权力的关系.从经济哲学的视角深入剖析,可以发现市场需导控、资本无道德、权力应有界,简单地否定资本或者放任市场自流并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而通过驾驭导控资本和市场力量、制约规范权力运行和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及法律保障等综合改革措施,实现从社会结构到思想观念方面的全面转型,是社会公平正义和依法治国的实现路径.公平正义与依法治国的实现必定是以渐近式推进为基调,逐步实现的过程。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而言,努力建设法治中国,以更好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还需要从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方面着力。
  • 摘要: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主体,虽然目前依据现实国情在改革中对于公有制经济采取了一些灵活的政策和做法,但其在经济基础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主体地位始终不能动摇,而且还必须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不断加以完善和加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在多种非公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竞争环境中,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也不会自动加强,要使之健康发展,并发挥其对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性的保障作用,必须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关键在党。
  • 摘要:本文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有关理论,从价值链分工的视角来研究当前我国参与对外贸易的贸易利益以及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从价值链分工的视角看,我国的贸易利益所得之所以不大,是因为我国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加工贸易占全国贸易总量的相当份额,但是却只是参与国际产品生产的低技术含量的环节,对外贸易的依存度较高。要改善我国在国际贸易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必须改变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逐步构建由本土企业主导的国家价值链。
  •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出,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分配治理是关于治理分配问题的理念,是指导分配治理实践的基本依据和原则.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治理,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理论创新、指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实践,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所谓公平,就是指运用统一尺度合理分配权利或利益,不偏袒哪一方面。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公平是指不同经济主体的权利和利益分配合理,不偏不倚。效率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它既体现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经济体中,同时也体现于整个国民经济资源配置中,需要加以区分。从微观经济学来看,效率是指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对比关系;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考察,效率是指在国民经济中各种资源得到利用的程度。做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就是要求在整个过程中既要尊重生产要素创造财富的贡献,同时又要照顾到人的尊严,不能影响其生命体的生存和发展。
  • 摘要: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中央根据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诸多新特征作出的判断,这一新阶段究竟对应于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新常态在差异较大的各区域中,表现是否一致,本文对此作一些分析.为适应新阶段发展需要,培育新的增长动力、提升产业层次、追求质量效益、提高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加快改善社会事业、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等,就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而完成这些任务,只能靠创新驱动、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或者说转型发展,就成为题中之义。而采取对策应对的过程和产生的影响,正是新常态所反映的各种不同于过去的表现。各地区发展阶段差别如此之大,在同一个时点上,各区域的特征表现也不尽相同,不可能同步进入一种常态,同理也不能简单按同样的思路和方式采取政策措施。对于发展阶段领跑的东部地区来说,已经出现了一些更新的常态,如完全进人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主要靠服务业拉动等。对于发展阶段落后的地区来说,则可能尚处于向新常态过渡之初,旧常态的特征会非常明显。
  • 摘要:从哲学视角看,公共性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价值诉求.其一,公共性反映了人共同存在的生活方式.由于个体的局限性,人只有在与他人"共同生活"的公共领域中才能确证自身.其二,公共性反映了人们对公共世界的深切关怀.公共性表征着人的利他属性,只有人人维护公共利益、承担公共责任、实现公共价值,才能实现高质量的公共生存.其三,公共性反映了人对公平公正的价值追求.公平公正是人的生存取向,彰显了人对公共实践合理性的追求.其四,公共性反映了系统性的思维方式.公共世界是系统世界,系统各要素有机联系构成了世界的运作规律,应用系统性的公共思维考量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和作用.相比于以GDP为中心、以投资为主导、以劳动力红利为依托的单极性粗放经济增长方式,中国经济新常态力图将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更加注重发展结构的合理度、发展动力的创新度、发展方式的生态优化度,发展成果的普惠度,旨在推动自然、社会和人相协调的公共性发展,具有顺应世界潮流和时代发展趋势的公共性价值。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应引导公众增强对农民“市民身份”的价值认同,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建立农民工岗前培训机制,增强农民自身的主体能力;完善农民工工资增长机制,满足农民的切身需要,让各个阶层的人拥有改善生活条件的机会,平等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不断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深化经济新常态的公共性价值,为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的公共目标创造更多有利条件。
  • 摘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日益显现出来,在世界范围内也属于贫富差距十分严重的国家.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已经成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障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在进入"经济新常态"的发展阶段,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状况如何,对新常态下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何影响,应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来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健全农业补贴制度。合理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搞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强税收对收入的调节力度,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 摘要:近年来,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经济运行步入"新常态",由于大剂量的调控政策被强力推出,现阶段的经济危机并不表现为负增长,而是表现为经济增长在低水平上波动,全球流动性过剩,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地缘政治愈发紧张,国际竞争更趋激烈.我国支撑发展的要素条件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深层次矛盾凸显,正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到了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头,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数据显示,近年来,汇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持续位于"荣枯线"上下徘徊,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则持续负增长,我国经济仍在继续下行中.