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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环境历史与人类文明

2012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环境历史与人类文明

  • 召开年:2012
  • 召开地:天津
  • 出版时间: 2012-10-26

主办单位:教育部;南开大学

会议文集:2012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环境历史与人类文明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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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环境伦理旨在解决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开明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争斗,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综合了这两种观念,要求在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以发展的眼光和协调的观点来解决环境问题,是一种现代环境伦理观.其实环境问题的实质是价值取向问题,文章基于公共行政学的视角,通过分析现代环境伦理观的缺失对政府制定行政制度、规章及其政府行为方式的影响,阐明了要正确处理人类和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关键是要建立起"政府为主、市场为辅、社会广泛参与"的环境保护机制,进一步完善现代环境伦理观,为中国环境问题的解决开辟出一条新路径.
  • 摘要:云南省的丽江、大理、楚雄三地是重要的血吸虫病流行区,三地地界相接、水系相通,各少数民族交错杂居.基于流行区的地理环境和传统农耕,使村落和村落周围形成各种流行因素高度聚集的流行圈,以及农耕人口、牲畜等传染源的频繁流动等.流行区各少数民族在坚持传统农耕的同时,农耕文化和以地方性知识为外显的环境疾病观却产生了历史性的变迁.
  • 摘要:燃料是传统时代最重要的能量载体,在传统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故而研究燃料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拟立足前人研究基础之上,深入探究明代华北燃料危机的表现、原因及社会应对,把握燃料在明代独特的社会风貌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明代深重的燃料危机;其二,明代燃料危机深重的原因;其三,明代燃料问题的社会与生态效应.
  • 摘要: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有着浓厚树木保护意识的文明古围.这不仪因为林木资源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土木之役"及百姓生活用材,涉及围计民生,也是因为林木资源状况影响到农业生产环境和居住环境.因此,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树木种植和保护,不断颁布有关政策法令,作为国策运用于国家的治理中,以保证林木资源的永续利用.而"保护林木资源,提倡植树造林,发展林业生产",也是我国古代一些有识之士所极力倡导的,因此在历代文集里的有关言论也屡见不鲜.rn 对于中国古代树木保护的整体概况以及具体朝代的林木保护,已经有学者做过一些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主要针对元明时代中央政府所颁布关于树木保护各项法令政策进行梳理,进行初步地分类研究,以发掘出这一时代政府树木保护行为的新特点。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形成这些时代特点的政治社会原因,以揭示环境史与政治史的密切关系。而本文将“元”与“明”两个统治民族性质不同的封建帝国放在一起讨,正是基于两个相邻朝代强烈的继承性(至少在某些方面上来说)。而这一问题近年也越发受到广大元明史研究者的重视。
  • 摘要:水利在传统社会中具有重要作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大量直接和间接史料,使人们对中古水利及相关各方面有更加深入细致的认识,也为理解整个中古社会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在此背景下,研究了基本文书渠系分布,灌溉制度,水利管理与赋役、经济等问题,并提出了今后研究方向。
  • 摘要:毋庸置疑,西方传统发展观已经带来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资源危机、环境危机以及人的精神异化.生态伦理发展观由于一系列的理论悖谬而陷入了困境.发展伦理学正是在反省人类生存危机、积极吸收传统发展理观和生态伦理发展观的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形成的,其目的是为了探索出一条实现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哲学之路.作为公平的正义是发展伦理学的核心价值,人的可持续发展是发展伦理学的终极关怀.
  • 摘要:本文所说的"人天观"是指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中西传统人天观是指中国和西方传统上各自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通过对中国传统人天观与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的西方主流人天观的对比,发现在对人在自然万物中地位的认识、对其他生命形式的认识与态度、对其他民族或人种的态度、对自然资源利用的态度、在人对自然进行干预的态度、对自然环境的情感与审美等六个方面,中西文化的观念相去较远.这是研究中国古代生态环境史学,构建该学科的整体理论框架时,必须予以注意的.
  • 摘要:"自然—文化"观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议题.对此问题的深入的探讨,在威廉克罗农的《土地的变迁: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殖民者和生态1600-1800》一书可见一斑.他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涉及到经济殖民、生态意识淡薄、文化殖民等诸多方面,以致于造成了生态持续恶化;而对于印第安文化,克罗农肯定了其适应生态环境的积极一面,也批判了它单向度地接受不可持续的资本主义的扩张.
