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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十八届年会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十八届年会

  • 召开年：2013
  • 召开地：呼和浩特
  • 出版时间： 2013-08

主办单位：;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

会议文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十八届年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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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52条结果
  • 摘要：王禹偁崇儒、亲道、斥佛的文化人格，有着中国传统文人外儒内道的一贯特点，也表现出唐宋以来在儒学重建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常常具有的排佛倾向。王禹偁的这种文化人格，其实也和宋朝统治者的一贯政策相契合。适应宋王朝中央集权和文化专制的需要，唐代形成的儒释道并重的多元文化格局正被以儒学为根本的，以释道为两翼的新的文化政策所代替。这种文化政策的结果，是儒学仍被定为一尊，释道只是其文化统治的补充而不可替代儒学的根本地位。就文人士大夫个体而言，齐家治国平天下，依然是其庄重严肃的社会责任。就修身养性的方面而言，酌参佛道那就是各有所爱了。这种文化政策的最终结果就是三教鼎立局面的结束和三教合一局面的形成。儒学的地位被进一步突出，从而形成集三教之大成的理学。王禹偶的这种文化人格对宋代很多文人都产生了不小影响，如宗儒排佛的欧阳修和亲道自适的苏轼。
  • 摘要：李、何之争，前人多有论述，钱谦益《列朝诗集》丙集卷十二云：“仲然初与献吉创复古学，名成之后，互相诋謨，两家坚垒，屹不相下。于时，低头下拜，王漠陂倒前徒之戈：俊逸粗浮，薛西原分北军之袒。则一时之轩轾已明，身后之玄黄少息矣。”谈迁《枣林杂俎》圣集、张岱《石匮书》卷二百六亦有记述。所谓“名成之后，互相诋謨”，即后世所言李、何之争事。然各书皆未载论争的具体时间。今为考之。李、何之间的理论分歧，对明代中期的诗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直接推动了明代中期复古派内部的分化。申何抑李的风气引领了嘉靖前期的诗歌创作取向。
  • 摘要：本文讨论韩愈"以文为戏"的两个问题,指出所谓的以“博塞之戏”和“驳杂无实之说”而构成的“以文为戏”，只是来自于这个系统对韩愈逸出系统约束的写作状态的批评。同时，韩愈虽然在反批评中对“以文为戏”做了坚定地辩护和肯定，但他并没有深入展开，也没有大张旗鼓地去宣扬，以至于发现除了以上两封答张籍书外，韩愈很少再去正面讨论“戏”的问题。当然，从韩愈实际的写作来看，理论上不宣扬绝不意味着写作上也不再实践，相反的是，他留下了许多诸如《毛颖传》、《送穷文》一类的“以文为戏”的作品。完全可以这样来理解：像那个系统中所有的有机体一样，韩愈怀抱“文以明道”的理想，在经历漫长的训练、调试和等待之后终于挤进这个系统并进入它的中心，但他很快就发现这个系统在真实世界里就像一个大澡堂子，所有理想的光环都被真实的裸体而取代，因而他要另寻出路，做出“以文为戏”这种别样的行动。由于自己还栖身于这个系统，因而他不仅要保证这种别样的行动既要给有机体们以一定的惊醒又不会让系统发生完全的崩溃，同时也要保证这种别样行动在实践层面与理论层面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如果按照个别宋代文人或今天某些学者那样，把“以文为戏”想象为韩愈直接的旗帜鲜明的理论主张，那无疑也是把韩愈赤裸裸地拔高到了可爱的天堂。韩愈超越今人的智慧，不仅在于他创造了许多“以文为戏”的作品，还在于他把自己的“戏”界定为戏谑，界定为开玩笑。《毛颖传》以拟人的手法和想象的形式，为一支毛笔立传，这是艺术的游戏；但文中的那些隐喻以及仿司马氏文本，放在一个更大的系统中看，就是知识分子和这个系统开了个玩笑。这个玩笑，既可以看成是知识分子的自嘲，也可以看成是对这个系统的他嘲。曾经和韩愈政见不合的柳宗元，却在人生的最低谷时为《毛颖传》辩护，想必也是被这种“戏谑”的艺术与智慧所打动。
  • 摘要：本文以金圣叹《水浒传》、《西厢记》评点中关于“读者”的使用为切入点，考察他借“读者”一词的使用呈现出的对读者接受问题的思考，以及金圣叹的这套读者理论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文学接受理论的丰富，以及它独特的东方式理论价值和它所拥有的瑕疵所在。金圣叹的小说评点，在书写者身份之外，还充当了文学导读者的角色，以防某些不高明的读者“将作者之意思尽没，不知辛苦，实负良工”。尽管金圣叹对文本的阐释并非完全符合作者原意，有着自己对文本阅读后的自造之为。金圣叹是在继承“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文章写作传统的观念指导下构建起了自己评点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具有统摄作用的是作者的为文用心，在以文心为核心点的周围是作者(意)、宇宙(外物)、作品(文)等各文之要素。物(事)、意、文以及文心之间的关系，宛若一个正三棱锥的四个相连的点，其中“文心”位于顶点，物、意、文三点构成底面。从金圣叹的评点即可看出他从未将读者与作品割裂开来，他要读者做文本的知音，即为作者的知音，在成为文本知音的基础上发挥读者阅读的主体能动性。从这点来看，中国的读者接受理论足可与西方的接受美学相媲美。因此，研究者只有站在现代理论的高度，将中国古代的读者理论放回到其产生的文本语境中，以具有现代意识的理论观念、理论眼光去关注，深度挖掘其中所包含的丰富理论资源，才能对其进行现代转化，从而为现代中国文论的建设服务。
  • 摘要：在中国思想史上，船山作为明末清初的大儒强调道德意志的目的性融为自然，故人必从融化于道德意义中的自然里汲取诗意。这就形成了以内圣之学为尺度的船山诗学。唐君毅重点疏释了船山“礼、诗、乐”的诗学观念。唐君毅对船山诗论的疏释，一是对船山本人学术的欣赏，二是要彰显船山的诗论的学术意义。在唐氏看来，船山诗论是古代情气诗学的集大成者。船山诗论重“情志”，但归结点是“气”:“兴于诗者，情见于情志，以导人之形色之气;立于礼者，形色之气显理，而以性治情。成于乐者，即情即性，即理即气，全气皆理，全理皆气。”在唐氏看来，如果不是船山重气的缘故，就不能细致入微地知晓诗礼乐的复杂含义和微妙关系。学术思想的生成与展开，总是通中国社会的文化渊源与转换进程保持着密切关联。唐君毅与王船山都青睐《易经》的阴阳气化哲学。诗学所表现的境界特征，根基于中华民族的基本哲学，即《易经》的宇宙观，阴阳二气化生万物、万物禀天地之气而生，生生不己的阴阳二气构成一种有节奏的生命。天地境界和生命之舞的合一，天地意识与生命情调的深化，是中国诗学的至高境界。唐君毅之所以对船山哲学和美学给予高度评价，是因为他们的学术旨趣和主体气质有着相通共契之处。总之，唐君毅欣赏船山文本所表达的宏大器局和诗学气象。揆之于中国哲学史，唐君毅认为，船山重“气”，会通了理、心、气的血脉，中国哲学中的理、心、气三个重要概念，“唯有船山能通之，并由而知历史文化之大用，以苏国魂，以启来哲。”揆之于世界哲学史，“船山之学问精神唯西方黑格尔差可拟。”俨然，在唐君毅的心目中，船山“重气而表现于情之诗乐”，在近古文化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其学术思想具有“卷之则退藏于密，放之则弥六合”之精神气度与诗学魅力。
  • 摘要：《金瓶梅》满文译本，清康熙四十七年序刻，四十卷一百回。明末清初，有十几家批评文献，对《金瓶梅》从不同角度作了肯定评价.和素对汉文小说《金瓶梅》等有深入地研究。他精通汉满两种文化，处于清廷皇室文化统领的最高层。《金瓶梅》满文译刊年代，又正逢撰修《明史》巨大文化工程的关键阶段，网罗汇集了明代大量史料文献。在这种崇高地位与特殊文化背景下，和素在满文《金瓶梅》序文中提出作者卢枘说，值得特别关注与研究。张竹坡评本《金瓶梅》，评刻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满文本《金瓶梅》译刊于康熙四十五年(1708)，相距十三年。张评本《金瓶梅》是以崇祯本为底本评刻的，对崇祯本正文文字有改动之处，也有误刻之处。经过比勘可知，满文译本以崇祯本为底本，又参照了张评本，在回目上更加明显。
