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语言明晰化差异与翻译伦理——以《渔夫和他的灵魂》巴金译本和谢毓洁译本为例

摘要

奥斯卡·王尔德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作家、戏剧家、诗人，是唯美主义代表人物。虽然他主要以成人作家而著称，但他事业的起飞、风格的形成却都源于童话。《渔夫和他的灵魂》就是王尔德童话中杰出的一篇。细腻的笔触，唯美的情节，使它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它在中国有多个译本，本文选取可得译本中时间跨度最长的巴金译本和谢毓洁译本，用翻译伦理来审视两译本中的明晰度差异，以期拓展其汉语译本的研究。
　　 最早提出翻译明晰化理论假设的是Shoshana Blum-Kulka，他指出成功的翻译需要对语篇和话语进行复杂的处理，而译者在对原文进行阐释的过程中可能会导致译语文本比源语文本冗长。(Blum-Kulka，2000)但Seguinot(1988:108)认为Blum-Kulka对明晰化概念的界定过于狭窄化。在她看来，明晰化不仅指某些内容在原文中没有，而在译作中表述了出来，而且还应包括原作暗含(implicit)而译作明示(explicit)，以及某些信息在译作中通过聚焦、强调、不同词汇的选择等方式而得到凸显。必须指出的是Blum-Kulka的明晰化概念仅指翻译过程中衔接关系明晰化程度的变化，而本文取广义的明晰化定义，即只要译文中的词句意义比原文更清楚、明确、具体、易懂，逻辑关系比原文更明晰，或中心意思比原文更突出，就算发生了明晰化转换。本文采用的明晰化概念接近Seguinot的定义。
　　 而关于翻译伦理，芬兰学者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提出了五大翻译伦理模式：“再现的伦理、服务的伦理、传意的伦理、规范的伦理和专业责任的伦理。”(Andrew Chesterman，2001)再现的伦理体现了忠实的译者这一理想状态，要求译者忠实于原文，准确再现原文或原作者的意图，不增加、删节或更改。服务的伦理基于把翻译看作商业服务的理念，其核心是为客户服务，要求忠实于客户，满足客户的要求。传意的伦理强调文化交流而不是对原作的重现，它要求译者完成原语及译入语双方实现跨文化理解。规范伦理产生于描述性翻译研究及规范理论，规范代表的主要是目标文化当时对翻译的期待。它要求译者的行为与规范相一致，不超出其期待。专业责任规范指的是合格的职业译者应该遵守的规范，履行职业道德的规范和誓言。
　　 《渔夫和他的灵魂》共有六种译本，其中最早是穆木天1947年译本，但该译本现在已几乎见不到了。接下来是巴金先生1948年的《快乐王子集》译本，后几经修订再版。再后来，是2000年中国文学出版社的《王尔德全集》。2006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王林译的《王尔德童话》。2009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吴书值的《王尔德童话》改写版本。最近的是2010年5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谢毓洁《王尔德童话》译本。从可得到的译本来看，巴金译本和谢毓洁译本时间跨度最长，二者产生于非常不同的时代背景，而时代背景的不同可能会在语言选择上有所体现，而语言的选择或许与译者所遵循的体现翻译伦理有关。笔者认为，选择这两个时间跨度较大的译本从翻译伦理的角度进行考察会带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研究发现，作为较早系统译介王尔德童话的版本，巴金译本非常忠实于原文，明晰化程度低，比较完整再现了原文风貌--包括句法、修辞、言语标记、语气等，体现了再现的伦理。但由于汉英隶属于两大迥异的文字体系，巴金先生要忠于原文，其译文就必然略显异化，其句子结构有时显得不圆满、不连续，虽不影响理解，但却失掉了一些童趣。谢毓洁译本的服务对象很明确，就是少儿读者群。所以，其译文对王尔德原文做了适度改动，使其充满童语童趣。谢毓洁译本明晰化程度高于巴金译文，她在原文基础上增加了一些用以增强阅读体验的明晰性语言，通过句子结构的调整、词汇的选择、标记语言的使用等手段使得句子结构圆满、连续，叙述性强，感情表达真挚动情，场景描写栩栩如生，体现了服务于读者的“服务的伦理”和以读者为中心的“规范的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