  • 摘要:殖民时期美国东北部移民的杀狼,不但满足了其生存需求,也通过传说承续了传统,并制造了英雄杀戮恶棍的正义,使其精神需求得以满足.生存需求的满足减少了狼的数量,精神需求的满足才是导致狼灭绝的主因.在物种多样性正在消失的今天,因人之正义而取消其它物种的生存权利,不管是历史还是传说,都值得史家去总结和分析.
  • 摘要:澳大利亚从殖民时代开始流行"干旱说",认为气候的干旱阻止了澳洲大陆的发展.1960年代学者们开始对"干旱说"提出质疑,但尚未能够解释其形成的原由.本文将该问题置于东南部垦殖和内陆河流探险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分析,认为新移民对于"干旱"的体验是英国殖民者参照英国本土和帝国殖民地的实践经验,基于澳大利亚当地的环境现实对于澳大利亚的气候、资源条件进行的基本判断.在殖民背景下,英国殖民者对于澳大利亚环境的解释与殖民权力捆绑在一起,"干旱说"被作为关键词写入了澳大利亚的白板论,用以证买殖民地开拓的正当性。
  • 摘要:武陵民族地区是山地地貌,自古森林茂密,在清代改土归流之前,森林植被非常茂密,为武陵民族地区传统产业提供了生产与生活的物质保障.明清后来随着中央的经济开发及皇木采办的深入,森林出现了耗损.尤其在改土归流后,大量垦荒与传统手工业的移民的迁入,武陵民族地区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对这些地区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rn 时至今日,武陵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有利于维持西部森林资源和水资源的平衡,减少长江和乌江等流域的水上流失,保障国家水电能源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今天武陵地区破坏森林的情况十分严重,武陵地区水土流失也十分严重。笔者调查发现在武陵山区还有使用白炭(木炭)的生活习俗,在湘西大量的复制木制吊脚楼,更为重要的是滥砍滥伐现象没有根本禁止,而农村还是以树木为丰要生产和牛活燃料,鉴于今百年的武陵山区的森林破坏,和武陵各干支流的水坝泥沙淤积问题,笔者认为除了要继续保持退耕还林禁止滥砍滥伐外的政策外。目前最为关键的就是实现燃料的更新换代,解决清中叶以来的以(柴)为丰体的可再牛植物燃料的危机问题。首先,使用沼气带薪、以电代薪,山区的电低价卖给农村烧柴的农民,这些都是可行的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方式。其次,使用天然气、液化气、煤等不可再生资源,第三,使用节柴灶节约用“柴”的耗费。因此国家要加强这方面的资金补助和政策引导,实现整个长江上游及国家其他山区的燃料更替,将人们生活的“柴”放在保护森林及森林复原的第一要务。
  • 摘要:秦汉社会常规性取材活动可区分为薪炭消耗和材木利用两项.薪炭消耗涉及宫室官寺、普通民众、冶铁铸铜、制陶煮盐、陵墓用炭等方面.材木利用涵盖宫室营建、车船制作、墓葬棺木、栈道交通等领域.薪炭樵采属于经常性活动,年年月月不间断地"蚕食",建筑、车船、棺木等材用则不定期地"鲸吞",二者都具有巨量、永不停止的特点.通过可能的数量估算,印证史籍关于林木资源缺乏等记录当有所据.这两项常规性取材活动是秦汉时期森林资源受到破坏的主要原因,两汉社会频繁的自然灾害亦与此紧密相联.
  • 摘要:隋唐时期,关中地区尚称沃野,作为黄河最大支流的渭水,其流域仍保持者较为丰富的水资源.但渭水支流水资源的总体情况,以渭水干流为界,南北却呈现出较大的不同:渭水之北的水利设施,无论引泾、冶、清、浊、漆、沮诸水之郑国渠、白渠及其支渠,还是合韦川、莫谷、香谷、武安四水的成国渠(又称渭白渠),主要作用在于灌溉,兼以碾硙等,罕有行船漕运等功用,且灌溉与碾硙之间、不同地域之间等往往存在着较严重的用水矛盾,加之规模较大的湖泊池沼等罕有分布,水资源短缺情况较为严重;而在渭水之南,特别是在都城长安周围,无论是自然水道还是人工开凿的河渠,虽不失灌溉、碾硙之用,但就整体而言,由于渭南并非主要的耕作区,耕作面积远不及渭北地区,渭南地区水源的主要功用则是保障长安物资供应的漕运以及城市生态观赏用水等方面,而正是城市供水的成功与漕运的巨大成就,加之众多大小湖泊池沼的补充作用,可以推断,隋唐时期渭南地区的水资源状况仍可称良好.