  • 摘要：明代文人践行审美化的伦常生活；文人清雅的生活形态，是明人追求的目标。所以，高濂向世人推荐其《遵生八笺》，介绍四时调摄、起居安乐、延年却病、饮馔服食、燕闲清赏的诸种法子和生活形态，教导人们优游闲赏或者静观长物，从尘世俗网超拔出来，开辟一块心灵的挣地，其中，第六笺《燕闲清赏》里的《瓶花三说》，初建插花艺术学研究体系，它的经验更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绝佳范例。紧随其后的八年内，张谦德撰成《瓶花谱》，袁宏道撰成《瓶史》，先后进行了理论提升，成为中国古典插花艺术典籍的双璧。明代这三篇花艺理论文献，文字和观点不乏重合之处，但因循承续中各有千秋，共同见证一个转俗成雅的时代风貌。插花艺术至张谦德所处的明代中晚期，已然成熟完善和系统化。瓶花成为此期主流形式，其构图布局、花材容器、品鉴赏玩所透露的美学原则，深受当时阳明心学和复古思潮的影响，结合“理”、“象”、“气”、“数”等概念，建构起了完整而周延的花艺理论体系，并以清、疏、淡、远为主要的审美旨趣。相比元代沿袭宋代传统，明代插花艺术出现新变，突出点就是远离政治场域而营造一个纯粹的审美场域。《瓶花谱》是张谦德最早的作品，与其他著作一起表明，这是一位素人的博雅生活的写照。所谓素人，可指无爵位、无官衔、无职称、无派别的黎庶常人，或者是朴素无饰、天然自在的出世逸人。所谓博雅，就是广博多闻和优雅气质的结合，意味着身心健康丰富、摆脱庸俗唤醒卓异。张谦德称得上铁杆的素人，也完全算得上博雅君子。惟博雅的素人方能参透平淡生活的真谛，成就那么多的生活艺术的作品。这位素人的博雅生活，既与转俗成雅的社会风气有关，更与家世渊源有关。《瓶花谱》是一篇继往开来的花艺著作，体现了中国传统瓶插艺术的演进情况，及其在中晚明时期的清雅和尚古的审美趣尚。若按篇幅字数计，《瓶花谱》凡一千九百余字，只能算是一篇文章，但其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可谓体系规整，极具指导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明代记载插花实技的经典著作。张谦德自叙写作《瓶花谱》远缘近情之后，分品瓶、品花、折枝、插贮、滋养、事宜、花忌、护瓶等八节文字内容来述呈其花艺思想和生活观念。总之，《瓶花谱》可以视作农学、园艺、杂艺、休闲学或者美学理论作品，不论从哪个方面看，它都无疑反映了中晚明文人生活的一个侧影，从中可以了解到他们如何释放生存的窘意，提升和开拓风雅的能力及经验，也可以领略和体验中国古代像张谦德这类素人的博雅生活。
  • 摘要：杨维桢的作品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他是有元一代至正以后的诗坛主盟。他的诗歌不仅影响了元代后期的诗歌创作，还对明代文学的发展具有引领的作用，他是在诗歌实践和理论探讨两个角度为明代诗歌及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杨镰先生在《元诗史》中论及杨维桢时说：“不论持怎样的诗学观点，元代诗人是以虞集、杨维桢、萨都剌为代表则无可否认。元诗风格，在虞集与杨维桢的诗篇之中有典型的体现。杨维桢是不是元代最有成就的诗人，可以、也应该有争论，但他无疑是最有影响的诗人。”杨维桢对于中国诗学的贡献在于他对传统乐府诗的继承、对民间竹枝词的引进、提升和在传统“诗言志”理论基础上对诗学的开拓。杨维桢诗学的基本思想是“情性论”，他将艺术与现实人生联系起来，并对人的情感本质进行本质性的论述。即便他没有形成一套可以长期实践的价值模式，但是他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士人的生活理想与价值架构，如果他没有超越特殊文化框架影响下的人生追求，但是他改变了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人生价值构成，并将他们对于生活理想的追求进行了艺术化的表达。杨维桢“情性论”诗学是以人为核心构建的独特的诗学体系，他的诗学追求是本着他对人的独特理解，并将人的价值追求作为诗歌发展的根本原则。杨维桢的一生都在实践着人的可能性，他科举中第后兼济天下为己任，完成士人的理想形态。但是当仕途多挫后，他独善其身，并不断尝试不同文化思想对于人生的设计。并且，当南方经济发展，人的现实生活的一些欲望也呈现在杨维桢的诗歌及诗论中。
  • 摘要：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心学思想集中国古代良知学说之大成,代表了中国古人思考"良知"问题的最高理论成就."良知本体论"蕴涵了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关涉到中国古人安身立命的各个方面."良知"的发用流行同时也就是中国古人生命意识和生存状态在世间的全面敞开.虽然它最终以道德实践为归依."良知"问题在西方思想界也受到广泛的关注.西方哲人就此提出了许多极有见地、极具价值的观点.本文的余论部分把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与西方两种重要的良知学说进行简单的比较研究,指出海德格尔的良知存在论和斯坦因的两个层面的良知分析都揭示出了一个“浑融”的良知。在存在论意义上，良知关涉到存在之本身，它的呈现昭示了此在之诸种可能存在的全体敞开。此在由此获得了“诗意的居住”的可能。在人格建构的意义上，日性良知与月性良知的交融互补使个体生命的自由完善成为可能。“良知”不再仅仅局限、执着于一个层面、一个维度，而是浑融一体、兼收并蓄，良知内涵的扩充和深化使它可以融贯于个体生存的各个层面。这是一种现代的良知观，它消解了传统良知学说（孟子、王阳明、康德、黑格尔等等）中单向度的本质规定，而是为个体生存的完满自由、健康发展提供多向度、多元化的启示。这种“浑融”的良知观使良知本体论的现代美学意义得以揭示；良知的呈现与扩充使个体意识到人性本身的丰厚与深邃，它启示着、呼唤着、指引着每一个体成就自我，走向真、善、美的自由统一。王阳明的“良知本体”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向着“浑融”突破的特性，但是它归根结底是执着于伦理属性之一隅的。由此也就严重的制约了王阳明良知本体论美学意义的充分实现。王阳明“致良知”的目的设定是“圆善”，而不是审美。王阳明心学将外在的道德律令内化于先验的良知本体，并且赋予它“至善”的本质属性。在王氏心学中，“良知”承担着为人伦规范及宇宙万物“立法”的任务。现代“浑融”的良知则只注重人格建构与个体生存的问题，与外在的制度建构没有直接关系。于是，新儒学（以牟宗三为代表）所提倡的“道德形而上学”及新时期的“内圣外王”在浑融的现代良知观里找不到依据。在一定意义上，新儒学确实是宋明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的“回光返照”。牟宗三试图以“良知的坎陷”为依据而重建道德本体世界的构想也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良知”由单一走向浑融，自觉的放弃了“立法”的功能。但是作为人的自然生成和社会生成的标志，良知又是亘古长存于每一个体之中的。每一个现代人都时常要倾听“良知的声音”，都时常在与浑融的良知的默默交流中完善和提升自我，使自我自由的栖居于大地之上。由此可见，“良知本体论美学”具有极其重要的世界性、现代性的意义。
  • 摘要：文章介绍了卓人月之诗论、词论、文论与曲论。从卓人月之人生来看，他是一个积极投身文学创作的人，他生平最大的乐趣就是执笔为文：他所有的创造力与才气，也都展示在他的作品之中。他的一生，积极参与各种文社集会，广交文友：虽然只活了三十一岁，但各体兼备，留下了众多的作品，编选了大量的文集。可以说，文学是卓人月的至爱，是他人生中“乐”之所在，并不是他愁苦的结晶，不能简单地用悲剧一词概括他的一生，并以此出发，解读其文学创作与文学观，而是应该全面解读其文学观，并以此来观照他的各种创造。
  • 摘要：王夫之的"现量"说及其相关的诗学思想与西方现象学美学有诸多暗合之处,让两者展开跨文化时空的对话,或者说,以现象学美学的思想方法进一步开掘王夫之"现量"说的美学内涵,这有助于深化对王夫之诗学思想、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进而彰显其世界意义.正如乐黛云所说的那样,"只有充分把握自己文化的特点,对之加以现代思想的创造性诠释,并增强对他种文化的理解和宽容,才能促成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共存,相互对话沟通,形成全球性的文化多元格局".在现代性危机的背景下，西方当代学者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古老的中国，主动谋求对话，这是中国古典美学、古典文论“走出去”的良好契机。相信，包括王夫之诗学思想在内的中国诗学、中国文化能对世界的多元化文化的良性发展做出贡献。这正是走上激活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谋求中西文论双向互审之路的学术价值之所在。