因此,必须理性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适应新常态,而适应新常态的关键在于增强经济运行的内生动力,增强内在动力的关键则在于改革提速.通过改革深化和提速,实现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使出口让位于国内消费,政府投资让位于民间投资,要素驱动让位于创新驱动.要通过深化改革来构建新的制度和结构,明确国家、企业和居民的合理分配比例关系,将一部分政府和企业收人转化为居民收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薪酬增长机制,合理调整行业之间的收入水平,大幅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普通劳动者收入;明确各级财政用于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并以制度形式加以保证。要继续加大惠农、扶农力度,调整农业结构,发展高端高效农业,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优化配置土地资产,促进农村劳动力和剩余人口的转移;尊重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的权利,使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真正享受到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利益。要改革创业就业体制,制定和落实促进平等就业的法律法规,鼓励和扶持创业,促进中小微型企业发展,以吸纳就业人口,减少贫困人口,缩小贫富差距,促进消费需求的扩大,为经济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 摘要:经济新常态的出现,要求人们对它的考察和认识也要有新常态,也就是说,随着经济新常态的出现,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等也要根据新常态的要求发生转变,要用新的思想观念和新的思维方式去看待、认识和研究新常态,以至于实现理论的创新,以指导新常态下社会实践活动的需要.经济新常态即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的经常性或稳定性的特征或状态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它不仅仅在GDP增长速度方面不同于旧常态,而且在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体制及其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都不同于旧常态.人们应该用新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不同方面对经济新常态进行考察和认识,指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无论是私人资本混合公有资本,还是公有资本混合私人资本,无论公有资本控股还是私人资本控股,它都既有利于公有资本,也有利于私人资本,既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也是私有制的实现形式,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包括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也包括非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国民共进。因此还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讲的好:“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既“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又“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至于有人担忧的掌握控股权的大股东会侵犯中小股东利益、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就像掌握领导权的官员会腐败问题一样,都属于违法违规问题。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规范、有序、公开,一切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执行。
  • 摘要:近几年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来缓解这一问题,但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相对贫富差距仍在继续扩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财富占有不平等所致.因此,要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首先必须解决财富占有不平等的问题,提出要防止国有资产在发展混合所有制过程中进一步流失,加大打击腐败力度,堵住权力变相转化为财富的通道,加大财富分配和优惠政策向农村及落后地区的倾斜力度,完善相关税收制度,充分发挥税收在财富分配中的调节作用,提高国家资源开发利用的相关补偿费用和税率。
  • 摘要:与保持中高速增长,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这个大目标相比,上述四个药方,即便没有互相冲突和内在矛盾,也有小马拉火车的感觉。可以看出,这位部长的目的之一是要促进劳动力的流动,但是,这个流动主要不是劳动力的自觉自愿的流动,而是资本家随意解雇工人的强制性流动。要说这种流动能够保持中高速增长,这位部长还得好好论证一番。
  • 摘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限制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企业的作用,通过国有企业直接参与生产,因而必然替代甚至取消、取缔了一些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所谓市场,从而体现了市场与政府的统一。当然,这种统一性是建立在政府及其管理、经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上的。只要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就可以充分发挥政府的积极性,而不能严格区分政府的责任和企业的责任。这是政府直接地参与市场,而不是简单地政府干预市场。只要政府的指令性计划是反映实际经济的需要的,那就不能说“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包括其生产规模与结构的安排,不再由政府指令性计划决定,而是由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市场信号决定”。实现上述制度安排的最正当(the most justified)组织形式乃是公有制企业。只有在公有制企业里,产出才能得到平等的、公平的、合理的、科学的分配。实际上,公有制企业不仅最正当,还是最经济的价值创造主体组织。由于它消除了少数人凭借资本所有权获得剩余的索取权,公有制企业的成本相对其他组织方式(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是最低的,因而所产生的社会剩余(可能表现为利润)是最大的。因此,如果其他情况一样,为了得到同样数量、质量的产出,相对于其他所有形式的企业,公有制企业交易成本最低。
  • 摘要:"新常态"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新阶段发展规律和态势的把握,这一命题何以需要以及如何可能必须在学理上加以阐释.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要求我们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其中,社会有机体理论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的深刻总结,运用研究社会有机体的整体性原则、结构性原则、层次性原则和开放性原则,探索积极引领“新常态”。社会有机体既关注对立的社会子系统的统一性,又从整个社会有机体中揭示对立双方的相互作用,更着眼于矛盾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对立、相互统一的关系内容及其整体意义。这一论断认识到社会有机体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一定历史时期中,主要矛盾处于同一性主导的辩证状态,而次要矛盾则呈现对立与统一的运动变换之中。历史性地考察矛盾的对立、同一、渗透、转化,使得社会有机体的发展具有动态性和强韧性,化解各种可能的风险与挑战,并将发展潜力释放出来,为“旧常态”向“新常态”的转向注入持久动力。
  • 摘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要又刮风,不要急于定任务、赶时间、显“政绩”。要先吃透中央文件指导思想和改革精神。要重视顶层设计和实施细则、规范操作。防止新一轮的国有资产流失。2015年6月5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上指出: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务,更是改革的重要方法,试点能否迈开步子,趟开路子,直接关系改革成效,要树立改革全局观,顶层设计要立足全面,基层探索要观照全局。这一指导思想,应在混改中遵从,特别在私资参股垄断行业国企过程中,要去除随意性与盲目性,要按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办事。这次会议还继续和进一步指出:“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要坚持党的建设与国有企业改革同步谋划。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要坚持问题导向,立足机制制度创新。这方面的新论述,同样是完全杜绝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我国改革的干扰。
  • 摘要:随着金融业逐渐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之一,世界各国也更加关注金融业带来的风险,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各国政府深刻反思本国金融监管制度和行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建立并完善金融监管体系.面对危机,我国政府应继续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并运用于政府金融监管的实践中.