  • 摘要:明清以来,南阳盆地及周边山区由于人口激增,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遭到过度开发,致使南阳盆地自然生态破坏和自然灾害频繁.南阳盆地自然灾害的频发加速了域内水路交通的衰落,加剧了近代南阳盆地社会生态的衰败和社会经济的萧条,最终使南阳盆地由"中心地带"演变为世人所不齿的盗贼渊薮.
  • 摘要:先秦时期,贵族社会营建苑囿并游闲其中渐成时尚,在苑囿中建台并登高游观成为一种颇具典型的休闲方式.游闲者以自身的游闲需求不断拓展和塑造游闲空间,使得自然形态的游闲空间在游闲者的影响下得以人文化,而以苑囿为中心的游闲空间也提升了游闲者的文化情趣.以贵族为主体的游闲者与游闲空间之间形成了明显的文化互动.
  • 摘要:隋大兴城官员贵族住宅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西密东疏的特点,且此特点还可从城内佛寺空间分布的类似特点得到印证,因为这些佛寺中的大多数皆由官员贵族舍宅建立或与官员贵族住宅有关.大兴城官员贵族住宅此空间分布格局,当与城市地形地貌有关,是受风水观念,而非辛德勇所谓"尊长在西"观念影响的结果.宇文恺在规划设计大兴城时,将横亘城中六爻坡岗比附为乾卦六爻,此观念被广为接受.于是六爻坡岗地带被视为有"贵气"风水宝地,皇帝往往"不欲常人居之";而官员贵族在选址营宅之时,自然不敢冒皇帝之大不韪,对此类"风水宝地",即便心向往之,也不得不刻意回避.又因六爻坡岗主体部分在朱雀大街以东,占其总面积50%以上,而在街西却不到20%.故大兴城官员贵族住宅选址只能集中于街西,最终形成明显的西密东疏的分布格局.
  • 摘要:河西地区主要水系之一石羊河及其支流,在历史上曾使用"谷水"、"马城河"、"五涧谷(水)"、"三岔河"等名称,沿用至今的"石羊河"一名迟至清代前中期方才出现."石羊河"之名,首先出现在流域下游镇番县的方志中,命名初衷则是为处于上游武威县境内的河流定名,其指代对象存在逐步明确的过程.上游武威县对"石羊河"名及其指向,经历了从不在意到接受、并有所延展的演变历程."石羊河"名的出现,与下游镇番县河源水权观念的兴起存在密切关联.塑造河名是上、下游水资源权利生成中,构建自身水权的策略之一.其深层次的原因,是环境要素与社会演变之间互动的产物.
  • 摘要: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一直是学者们所关注的焦点.考察中国区域环境效率的基础上,将采用DEA方法其分解为技术因素和非技术因素两类,并且进一步对非技术因素进行细化,分解成多个影响因素,然后从区域角度对影响环境效率的各项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如果我国要推动东部地区先进技术向中西部省区的转移,就必须采用有效措施加大对中西部省区环境问题的政府规制,以及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促使中国环境效率整体提升.
  • 摘要:滇池在云南有着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自上世纪50年代滇池周边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以后,其生态平衡也随之被打破.近年来工业排放和生活垃圾的倾倒加剧了滇池污染,为了彻底整治各级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仅从滇池的水质类别来看似乎收效甚微.在不断的人地斗争过程中,究竟是大自然过于顽固还是始终做着一笔糊涂账,相信问题答案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日渐清晰.rn 九大高原湖泊由于自身的地形地貌等不利条件决定了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污染的防治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云南的交通不畅和信息闭塞,也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最新科学成果的应用。但也正由于它们的独特自然条件使得云贵高原得以展现令人惊叹的生态景观。今后的生态保护过程中,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政府、工艺日渐成熟的企业、高原上淳朴的人民都应该对大自然多一分崇敬。随着人们环境保护的意识不断增强,有理由相信不仅是云南的九大高原湖泊,其他壮丽的生态景观在引起人们惊叹的同时定会得到逐步的保护,到那时青山绿水一定会遍布云南高原。
  • 摘要:20世纪50年代起,抗生素凭借治疗疾病和促进生长的双重功用而在美国被普遍添加入动物饲料中,畜牧养殖业滥用抗生素已造成了严重的公共卫生后果.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要求明智或者审慎利用抗生素的呼声一直存在.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曾对抗生素滥用问题进行过多次调查,并向国会提交政策建议,但这一问题至今也未得到根本解决.造成二战后美国畜牧养殖业滥用抗生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美国联邦政府对这一问题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具体而言,包括美国联邦政府对公众健康重视不够、对畜牧业抗生素滥用情况缺少有效的监管机制,以及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未能充分发挥其职权等方面.对这些现象及其原因进行历史考察,将有益于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解决.