  • 摘要：论中国诗学，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问题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开的一个重要问题，叶燮对传统的“温柔敦厚”进行了新的阐释，把“温柔敦厚”的“诗教”变为了“温柔敦厚”的“诗本体”。其阐释的内在逻辑是这样的:先把“温柔敦厚”从受教化之人转移到了用来进行教化之诗身上，然后再进一步把它提高到了“诗”之为“诗”的根本规定的高度。由此一来，叶燮就重新赋予了此一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概念以新的理论内涵。叶燮关于“温柔敦厚”的观点，完全可视为其在此问题上对中国美学、诗学和文论的独特贡献。显然，叶氏之论绝不仅仅是传统“诗教”的老调重弹，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此一命题作了极富创造性的发挥。他的发挥，还体现在他进一步把“温柔敦厚”与“正变”问题紧密地联在了一起。
  • 摘要：学者的身份决定了杭世骏重学的观念，加之有感于当日诗坛因士子空疏无学而导致诗歌创作流于模拟的局面，所以他格外推重学人之诗，同时，他在诗中赋予学问极高的地位。他将学作为诗之本，立学为诗干，强调学对于诗歌本体风貌与外部功能的决定作用：既决定诗之词与气，又决定诗歌社会功能的发挥。遗憾的是，杭世骏对学与诗之关系的讨论，仅限于指出学为诗之根本、骨干，对此“根本”与“骨干”的具体内涵并没有展开说明；他强调诗人应重学，学问对作诗有重要作用，但却未解决怎样使学问在创作中发挥“骨干”作用的问题，这使得他的诗与学关系论带有强烈的形而上特征，在诗歌创作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作为乾隆时期颇有影响的学者，杭世骏大力倡导诗人重学，极力推重学人之诗，这些理论构成了浙地诗人宗宋理论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也为乾嘉之交的学人诗理论开辟了道路，无疑会在诗坛产生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杭世骏是乾嘉之交学人诗理论兴起之前对学与诗问题作系统探讨的第一人，虽然其学人之诗、诗人之学的理论还不完善，但是却有导向性的作用。考据之学兴盛的文化背景与神韵之空泛、格调之肤廓、性灵之浅陋弊端不断显现的诗坛背景，使得乾嘉之际大批诗人接受了杭世骏倡导的道路，以学问作为矫正诗歌空疏浅陋之弊的药石。在乾嘉考据之学的推助作用下，这一诗学风尚在嘉庆年间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学人诗潮，肌理、桐城直至近代的宋诗派均为其笼括，可见其影响之大。
  • 摘要：本文就章学诚所提出的"清真"、"文情"与"文德"等概念进行探讨,具体阐述章学诚关于史书书写的美学原则对传统史学笔法论的继承与发展及其文论意义,并就教于方家.章学诚既认识到文辞写作中人的情感因素的重要作用，又要防止这种情感力量的冲击对史书真实性、准确性的影响，追求的是二者之间的平衡，他的史家文论是对史学文本美学原则的否定之否定。司马迁文史合一，尚没有自觉的文史分别意识，汉人也将司马迁与司马相如作为文章之代表。唐代刘知几严分文史，但其史学文辞观不免狭隘，由此使得史书质木无文，对后世史学产生了不良影响，正统史书从此缺乏了文辞之美，文章之气势也呆板无奇。章学诚鉴于此前史学的偏颇，重新将文史合论，但又是立足于史学基础上的史文理论，由此在史学上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章学诚的文论思想包含许多可深入阐发的积极因子，值得重视。
  • 摘要：所谓“桂派”即临桂词派，广西简称“桂”，桂林历代作为广西首府，亦简称“桂”，临桂隶属桂林，故后来称之为临桂词派。这些评价说明，临桂词派至少在当时己经享誉词坛，产生重大作用与影响力，彰显其作为流派主导词坛的作用与意义。临桂词派在承接常州词派传统基础上创新发展，成为清末主盟词坛的领袖与核心，也是粤西词学崛起并走向全国词坛的标志。临桂词派作为晚清词学中兴，给逐渐衰落的清词打了一剂强心针，使其有所提振而形成高潮，但则无法挽留近代社会以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抉择中古典词学所面临不可逆转的衰落命运。临桂词派推动清词中兴也不过昙花一现，可谓回光返照，既是传统词学的总结，也是传统词学的终结。因此，从词学史评价视角确立临桂词派的地位、作用、价值、意义是十分必要的，这既不同于对其创作、作品的评论，也不同于对其知识理论的分析阐释，而是将其放置在历史与逻辑、时间与空间、比较与鉴识的整体视域中进行学术评价，探讨其学术及其学术史价值和意义。当然，这种词学史的学术评价应该是历史的和逻辑的，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结构性。
  • 摘要：就《人间词话》手稿所涉及的材料而言，它可以说是王氏对此前读词、评词及校词的一次系统性理论总结，诚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词话》手稿“没有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而是带有一定的整体性”。同时，从《词话》手稿显示的内证来看，有的写作或增改时间己相当接近《国粹学报》初刊本时间，因此《词话》手稿的写作起始时间应该不会太早。《词话》手稿虽然收录有王国维早期的读词心得，但不能因此认为《词话》手稿的写作时间就起始于此，溯源王氏词学思想的形成可据这些早期资料前推，但考证《词话》手稿的写作时间却不能据此定谳，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这种做法诚如彭玉平先生所说“是把思想的承续作为撰述的承续了”，据此是不可能得出可靠的结论的。综合而言，《词话》手稿的具体写作时间当在1908年秋季，脱稿时间则当迟至是年的九、十月间，比较接近《国粹学报》初刊本时间。
  • 摘要：“时代意识”与古代诗话形式的结合，使郭沫若的《札记》不同于任何一部传统诗话，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反映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思想界的巨大变化与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救赎的精神成果。不过，“时代意识”既赋予了郭沫若卓识，使他能够发前人之所未发，见前人之所未见，为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与思想成果，并成功摧毁了袁枚这位曾经的精神偶像，但同时也因“时代意识”的深度介入，妨碍了读者对袁枚及其《随园诗话》进行历史还原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郭沫若对袁枚诗论的解读落入某种特定的盲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时代意识”之于郭沫若的《札记》，亦是如此。
