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田园与“领袖”国家：“恩抚”中国的自恋想象

摘要

田畴与墓碑间铺展的田园中国，在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想象中，具有某种代表性。首先是一种殊异的、遥远的，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形象，一个由庞大的农民人口组成的内陆农业帝国，黄种人、黄土、祖先崇拜、安土重迁、似乎永远轮回的生命、循环的历史、古老的凝固的文明，时间消失在空间中就像短暂的生活消失在永恒的墓碑间……30年代西方出现一种诗化所谓传统乡土中国的倾向，代表作就是赛珍珠的《大地》。30年代西方出现了启蒙运动以来又一次 “中国潮”，中心在美国。参与构筑美好的中国形象的文本，从文学铺展到各类新闻报道、学术著作，但在虚构这一点上，它们都还是“文学”。《大地》塑造的代表中国形象的人物是一对中国农民夫妇——王龙与阿兰，《时代》杂志塑造的代表中国形象的则是一对领袖夫妇——蒋介石与宋美龄。在这里真实与虚构奇妙地交织在一起。 从1931年赛珍珠的《大地》出版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种种历史条件迅速将中国在美国的美好形象推向高峰。这种美好的中国形象，是美国文化为自身的“中央帝国”意识构筑的“他者”。中国是一个与美国同样大的“前中央帝国”，不管是征服对立还是“恩抚”友谊，中国都是最理想的他者。“她”可以最大限度地证明美国的强大与爱、自尊与自信等美国价值，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接受了美国的基督教与民主，变成了一个统一、坚强的国家与人民，这证明美国价值与意义的普遍性；中国处在苦难中，又不断努力，需要美国的援助，这又证明美国的强大与尊严，让美国在弱者的身影中感受自身的伟岸与高尚。 中国形象是一面镜子，是西方人文化自恋的影子。 30年代英国批评家瑞恰慈（I. A. Richards）要致力于研究中国，诗人艾略特(T. S. Eliot)对他说，中国是一面镜子，你只能看到镜中的自己，永远也看不到镜子的另一面——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