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游牧经济是内蒙古草原畜牧业的传统经营方式,但是现代草原畜牧业发展中游牧经济的利用移动手段减轻草场的"生态有效性"方法被放弃的同时也没有出现更有效的方法来替代它.反而草原生产力和承载力被严重高估,从而积极推动人口增加激励和外来人口移进政策,导致人口激增,草原畜牧业第一大要素——人口和人口需求增加.极快增长的需求动力之下,草原畜牧业第二大要素——牲畜数量激增.然而,为了满足牲畜食草需求,草原畜牧业第三大要素——草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1980年代以后草原退化现象日益显著.所谓对策草原上实施了"草库伦建设"和"饲料地建设".但是水草好的地方这一措施成为多此一举,条件差的地方却无法执行,最终不得不执行"休牧"和"禁牧"政策.这无疑是影响了牧草的上层需求者——牲畜.虽然单位产量为目的的品种改良措施有一定的奏效,但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利益最大化机制和个人承包制度下的利益分配机制无法遏制牲畜头数的继续增加.草畜矛盾的激化,带来了"舍饲"和"育肥"等高成本经营方式.然而,草原畜牧业经营成本膨胀,让牧民陷入"高收入、高支出、低生活"的"潜在贫困陷阱",他们除了对草原的情感上的滞留和历史与文化的执着,生态补贴的欲求以外,似乎失去了持续发展的信心.原本在草原畜牧业劳动中获得的劳动报酬最大化的激励作用下降,生态补贴反而成为牧民更喜欢的收入来源,直接导致地方财政重负担.本论文对建国初期开始的各时期畜牧业经济政策为背景,研究"人-畜-草"的扩大生产过程和"草-畜-人"的倒逼作用,提出"草原畜牧业发展不缺政策,不缺补贴,缺少的正是前一轮政策实施后的教训和经验"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