  • 摘要：本文重点探讨江西籍文臣对于元代盛世文风的推阐以及他们对于江西文风的特殊影响.江西籍馆阁文臣推行盛世文风过程中，有一个很明显的对立面。他们反对尚人之心，反对血气之私，反对文辞的钩棘，于是把批判的对象对准了宋末元初江西文风。所以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有元一代的盛世文风和江西有很大关联，批评者是江西人，被批评者是江西人，最后文风的形成还是在江西。虞集等江西籍文臣在朝声名日起，他们对于功名仕进心很强的江西士子无疑形成一个文化的向心力。江西士子或游京师，或参加科举，都会努力与馆阁文臣取得联系，最初的见面或者就是地方名儒的一封引荐信，而他们共同的乡籍自然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这样一种交往，对文学的意义是重大的，尤其对地域文风。因为文臣从进京的士子那里了解家乡诗文，并通过评点士子的诗文影响地方文学，士子们也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或得到他们的帮助，或得以立足京师，并且接受盛世新文风。江西籍文臣之间相互援引江西士子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当然，江西籍文臣对江西文风的改造和对江西教育文化的关心是同时进行的。他们为江西地方写了很多表彰文教事业的文章，如兴学颂、书院记、家谱、族谱序，还有通过为地方名人做传，在推尊乡贤方面也是功不可没。总之，江西籍文臣在有意和无意间，影响着江西文风的演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 摘要：作为文学批评术语，“作用”是皎然《诗式》中最先使用的，也是《诗式》中一个重要的诗学概念。对于这一概念的解释，虽有郭绍虞、徐复观、李壮鹰、周维德、张伯伟、王守雪、张晶诸人从不同角度进行的有益探讨，然至今还没有形成相对一致的认识。笔者通过阅读发现，如果把“作用”这一概念放在皎然诗论的整体理论体系中考察，又把皎然《诗式》放在唐五代诗格的范围中进行整体考察，分析唐五代诗学相关理论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就会发现，皎然诗论中所言“作用”这一概念，其意义主要指向诗歌之“意”，指诗歌创作过程中对诗意的琢磨与锤炼，是唐五代诗格“磨炼”理论的一部分。如果把《诗式》放在唐五代诗格的整体环境中进一步考察，发现，皎然的“作用”理论实际就是唐五代诗格“磨炼”理论的一部分，它上承王昌龄，又下开《金针诗格》及徐寅《雅道机要》等晚唐五代诗格，是唐五代诗格核心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诗歌发展到唐代，律诗的体格以及声律的限制使得诗歌的创作成为一种技术含量颇高的事情，要在有限的字数中涵咏丰富的情志，则必须经过反复的“磨炼”，这应该是包括皎然“作用”在内的“磨炼”理论产生的大背景。
  • 摘要：王夫之在《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等著作中选录艳诗多首并有较细致的评价，他的评价因随感式的文体而显得零散，他对艳诗的概念和衡量标准也缺乏明确的界定，但从中仍能看出他的既独特又切合中国诗学精神的基本观念。自古以来，艳诗具有多种形态。衡量艳诗，也没有固定的标准。王夫之推崇诗的声情之美，把声情视为衡量艳诗佳作的最重要的尺度之一。把“韵不足”看作竟陵派的某些诗“淫媟已甚”的一大原因，表明他对艳诗的批评很有艺术眼光，不以“意”为主，不局限于道德或政教立场，体现出开明、通达的审美精神。艳诗风格多样，衡量艳诗佳作的标准不可能固定、呆板。
  • 摘要：客观而论,晚清民初的诗坛以同光体成就最高、影响最大.马一浮的诗学,包括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都深受同光体的影响.仔细探讨马一浮与同光体的关系,将有助于理清马一浮诗学的来龙去脉,判断其在中国诗学史上的位置.马一浮既已受到同光体尤其是浙派的影响，那么对同光体诗学也就有所继承与发展。同光体最重要的诗学主张是提倡“学人之诗”与标举“三元”“三关”之说，因而马对同光体的继承与发展也就在这两方面展开。先看学人之诗这一方面。中国诗歌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至清代，要想另辟蹊径、再造天地，就非得具备深厚的学识与广博的艺术修养不可，这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整个清诗，而不仅仅是同光体，以学问入诗，强调学人之诗的根本原因。只不过同光体表现得更鲜明更突出罢了。同光体提倡学人之诗的理论家是陈衍，实践家是沈曾植。马一浮在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两方面分别对二人作出了继承与发展。马一浮对同光体的超越，主要表现为马一浮诗学较之同光体诗学更加具有独创的价值和巨大的贡献。这在马一浮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两方面都有非常鲜明的表现。总起来说，马一浮诗学在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两方面都具有独创的价值和巨大的贡献，远远超越了前一辈的同光体，因而虽受同光体影响，却非同光体所能笼罩。马一浮以诗和诗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诗学，和王国维以词和词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诗学，都是中国古典诗学的总结性成果，也都是中国古典诗学在其最后一个阶段所达到的最高峰。马一浮诗学在中国诗学史上的地位由此方能看得真切。
  • 摘要：考察《六朝文絮》的编选、刊印情况，可以发现，它与晚明小品文盛行、乾嘉骈文复兴、光绪年间骈文兴盛的文坛局面乃至民国文坛的“小品热”都有直接的关系。晚明时期，小品文的繁荣和发展成为盛极一时的文学思潮。受此影响，从晚明至清初产生了大量的小品文选本。《六朝文絮》虽然编选于嘉道年间，但在审美趣味方面，明显受到晚明小品文的影响。自从乾嘉年间兴起骈文复兴的文学思潮，文坛的骄散之争也十分激烈。经过骈文作者和理论家的努力，光绪年间，骈散之争呈现缓和态势，选本是文学传播的媒介，也是传统文学批评的重要方式。《六朝文絮》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具有生命力，受到读者欢迎的事实，也可以说明，选本在传播文学作品与文学观念方面确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鲁迅在《选本》一文中所说“评选的本子，影响于后来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还远在名家的专集之上”。对《六朝文絮》这样一个勾连了四个时代、产生了广泛影响的选本进行考察，可以加深对晚明、乾嘉、光绪，民国四个时代文学思潮、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以及出版、印刷等的认识，这也是选本研究的独特价值所在。
  • 摘要：唐代文学研究中不少的学理困难与存在问题往往与对文人内在生命美学精神研究的缺失密切相关。从这一角度上讲，本论文探讨唐代文学的生命精神，对唐代文人气韵精神给予高度的关注并付诸系统的阐释，是极为必要的。从生命美学精神角度着手唐代文学研究是一个大胆尝试，这个尝试的理论基础可能还不是十分完善，尽管许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但它的价值在于是有意识自觉地向文学最为核心的本质属性靠近，并尝试对其进行系统探讨与阐释。
  • 摘要：鉴于"兴不兼比"之说在学界仍有广泛影响,而这一提法实际上有很大问题,本文拟以孔颖达的《毛诗正义》为主要对象,旁及毛注郑笺及宋人《诗》说,做进一步的考释论证.指出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是历代《诗经》注本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其中对“兴”的解释也是历代注本中最为详细且最有创见的一种。从其疏注当中发掘其精义，对于“兴”这一范畴的认识具有相当高的价值.近年来，对毛诗“兴诗”说持最彻底否定且有较大影响的是疑古派的顾颉刚先生。他的话很像是受了朱熹的启发，但说得更具体。用“比兴”这一范畴解《诗》虽然较晚，但其缘起则较早。毛传虽标“兴也”，但未释“兴”义为何，自郑笺至孔疏，均以为“兴”者兼含比义。“兴”究竟是否含有比义是自宋以来学者争执的焦点，观毛传所标“兴”诗，《诗》章首句与后起的“兴”义之间基本上都有某种可以模拟韵关系，亦即“兴”句与其后的正意确实往往兼具有比义，所以“兴”之与“比”，实为同一种东西的两面，其不同，主要视其所居位置，如置于篇章的首句则为“兴”，置于他处的则为“比”。这从早期评《诗》时比兴不分的情形可以见出，在“兴”义尚未出现之前，春秋时期讲“兴”的时候是用“比”这一字眼的。“兴”之为义，在孔颖达《毛诗正义》中有集中精彩的论述，对于重新审视“兴气准确理解它的含义，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 摘要：本文所探讨的元前期诗学，所指为蒙元统一之前主要体现于北方地区的诗歌理论、思想，至于同一时段中生活在南宋统治区域文人的相关论述，则仍应纳入到宋代诗学范畴，与元基本无涉，故不在本文研讨之列。元前期诗学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儒家传统诗教观念的再度勃兴。此前的金源诗学中已有赵秉文极力倡导恢复《诗经》的风雅传统，并强调以“诚”为本。儒家传统诗教观的强势回归无疑是元前期诗学的主旋律。与此同时，从元代诗学理论发展史的角度来观照，还可以看到，在此时儒家诗论的整体框架之中，也包蕴着之后几个阶段诗歌理论的某些关键元素。元前期儒家诗学的复兴，与民族文化的交流融通密不可分。自辽代以来，北方许多地区已经历了三百余年的民族融合，民族文化得以广泛交流，特别是少数民族统治者或者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或者出于真心的仰慕，大多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尊儒崇儒的政策之后，先进的汉民族文化本身固有的强大融合力越发得以彰显。
