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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小说《列国志传》的创作与批评研究——以《按鉴演义全像列国评林》(万历丙午重刊本)和《新镌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万历乙卯本)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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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英文文摘

声明

绪论

第一章《列国志传》编撰与批评研究的几个问题及主要版本比较

第一节《列国志传》创作与批评研究的几个问题

第二节《列国志传》的主要版本情况

第二章《列国志传》创作论

第一节《列国志传》的编撰背景

第二节《列国志传》创作的指导思想及深层意蕴

第三节《列国志传》创作的模式

第四节《列国志传》的虚构艺术

第五节《列国志传》对《三国志演义》喜剧性情节的借鉴

第三章《列国志传》批评论

第一节《按鉴演义全像列国评林》中的小说批评

第二节《新鎸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中的小说批评

第三节评林本和陈批本对《列国志传》的文本诠释

第四节《三国志演义》对《列国志传》批评的影响

第四章 《列国志传》对后世列国小说的影响

第一节《列国志传》之后的列国系统的历史演义小说创作

第二节《列国志传》对后世列国小说的影响

结语

参考文献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致谢

个人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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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代余邵鱼编创的小说《列国志传》是列国系统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创作方面,它上承元刊列国平话和元明列国戏,下启明清列国系统历史通俗演义小说,是我们考察列国系统历史演义小说从民间创作走向文人创作的重要桥梁;批评方面,余象斗刊印的《按鉴演义全像列国评林》(万历丙午重刊本)中所附加的批语在明清列国系统历史演义小说批评史上同样具有某种开山意义。稍后的《新镌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万历乙卯本)在小说内容和刊印的粗劣上基本承袭了《按鉴演义全像列国评林》,但在小说批评上,又明显呈现出文人批评的某些特征。这篇论文中,笔者结合明代万历年间刊印的《列国志传》的两种主要刻本--《按鉴演义全像列国评林》(万历丙午重刊本)和《新镌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万历乙卯本)重点考察明代《列国志传》创作、批评、两者的关系及对后世列国小说的影响。 本文设想的逻辑架构共分为六部分,依次是:一、绪论:“熊大木模式”的经典小说--《列国志传》的兴与衰,《列国志传》创作与批评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二、《列国志传》创作与批评研究的几个主要问题及明代《列国志传》主要版本的分析:概述了长期以来《列国志传》的创作、批评及版本研究等方面存在的几个难点和疑点问题,并简要阐述了自己的某些观点和见解;三、《列国志传》创作论:本章对《列国志传》的编撰背景、指导思想及编撰模式作了较为细致地分析。艺术方面,本章重点探讨了《列国志传》的虚构艺术及《列国志传》对《三国志演义》某些喜剧性情节的抄袭仿写及独创。四、《列国志传》批评论:分析《按鉴演义全像列国评林》(简称“评林本”)与《新镌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简称“陈批本”)内容、思想等方面的情况,《列国志传》的创作思想和《三国志演义》对《列国志传》批评的影响。五、《列国志传》对后世列国小说的影响;主要分析了《列国志传》之后的列国系统历史演义小说创作的基本情况和《列国志传》对后世列国小说的影响。 六、结语。 绪论笔者简要概述了《列国志传》的创作及其批评情况。《列国志传》是列国系统长篇历史演义小说的发轫之作,它为列国系统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拉开了序幕。现存明万历《列国志传》刊本有《按鉴演义全像列国评林》(万历丙午重刊本)和《新镌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万历乙卯本),后世其它《列国志传》刻本或多或少都受到这两个刻本的影响。《列国志传》的命运与当时“熊大木模式”小说的兴衰紧密相连。《列国志传》等“熊大木模式”小说在明代万历后期虽已经步入衰亡之途,但列国系统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并没有因此而踯躅不前,相反更加地如火如荼。明代万历时期既是中国白话通俗小说走向兴盛的开创期,同时又是中国小说评点的奠基时期。