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国《春秋传》的王道思想

摘要

宋代秩序重建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三代之治”,而“取法三代”的实质就是要复兴王道,这与儒学重建的目标是一致的。所谓“王道”,即指上古三代的先王之道。因为三代“圣王”本身就是政治权威和道德权威的合一,所以“王道”包含了“尊王”与“崇道”两个方面的意蕴,也表达了儒家“圣王合一”的理想。这种理想虽然带有乌托邦色彩,但在宋儒心目中却是一种坚定的信仰。胡安国《春秋传》蕴涵丰富的王道思想,是宋代《春秋》学的突出代表。
　　 “尊王”是《春秋》学的传统,《胡传》的“尊王大义”既是对传统的继承,又为这个传统之流注入新的水源。胡安国为宋代加强皇权与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服务,阐发了“《春秋》尊君抑臣”、“尊天子抑制诸侯”的经义。《胡传》尊王之义的背后,是宋儒重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大一统”秩序的愿望。宋初为了保证政治格局与统治秩序的稳定,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各种政治势力的防范措施,被后代帝王尊为“祖宗之法”。“祖宗之法”得到了士大夫阶层的认同。胡安国《春秋传》对“祖宗之法”的阐释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主张“兵权不可假人”;要求防范宗室、外戚、后宫干政乱政;提倡人臣崇尚“忠义气节”。归结为一点,还是为了“尊王”,为了维护皇权与中央集权。
　　 胡安国虽然“尊王”,但并不主张“绝对君权”。他希冀君主秉持“天地之性”,成为“圣王合一”式的理想统治者,这就是其“崇道”的最终目的。但“三代”以后的现实政治与王道理想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差距,“道体”脱离了“政统”,由儒家圣贤代代相传。继承圣人之道的历代儒者都致力于寻求制约君权的思想武器。胡安国的“崇道”思想是对传统天命论、灾异论等制约君权思想的“扬弃”,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和啖赵学派的“举王纲、正君则”大义也对《胡传》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了“崇道”,宋代理学构筑了“道统”谱系,胡安国虽未提出“道统”理论,但仍具“道统”意识。在传统政体下,批评君主毕竟是以下犯上的“违礼”行为,与“君为臣纲”的政治伦理相冲突。为了走出这个困境,胡安国提出了“圣人以天自处”说,认为圣人“是天理之所在”,有资格贬黜天子,而传承了“圣人之道”的宋儒包括胡氏本人也就有资格批评君主。因此,胡氏的《春秋传》和《时政论》都充满了对君主和时政的讥贬之词。批评天子、针砭时政就是其“崇道”思想的具体表现。《胡传》的“崇道”之义充分体现了宋儒“以道事君”、“以道制君”的文化主体和政治主体意识。
　　 “王道”是“尊王”与“崇道”的结合,体现了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的和谐统一、“神圣位置”与崇高品质的完美结合。这就是传统儒家梦寐以求的理想政治。宋儒复兴王道的理想在《胡传》中得到全面反映。胡安国的政治理想既受宋儒集体意识的影响,又汇入这种集体意识之流中,并使宋儒的王道理想显得更加丰满、更有历史感。胡安国王道理想的终极依据是与“天理”同一的“元”,其价值取向体现在王霸义利之辨,而王道的“实现途径”则在于“天下为公”。胡安国的王道理想还表现在他对理想君臣关系与“为治之体”的期待。《春秋传》发展了传统的“君臣一体”论,认为“卿大夫”是“国君之陪贰”,提出人臣与天子“共天位治天职”的主张。这种思想是宋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政治文化的表现。
　　 “王道”政治不仅是对理想社会图景的描述,也是对实现理想政治的整套治国方式的概括。作为治国模式,“王道”政治的核心是以民为本的仁政和以礼为治的德治。宋代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民本”思潮格外活跃。“民本”与“王道”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胡传》认为,王道政治的立国理念是“国以民为本”,其治民原则在于“使民以时”、“不竭民力”;而“王道”的为政境界则是“与民同忧乐”。“王道”秩序归根到底是一种“礼治”秩序。礼与天理、王道是一条可以互相诠释的概念链条,彼此之间存在深刻的联系。胡安国在其具有时代特色的礼学观指导下,阐发了《春秋》的“礼治”思想,并将其与“王者之道”联系起来。胡安国把君主的身心休养和政事活动都纳入到礼的限制和规范之中,对君主提出了“以礼制心”、“以礼守身”、“以礼治家”、“以礼为国”等“礼治”要求,而这个“以礼为治”的次序反映了宋代理学所主张的经由“内圣”工夫而实现“外王”事功的途径,也是入主成就“圣王”事业的王者之道。