  • 摘要：宋诗选本中，关于宋诗特征的辨析是众多选本首要考虑的问题。姑举吴之振《宋诗钞》和吴曹直、储右文《宋诗选》为例加以说明。宋诗与唐诗之间到底有何联系?这是研治宋诗者必须要回答的问题，通观研治宋诗者，大多形成这样的共识，宋诗渊源于唐，且变化于唐，最终不同于唐。宋诗选本编选的最大目的之一就是要为宋诗争得一席之地，将人们从宗唐的诗学巢臼里摆脱出来，让世人不要臣服在唐诗的权威之下，尽最大可能为宋诗辩护。宋诗的发展历程反映了宋诗特质的酝酿、形成和成熟，同时也是宋诗各种流派竞相争放的时期，所以对宋诗的演进史一直是研治宋诗者注目的焦点。对于宋代诗人的学术渊源、创作成就、艺术特点和诗学宗趣，亦为宋诗选本序言所关注的重点之一。
  • 摘要：本文在细读相关论述的基础上,重新检视朱熹"兴不取义"论及其相关范畴与朱熹思想及宋代哲学诗学背景的关系.朱熹虽然说“兴有二义”、“兴体不一”，但他还是以“不取义”为“兴”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形式.其实，徐复观所引的“兴意虽阔而味长”，已经透露了朱熹“平易”观和“余味”观的思想背景，《朱子语类》用了意远味长来解释“兴”最能兴起人意的功能。平易当然可以体现在任何文字中，并等于“不取义”的“兴”。然而，正是朱熹对于平易的推重，才造成了他对于“兴”之“不取义”的过分强调;也正是朱熹对于平易文字有余味的信念，才促成了他相信“不取义”的“兴”偏偏能兴起人心和意味深远。
  • 摘要：本文对清代词学批评中诗词之异论的承衍予以考察.指出词学批评中诗词之异论的承衍，可以看出，其从艺术体制与内在质性、结构笔法与技巧运用、声调运用与音律表现、审美风格与面貌呈现等角度都予以了辨分。清代词论家们在肯定诗词相通相趋的基础上，着重对其相异与相离予以了具体丰富而细致深入的辨说。这些辨说，从不同视点上展开、充实与深化了传统诗词之异论，为后人全面深入地把握词体之性提供了坚实的平台。其也从一个视点体现出了清代词学理论批评的繁荣兴盛及所达到的思维与认识高度。
  • 摘要：黄宗羲在诗学史观中珍视个体性情价值，力辩作品中主体精神的真和伪，主张有品藻而无折衷。这体现黄宗羲反对拘于成局、打破一定之学，以个体、天下为重的精神理念，用意可谓精微深远。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政治思想的出发点即是所谓的“天下之利”。理想社会是“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理想中的古代君主“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出仕为臣的应当是为天下，而不是为君主；为万民，而不是为一家一姓。黄宗羲设计的理想的君臣上下关系应当是共同负担天下治乱、万民忧乐的公共事务，“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正如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只是一种道德的谴责”一样，黄宗羲对诗学中的话语权力的批判也不是要否定话语权力本身，而是希望主盟坛坫、主导文苑话语者可以关注到天下精神和个体性情，有一种广博而宽容的史家视野。
  • 摘要：文章对这三家评语在《金瓶梅》接受美学中的地位加以论述。《金瓶梅》的评点也是如此。崇祯本评点者对于词话本《金瓶梅》作了较大程度的增改和删削，基本上重写了第一回，将“景阳冈武松打虎”一节改为“西门庆热结十兄弟”，从而使得故事主人公——西门庆一开始就进入了读者的眼帘。评点者将书中受《水浒传》影响的情节做了较大程度的删改。据王汝梅先生研究，崇祯本评点者还改写了词话本的第五十三、五十四回。他还改动词话本中的部分情节，删去词话本中的大量词曲韵语，将词话本中的方言词语做了删减或修改。崇祯本评点者改换了词话本的回首诗词，将词话本的回目加以修改和润色，从而使得回目对仗更为工整，等等。崇祯本的评点形态更多的是随意性、感悟性的智慧火花，而张竹坡评本和文龙评本则更适合对后来的潜在读者做精神上的指导，张氏和文氏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作为鉴赏者的评点者，即是他们作为优秀读者的角色。评点者无论是作为小说文本的第二作者，还是作为以后读者的精神向导，都建立在他们对小说文本阅读的基础之上。自《金瓶梅》问世至晚清，其读者自不在少数，部分读者在他们的文集中留下了吉光片羽式的评论，也有许多文字被递相转述，而大部分读者并没有留下他们阅读的心得和体会。在此分析的《金瓶梅》的三家评点者，是最为系统的记录下他们阅读心得的三位读者，通过对他们留下的文字的阅读，自然会对人们产生或深或浅的影响：但他们作为小说文本的接受者，也记录下了他们的见解，或深刻，或肤浅，或迂腐，或偏执，都能从中看到他们的喜好和憎恶。
  • 摘要：桐城派文家通过文章选本与文论著作，为研阅赠序原典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这些或浅或深、或晦或显的短评长论，不仅对赠序体研究颇有价值，从整个文章学研究领域看也不乏真知灼见。桐城派通过一代代学人溯源辨体、选文定篇，最终确立赠序文体，其赠序体理论与实践产生不小的影响。吴曾祺《涵芬楼文谈》“赠序类第五”细分赠序为五日，依次为“序”、“寿序”、“引”，“说”、“附录”，这种从题面与形式上的创新分类，仍难免桐城派赠序理论的影响。现当代学者整理古人别集，往往把赠序类文章归类编次，寿序附于其后，亦见桐城派文章选本编次的痕迹．
  • 摘要：文廷式论词不随声气，亦不受门派拘囿，真正能在对浙西词派、常州词派批评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以此来药救时弊，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其创作能于浙、常二派之外上承花间、苏辛，真正形成一种“气象与人不同处”；的多元并融的风格，这在当时学梦窗者几半天下的环境中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说，文廷式奏响了清末词学自振、自新的强音，同时也预示着清末词学即将发生重大变革。文廷式论词兀傲而不随流俗，在对浙西、常州二派批评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词学主张，俨然有别于清季四家，可视为清末词坛的一个另类。可以说，文廷式的出现昭示着清末词学内部的自救、自振、自新，也暗示着词学即将要跳脱出传统的羁绊，发生一次重大的变革。而就在文廷式逝世不到四年的时间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就应运而生了。
  • 摘要：欧阳修既有丰富的碑志文创作实践，又有对碑志文创作意图、写作原则等的明确表述，如《论尹师鲁墓志》、《与杜诉论祁公墓志书》等，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碑志文创作主张.欧阳修的碑志文创作观主要建立在对碑志文昭德纪功、传之久远的文体职能的认识基础上，他将史家的实录精神精神与尚简原则引入碑志文创作，又依据与碑主的交谊适当调整叙事与言哀的比重，不拘一格，灵活多样，但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碑主声名的传之久远。以“传之久远”为旨归，坚持实录精神与尚简原则，既是欧阳修碑志文创作观的核心，也是其史学观的核心，这主要缘于他对春秋笔法的继承。欧阳修的碑志文创作观也受其文学观的统摄。欧阳修文学观的核心在于他对文的作用的理解。欧阳修将文视为传载人声名的媒介，也是人生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在史学观与文学观的统摄下，欧阳修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碑志文创作观。在对昭德纪功、传之久远的文体职能的认识上，对归功于上的写作传统的遵循上，体现了对传统铭文创作观的遵守；坚持实录精神与尚简原则，将史家笔法引入碑志文又是其史学观与文学观在碑志文创作领域的反映。无论是史、还是文，亦或是碑志，都要传之久远。为了传之久远，文要“事信而言文”、“所载者大且文”；史要实录、“存其大要”；碑要实录，要“简而著”、“纪大而略小”。因此，欧阳修的碑志文创作观与其史学观、文学观无论在“传之久远”的写作意图上，还是在实录精神的坚守上，以及叙事的剪裁上，都是内在统一的。