  • 摘要:宋元时期是传统江南景观的重要形成期,江南的水环境与竹林景观搭配在一起形成了文人居住环境的水竹居传统.早期江南的野生水竹环境十分丰富,对文人宅园产生重要影响,曲水修竹成为经典的造园法式.城中水竹园极力模仿江南自然山水,南宋时期以湖州最著,与其"山水清远"的环境特质密切相关.乡居文人在小环境中凿池种竹,与圩田生境相协调,在营造环境之美的同时兼收一定的经济利益。
  • 摘要:明清时期福建虎患严重,所涉范围之广、危害程度之深,均远超前代.虎患严峻,其根源并不仅仅是人口膨胀所造成的山区开垦,更与区域经济国际化有关,尤其是近代开埠后,茶叶、林业贸易的兴盛,导致生态急剧恶化,虎患骤增.从时空分布来看,明初虎患尚少,弘治之后,由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连连,虎患开始增多,而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不恰当的行政举措,更使猛虎得以肆意荼毒,因此应从多元角度看待虎患问题,不能简而概之.在猛虎威胁下、民众或求助神灵,笃信伏虎神、或练拳防身,习武成风,或专职猎杀,技术精湛,塑造独特的地域文化.
  • 摘要:水磨是以水为动力的粮食加工工具,以制粉为主要特点,尤其是小麦制粉,在历史早期多称水硙,或与水碾混称水碾硙,根据当前可资利用的文献资料,尚无法断定水磨在中国起源的真正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公元五世纪前后其已经为人所利用;水磨在隋唐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官方不得不从职官设置、制度设计和法律制定等方面对其加以管理和约束,甚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因与灌溉争水的问题迫使最高统治者出面颁布废除的指令,但是就唐代而言并不存在所谓的官方政策转变,官方制度设计、政策律令和存废态度之间看似矛盾的背后,正反映了水磨的常态化存在;五代、北宋时期,战事频仍,水磨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强烈的国家化色彩和军事化特征,与此发展路线并行的是,水磨的民间化进程加快.
  • 摘要:在草原生态恶化,草场退化,鼠害不断以及现代化冲击下的今天,草原民族不断适应和改变着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建立了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牧民专业合作社.不仅对抗自然灾害的力量增强,更好地保护草场,还能解放劳动力,促进劳务输出.这都对建设新型的草原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以青海省河南县为例,对于发展生态畜牧合作社进行研究,认为这是当今草原民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最能适应现代化需求,符合牧民根本利益的途径,政府部门应全力支持牧民专业合作社,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牧民合作社木身要积极进行学习和不断创新,充分利用民族文化为发展特色,大力发展民族教育,最后要以保护生态为前提。
  • 摘要:加州学派以较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对近代华北农村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许多既定的成说,尽管他们研究的对象和目标都不相同,但是基本都将生态环境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来作为考量近代华北农村的尺度.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评介加州学派中彭慕兰等人的相关著作.第二部分以周锡瑞和裴宜理的研究出发点,探讨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研究近代华北农村的必要性,近代以来加剧的华北生态环境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华北农民和中国的未来走向.
  • 摘要:历史时期中国干旱区的环境演变是中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但史料方面的瓶颈制约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本文扼要介绍了清华大学历史、水利两系合作开展的"河西走廊水利史文献抢救性整理计划"相关情况,并对干旱区环境史研究中运用水利史料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若干浅见.河西走廊水利史文献抢救性整理计划是一个庞大而艰难的工作,但笔者深信其意义与价值所在。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的灌溉农业区域,其水利史文献难以为学界充分了解,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其工作目标,就是改变河西走廊水利史文献匮乏的现状,为此清华大学的师生们已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在第一部成果行将问世之前,荣幸地借助本次环境史论坛,向各位耆宿俊彦简单介绍目前所取得的一些初步成果,期待得到大家的积极关注与支持。希望再经过几年的努力,这一套总字数约300万字、60%以上内容为首次刊布的文献汇编能够对中国环境史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起到某些推动作用,能够吸引更多的海内外朋友关注中国干旱区的环境问题并将其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 摘要:公元6世纪40年代首次爆发的"查士丁尼瘟疫"曾给拜占廷帝国造成巨大损失.从6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直至6世纪末,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查士丁尼瘟疫"先后四次复发,其影响范围几乎波及到整个地中海沿岸的城市和地区.从其复发情况来看,"查士丁尼瘟疫"具有季节性、选择性、高感染率与高死亡率的特征."查士丁尼瘟疫"的不断复发令拜占廷帝国遭受了沉重打击,不仅导致帝国人口在短期内急剧下降、城市衰落以及经济衰退,同时也削弱了帝国军力,并对战略局面造成了不利影响.