  • 摘要:作为描述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一个新概念,"新常态"近一年来受到了媒体和公众的高度关注.有关新常态的特征和新常态下的经济政策不仅是当前我国经济研究的热点,也是各级政府高度关注的议题.基于中央已将经济新常态提升为我国发展战略和宏观政策的制定依据,并要求全党全社会"要深化理解、统一认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认识和判断上来",本文就如何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谈一些看法,认为经济新常态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总体概括,这些特征这些特征体现在经济运行“九大趋势性改变”、经济发展的“四大转变“、经济政策的“三个重新变化、经济工作的“八个更加注重”多个层面。在笔者看来,经济发展层面上的变化,即经济发展新常态是经济新常态的核心要义。经济运行的则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成因,经济政策层面、经济工作上的新变化则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逻辑要求,同时总体来看,随着经济进人新常态后,面临的问题会更加复杂,面对的挑战会更多,背负的压力会更大。
  • 摘要:协同创新具有一定的空间范围和边界;协同创新的主体包括自我激励的人员、企业等不同组织;创新的客体是不同的创新要素;协同创新的目标在于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使创新能力内化为创新要素;实现协同创新的手段有市场营销、组织学习与创新互动、社会网络以及组织、市场和技术间的协同等。区域协同创新理论的形成、发展和不断的丰富、深化,离不开区域协同创新的持续实践;同时,自觉的区域协同创新实践也离不开在实践中对区域协同创新规律的发现和认知,以及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创新理论与创新实践是两个相互依存、交相辉映过程的统一。京津冀协同创新的实践是区域协同创新理论形成的沃土,存在着比任何创新都更为复杂的关系:既包括横向跨区域、跨行业、跨部门、跨隶属的多方面协同;也包括纵向不同级别、不同层次、不同阶段、不同水平的多层次协同;还包括消费者之间、企业之间、行业之间、部门之间、政府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双重、三重、多重的交叉协同。在这个复杂创新系统中,还要进一步实现整体创新的统筹、协调和整合。这片沃土为区域协同创新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实际资料和理论来源,同时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也更能彰显协同创新理论的魅力和价值。
  • 摘要:衡量和判断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从而各级党政领导机构,是否做到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衡量和判断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是否真正履行“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最基本的尺度就是,看其是否能够站在人民民主专政的立场,真正维护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构成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济基础,真正维护公有制为主体的重要规定,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角度来看,为人民利益掌权的各级干部要以实际行动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当前要十分重视反对和纠正经济改革指导思想的“西化”。高层领导干部应带头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在经济改革实践中积极付诸实践;并结合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主动地领导和督促各级党校、普通高校和宣传媒体,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教育、必要的人事组织措施等方式,尽快扭转目前已经形成的严重的经济改革指导思想“西化”的不良态势,让马克思主义重新占领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的阵地。只有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领全党全国人民遵循党中央的《决定》,真正首先做到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严肃追究和纠正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中国才会在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上,越走越宽广。
  • 摘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是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文化产业要适应经济新常态要求,必须转变发展方式,积极探索同经济新常态相适应的文化产业发展新路径.经济新常态下文化产业如何转变发展方式,最重要的是要转变文化产业传统生产经营方式,创新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和理念,积极探索文化产业新常态路径,从“小而全”、“大而全”的小生产方式,向文化大生产方式、大传播体系、大创作平台发展转变,从“人海战术”、“群众运动”的发展方式,向以人才振兴文化产业、带动文化建设发展方式转变,从重城镇轻农村“城乡文化二元结构”方式,向以城带乡,城乡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方式转变,从重引进轻走出去的开放方式,向以走出去带动文化建设全方位开放发展方式转变。
  •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对新常态给出了界定,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201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提出了九个方面特征,进一步深化了新常态的丰富内涵.当前,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一个关键问题是要更加科学地处理好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从市场与政府之间关系这个古老的命题入手,分析为什么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十多年后还必须要解决好这个问题,进而提出在新常态下如何更好地发挥二者应有的作用,在参照其他有关信息并经过去伪存真的过滤后,对那些利润率水平还低于平均利润率的行业和部门要加大扶植,对一些可能影响全局的大企业或个别行业则要更多关注,对它们中借助某些“超市场”力量所攫取的巨大超额利润要加以限制和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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