  • 摘要：从元代正统诗文作者的创作情况来看，符合元代文章尚实尚用理论，与忽必烈幕府文人“有用”和“实用”学术观念的影响分不开，也是儒家经世致用宗旨的一种延续。忽必烈幕府时期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用人导向影响了有元一代的科举制度，影响了入仕文人的人生价值取向，道学家和文章家合二而一，不再区分学者与文人，也形成了元代论学论文尚实尚用的倾向，促进了元代文士的分化，或归雅或趋俗。这种雅俗分流的独特现象，不仅使得元代文坛，呈现出独特的格局与风貌，并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而且随着明、清两代雅俗分流格局的形成及其日趋明显，雅、俗共同繁荣新局面的出现，对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摘要：在「文统」与「道统」之建构中，可以观察到起源往往兼具「本末」之「本」的意义，体现批评者的文学观，呈现出「本源混同」的观念。也就是起源不单只是文学历史发展之先，更是具备艺术表现之「本」、内容思想之「本」等意义。于此现象背后，可以进一步分析出其所隐含之意义，主要即为「价值优位性」与「完满性」。从以上「价值优位性」与「完满性」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起源蕴含着「本末」之「本」的判断。在「本末」概念中，「本」不但具有基础的意义，而且「本」在「本末」关系中已经带有价值判断，「本」是重要的、价值高的。批评者将个人文学价值系统融入起源建构中，给与起源理序之先、价值之先的地位，此即「本源混同」观第一层义；而批评者将个人文学观念融入起源建构中，将给与起源应然具足的文学本质意义，此即是「本源混同」观第二层义。由此两层义中，可知源流论述中隐含着「崇古」的观念，也就是一切的美与善需要以先秦儒家思想及其具体显化的圣人及五经为依归。此种观念之所及，使得古典文学批评源流论述中，经常出现起源「应然」的推举至道、圣、经的现象。落实到中唐入宋时期的「道」与「文」互动发展，逯可以提出三点结论：韩愈、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旨在复兴儒家之道，同时提倡古文的写作，因此他们重视「道」、「文」合一，「道」、「文」并重，甚至于时有重[道」轻「文」、先「道」后「文」的主张。因此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在于「贯道」、「明道」，古文运动的关注重心在「道」不在「文」。古文家从来没有置身于道统之外，道统从未离开他们逮去，古文也因此享有崇高的地位。首先将「道」、「文」分别讨论者，始英语北宋初期的柳开。自此以下，宋人多受其影响。柳开「文章为道之筌」的说法，与后来周敦颐「文以载道」的说法十分接近，他们都把「文」当作工具，强调「道」的主导性。宋初「道」、「文」分途的背景因素，主要就是来自于道学家的强势介入。二程提出「玩物丧志」、「作文害道」之说，是很偏颇的言论，这种说法会造成道学家与文学家无法沟通对话，道学研究者与古文写作绝缘。古文家不会一再重述「道」对文的具体影响，这是因为文学家关心实务多于空言事理，是一种文人的共同习惯：但绝不能因此认定古文家为文必然弃道，或说他们「空言明道」，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 摘要：晏殊为杨、刘之后，西崑体之重要诗人，其在宋代诗坛的地位，可于宋人论评中见得。其一生以「清」自矜，以「清」自律，并以「清」构筑其诗歌的世界，呈现与杨、刘富艳精工相异的流丽美感，亦显示其较杨、刘等缚丽之风进步的意义，「清」字可谓其一生重要之表征。亦因其以「清」、「介」自持，故其一生虽多称引后进，一时名士多出其门，但晏殊始终不愿与人结盟，形成所谓「集团」；日与宾客饮谯，则是其「清」的人生哲学与「市」的平衡协调。一生仕宦，虽至拜相，又典贡举，亦并不积极发挥其影响力于文学上。凡此，均是其未能成为宋诗恒久典范的原因。以作品内涵而论，多应制、宴集之作，少反映普世之声，不能引发后人的共鸣与推扬，应亦是未能成为恒久典范的关键原因吧。
  • 摘要：考诸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史学所面临的平衡事实与价值、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以及特殊与普遍诸问题的焦虑，作为当日史学界瞩目的领袖人物，陈寅恪先生历经多年思考与践履而形成之“诗史互证”实属其史学思想之根本体现。由此，“诗史互证”之说，则殊非历史学某领域之具体研究法所可概尽，而实关乎陈氏对于历史学之根本思考。其前期治中古史，取以诗证史之法，晚年寄河汾之梦于“婉娈之少女、绸缪之小妇”又多取以史证诗之法，诗史互证可谓其治学一以贯之至死不休之大法。及离世之夕以“传述治学之法”嘱黄萱而怅叹其不能，“诗史互证”凝史家一生之心血，又岂可以一研究法视之。陈氏学说行世以来，开辟问题领域无数且常能有不易撼动之结论，即至今日，其学说在文史诸学科所引发的学术增量态势犹势头未减，自非“有一日史料之长”或“立论多从大处着眼”所可解释，其-生持之的“诗史互证”之说，当有以致之。陈氏于“诗史互证”少有集中系统之论述，但吉光片羽散见字里行间者在在多有，若将其所述辑为一处，则可见出“诗史互证”之说细密深邃，其所涵摄之理论空间，今日治“诗史互证”者殊未道尽。概略言之，“诗史互证”所关涉之“何以必须”、“如何可能”及“历史效应”诸相互指涉之问题，陈氏均有述及。寅恪先生身前即有大名于世，其治学出入文史复勾连古今中外，独立当世，遂受八面来风。岑仲勉与钱钟书是陈氏身前、身后批评尤力者，由于岑、钱之批评，既有关于具体事实与相关结论复有研究路径之别，故而，十余年来颇受关注。然若将“诗史互证”不仅视为研究方法，而更注重其对于史与诗性质的反思，则或许对此学术公案能稍有别见，略充补遗之用。
  • 摘要：孔颖达《毛诗正义》文艺思想研究的第一人当属钱钟书，《管锥编·毛诗正义》是钱氏学术人生的扛鼎之作，其对《毛诗正义》的文艺批评，善于运用传统经学和西方阐释学相结合的方法，目的是达到古今结合，中西互证。以缜密审思的语言总结出了《诗》创作诗学、鉴赏诗学以及《诗》审美经验方法，且对《毛诗正义》细部的文艺批评阐释中揭示出《诗》的创作技巧、美学范畴，建构了《管锥编》特有的诗学批评和阐释方法。30年来的《毛诗正义》文艺思想的研究，其重要的成果表现就是对《毛诗正义》的一些重要概念、范畴的阐释和梳理，而学术界对疏不破注、比兴、文势说、情志说、诗缘政尤为关注。这些问题可能并不是孔颖达《毛诗正义》文艺思想的全部，但对文艺理论、美学来讲，无疑是较为重要的，对这几个概念的理解和认识，直接可以略窥《毛诗正义》文艺思想之大要。新世纪以来，在“文论失语”争论的背景下，学者们聚焦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提出本土化和西方化两种入思方式，以重建中国文论体系；另外，汤一介、成中英、洪汉鼎等学者提出的创建世界阐释学体系的“中国学派”，提出“创建中国阐释学”的声音一直在学术圈内回响。在这两股思潮的助推下，对经典的阐释、文论话语的梳理在学术界形成一股热潮。《诗经》的对外传播渊源流长，并在海外开花结果。随着《诗经》在海外的远播，对《毛诗正义》的研究亦成为台港澳学者及海外汉学界的关注点，三十年来取得相当一部分可圈可点的优秀成果。台湾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文化亦不可分割，特别在经学阐释方面研究，与大陆有并驾齐驱之势，其中台湾大学张宝三的博士论文《<五经正义>研究》，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 摘要：倪士毅是元代重要的文章学家。倪士毅的一生主要从事制艺类著作的撰述。倪士毅，正史无传。在其他文献中，涉及倪士毅的传记资料也非常少。笔者根据那些提及倪士毅的相关文献，简述其生平事迹。倪士毅《作义要诀》包含深刻的元代文章学的理论。《作义要诀》的文章学理论包含两个基本点，一是宏伟的意识，一是微观的本领。宏伟的意识对写作者具有统帅作用，从根本上解决写什么的问题。微观的本领对写作者具有训练作用，很具体地解决怎样写的问题。倪士毅文章学的这两个基本点统一在《作义要诀》一书之中。最后，对倪士毅的文章学理论试做一番探源。