  • 摘要:从性别视角来解读人与自然的相互历史关系已成为了环境史研究的重要路数.美国资深环境史学家卡洛琳·麦茜特,探讨了欧洲科学革命时期社会意识中的相关妇女与自然形象,并从历史性和现实性层面对性别与环境的复杂历史关系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她的整体性研究揭示出了现当代的妇女与环境保护同历史上建构的妇女形象,定位的妇女社会角色的莫大联系.这不但为20世纪环境保护中呈现出的巨大性别差异找到了历史根源,而且宏观上比较全面地、清晰地展现了性别与环境关系演化的历史脉络.毋容置疑,这有助于认识到性别差异对建设生态可持续性社会的影响,从而引起对性别正义的重视与关注.
  • 摘要:明清两代,政府及官方不遗余力地引进江南先进稻作技术,以在畿辅地区推广水稻种植,形成了明清农业史上一道风景.学界虽对此有所涉猎,但很少有人分析当时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的起因与背景.本文从生态学史的三个重要维度人口、资源与环境出发,来揭橥明清畿辅种稻运动背后所隐藏的背景,认为环境恶化、人口增长导致的人地矛盾与粮食匮乏是这次水稻推广运动发生的推动力.同时,本文还重新厘清了先前畿辅种稻史中的若干观点,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 摘要:盐湖作为坝上农牧交错带大环境下的一个较小的牛态系统,固然无法反映整个坝上农牧交错带区域的牛态及人文全貌,但作为其有机组成部分,还是可以为农牧交错带生态的整体研究提供一些细节上的支持。rn 坝上地区盐湖颇多,很多都可以采盐。狗泊、盖里泊作为其代表,它们的发展及在记载中的逐步消失反映了朝廷干预的减弱及人口增多造成的生产活动的改变,当人口因盐业增加而地方采盐业不再为官府所重视,原来的采盐生产已无法满足日常的生计,因此农耕发展起来,采盐变为自给或用于向客商交换谷物。而狗泊、盖里泊对于当地人之意义己与其他盐湖无异,则其原名渐被淡忘或在流传中产生讹变,终不为人所知。rn 而鸳鸯泊、察罕脑儿、鱼儿泊的发展与前者不同,此三泊或附近在元朝皆有皇室之行宫。可做行宫之地,必然景色优美且有渔猎资源。它们的发展与变迁,也便与朝代之更替有着重要的联系。其最开始的居民大多为皇室带来的投下户,当皇室控制减弱,原木为皇室所掌握的渔猎之利便成为当地居民的谋牛手段,并有在蒙古皇室控制时所训练的拥有特殊技艺的人群(鹰人)亦得以依靠自身的技艺谋生。这些湖泊的含盐量较作为盐场的盐湖为低,则农耕在此推广起来更加容易。鱼儿泊因其独特的渔业资源使当地捕鱼业成为主流:而鸳鸯泊则相对其他两者在渔猎资源方面要差得多,但其地处更南,有淡水河注入之条件使得其发展农耕有着更大的优势,另据其蒙汉交接之地理位置,边关贸易也发展地较为兴旺。rn 虽然笔者文中所分的两类盐湖最初引起关注的方式不同——采盐场或行宫所在——但在这些条件消失后,其后发展的脉络则渐趋合流,皆有朝向农耕发展的趋势,并根据当地具体条件发展有渔猎、以米易盐、边关贸易等。rn 无论怎样,牧业却与盐湖的生态范围若即若离,这或许与盐湖特殊生态及最初设定之功用有着一定的联系。盐水在多大浓度时方适合牲畜饮用尚难界定,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五个盐湖中至少有三个明确有河流注入,河流水为淡水的可能性为大。较为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狗泊、盖里泊最初为盐场,而池盐采集据山西解池的经验,“其池外有城堞,周遭禁御”西京盐司盐场的采集可能并没有如此严格,但如其确实采用犁地种盐之法,盐池周围确实无法有牧草之生长,且犁地灌水之法确实有利于改善土壤的状况,即使其目的本不在于此,但其确实在逐步趋向农耕:而三个行宫所在的盐湖,作为皇室游猎场所,自是不能允许牧民游牧的存在,而后来的发展,较南的则趋向农耕,较北的则保持发展着渔猎。而牧业则在盐湖以外的草场上如常发展,仪在较北的地方才可能与盐湖生态有着些许的交集。
