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恩师（陈汝惠）

摘要

在谈及日后应该怎样教学时，他从书包里抽出一份用行书写的阅读书目交给我，要我抽空把这些书看完。他恳切地说：“读书，是我们行内的事，一看你就知道哪些书应该泛读，哪些该精读。这样，对教学和科研都有好处。”我扫了一眼这些书单，范围很广，古今中外的都有。有的在大学里已读过，还有相当一部分从未涉猎。我感到陈老师治学的认真与严谨，益发佩服。　　从此，我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写作课中去，一面听课，认真做课堂笔记，他每讲完一个章节，我就着手对笔记做一番整理，增补一些内容，使之更为完善、系统化。另一方面，帮陈老师批改作业。陈老师在批改学生作业时，对学生作文的每一点成就都加以肯定，对缺点与不足则分别给予指出，还和学生平等地探讨如何改正的方法。学习他的这些做法，我在思想上和业务上有了显著的进步。那时我年轻力壮，很快读完了陈老师开列的书目。有一次他到我宿舍来，见桌上分门别类地摆放着读书卡片，赞赏说：“搞学问，要下苦功，能这样做很好！”获得导师的首肯，我心里乐滋滋的。　　有一次，我在批改学生作文时，看到一篇作文，描写一位女生由于读书时精神过于集中，下楼时没看台阶摔下来，尿了一裤子。另一位教写作的老师认为这种情节描写十分拙劣，便在作文上批道：“放屁！”“胡闹！”判为不合格。学生不服，说他写的都是事实，不信可以去调查，怎么能说“放屁”呢。尽管那位老师向他说明文学写作要对生活素材有所取舍的道理，但该学生就是听不进去，对立情绪很大。后来该生去找陈老师评理。陈老师读完了他的作品，倾听了他的申诉之后，亲切地问他：“你写作时，对故事的主人公是带着赞赏呢，还是带着鄙视呢，或是什么情感也没有，只是就事写事？”他坦率地说：“我只是对事件如实描绘，并没有褒贬之意。”陈老师接着说：“你能如此坦诚地告诉我你的写作动机，说明你为人坦率，这很好。作品的问题就出在写作的动机上。如果换一个角度，你对主人公充满着真诚的爱，你会把这段小插曲附在主人公身上吗？”该生不假思索地回答：“不会！”“这就对了！”陈老师高兴地说，“我们学写作，就是要学习对爱憎、褒贬、美丑、善恶等情感的表达方式，要弘扬什么、批评什么，须了了分明，这就是文学与法律最根本的区别。法律是摆明事实真象，是非曲直任人评判；文学是感情宣泄，以情感人，以情动人。” 学生听了这一席话，心服口服。通过陈老师的言传身教，我深深感到要当一名合格的教师，光有基本的专业知识还不够，还得具有广泛的人文知识和丰富的阅历方能胜任。　　很遗憾，我跟随陈老师一起工作只有一个学期，便被调去参加农村社教运动。当我从农村返校，还来不及向他汇报我的农村工作心得，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一出来，平静的校园立即沸腾起来。　　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校园的各个角落，首当其冲的便是那些负有盛望的教授，陈汝惠老师也榜上有名。紧接着，“牛鬼蛇神”们一个个被押上台，接受批斗。更有恶作剧者，对他们进行人格的侮辱和肉体折磨。人间尚有真情在。有人以大批判的名义，端上一盆清水，称让“牛鬼蛇神”金盆洗手；也有人冲上台把跪在石子堆上的人拉起来，在场上兜一圈，名曰让广大革命群众“相相脸”，然后勒令站着接受批斗。明眼人看得出来，这种特殊的方式是在保护被批斗的对象，彼此心照不宣而已。　　“十年人事空流水，二月风光已杜鹃”。陈汝惠老师“文革”后得到平反，从中文系转到校部从事教育科学研究，但此时他已满头斑白，而我也从而立之年步入了不惑之年，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艰辛阶段。彼此相处的机会少了，然而毕竟师徒一场，陈老师与师母傍晚出来散步时，也常到我的住处来看我。他们得知我带着3个从农村转到厦门三中(华侨中学)借读的孩子，生活十分紧张。我一个人的粮油及副食品票要供4个人生活，不足部分得到黑市购买。陈老师经常把节余的粮票送给我。孩子们也很喜欢到陈老师家串门，每次陈师母总是抓一大把糖果、饼干塞到他们的口袋里，有时还送给孩子一些零钱买书和纸笔。1979年底，我父亲在老家得了重病，陈老师多次主动借钱给我。这一年过年，为了减少花费，两个孩子留在厦门自己过年，陈老师与师母还向他们派了压岁钱。　　陈汝惠老师的一生，是以大爱作为人生的理想和归宿的。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他以爱国主义作为强大的精神动力，拿起笔攻击敌人和一切反动势力，追求光明与进步；人民当家做主之后，他爱护学生、关照晚辈，期待他们的进步与成长；“文革”中他宁愿自己受罪，也不愿透露出对同事、朋友不利的信息，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粉碎“四人帮”之后，他既没有咬牙切齿地诅咒，也没有以眼还眼地报复，继续以平常的心态，在教育园地里辛勤耕耘……陈汝惠老师这种爱己、爱人、爱国的高尚品德，永远扎根在我和我的孩子们心坎上。　　(苏景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