  • 摘要：本文通过对明代复古主义"格调论"资料的细致清理和分析,发现它既有一个紧密关联的范畴群,又有一种彼此对立的范畴关系,同时在历史的时空中生成演绎,由此获得了一些对于"格调"范畴新的理解.在明代复古主义诗学著作中，“格调”是一个中心范畴。以它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相关范畴群，通过格调自身的范畴群来认识格调，只是一个方面。仅此一方面还不能认识格调理论的全部内涵。明代复古主义诗学各家讲格调，常常从创作论出发。在创作论范围内，格调对应着与它自身的范畴群不同的另一批范畴。这样一种范畴关系，同样决定了格调的范畴含义。指出还必须把格调范畴放在明代诗学“复古”的理论平台上来把握它的理论意义和价值，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获得对格调范畴更深层次的理解。
  • 摘要：本论文以皎然《诗式》为主体材料、《诗议》与《杼山集》为辅助材料，并用唐前「物境」说为对照模组，观察皎然「意境」论的艺术心理特征，突颢物境由外入内的构思活动，特别是「内境」的重要性，期能细微呈现「意境」论的心理机制，以及它与感物言志系统的差别。基本上，情与景是中国抒情诗的两个端点，彼此交融的状态正如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所云：「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又云：「夫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唯意所适：截分两橛，则情不足兴，而景非其景。」又如<诗译）所云：「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情景能够妙合无垠，在中国诗论史上发展出王夫之的「情景交融」理论，和皎然力幅运用「内境」概念的推演有很大的关系，皎然「意境-论的提出，一来增补拓深王昌龄「意境」的内涵，形成对六朝戚物雷志系统的反向思惟：二来推进情景关系的解释系统，开启宋代「情景交融」的讨论，乃至有王夫之「情景交融」理论的提出。从整个中国诗歌美学的演进来说，晈然是个很重要的关键点。王梦鸥当云：「今观《诗式》内容，多推衍王昌龄论诗之旨，尤重其所谓意格。」黄景进说：「皎然的说法，有些看来甚似在为王氏（昌龄）之说作注解。」这都是证明皎然对王昌龄「意境」的增补，本文的论述主要在说明「意境」论乃六朝物境论之后的内境说。王昌龄提出「物境」与「情境、意境」的对照，皎然更提出「重意」、「取境」、「作用」等，乃心灵以「意」设「境」的美感经验与创作法则，其理论基础根源于佛教的内观思惟。在中国诗学理论史上，皎然突颢了内在心识作用的深层心理机制，使「情景交融」模式更精微的呈现。
  • 摘要：关心小说问题的理论家和批评家,都往往要探讨小说的的起源问题,这个问题的意义不仅在于廓清小说的源头,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他们对当下小说某些重要特征的发现,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内含的正是对历史这种特征与功能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们怎样追溯和描述小说的起源,其实是与当下怎样认识小说的本质和特征密切相关的.感到惊奇的是,冯梦龙和巴赫金这两个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时代、国度和文化历史环境中的文化人,在关于小说的起源问题上,竟有某些惊人的相似见解,这些相似见解对思考小说的精神特征和起源极具启发性.指出中西小说起源方面某些相似的文化背景。中国古代小说起源于春秋战国，这个时代，是思想大解放和文体大解放的时代，上古“一道”、“一说”的局面不复存在，与此相关的上古历史叙事的权威性、崇高性和绝对性受到挑战，“多说”、“多道”、多种叙事形式和其它文体形式出现了，并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而西方小说的最早源头也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那是一个和中国春秋战国一样具有文化奠基意义的时代，到苏格拉底以后的希腊化时代，远古史诗崇高的文化地位受到挑战，史诗文化已经衰落，多种学说、多种思想、多种叙事形式出现并获得了大发展。这种文化背景为小说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文化条件；小说内在特征的某些相似性。中西小说有很大的差异，这一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但另一方面，中西小说也有一些内在的共同性和相似性特征，这些特征会使学者们对它们作出相近或相同的认定；小说在他们的时代已经开始大发展或者已经获得了大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和文学现象，其内在的精神特征和文体特征已经开始形成，这为学者们对它们进行合适研究和概括提供了客观条件；四是他们都对小说有超常兴趣并对小说文化价值有超常认定，这个主观基础在他们对小说起源见解的共同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 摘要：文学家族在发展过程中与地方文化资源密不可分，地方文化资源为家族子弟发展创设了良好的外部文学环境，而文化家族的活动对地域社会秩序、文化心理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影响到地域的学风和文风，实现与地域之外文化的交流互动，产生积极的社会意义。家族间的师友声气为人们提供了江南文化家族的社会语境，说明家族精英思想如何成为地域群体思维模式，并进一步推动地域的学风和文风的形成；书院讲学成为传播个人治学、学术思想的主要方式，使文化精英思想快速成为一种地方群体思维方式；文会社团是以学术和道义为基础结成的文学群体，通过文会交友，结社联吟等方式，文学家族获取了家学之外的文化资源；家族文献整理是文学家族内部文化建设和外部文化交流的需要，作为江南家族精神与文化的集粹和重要成果样本，不仅成为造就地域文化人才、地域文化再创造时可供借鉴的资源，而且其中所积累的历史经验、文学智慧、人文精神，无不透露出历史与文化演进的信息，成为民族文化和文学发展宝贵的财富。
  • 摘要：律诗自其在唐初被用于科举考试之日起,经宋、辽、金、清代,相沿成体,人称试律诗.宋人已有论及省试诗之文字,元明人对试律诗之批评、总结,显然多于有宋,但都略显凌乱、破碎,不足为论.至清代,纪昀以其颖悟天资、教授经验,在对唐人试律的评点、总结中,建构了一套试律诗学理论,不但为清人的试律诗创作树立法则,而且,为试律诗学理论体系的创立,奠定了基础.纪昀在具体试律诗歌的评点、解说中，他善于由此及彼，刻意总结、概括：在具体诗歌评点之后，他往往再申论阐说，甚至借以广论诗学，如评《海上生明月》诗，由诗中所用“金镜”、“玉壶”之语，他用了400个字左右的篇幅，阐述承古而有变化以成奇妙的思想。其次，在唐代试律诗的评点中，他能够抽绎、概括出一些通于所有试律的诗体特征、美学规范，如“试律体卑”、“试律结句”、“试律，固诗之流也”、“虽试律不嫌巧句”、“试律之体有褒无贬有颂无刺”等等判断即是。再次，在具体评点中，他反复使用同一或者近似的核心名词，如“神”、“妙”、“法”、“体”、“题”等等。凡此，都说明他不是随意、随手评点唐人试律，也不以简单的诗歌评点为目的，而是立足于唐人试律的评点总结所有试律诗法，寓试律诗学理论建构于试律诗作的评点之中。试律诗学的理论建构，是纪昀《唐人试律说》的核心价值。试律诗对许多人而言，工拙是第一位的，包括语句是否妥贴，是否有警策之句，字眼的锻炼是否精彩，韵脚的安排是否恰切，等等。对纪昀而言，却相反:工拙是次要的，首先必须看其整体是否完备、妥贴。有时，纪的把诗歌由内在生命所贯注之整体，与结构之整体合而论之。文学评点的一大贡献，即是提炼、总结各种“法”，度学者以金针与津筏。纪评唐代试律，同样关注试律诗法，提出了一些卓有见地的试律诗法。但是，法的建立不是纪昀的目的，由定法走向无法，最终超越一切法度，乃为其试律诗学之根本旨趣。
  • 摘要：文章指出研究林纾与严复的诗歌创作与同光体之关系，及其文化立场之成因，乃至林纤与严复间的交往与互相评价，对于更好地认识同光体，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严复与林纾虽都不算同光体的核心成员，但因为其文化立场与同光体诗人多有相同之处，所以是考察同光体诗人的绝佳的镜子。比如他们在戊戌变法前都主张革新，但又主张渐变，辛亥革命后也仍对清政府保持忠诚，并且积极维护传统的旧文化。其中严复因为早年思想与晚年思想差异较大，其转变的过程与原因，更加具有研究的价值。
