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问陶与清代中叶自我表现观念的极端化

摘要

清代乾隆、嘉庆之际的著名诗人张问陶,诗才和艺术成就一向备受推崇,但被作为诗论家来看待和讨论还是近年的事.事实上,他既未撰著诗话,也未留下其他形式的诗学著作,只是诗集中保存有一部分论诗诗.这些作品孤立地看没什么特别之处,但一放到袁枚性灵诗论和嘉、道间诗学观念转变的历史背景下,其不同寻常的诗学史意义就凸显出来.在乾隆以前，应该说诗人无不有自己的诗歌理想，惟取径各异而己。袁枚尽管诗胆如斗，也不敢宣称自己作诗不学古人。但到嘉、道以后，不学古人却成了时髦的口号，不遑学古人，甚至不遑避古人，成了常见的主张。施浴升序吴昌硕诗，称“其胸中郁勃不平之气，一皆发之于诗，尝曰吾诗自道性情，不知为异，又恶知同”眩，正是这种极端自我表现论的典型话语，与薛时雨《诗境》“翻新意怵他人夺，绝妙词防旧句同”的传统观念截然异趣韶。要之，由不肖古人到不避古人，进而不介意同于古人，乃是乾隆、嘉庆间诗歌观念的一大转变，意味着源于性灵诗学的自我表现观念日益走向极端化，甚至于到了漠视传统的地步。而诗人一旦漠视传统，不关心自己与以往诗歌的关系，实质就是放弃了对独创性的关注，将诗歌创作降格为一种纯粹的表达行为。张问陶不是这种观念的始作俑者，但相比之前的许多诗人，他却是最著名的一个倡导者，他在创作上的成功与声望加速了这种极端观念的传播，最终在清代中叶诗坛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诗学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