  • 摘要:由于明末农民战争的荡涤,甘肃陇东地区的经济、人口、社会遭受重创,元气尽伤,社会生产力低下,恢复、重建之路面临极大的困难.经康雍乾三世百余年的艰难努力,人口激增,荒野尽辟,当地经济与社会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又导致生态环境退化;同治年间,陇东地区因兵乱,环境与经济受到极大的破坏;光绪时期陇东所面对的情势与顺治时期相差无几,农村经济在战乱中几遭灭顶之灾村社破落,人口降至最低点,加上灾荒频仍,恢复社会生产面临的压力极大.然而,至19、20世纪之交,各级地方官府致力于招徕耕垦、休养生息、重建秩序,使得陇东农村经济社会开始缓慢复苏.
  • 摘要:从汉至唐,"含沙射影"的含义,由含沙暗中攻击人的方式,转变为阴谋诬陷别人的行为.其词义的变化,反映了汉唐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随着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的发展、农业景观的建立,含沙的生存环境发生显著变化,其分布范围逐步缩小,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优化,更加适宜人们的居住.
  • 摘要:北宋一代,宋政府对西北吐蕃居地的开发与开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960-1039),以采伐森林资源为主,虽然宋廷反对开边,但采木务和堡寨的设置仍然使北宋的实际控制范围沿渭河谷地向上游推进;第二阶段(1040-1071),宋政府推行弓箭手屯田与修筑堡寨相结合的屯田进筑政策,将实际控制范围进一步推向吐蕃部落居地;第三阶段(1072-1127),宋政府实行武力开边政策,占领河湟地区,达到了在西北拓边的高峰.北宋政府对西北吐蕃居地的开发与开拓是相辅相成的,自然资源的开发为边疆开拓奠定物质基础,边疆的开拓又为自然资源的开发提供新的空间,二者相互结合,取得了显着的成效,但同时也深刻改变了当地的自然面貌,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 摘要:有清一代,屯垦农业在新疆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屯垦形式多样,包括兵屯、民屯、犯屯、旗屯、回屯、商屯等,这些屯垦形式都是在相关的国家政策下进行的.本文拟就以1757-1795年为时段,以新疆天山北路东段为区域,试图在小尺度范围内,根据大量的相关资料,探讨在国家政策下所进行的移民开垦—农耕技术选择—生态环境变迁三者之间响应机制,体现出政策管理与生态环境变化之间的互动性.
  • 摘要:清后期开始,大黑河中下游流域水文环境发生改变,河道逐渐淤塞,水灾频繁.1926年开始,持续四年之久的绥远旱灾,成为绥远省政府治理大黑河的诱因.本文通过细致考察,1930-1931年、1935-1937年两个阶段的大黑河水利工程计划,发现环境与大黑河治理技术选择间存在百动关系。这种关系是:治河技术是决定治河成效的关键性要素之一,技术选择失误,不仪使大黑河中下游水文环境进一步恶化,还提高了治河难度,而难度的提升不得不让人们重新思考大黑河的治理问题,从而提出新的治河技术理念。而治河技术选择,受多种因素制约,具有复杂性,把这些因素归纳起来,可以分为自然和社会因素两类。自然因素包括大黑河河道的自身性状和流域气候、地貌等;社会因素有当时绥远地方政府与技术人员的认识水平,以及国内与国际的政治、经济环境。这一时期,大黑河治理虽然倍受坎坷,但不同治河技术方案的提出,也展示了民国时期中国水利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传统的水利工程技术手段仍占丰要地位,新的工程技术手段徘徊于试验和准备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大黑河上游山区的水保工作使淤塞问题得到有效治理。但时至今日,由于大黑河上游的大型水库没有建起,河患的潜在威胁仍然存在,并且因为中下游河道断流问题,日益突出,也为大黑河治理技术的改进提出了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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