《按鉴演义全像列国评林》(简称“评林本”)和《新镌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简称“陈批本”)在批评方面都有自己的鲜明特点,从评林本到陈批本批评风格的变化生动地展示了《列国志传》小说批评从书坊主到文人的发展轨迹。 第一章笔者先是简要考察了当前《列国志传》创作与批评研究的四个主要问题:一是余邵鱼、余象斗与《列国志传》的关系问题;二是《列国志传》的“古板”、“蒙舊之板”与现存最古之版的问题;三是《按鉴演义全像列国评林》和《新镌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与余邵鱼《列国志传》祖本的关系问题;四是陈继儒、朱篁与《新镌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的批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的观点主要是:《列国志传》的作者为余邵鱼虽有某些疑点,但难以从根本上进行否定,作者为余象斗更难以成立;《按鉴演义全像列国评林》校阅粗糙,除增加批语和余象斗一些自创诗外,实际大体保留了余邵鱼《列国志传》祖本的原貌;《新镌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刊本刊印时实际参考了《按鉴演义全像列国评林》,其批者除了陈继儒,可能还有朱篁;余象斗在《按鉴演义全像列国评林》扉页识语上谈到的“古板”和“蒙蕾之板”,实际都是指余邵鱼《列国志传》祖板。接下来笔者较为细致地介绍了《列国志传》的版本的情况,对明代万历《列国志传》的两个主要刻本--万历丙午重刊本和万历乙卯本的各自目录和正文标题作了较为详细的比勘,并将两种主要版本各自卷前目录和正文则目不一致的情况作了初步的梳理和分类,从此角度论证了明代万历年间的这两种《列国志传》刻本大致属于同一版本系统。 第二章为《列国志传》创作论。具体分析余邵鱼创作《列国志传》的编撰背景、指导思想、编创模式及虚构艺术。本文将《列国志传》的创作放在十六世纪中后期“熊大木模式”小说兴衰背景中,详细考察了它在明代中后期勃兴及衰亡的全过程。另一方面,通俗历史演义小说《三国志演义》的广泛传播对《列国志传》创作也有某些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列国志传》创作思想方面,笔者结合小说自身实际,用大量的实例辩证分析了余邵鱼历史演义小说创作的通俗观、实录观及其教化观,揭示其中不乏某些可取之处,但更显示了作者创作思想中深层次的矛盾。然后本文将视角投向了余邵鱼《列国志传》的编创方式,归纳出三个方面的特点,即以大事编年体为主,人物纪传体为辅的结构模式;以材料简单连缀为主,材料局部改编为辅的素材处理模式;以抄袭仿写为主,艺术独创为辅的艺术构思模式。说明了对于作坊主兼小说家的余邵鱼和余象斗,《列国志传》的编撰以及《按鉴演义全像列国评林》出版的最初动机并非仅仅是寄托心志,而主要在于追求商业利润。在艺术方面,重点分析了《列国志传》的虚构艺术,并从喜剧性情节这个特殊的视角简要分析了《列国志传》对《三国志演义》的抄袭仿写及其某些独创之处。 第三章为《列国志传》批评论。分析明代万历丙午重刊本(简称“评林本”)和万历乙卯本(简称“陈批本”)这两种明代《列国志传》的主要刊本的批评情况,这两个刊本各有自己的特色,在中国早期小说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就评林本而言,本文依次阐述了“评林体”的特点、来源,对其批评内容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分类。从思想上看,评林本展示了批者当时难能可贵的质疑精神和博大的人文关怀,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余邵鱼《列国志传》小说自身所演绎的正统的封建伦理观,体现了某些反封建的思想意识和对济国安民的理想探求。当然“评林本”批评也存在某些缺陷,主要是:批者文史知识显得比较缺乏,不太善于全面评价小说人物,缺乏小说表现技巧、文艺理论等的深层次的思考和探究,主要偏重于正文注释,小说人物情节的评析则明显侧重于伦理说教;《新镌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刊本一方面将《按鉴演义全像列国评林》大量注释性的批语移做正文内注,另一方面,除吸收了当时普遍采用的评点技巧外,批评的内容和形式较之《按鉴演义全像列国评林》显得更加丰富,呈现出文人小说批评的某些特征。接着,本文从《列国志传》小说自身的创作思想和《三国志演义》两个方面探讨了它们在批评方面对评林本和陈批本的影响。 第四章笔者分析了《列国志传》之后的列国系统的历史演义小说创作的大致情况,指出《列国志传》在列国系统历史演义小说生成中所起的肇始之功。在《列国志传》对后世列国小说的影响方面,笔者重点以冯梦龙《新列国志》等小说为例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结语余邵鱼作为《列国志传》的编创者,余邵鱼、余象斗、陈继儒、朱篁等作为明代《列国志传》的批评者,他们共同促进了《列国志传》在明代的传播。此外,作为一部列国系统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笔者还对《列国志传》创作与批评的总体概貌作了简要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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