目录

文摘

英文文摘

第1章 绪论

1.1 文献综述

1.1.1 胡安国《春秋传》的成书及影响

1.2.1 胡安国《春秋传》研究综述

1.2 选题背景与意义

1.2.1 选题背景

1.2.2 选题意义

1.3 研究内容、构思与方法

1.4 论文的创新点

第2章 复兴王道——宋代秩序重建与儒学复兴

2.1 王道思想及其政治功能

2.1.1 宋儒王道思想的渊源

2.1.2 圣王合一;理想的君主

2.1.3 尊王与崇道;王道思想的双重意蕴

2.2 复兴王道——宋代的秩序重建与儒学重建

2.2.1 宋代秩序重建的理想目标;“三代之治”

2.2.2 复兴王道的实践

2.2.3 复兴王道之途的分歧与争论

第3章 胡安国《春秋传》的尊王大义

3.1 《春秋》尊王大义的思想渊源

3.1.1 《春秋》尊王的历史背景

3.1.2 《春秋》学的尊王传统

3.2 宋代中央集权的强化与《春秋传》的尊王室抑诸侯思想

3.2.1 宋代中央集权的强化

3.2.2 《春秋传》的尊王室抑诸侯之义

3.2.3 禀命于天子;诸侯权力合法性的来源

3.2.4 尊王室抑诸侯的时代意义

3.3 宋代皇权的强化与《春秋传》的尊君抑臣思想

3.3.1 宋代皇权的强化与胡安国对权臣的批判

3.3.2 《春秋》之义,尊君抑臣

3.3.3 对孟子“民贵君轻”论的偏离及其解释

3.4 胡氏《春秋传》对“祖宗之法”的阐述和维护

3.4.1 兵权不可假人;防制武人

3.4.2 防范宗室、宦官、后宫弄权乱政

3.4.3 提倡忠义,砥砺士风

第4章 胡安国《春秋传》的崇道之义

4.1 《春秋传》对儒家传统崇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4.1.1 对儒家传统天命论的吸收和发展

4.1.2 对儒家传统灾异论思想的吸收和发展

4.1.3 对啖赵学派“举王纲、正君则"说的吸取和发展

4.2 胡氏《春秋传》以道制君的思想

4.2.1 道统论的流行及其政治意义

4.2.2 胡安国的道统意识

4.2.3 《春秋传》的“圣人以天自处”说及其政治文化意义

4.3 奉天讨、正王法;胡安国对君主的贬黜

4.3.1 “《春秋》之旨,在于端本清源”

4.3.2 贬责天王失道

4.3.3 贬黜无道诸侯

4.3.4 批评当朝天子失政

第5章 胡安国《春秋传》的王道政治理想

5.1 “有志于天下为公之世”;王道政治理想的目标

5.1.1 胡安国王道政治理想的表达

5.1.2 “天下为公”的实现途径

5.2 “元即仁也”;胡安国王道政治理想的终极依据

5.2.1 《春秋传》对“元”的哲学诠释

5.2.2 逻辑起点与历史依据的统一

5.3 王霸义利之辨;王道理想政治的价值取向

5.3.1 尊王贱霸

5.3.2 重义轻利

5.4 理想的“为治之体”;君臣一体共治天下

5.4.1 人主大臣为一体

5.4.2 卿大夫者,国君之陪贰

5.4.3 大臣任大事

5.4.4 臣与君共天位治天职

第6章 胡安国《春秋传》的民本思想与王道

6.1 民本思想及其与王道的内在关联

6.1.1 民本思想的渊源与内涵

6.1.2 民本思想的政治功能

6.1.3 民本与王道的内在关联

6.2 民本思潮在宋代的活跃

6.2.1 历史原因

6.2.2 具体表现

6.3 胡安国《春秋传》的民本与王道

6.3.1 《春秋》学的民本传统

6.3.2 王道政治的立国理念;国以民为本

6.3.3 王道的治民原则;使民以时、不竭民力

6.3.4 王道的为政境界;与民同其忧、与民同其乐

6.4 胡安国政治实践中的民本精神

第7章 胡安国《春秋传》的礼治思想与王道

7.1 礼与王道、天理之间的内在关联

7.1.1 礼与王道

7.1.2 礼与天理

7.2 胡安国《春秋传》的礼学观

7.2.1 正身治人礼之本,威仪文辞礼之末

7.2.2 礼以敬为本

7.2.3 礼之常与礼之变

7.3 以礼为治即王者之道;《春秋传》的礼治思想

7.3.1 以礼制心

7.3.2 以礼守身

7.3.3 以礼治家

7.3.4 以礼为国

结语

参考文献

致谢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的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