  • 摘要：清代乾隆、嘉庆之际的著名诗人张问陶,诗才和艺术成就一向备受推崇,但被作为诗论家来看待和讨论还是近年的事.事实上,他既未撰著诗话,也未留下其他形式的诗学著作,只是诗集中保存有一部分论诗诗.这些作品孤立地看没什么特别之处,但一放到袁枚性灵诗论和嘉、道间诗学观念转变的历史背景下,其不同寻常的诗学史意义就凸显出来.在乾隆以前，应该说诗人无不有自己的诗歌理想，惟取径各异而己。袁枚尽管诗胆如斗，也不敢宣称自己作诗不学古人。但到嘉、道以后，不学古人却成了时髦的口号，不遑学古人，甚至不遑避古人，成了常见的主张。施浴升序吴昌硕诗，称“其胸中郁勃不平之气，一皆发之于诗，尝曰吾诗自道性情，不知为异，又恶知同”眩，正是这种极端自我表现论的典型话语，与薛时雨《诗境》“翻新意怵他人夺，绝妙词防旧句同”的传统观念截然异趣韶。要之，由不肖古人到不避古人，进而不介意同于古人，乃是乾隆、嘉庆间诗歌观念的一大转变，意味着源于性灵诗学的自我表现观念日益走向极端化，甚至于到了漠视传统的地步。而诗人一旦漠视传统，不关心自己与以往诗歌的关系，实质就是放弃了对独创性的关注，将诗歌创作降格为一种纯粹的表达行为。张问陶不是这种观念的始作俑者，但相比之前的许多诗人，他却是最著名的一个倡导者，他在创作上的成功与声望加速了这种极端观念的传播，最终在清代中叶诗坛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诗学思潮。
  • 摘要：王闿运与张之洞皆为晚清诗坛之巨擘,他们分别被人视为光宣诗坛头领.二人交谊深厚,近四十馀年的时光,就是见证.虽如此,二人在诗学、经学、政治等诸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张之洞无论学术,还是政事,都秉承雅正的宗旨,诗学也是如此.他"雅正"的诗学观统摄于正统儒家诗学观念下,与王闿运强调一己之"兴"有很大的不同.张之洞唐宋兼采,注重以宋意入唐格,也与王闿运标举汉魏六朝诗学迥异.正是在这些根本问题上的差异,导致了二人对杜甫评价的不同.虽然如此,张之洞仍很欣赏王闿运的七古,这是因为王氏七古取法乎唐,且风格为其所赏.王闿运、张之洞二人之诗学差异，主要表现在对六朝诗学以及唐宋诗的评价上。张之洞一本雅正之理念评价六朝，以及唐宋以来各大家，还有近代同光体诸诗人。立足于此，他论诗讲究平实、典雅，不好僻涩，亦不好王氏之绮靡。张之洞的雅正本于政教，而王闿运则本子性情。于是，其诗学本旨便有了根本的不同。同治十一年三月至七月间，张之洞、王闿运宴集几无虚日。诗歌酬唱，观摩诗集，是其交往的重要内容。张之洞十分欣赏王阁运的诗歌，并数次在李慈铭面前称赞王氏，竟引得李氏不快。张之洞以王闿运之幽奥与李氏之明秀并提，且赞其一时无与伦比。不仅如此，张氏最赏王氏七古。王氏最得意的是五古，然张氏只赏其七古。
  • 摘要：人类学及与之相关的民俗学、神话学、社会学的输入，解决了文学研究的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文学起源的问题，一是田野考察的方法。其中顾颉刚古史辨对于文学研究，无论方法论的启发、推动，还是文献资料的积累、会通，都有积极的意义。民国时期诗学的人类学或民俗学、神话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远较俗文学为小，除了西方小说、戏曲观念的影响外，古史辨及与之相关的神话、民俗研究所积累的故事性较强的神话传说材料（包括文献记载的，也包括实地考察的），更多的适宜于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素材；而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也更多地，也更为方便地被用于俗文学研究，而不是诗学研究，这可以部分地解释民国以来俗文学研究繁盛且水平较高的原因，而诗学和文章之学在方法论的更新和材料的扩充两方面都相对滞后了。
  • 摘要：契嵩与欧阳修，同年生同年卒，一个以“道”猛烈“非韩”，一个以“文”极度“尊韩”，这种巨大的差异来自于两人对“古文”发展方向的不同理解：契嵩重“道”的方向，而欧阳修则更重“文”的方向。欧阳修虽然也主张“文与道俱”，但他极力反对“性命之学”，而“性命之学”正是庆历以后儒家学术发展的基本方向，这就使他的古文创作最终脱离了“明道”的初衷而走上纯粹文学之路。对此，契嵩曾提出批评：“欧阳氏之文，言文耳。”（《文说》）契嵩把他与韩愈一样划归“言文”行列，暗含着对他偏离“明道”方向的批评。契嵩与欧阳修意见的分歧，导致欧氏古文追慕们后来的分道扬镳。二程云：“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泥为讲师，惟知道者乃儒学也。张载、二程走上契嵩重“道”之路，成为“知道者”，即理学家；苏轼则继续沿着欧阳修重“文”之路发展，而成为“文士”，即辞章家。辞章家们仍高扬“尊韩”大旗，于是便有了苏轼“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赞韩之辞：柏理学家们则高举“非韩”旗帜，贬韩文为“闲言词”，从而走上“重道轻文”之路。因此，可以说，契嵩“非韩”开启了宋代理学家“重道轻文”文学批评的先河，从而使他成为理学文论的先驱者。这是他援儒卫佛的意外收获。
  • 摘要：诗歌在古人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理学家在学术著述之中、与人言谈之时，不时论及诗歌。将理学家的这些涉诗言论稍加整理，便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理学家对诗歌的态度存在明显的自我矛盾，不仅不同理学家的涉诗言论之间矛盾多多，而且即便是同一人其言论也往往前后不一。可以说，濂洛学者视诗人之诗为文辞技艺，进而加以坚决否定，这是其学术观念的自然延伸。他们所反对的是以文辞技艺解诗、学诗、用诗、作诗，而不是诗歌本身。认识到这点尤为重要，这是理解程朱理学诗论中矛盾现象的一个基点。从根本上说，程朱理学承认诗文的价值，没有将其彻底否定。文辞技艺与道的关系，成为程朱理学诗论中矛盾现象的一个源头。除此之外，程朱理学与诗学之间还有一组联系，也是造成这种矛盾关系的症结所在，即情欲与性理。包括诗歌在内的一切文学，其主要意义和功用就是疏导人的情感，反映人的各种情感欲求，是人们丰富多样的情感活动的产物。而理学却试图泯灭人的七情六欲，所谓存天理灭人欲，这甚为后人诟病，也是造成理学与诗学紧张关系的重要原因。程朱理学视诗为一种文辞技艺，在这个层面上将诗与道相对立，认为溺诗害道。又从天理人欲的性理思想出发，对诗之情加以限制规范，试图扭转诗人之诗的传统。程朱理学的这些评论可看作是对原有诗学的“破”，而有破则有立。程朱理学在极力批评诗人之诗的同时，亦逐步建立起自身的风雅传统。这种努力在南宋中后期不断被理学家自觉尝试。北宋时期的理学家评论诗歌时，有“作诗害道”、“闲言语”等诸多尖锐言辞。尽管这种评论有其特定针对性，但如此刺耳的批评在中国诗学史上亦极为罕见。程朱理学的这种反诗论调给人们留下深刻影响，以至成为“刻板效应”，致使人们无法客观审视其诗学思想，也使人忽视了南宋时期程朱理学关于诗歌的一些极具价值的观点。
  • 摘要：理学居于主导地位的学术文化环境中，价值观念、生存理念乃至人的精神面貌都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转变，文学精神也随之被规范和重塑。传统的“送穷”、“问难”等题材的辞赋中擅长表现的对生命的思考大多落实到对道德人生的思索，人文精神被规范为道德完善。由于理学强调修身齐家观念，南宋以来一直强势发展的表现乡居、生活场景的辞赋，其内容被规范为演绎理学的生活理想，耕读传家、学而优则仕等思想在辞赋中得到很好的诠释。理学的政治理念是齐家而平天下，把厚人伦、淳风俗作为治道的根本，对家国的忧患意识逐渐淡出辞赋当中，代之以对风俗醇厚的社会图景的憧憬与描绘，对道德至上的社会理想的宣扬。文学精神的被重塑，不仅对辞赋，而且对整个文学发展都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 摘要：本文以明、清两代的诗话作为考察唐代诗人杜甫称谓的文本材料,试图挖掘杜甫的诸多称呼,进而审视杜甫称谓隐含的文化信息.指出在明、清诗话中，唐代诗人杜甫的称呼是最多的，多达33个。这些称呼隐含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信息。其中尤为人们注意的是杜子美(子美)、杜少陵(少陵)、杜工部、杜老、杜公、杜子、杜圣等称呼。这些称呼是后人(学者)对杜甫有礼貌地使用尊称，反映了后人对忧国忧民的杜甫的敬仰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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