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途中的献祭与超脱——评陈汝惠小说

摘要

如果不以阶级立场和二元论去衡量作品价值，就会发现即便是那些经久不衰的优秀文本，在描写人性方面也离不开革命与恋爱的叙事母题，革命与恋爱也是现代小说中典型的话语符码之一。陈汝惠描述的“革命”指向着自由、平等、解放，而“恋爱”则展现着男女间的关系乃至青年知识分子作为个体的人的意义实现。对陈汝惠来说，它不仅是单纯的文学叙述，也可以说是作家真实生活经验的文学转换。他笔下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与恋爱间的关系，这种理念上的浪漫主义与行动上的现实主义所发生的冲突，其实是作家本人与其笔下人物精神遇合的产物。或者说革命与恋爱的关系构成了解读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极好旁证。若说《女难》中的林田在取舍、选择与欲罢不能中挣扎，多少还带有一些对恋爱的幻想，那么《沉船》的男主人公天池则有着坚定的革命信仰，他不是因恋爱受挫而投身革命，而是以革命作为人生主导，为了救梅，在救生艇只能再承载一人的情况下，不惜牺牲自己，选择与死神相伴。这很像电影《泰坦尼克号》沉船的一幕，尤其天池不为成就自己的爱情，而为成全自己爱人的爱情牺牲，这种道德境界可以肯定是观念意义上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所没有达到的。《三人行》讲述了一个为革命而牺牲爱情的故事。克文与乃偲是感情笃深的恋人，在家国危亡的现实面前，克文毅然参加空军，在一次空战中为援救战友而牺牲。乃偲为完成爱人的夙愿，参加了前线救护工作，在一次日军飞机的偷袭中为救伤员而身负重伤，临终前仍鼓励好友扶风继续战斗。陈汝惠笔下的这些青年是心中充满大爱的坚强、美丽的生命群，他们真挚博大的灵魂在个体之我备受推崇的今天颇值得珍视。此外，陈汝惠笔下青年知识分子间的情感往往有爱无性，相爱的男女因战争背景而身居异地，彼此间只能以信件传递思念之情，受过良好教育的他们，在人的自我意识、自我价值的认知上明显高于他人；然而在救亡面前又无暇顾及自己的情感，在投身革命后主动将这种意识遮蔽掉，其精神就更为可敬。　　陈汝惠小说饱含着浓郁的宗教思考，带有一定的寓言性质。一战后世界范围内的信仰危机和中国文学进入现代化进程中思想资源的缺失，注定许多作家必然对宗教产生天然的亲近。他笔下人物所体现的关于人的救赎、个人与他者间的关系以及人生终极目的等命题，都能契合基督教义，折射出作家在基督教义影响下对人和世界的思考。《死的胜利》中的飞行员佐治是虔诚的教徒，他参战的精神动力便源于他信仰的基督教，他用《圣经》教义与战友辩论，表达对战争、爱、人类及人性的看法。对于爱，陈汝惠写的人物不仅局限于男女情爱或亲子间的舐犊之爱，有时已升华到宗教层面的博爱，这种挖掘使其小说内蕴有了向更深层面拓展的可能。《死的胜利》中昌明“不是为了牺牲才爱，乃是为了爱才牺牲”。应该说，陈汝惠小说没提出终极关怀问题，也未写出宗教的理想人格与人的现实欲望间的强烈冲突，而只借用宗教寻求一种灵魂上的安慰、依靠，这是遗憾。陈汝惠小说常常借古喻今，传达思想，有一定的寓言性。如《斗牛》描写人类普遍性的虚无，尽管斗牛士频频胜利，却一再怀疑自己，幻灭感不断滋生。这种技巧与整体布局也符合作者的创作理念，他讨厌传统小说喜欢把主角送入洞房，多以悲剧元素进入文本，让读者产生“悲哀使我们的情感更纯洁更崇高”的共鸣。　　陈汝惠小说的价值，有待业内人士的专业估衡，他对被遮蔽文本的发掘，将丰富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图景。　　(罗振亚 于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